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头脑好，却毫无创意，一事无成，这种人比比皆是。相反的，某些人脑筋不见得多好，却能不断地创造出令人激赏的杰作。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一个人的热忱。这种人比聪明人更能提出中肯的构想。聪明加上热忱，更是如虎添翼。释迦牟尼就是这样的人物。假若他只有聪明的头脑，恐怕只会陪伴着王妃和王子，在城里过着安稳的日子，偶尔探讨真理罢了。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他担忧当时混乱的世态，对自然界的法则抱着疑问，为了探求宇宙的奥秘和人类的真相，他毅然决然地离开城堡，过着修道者的生活，最后终于悟出博大精深的教义。除了聪明之外，他还具有无与伦比的热忱，抛开是非观念，下定决心完成这项任务。就因为他是一个果断而热忱的人，所以能够创造出影响人类巨大深广的伟大宗教。
怀抱着彻底治愈疾病以及拯救病患者的热忱的医生，和只了解病理的聪明医生，相较之下，两者真有天壤之别。因为前者看过无数病患，马上即可了解病因，但是他绝不会按照一般的状况，以治愈疾病为满足。相反的，他会细心地研讨，确定初珍是否正确，并且为每一位患者研究出最佳的治疗法。
类似的经验，许多人都有。热心地工作，不假于外力，新方法和构想常会不可思议地浮现在眼前。工作也是同样的道理，虽然目前处理工作的方式非常新颖，可是这并非极限，因为还有更多尚待开发的领域。在开发之初，我们必定会面临困境，受到各种恶劣情势的阻挠，可是往往就在此时，我们能够突破瓶颈，发现所要找寻的东西。
处在顺境时，由于前面是一条平坦的大道，因此会怠惰了思考能力，限制了潜力的发挥，而无法获得任何成就。而当面对要解决的各种困难，虽然非常艰辛，可却是一个提高彼此能力以及使全体成长的绝佳机会。贯注热忱，必定能开拓新的道路，做出超乎常理的事情。生活在这种具有人生价值的时代，是非常有意义的。无论才能知识多么卓越，如果缺乏热情，则无异纸上画饼充饥，无补于事。反之，如果知识才能稍有欠缺，只要有蓬勃的热忱或坚决之意志，即会从中产生许多善果。即使个人没有具体的呈现，他人见到此人热忱如斯，也会由衷地给予一些有形或无形的协助。这种情势，足以弥补个人所欠缺的才能和知识，使工作得以顺利地进行、完成。
松下认为，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但人生却是无限的人。人作为人类是普遍的、无限的，作为个体是个别的、有限的，即有生有死的。经过对人生过程的研究之后，松下看到对这种对立不能作简单的、浮面的理解。不能认为个人有死，个人就是有限而没有无限，个人就是个性而没有共性。应当看到类与个体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类是由个体的集合构成的，没有个体就没有类，而个体也体现着类，没有类也不成其类的个体。一切事物都有产生、发展和灭亡，人类也一样，有生有灭，因为它包含有矛盾：它自己既是类，是普遍的存在，但它又只能作为个体而直接存在着。它通过个体而直接存在，也通过个体的死亡而实现自己的发展史。
这就是说，个体的死与类的死，具有不同的形式，前者是直接的，后者是间接的。类的无限性不是没有死，而是相对于个体的有限性而言的，是同类的新个体代替旧个体的悠久持续的序列。类与其个体是互补而存在的。人类相对于永恒的宇宙而言，也是有限的存在，是无限物质世界发展的一个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有限性中也包含着永恒宇宙的无限性。
这个有限与无限的关系，正是思想家们思考生死和不朽的根据。大体说来，儒家注重个体的有限性，佛家注重类的普遍性，道家注重宇宙自然的无限性。儒家注重个体的有限性，所以注重现世的人生，强调在有限的人生中创造不朽的功绩，体现出个体死的意义。佛家注重类的普遍性，所以注重在理想的众生佛性的发扬中，实现人的永生，摆脱个体的死的有限性。道家注重宇宙自然的无限性，所以主张回归自然，使人与自然形体合一。对于回归自然来说，个体和类的互补都是无所谓的。这就是道家所谓不要从过去和未来划出现在，不要从无限中划出有限的奥妙所在。
