朱五四一家佃种地主数十亩田地，辛勤耕作，可大部分收成却要交给地主。荒年歉产，地主并不减租；丰年多收，地主却要加租，往往辛苦一年，所得尚不足以糊口。正限于此，朱五四屡次率家搬迁，在一个地方往往连十年都住不满。早年的朱元璋目睹一家的辛酸和地主的贪酷，自幼便对有钱人极为反感。
朱元璋为刘德放牛，也仅仅是为了有碗饭吃而已。当时淮河流域大旱，年景歉收，辛苦耕作一年所得，缴罢租子便所剩无几，朱家只得“取草之可茹者杂米以炊”。十三四的少年正是饕餮的时候，几碗野菜羹哪里吃得饱肚子。朱元璋饿着肚子放牛，每每至太阳西斜方才回村，刘德还经常嫌牲口喂得不好，对他呵斥责骂。这种种现实使朱元璋从小仇视地主，并认识到地主阶级的贪婪是民不聊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日后他虽然转化为地主阶级利益的保护者和最高代表，但仍然能够为了缓解社会矛盾而对地主提出警告：“朕为尔主，立法定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贫者得以全其生。尔等当循分守法，能守法则能保身矣。毋凌弱，毋吞贫，毋虐小，毋欺老。”并明令限制和打击那些“欺凌小民，武断乡曲”的豪强地主。
幼年时的缺衣少食，饥一顿饱一顿，还不算最苦，更苦的是他小小年纪就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至正四年（1344年）春天，一场特大旱灾降临扛江，一连数月一滴雨也没下，江淮百姓肩挑手提，汲水灌田，掏空了河沟，也是无济于事，禾苗枯黄，田野龟裂，老天却仍赤日炎炎，不见云影。
困极无奈的老百姓敲锣打鼓，三牲祭祀，焚香礼拜，向天祈雨，谁知雨未曾祈来，倒祈来漫天蝗虫。这真是雪霜相加，祸不单行。百姓们进田捕蝗，捕了一只，来了千百只，哪里捕得完。官府出面号召捕蝗，兵丁隶役捕蝗应个景，走走过场，蝗未捕完反伸手向老百姓要“孝敬”。天灾人祸，接着又是病疫横行，人命贱如草芥，顷刻之间就命赴黄泉，无数白发人送黑发人，无数新坟依着旧坟，百姓们只得纷纷逃往他乡，昔日热闹的太平乡一时间萧条冷落，鸡犬不闻，这就是朱元璋少年时期亲历的情景。
朱元璋深刻体验了祸不单行的情景。父亲朱五四时年六十四岁，头一个染上瘟疫，于四月初六去世；接着，朱家老大重四卧床不起，于初九日相继而去，朱重四的大儿子也跟着夭折于母怀；到了二十二日，朱母陈氏病故。一家九口，半月之间死了四人，只剩下二哥重六、大嫂王氏和大哥儿子朱文正、女儿共五口人。朱元璋兄弟想向地主刘德讨一块巴掌大地皮葬亲，刘德见朱家只剩下寡嫂弱弟、小儿幼女，恐怕是撑不起门户了，加上平日里对刁钻泼辣的朱元璋并不喜欢，因而一口回绝。倒是刘德的兄长刘继祖仁慈，对朱家遭遇深表同情，便给了兄弟二人一块葬亲坟地。
由于穷到极处，安葬亲人时不仅没有棺椁装殓，连口缸也买不起，草席一裹就草草掩埋。后来朱元璋称帝，屡思要给父母改葬，又怕坏了坟地的风水灵气，只得原封不动，建起一座皇陵，将坟地保护起来。少年时的苦难当然刻骨铭心，在御制的《大明皇陵之碑》中，朱元璋语意悲凉地说：“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意思是连棺椁也买不起，破衣烂衫地卷着草席埋葬了父母，哪里还能用美酒佳肴来祭奠呢。
朱元璋本有三兄二姐，大姐在他出生之前已经嫁给了太平乡段家庄的王七一，二人婚后虽然年龄并不大，但相继而亡。二姐嫁给李贞，生下一子后撒手人寰，李贞带着儿子保儿逃荒外地，当时下落不明，后朱元璋在濠州时，父子二人前来投靠。三哥朱重七，因家里无力为他娶亲，到别人家去做了上门女婿，在瘟疫之前就由于灾荒不断，病饿交加，与妻携亡。二哥朱重六本已娶亲，生有一子，也在至正四年之前由于灾荒，妻儿俱丧。
及至葬罢亲人，大嫂带着一双儿女回了娘家，剩下兄弟二人无处投奔，挨到九月，眼看没活路，决定分道出去逃荒。弟兄二人临别时惨恻无言，抱头痛哭。朱元璋后来在《皇陵碑》中写道：“既葬之后，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计不张，孟嫂携幼，东归故乡。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予亦何有，心惊若狂。乃与兄计，如何是常。兄云此去，各度凶荒。兄为我哭，我为兄伤。皇天白日，泣断心肠。兄弟异路，哀动遥苍。”兄弟二人分手竟成永诀，二哥一去不归，不久即死于流浪途中。
