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历三年，1043年的九月三日，宋仁宗把朝廷里的两府大臣，以及知杂御史以上的官员都召进皇宫，一直把他们带到了天章阁。天章阁，这座以前用来安放皇家御制文集，以及追忆本朝故去皇帝的宫殿，从此在历史上声名显赫，意义非凡。
那一天，登阁的人除了四人年龄稍大之外，都非常年轻。四位老人，是晏殊52岁，范仲淹54岁；章得象、杜衍，各65岁。他们是两府的首脑。其余的三司使王尧臣40岁，富弼39岁，欧阳修、王素36岁，韩琦35岁，王拱辰、蔡襄31岁，都是年富力强、心系天下的年纪。尤其是韩琦和富弼，他们与异族在不同的战场上肉搏厮杀，堪称青年才俊，国之栋梁。
登阁之后，先由皇帝率领着参拜了太祖、太宗、真宗三位皇帝的御像，然后来到书桌前，上面已经准备好了笔墨纸砚：大家对国家的现状都有所了解，现在就把你们看到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都写出来，以振兴国家！
因为国家快完蛋了。
近10年来，宋朝外有西夏，内生叛乱，老天爷也趁火打劫，半年多不下一滴雨，直到近六月时的一个夜晚，天空中终于传来了隐隐的雷声。
仁宗当时已经睡了，空阔皇宫里的他突然爬了起来，来不及穿鞋，赤脚跑到宫殿外面。他向茫茫的夜色跪倒，对苍天叩拜100次。雨，终于下了，瓢泼大雨倾盆而下，仁宗就在雨中伫立。这时，皇宫里所有的人都走了出来，陪着他一直站到大雨停了，才慢慢走回宫里。
旱情终于缓解了一点，这一年的收成似乎还可以盼望。但这只是冰山一角，根本没法高兴。宋朝的钱、粮，这里专指皇帝可以动用的政府钱粮，在赵光义耗尽赵匡胤毕生所积，赵恒自力更生又自生自灭，经刘娥稍微恢复，被李元昊、耶律宗真轮番消耗打劫之后，又所剩无几。维持基本运转，只能依靠皇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内库了！
如此局面下，历史迎来了上面这一经典时刻。
那一天，范仲淹、韩琦、富弼、王尧臣等人心潮澎湃，或在当天，或在回家深思之后，都写出了自己的见解。历史中，根据各自的名声，以及后来在改革中起到的作用，把范仲淹的意见列在首位。他写了《答手诏条陈十事》，把问题所在以及改革的办法，具体细化在10个方面：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这10个方面、30个字，看着很枯燥，但稍微想一下，就会不寒而栗。这样想——一个国家，难道可以赏罚不明、胡乱恩典，拿官职当赏钱，科考乱七八糟，随便谁都可以当上司吗？不种田、不织布、乱派徭役，外加没有信用、毫无纪律吗？！
这还是一个国家吗？
这时的宋朝就是这个样子。我们逐条细分一下，真正明白范仲淹讲的是些什么事。
第一，“明黜陟”。这条讲的是改变宋朝当时做官最重要的升迁制度，即“磨勘”。
宋朝的官员，只要不犯错，文官每三年一次，武官每五年一次，把政绩呈交京城考课院审查，就可以官升一级。
毛病显而易见，考的不是谁有多优秀，而是谁犯了什么错误。如果想升官，就别犯错。可做事难免会出错，于是就别去做好了……宋朝的官场就变成了佛教《金刚经》里的神妙境地——“使人坐荆棘丛中，动即被刺，不动即不刺，所以动不如静也”。
官员们都这么静，国家的事谁去办？
所以，范仲淹第一条就要改这个。从官员的办事精神上去革新，从奖惩条例上调动官员的工作积极性。具体的做法是：把太祖、太宗时期的保荐制度和真宗的磨勘结合起来，看一个官员的优劣，不仅要看他是否出错，更要看他的成绩。这个成绩就由上级部门，宰相、枢密们来确定。