儒、佛、道三种生死观，各有各的道理和可取之处，但从根本上说来，儒家的思考更富有现实性和实践价值。不能离开个体追求类的普遍性和无限性。真正的而不是幻想的无限性、就存在于每一有限的个体之中，具有有限的存在。而每一个有限的个体也都体现着类的普遍性和无限性。按照现代科学的理解，无限概念意味着无限大的东西在其定域因素中、在无限小的甚至在无广延的点中的存在。个体就是类的普遍性和无限性的定域因素。这种互补关系不仅体现着个体对类的依赖性，而且也体现着类对个体的依赖性、无限对有限的依赖性。
黑格尔曾把有限与无限的辩证思考运用于人的生死和不朽问题。他认为，同类的全新个体代替死去的个体所呈现的类的不朽，是简单的、无终结的序列，是恶的无限。它之所以是恶，就在于它是简单的循环，就像动物的生命，其类的过程就是它的生命力的顶点，而个体则不能达到自觉自主的存在，只是屈服于族类。而虽然有了个体相继的序列，但仍然没有超出个体生命的直接性的、感性的存在。在黑格尔看来，这不是不朽的生，而是不死之死。人类如果不能超出于盲目服从必然性的阶段，也只能是处于这种恶的无限，或者处于超越恶无限的过程中。因此，要促进这个超越恶果无限的过程，就必须逐步使直接的个体胜过类，提高个体的生的无限性，提高个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个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是在认识和驾驭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规律的基础上，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历史过程。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提高个体的生的无限性。个体所体现的无限性，不只是通过时间、空间形成体现的实体性。这种实体性还不等于个体的无限性。从时间上说，如果个体是没有主动精神的、无所作为的个人，即使他在时间上延续百年，再通过新的个体继续延续下去，也还不等于人生的无限性，因为各个个体是被动的生存，没有联系起来的力量。从空间上说，个体的空间存在只是外在形式，无数个体的空间组合，并不等于生的无限序列。有限与有限相加还等于有限。如果个体是没有主体性和创造性的个人，那么个体的组合就永远不能形成超过个体的整体力量。这就是说，个体只有作为独立的主体，超脱出有限的外部条件的束缚，充分发挥精神的创造力，发挥意志的创造力，使这种精神、意志的创造力客体化，永久化，才能真正体现个体的无限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个体的无限性是通过理想目的及其实现出来的。这就是个性中的共性。只有当一个人沉浸于对真理的思考，热心于对德行的践履，愉快地进行审美体验时，他才能意识到个性体现共性的无限性。在这里，个性就是作为普遍的个性存在，作为无限性的有限存在，普遍性和无限性就存在于个性之中。这就是个体的不朽性的根据。
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到，无限性并不在遥远的天边，不朽性也不在死后的未来，它们就在个体生命的现在，就在人生的实践过程中。意识到这一点，正是人的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当人类还处在未开化阶段时，由于不了解死的意义，也不了解生的无限性的价值。但在自我意识增强以后，死具有了重大意义，因而对生的无限性和不朽的意识也日益增强。对死和不朽的不自觉，反映着人类对生的不自觉，即主体意识的不成熟。个人也是这样。当一个人还没有自觉到作为人的普遍性、无限性时，他还只是一个自然或一个动物。所不同的是动物不自觉其自然存在，不是把自我作为目的而存在，自然人则是自觉地把自我作为目的存在的。在有限的个体中，他追求自己的目的，根据自己的欲求决定自己的行为。他只知道他自己，只满足自己的特殊欲求，而与群体、共体相脱离。这样，他就仅仅把自己局限在有限性中，而丧失了与普遍性的联系。他的生命的结束，也就是他的一切的结束。不言而喻，只要一个人停留在这种不觉醒的阶段，他就只能是行为的普遍原则的奴隶，就没有跳出有限的束缚追求无限的自由。松下指出，生命是与世界的一定的关系。人生的过程就是建立与世界的关系的过程，体现这种关系的就是人生所成就的事业。真正的伟人、杰出的英雄，创造了伟大的业绩，同世界和人类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着广泛的影响。因此，即使他们死去，他们所受的损失也只是轻微的、暂时的，因为他们留下了伟大的业绩，密切的联系，广泛的影响。这种对世界的联系，将永远发生作用，而且要比他本人在世所起的作用还大。