走投无路，十七岁出家当和尚
此时在家乡，只剩朱元璋一人，年方十七岁，尚未成年，无计谋生，只得去当和尚。因朱元璋出生时体弱，朱五四曾祈福于佛寺，许将他舍予佛寺出家，一方面减了张吃饭的嘴，另一方面也希望神佛保佑，这孩子能平安长成。当时母亲陈氏舍不得，极力反对，于是朱五四便只将他在佛寺寄名。不想十七年后，成为孤儿的朱元璋仍然做了和尚。
孤庄村西南山坡上的皇觉寺，就是当年朱五四为朱元璋寄名之处。朱元璋在走投无路之际，便进皇觉寺拜在长老高彬法师座下为徒。高彬收下朱元璋，让他做了小行童。行童即寺院中的粗使童仆，每日打扫佛堂、上香点烛、鸣钟击鼓、侍候长老的起居并承担各种杂役。皇觉寺是个大佛寺，寺中佛堂僧众极多，因此朱元璋的活计也就相当繁重。法师高彬是个有家室，脚踏僧俗两界之人，所以留下朱元璋，就是为了有一个役使之人，经常支使他做这做那。众师兄也欺他新来乍到，指派他干各种粗活。朱元璋每天扫过佛堂，侍候过高彬，还要侍候众师兄，师父师兄们也并未认真教他什么佛经，只不过把他看作奴仆罢了。有几次朱元璋因日里操劳，睡过了头，误了撞钟上香，还被罚至佛前长跪。为了有个安身之地，混口饭吃，他也只得忍气吞声，不作怨言。
对于有超常才智情怀的人，经过一番刻苦磨炼，更会奋发有为。朱元璋自幼贫苦，遭遇家破人亡的惨祸，寄身寺院，又受尽欺凌，若是意志薄弱，早已变成一个愚昧的老实和尚。可他仍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足见意志之坚强和心理承受能力之大。日后他平定天下的过程也是颇多波折，并非一帆风顺，可他坚持战斗近二十年，终于在四十一岁时做了皇帝，这种坚强的意志，无疑是他克服困难达到目标的力量之源。
不久又出现了更为难堪的情况。由于连年来旱情不减，日益严重，主要靠出租土地收取地租和接受布施的皇觉寺，最终储备告罄——佃农逃荒相继，寺中经济来源减少，坐吃山空，已无力担负僧众的生活。寺中主持德祝法师无法可想，只得以“岁歉不足给众食”为由遣散僧众，让他们去各自谋生。朱元璋亦在被遣之列，无家可归，只得带了木鱼瓦钵，袈裟芒鞋，浪迹江湖随缘募化去了。对于朱元璋来说，这更是一种新的体验，为了活命，他先向南走到庐州（今合肥），再往西走到固始、信阳，又往北走到汝州（今河南临汝），往东折向陈州（今河南淮阳），经鹿邑、亳州，南下颖州（今安徽阜阳），一路乞讨，转了一大圈子。
此次游方募化，他一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白天里走村串户化几文钱、一钵饭，夜里投宿古寺或农家歇脚。遇到荒无人烟的地方，便以野果充饥，找山洞歇脚。深秋中的一天，朱元璋已两日无食，路过一个叫剩柴村的地方时，腹中饥饿难忍，四处只见荒村断壁，找不到人家化缘。来至一个废园，见园东北角有棵柿树，居然尚存几枚霜柿，朱元璋摘而食之，由于爬树，他喘息良久，怅然慢行而去。及至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南渡长江，攻取金陵时又路过剩柴村，却见废园依旧，柿树仍在，便脱下红袍披在树上，指树道：“封尔为凌霸侯。”
回忆这一时期的生活，朱元璋曾道：“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日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依，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穷崖崖息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倘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木止，心滚滚乎沸扬。”以凄凉语调记录这段萍踪浪迹、尴尬无奈的生活，他的心情自然不会静如止水，“沸扬”二字足可说明一切。
几年流浪，朱元璋受尽白眼，阅尽炎凉世态，但同时也掌握了适应各种环境，以应付大千世界，在逆境中求生存的能力。譬如他游历中经常脱掉袈裟，为人干些粗活，挣些衣食，同时又广交江湖朋友，得到了丰富的处世经验，自然也沾染上一些江湖习气。