同时规定，做官要分京、外两种。京官，经保荐的3年一次磨勘，自己申请的，要达到5年才准磨勘。这一规定针对的是富家子弟，这些人有门路，就是要压制他们。
还有就是完善惩罚条例，无能即是错，考课院以后会专门评定官员们的才能等级，凡是无能的……别怕，不是罢官，是另外安排。
第二，“抑侥幸”。
说侥幸，只这两个字，范仲淹就得罪人了。不仅是官员，还有皇帝。因为那本是皇帝的恩典，是从伟大慷慨的真宗皇帝赵恒开始的。
从他开始，宋朝官员们每年都热切地盼望着年关附近的南郊大礼，还有皇帝的生日。那两天，宋朝从两府大臣到各路的提点刑狱官以上，都可以向朝廷申请，请恩荫我的儿子侄子们吧——从此，这些官崽们就正式当官了。
恩荫制度还有严格的等级观念在里边。比如翰林学士以上的官员们，每做一年，就可以恩荫一人。请想象年少中举、30岁以前就进入两制的高才生们，只升不降的官场生涯，做个20多年有什么难处？那就是有20多个不经科考就进官场的二世祖！
再凭着老关系往上爬，长此以往，宋朝的官场会是个什么样的呢？
所以要改。范仲淹提议，以后转运使和边防上的文官，到任满两年才可以提请恩荫；两府以及两制高官，每次大礼时只许申请恩荫一人，并且必须是亲生儿子，连侄子都不行，阁馆要职，也不许两府、两制高官的子弟们轻易进入，不仅要考，还要经过保荐才可以。
第三，“精贡举”。
范仲淹作为过来人，发现在文、武两途，宋朝现在人才都断档了。人才，来自科考；科考，取决于考题。而考题，就决定了人才平时都学什么。
全国各路，无数的学子们都还在背诵四书五经，学作诗词歌赋。这样的“人才”对治理国家，都能说得头头是道，无非都是以仁治国、与民休息、勤政爱民之类的老生常谈，说白了，就是在背孔夫子孟夫子当年的语录。对于抵御新生的契丹，还有奸诈狡猾的党项，半点儿实用价值都没有。更别提怎样为国家创造财富，让民有钱、国有钱，大家都过好日子这样的终极大问题了。
要改，就得从底层教育模式上改。
不过，具体起来，就采取了模糊观念。“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先取策论次考诗赋，少一些虚夸词饰之臣”。这让人看着迷糊，这是方针而不是细节，具体怎样实施，根本找不到依据。
如果非要说细节，倒真是有一个，堪称魄力非凡。
把弥封卷制度删除，以后的考卷都要露出考生的实名。理由嘛，是看不见名字，就失去了乡里举荐选才的本意了，以后谁还会为朝廷选才，怎样鼓励民生士气呢？
至于作弊，你们考官是干什么的？监察院、开封府是干什么的？只要仔细查，狠处理，就一定能刹住歪风邪气！
为了节省篇幅，更为了清晰内涵，下面的七项新政，分为两大类：“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六项为一类，余下的一项自成一体。“修武备”，把它放到最后再说。
那六项之所以能归纳到一类里，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点——择人，选什么人来当官。这件事在中国古代，不仅是宋朝的梦魇，一直到封建社会的晚期——清朝时，都是无解的毒咒。它的官方说法就叫作“吏治”，就是怎样来治理官吏。
这一条基本无解，因为人这种动物天生的本能就是追求生活的完美。而完美的生活，怎能抛开物质的享受呢？不必讳言，就算社会发展到了今天，这也是每时每刻都要注意的地方。在宋朝仁宗年间，它就将具体工作表现在了这六项里。
“择长官”——选出合格的官员。范仲淹的办法是以人治人，从上至下，由两府宰执来选荐转运使、提点刑狱使等路级干部10人，大州的知州10人；两制官，即由翰林学士、知制诰来选一般州郡的知州10人，以此类推，层层推荐，环环相扣，直到官职最小的知县。
这样利害相关，选出来的人应该能靠点谱了吧。