普通人相反，首先把看得见的肉体要求当作生命的目的，被强烈的感觉欲望所蒙蔽，对理性所指示的同世界联系的目标不能理解。他们对献身于看不见的、理性的目的不能忍受，甚至惧怕、反感。他们不知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一生的活动都努力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努力获得个人的欢乐、幸福，逃避不幸和死亡，最后结果却使他的人生同他的寿命一起结束。因为他的生命只为小我，只同偏私的、易逝的事物联系起来，像动物一样同世界和人类没有建立联系，所以也只能像动物一样死去，而没有留下什么影响。这正是人生的不理智。人生的辩证法正是：看得见的、感受得着的享受转瞬即逝，而看不见的、理性所能达到的仁德和功绩，则能永世长存。
中国传统哲学离开宗教较远，对神灵佛仙也并不重视。但是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很重视人生的不朽。当然，也可以说是人死后的不朽，但中国儒家人生哲学对于不朽，正是注重生的不朽。自孔夫子的思想开始，就是抱着不知生，焉知死的观念，是从生来理解死和对待不朽的。
中国传统的人生不朽思想，最典型的表述就是三不朽说。《左传》记载：鲁大夫叔孙豹回答范宣子问什么是不朽时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并指出，世不绝祀之世禄，只是保姓爱氏，以守宗谱，并不是不朽。意思是，对一个人来说，人生的不朽不是显赫的家世，高官厚禄，而是以高尚的品德为后人所效法，能为国家和人民立下功劳，建立功业；能在思想上留下可遵循之言，在理论上有所贡献。
一般说来，思想、品德，可以说是一个人的内在精神方面，功业则是人生的外在方面。两个方面统一起来，就是儒家所一惯倡导的内圣外功的境界。人生贵在内心的纯朴、高尚，同时要表现为行动的功业建树。所以，内圣外功是人生不朽的精华所在。
中国传统的不朽观，与现代科学的不朽观基本上是一致的。现代科学所说的不朽，不是什么灵魂不死，或灵魂转世，而是指存在的不朽，包括物的不朽和人生的不朽。物的不朽是指静力学意义上的物体静止，人生的不朽则是动力学意义上的活生生的有思想的人的不朽。这种不朽既表现为人们内心的精神、品德，也表现为它们的客体化的实践结果。它首先是通过人们之间的思想、感情的亲近和继承性实现的。由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人的精神能够在保持智慧、经验的主要内容上，转移到别人的意识中，扩展到普遍的共同意识中，成为人类经验和智慧的积淀。
人的精神继承性的根本意义，就在于人类的行为、劳动和生活的客体化。所谓客体化，不是人的关系变成物的关系，而是人的思想和意志转化为外部世界的变化，即通过劳动创造世界。不仅是个人的劳动，而且社会的生产实践，共同使人的思想和意志客体化。实践是实现人们之间思想和感情交流、继承的基础。在这种社会实践中，每个人都是在别人的生命中存在着，继续着，因而成为人生不朽的因素。
一个人如果只把自己同自己联系起来，他就失去了同世界的联系，只剩下个人的小天地，他的死就会像一个小动物一样，轻轻地在世上消失，在人们心目中也不会留下纪念。一个人如果只把自己同财产、荣誉、权力联系起来，就会造成一颗紧缩的心，一旦失去这些东西，就会像失去我一样，失魂落魄，痛不欲生。他一旦离世，这一切都将同他分离。
这样的人，把自己人生的目标、范围划得太低、太小，因而不能同世界相联系，通过自己为他人、为社会的劳动和贡献，留下不朽的印迹。如果能打破这种狭隘的自私目的和生活的小天地，就会在可能的条件下，经过自己的努力，作出对他人、对社会有益的贡献，从而在同世界的联系上留下自己的业绩。
所以，人生的不朽问题，根本上说不在死后，而在生前的立德、立功、立言。人生的不朽也不在于有死无死——因为人是必死的，而在于是否及身而暂，是否人死如灯灭，如虫亡。死是另一个层次的生命。这句话如果不为宗教意识所模糊，还是提高人生信念的深刻哲理。如果一个人的死，不是简单地表现为肉体的死亡，而是指人的伟大精神、贡献的客体化和历史作用，那么这正是死而不亡、虽死犹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