从至正四年到至正七年的三年时光中，一个名叫朱重八的小和尚在乞讨中成长为一名二十岁的青年，他的足迹几乎遍及河南南部和安徽西部。经此游历，熟悉了这些地方的人情地理，见识了这些地方的山川，开阔了心胸和视野。在流浪期间，他始终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和贫苦的农民广泛接触，更加深刻地了解民生疾苦。尤为重要的是，朱元璋从这些农民口中，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当时盛行于江淮各地的白莲教教义和反元思潮的熏陶。几年来的流浪生活，同时也铸就了朱元璋坚强果决而又猜忌残忍的性格，健全了他的体魄。至正八年，朱元璋返回皇觉寺，此时他身心成熟、机智圆融，年二十一岁。
2.参加义军，投入反元洪流
把握天下大势，顺潮流而动，这是每个成功者之所以成功的秘诀。明太祖朱元璋正是这些成功者中的一个典型。按常理，作为一个出家人应把世事战争置之度外。但朱元璋的出家其本心是“就食”而非信佛，所以，他不仅借云游之机了解社会情况，广泛结交朋友，而且一旦天下有变，他便乘机而动，抓住机遇，投军从戎，自谋发展去了。正所谓蛰居深潭非久计，总有一朝腾云飞。
元末全国农民大起义
结束流浪生涯，朱元璋回到皇觉寺，正式成为一名僧人，开始学习诵经、打坐、化布施、作道场等佛家知识，同时读书识字。这几年的学习生活使朱元璋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常言道“腹有诗书气自华”，经过生活的一番磨砺，又学到了文化知识，使他的思想更趋于细腻，心思更趋于深沉，气质也更趋于成熟。如果生于太平盛世，他可能便如此青灯古佛终其一生，可正因为他有了过人的资质，当轰轰烈烈的元末红巾军大起义爆发时，朱元璋便如鹏乘风、龙临渊，自然不甘寂寞，毅然决然投入起义的洪流，这可以说是英雄的必然抉择。
当时的元朝政治非常黑暗，中华文明到了这个朝代出现了大倒退。早年元朝建立后，蒙古贵族为了巩固特权地位和特权利益，曾在全国范围内疯狂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他们把全国民众按种族划分为四个等级，蒙古人为第一等；色目人为第二等，所谓的色目人是一个集合概念，包括西域各族人民如回回、西夏、畏兀儿、哈喇鲁、康里、钦察、阿速、阿尔浑等各族人，也包括欧洲人；汉人为第三等，这里的汉人除指淮河以北原金国统治的汉族人民外，还包括较早被征服的四川、云南各族人民以及契丹、高丽、女真、渤海人等；南人为第四等，即原南宋统治下的各族人民。这四等人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权利各不相同，蒙古人高高在上，色目人因被征服较早，便被利用来作为统治和镇压各族人民的工具，汉人和南人则无甚不同，地位低下，备受歧视，被称为“蛮子”或“汉儿”。
在这种黑暗统治下，为了防止和镇压汉人、南人的反抗，元朝政府向各地派驻大量军队镇守，并先后多次下令收缴民间武器，禁止汉人、南人养马，禁止汉人、南人习武、打猎。为防止暴乱，连迎神赛会、划龙舟、立市买卖亦在禁止之列。更离谱的是，连汉人、南人夜间燃灯举火也明令予禁。
反元起义始发于白莲教的兴起和传播。当时因黄河泛滥，元顺帝批准右丞相、蒙古人脱脱奏请，任贾鲁为工部尚书，调集民工及戍卒十七万人，挖掘黄河淤泥，疏通河道。由于工程浩大，民工们所承担的任务繁重，伙食钱又少，还常受到监工鞭打，因而怨声载道。白莲教领袖韩山童便乘机暗中凿好一个石人，命门徒埋在河道上，并事先编了“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童谣，令门徒传唱。计划以“复宋”为口号，到河工挖出石人以后，便公开宣布起义。可惜事机不密，走漏风声，突然遭到当地官府搜捕。韩山童被捕遇害，助手刘福通突围逃出，于五月初三率部众杀了个回马枪，攻占颍州，元末农民武装大起义终于爆发。由于刘福通军头裹红巾，身穿红衣，用红色军旗，故被百姓称为红巾军；又由于红巾军多是白莲教徒，焚香礼佛，又被称为香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