“均公田”——为了让官员清廉，给他们田产。但是也会产生问题，田地有好有坏，你给谁好的？官员的田紧挨着老百姓的田，侵占了几亩、几顷、几十顷的，也很正常吧？于是纠纷出现，官员跟百姓打，官员跟官员打，天圣年间刘娥愤怒了一下，公田就取消了。
范仲淹建议恢复，怎样消除不公呢？参考上一条，吏治好了，大家才会好。
“厚农桑、减徭役”两条，顾名思义是农民的事，可官府的责任更大。要让农民专心种田，国家要有奖励，更要少折腾，给农民干活的时间。
最后的两条“覃恩信、重命令”很让人无语。人无信，不知其可也，这是做人最起码的准则。一个国家呢？居然早上说一套，晚上做一套，根本就是朝令夕改，而且毫无处罚，这不是国家的法令，是孩子们在玩过家家！
怎么办？一个字，罚！见了血的猴子才知道恐惧，才能认真干活。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综上所述，问题很严重，解决的办法很简单。范仲淹的方案，说白了就是“责任制和处罚制”。用举荐制度把官员层层捆绑着，再设立一些以前没有的处罚制度，让官员们稍微懂点事。
如此而已，管不管用，有没有比原来的制度更不妥的地方，要从以后的实践中才能看出。这时能肯定的就是，处罚不是力度够不够重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力度的问题。
连处罚的具体条款都没有，犯事的人怎么会害怕啊？！
现在来说“修武备”。这一条，按说范仲淹是最有发言权，而且肯定言之有物的问题，因为他刚刚从战场归来。宋朝的边防问题严重到不能再严重了，辽国不说，党项人已经变成了西夏人，开始与宋朝分庭抗礼了。这在太祖朝、太宗朝，甚至真宗朝都是难以想象，绝不可能发生的灾难！
该怎样解决？
先要分析问题出在哪儿。范仲淹从实战出发，归纳出两点：第一，禁军都挤在京城里，有事才派往边疆。这在应急速度上就丧失了宝贵的时间；第二，在京城养兵、派兵，那么边疆始终就没有足够的粮饷。不论是抵抗，还是杀进敌方腹地，都得千里运粮。这一点，其实就是幽燕之战、雍熙北伐、五路征党项等外战失利的根本原因。所以要改。
怎样改？
范仲淹建议在京师附近招募5万名民兵，派往边疆常驻。每年三季种田，一季练兵，自给自足。这样一举数得，把前面的问题都解决了。
这个办法好不好？看着仍旧简单，似乎还是范仲淹一拍脑袋的想法。但这一条自公布时起，就让宋朝朝野大哗，一片震惊。所有人一致认定，如果真的这么办了，宋朝就会国将不国，很快就会天下大乱。
因为他改变的是宋朝安全设施方面的最基本国策——“募兵制”。这个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在灾年，农民们没法生活时，政府出面把灾民们收编成军人。给他们粮吃，让他们为国家出力，同时也就不会造反了。当年赵匡胤得意地说，这样做，“在造反时，有乱兵而无乱民；在灾年时，有乱民而无乱兵”。他的天下，怎样折腾都出不了大事。
而范仲淹的办法，却是唐朝的“府兵制”。它让唐朝的军队拥有极强的战斗力，可危害性也是致命的。军人们有自己的收入，根本不用政府养，于是藩镇林立，大家都是土皇帝！
新政施行，第一条“择官长”。
范仲淹提议，让转运使和按察使合二为一，把下属各部门、各官吏的工作情况全面向中央汇报，这样看谁敢不服，敢不用心工作？
命令一下，人心振奋。最振奋的是当时开封城里最有名的大才子欧阳修。这时他升官了，是知谏院的院长，掌握了宋朝二分之一的弹劾权。而掌握这份权力的过程，就是他毕生引以为傲的业绩。
给宋朝官场洗澡。
吕夷简死后，他和蔡襄、余靖等君子们同心协力把吕夷简历年来安插进两府、两制、御史台、知谏院的同党们都赶下了台。20多年的污垢一下子洗白了，怎一个爽字了得！
结果，欧阳修爱干净就成了习性。庆历三年九月，仁宗皇帝开天章问策，十月“择官长”开始实行，十一月时他就接连上书两封：
一是弹劾两制官，也就是翰林学士和知制诰，说“今两制之中，奸邪者未能尽去”，还得继续清洗。
二是瞄准了由两制官推荐的御史台，掌管着宋朝另外二分之一弹劾权的同级部门，“近年台官，无一人可称者”。没有一个人是合格的，不是当时，而是很多年！
很多年之后，这两封奏章被认为是庆历年间最伟大的疯子欧阳修的开山之作，是他成为顶级君子，又同时把新政玩死的证据之一。
要真正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尤其重要的是，他怎么就敢这样做，需要回顾一下宋朝当时的政府组成班子。
宰相：章得象、晏殊；
枢密使：杜衍；
参知政事：贾昌朝、范仲淹；
枢密副使：韩琦、富弼；
权三司使：王尧臣。
在这份名单里，范仲淹、韩琦、富弼、王尧臣都是自己人；晏殊是富弼的老丈人；章得象认为新党很可爱，时刻都笑得跟朵花似的；杜衍，更不用说，此人以后倒霉都是因为与新党结盟。
外人只有贾昌朝一个。
这是好得空前的形势啊。在清洗了吕夷简的余党之后，加上清洗时表现积极的余靖、蔡襄等知谏院同僚，还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呢？对此，欧阳修强烈要求抓住形势，把新政里的第一条要旨“择人”上纲上线，达到一个完美的理想程度，即“进贤退不肖”。
把君子们都提上来，把小人们都赶下去，只有这样，宋朝才能焕然一新！
奏章送上去了，欧阳修坐等好消息。他坚信八人内阁必将全票通过他的提议，就算唯一的那一票贾昌朝会反对，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一个平级的范仲淹就足以压死他，更何况贾昌朝很可能会选择沉默，毕竟官场大忌就是枪打出头鸟。在这样的形势和实力对比下，除非贾昌朝疯了，不然铁定装死人。
哪怕这两封信骂的就是贾昌朝本人。
很不幸，这成了现实。稍微知道一些内情的人，都明白欧阳修弹劾的这两个部门具体到个人头上会砸到谁——一个是现任御史台长官王拱辰，一个就是前任御史台长官、现任参知政事贾昌朝，尤其是贾大人还负责着两制官员的日常工作。
对号入座，贾大人第一时间看到了这两封奏章。不用深思，欧阳大才子写得清楚明白，“近年台官”，你是前任首脑，说的就是你。
这时要介绍一下贾昌朝这个人。以他的出身和资历来说，欧阳修还真的没法把他放在眼里。此人出生在998年，真定获鹿（今河北石家庄鹿泉区）人，时年45岁，是一个中青年干部。出身比较矬，只是一个同进士。所谓同，真是让普天下读书人生不如死的一件羞耻事。
同，其实就是不同。科考中一甲为状元、榜眼、探花，这是最荣耀的；二甲大家一样，都是进士了，身份很正规；三甲就是赐“同”进士出身。您和进士很像，但……自己捉摸去吧。但凡有点自尊心的文人，绝不肯忍受这种污辱一样的恩惠。大不了我重考就是了！
但贾昌朝忍了，他的官场生涯起步超级低，是一个小县城的主簿，第二步才做到了知县。他后来之所以能飞黄腾达，是因为机缘巧合下做了崇政殿说书。这是给皇帝讲课的职务，他零距离地接触了仁宗赵祯。领导的印象分大于一切，他开始统领御史台，后进入中书省，成为顶级文官。这样的资历，你让欧阳修拿哪只眼睛能看得上呢？
典型的小人，出身卑贱，学识低微，不走正路，混得越高，危害越大。“退不肖”，贾昌朝就是当时天下最大的不肖，一定要把他搞倒！
就这样，欧阳修犯错了。一个没有出身的人能混到这一步，对官场的理解，对手段的使用，都不是正常思维、普通人所能了解的。贾昌朝的确人单势孤，在朝中没有发言权，可是他很幸运，他的老部下们都被欧阳修踢到了他这一边。
整个御史台，以及从御史台出来高升或者退休的人，都是他的盟友。这些人在搞事、在弹劾别人的时候，欧阳修还在风花雪月、吟诗作对呢。这就决定了此次斗争的主调。
欧阳修的武器只有道义和文字，可这些人能无孔不入地直达要害，从“君子”们立身扬名的最根本处挖出毛病来，他们很容易就让人身败名裂。
搞人是一种艺术，所谓指南打北、指桑骂槐、指鹿为马……反正就是让人摸不透。贾昌朝们出手，先没理会京城里气势汹汹的欧阳修，而是悄悄地派人潜入了陕西四路。
那里是战场，是新政各位君子的发祥地。砍掉这里的荣耀，就能击碎君子们高大形象的泡沫。具体的出手人选是御史台里的监察御史梁坚，这真是一位行家里手，他选中的目标和动手的部位，都是最准确、最尖锐的。
目标：滕宗谅；部位：钱。
滕宗谅是范仲淹的同年，两人一起考中进士，最初的工作地点也在一起，范仲淹的第一份业绩，修建捍海长堤时两人就在一起合作，可以说是真正的老朋友。上了西北战场，两人也一起为国出力。而问题也就出现在了这里。
和最近的这次定川寨之战有关，葛怀敏战败之后，泾原路彻底被打穿了，范仲淹不顾一切地只带了6000人马出战。平心而论，没人敢说他有必胜的把握，如果他再败了的话，宋朝就真的会一败涂地，再没底牌。幸运的是李元昊主动撤退了，他要的不是决战。
滕宗谅当时是泾州城的知州，战火烧到他的城下时，他比泾原路上的王沿还要惨，没有兵，只好征集了几千名农民穿上军装在城墙上站岗。这跟等死差不了多少，连他在内，泾州城里一片惊慌，全体发抖。
幸好来的是范仲淹。滕宗谅的“罪行”就在这里犯下。他大摆酒宴欢迎老朋友，款待增援的部队，还到寺院里为定川寨之战中阵亡的将士们做法事。一系列举动完成之后，宋史官方也承认，当地居民的恐慌情绪大大缓解了。
我军威武，增援迅速，还怕什么？但是问题也出现了，做事是要花钱的，滕宗谅没法点石成金，他动用了官银。
梁坚查得很仔细，前后一共是16万贯，他当场就要滕宗谅交出使用明细，把所有的账目都交出来。结果滕宗谅只能列出10万贯的去向，其他的实在没法说清了。
梁坚很满意，他要的就是这种结果，交不出来最好。他没有给滕宗谅解释的机会，立即就消失了。不过，他没有回开封，而是跑去找张亢的毛病。
张亢是临危受命、解救宋朝河北整路百姓的人。没有他，宋朝已经丢掉了丰州城一带的广大国土。更不用说他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李元昊，为宋朝争得了巨大的荣耀。
可是在御史台看来，不管你有多大的功，也要查一下你是不是很“贪”，是不是手脚和滕宗谅一样不干净。
为了节省篇幅，我就不绕弯子了，直接切入这件事的重点。当时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种“贪污”一查一个准儿，宋朝边关的守将们都有大笔的超巨额款项去向不明。如果再查，还能查到他们有超多的灰色收入。
最早的例子就是青涧城里的种世衡，他在战争期间就被调查过，如果没有庞籍保他，他早就被撤职查办了。当时他非常感动，对庞籍说：“世衡心如铁石，今为相公落泪。”都被逼到了这个份儿上。
他的钱是哪儿来的？青涧城自主经商，不向开封上税，这不是挖宋朝的墙脚是什么？那么钱又哪儿去了？要人上战场卖命，你得给钱！宋朝官方给的那点银子，七折八扣后到士兵手里的，都不够买碗酒喝的，凭什么让人把命交给你？！
所以滕宗谅、张亢手脚都不干净，他们得用各种手段弄到钱，再把钱给部下们发下去，这样才能调动起只认钱、没有太高觉悟的宋朝禁军的士气。实例请参考张亢是怎样成功的，以及刘平是怎样失败的。
战场上的宋军，都能挤到主将身边要赏钱！
话说到了这里，应该知道御史台的人，贾昌朝们是怎样的卑劣了，这完全是瞒心昧己，揣着明白装糊涂，还没卸磨就想杀驴。战争警报还没有完全解除呢，就想着怎样祸害自己人！
梁坚在河北路转了一圈，把张亢的“罪证”也收集好了，这才回到开封。任务圆满完成，欧阳修你这个后生小子，就等着哭吧。先放过你，小帮兵没时间理会，第一步就搞臭你们的党魁，让皇帝陛下看清楚，所谓的君子都做了些什么。
官方记录里仁宗皇帝大怒，范仲淹站了出来，给自己的同年加战友说话。他以身家性命担保，滕宗谅和张亢从来没有贪污过公款，他们花钱时，边关的每一个士兵都看着，都花在阳光底下，没有揣进自己的腰包。
仁宗静听。
另一边，御史台中丞大人王拱辰冷笑：“滕、张二犯证据确凿，国家的钱不知去向，不是贪是什么？长此以往，国家法律何在？人人效仿，我们御史台还怎么工作？陛下，您要是不依法办事，我从今天起就不上班了！”
仁宗还在考虑，钱在宋朝君主眼睛里的地位，一般跟粪土差不多。从赵匡胤开始就随便往外扔，主动往外扔。但是很奇妙，掐得正热闹，只持续了一个月左右，突然间王拱辰率领御史台迅速后退。大家撤，立马闪，小心喷上一身血。
君子党内部突然火并，其凶狠程度，让御史台这边的人自愧不如。看人家，不愧是在边疆混出来的，直接抄家伙上——这次君子党的内讧起源于修一座城，名叫水洛城。
有人要修，是陕西四路都部署郑戬，具体的修城人是刘沪和董士廉。反对的人是泾州知府尹洙。修城是对付西夏最好的办法，尹洙之所以反对，要从内、外两方面来剖析。其中的内，指的是郑戬和范仲淹的关系，尹洙和韩琦的关系，韩琦和范仲淹的关系，一大串的关系里就隐藏着水洛城事件的真正底蕴。
外部原因，要看水洛城的位置。
水洛城在泾原路，与西夏的三战，后两战都在这里发生，这些地名，相信我们都很熟了，比如说笼竿城、瓦亭寨、镇戎军、三川寨、定川寨。请注意，我是按照地图的标准方位，即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方向来依次排列这些地名的。
即笼竿城与瓦亭寨平行，在好水川一线。向上是镇戎军、三川寨、定川寨。那么，水洛城在哪儿呢？按上面的资料解读，它应该再向西夏的方向延伸400里，那真的是深入敌后，孤胆作战了。
可让人无语的是，水洛城是今天的庄浪县城，那是在笼竿城的大后方快200里了！这就再清楚不过了，哪有什么危险和困难，或者什么必要性，纯粹是吃饱了撑的！尤其是目前宋朝与西夏议和议得两情相悦的时候。
说到底，为的是“权力”。
时间回拨到定川寨大败之后，宋朝当时决定把西北大权都交给范仲淹。范仲淹决定分出去一半给韩琦。此外，他还新立了一个超级头衔，是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兼缘边招讨使。这个官，等于这一地区的最高总长官，统一指挥所有事物，用来彻底改变以前四路各自为政的局面。
由范仲淹、韩琦和庞籍共同担任。
水洛城事件时，这个位置是郑戬的。
范仲淹好好的领袖不当，前不久定川寨大败之后，皇帝都让你总领西北了，你非得拉着韩琦一起升官，凭空升出一个平级干部来，你不知道有时谦虚能害死人啊？
韩琦私下提醒皇帝，四路都部署要赶快撤销，不然时间长了就成了惯例，会变成超级节度使。仁宗立即同意。
郑戬走人，决策权到了尹洙手里。
范仲淹立即想办法，请皇帝派人到西北实地考察，看看这座城到底该不该筑。调查人员马不停蹄地往西北跑，还在半路上，水洛城工地现场就出事了。
尹洙派狄青杀到水洛城，把刘沪、董士廉抓住，投进大牢，罪名是违抗军令，选个日子就要斩首示众！
中央调查团到了之后，很幸运，刘、董两人的脑袋还有没掉，但是已经快认不出来了。他们在监狱里上演了宋朝版的《监狱风云》，被黑得一塌糊涂，幸亏勉强还可以写字，由董士廉主笔，给皇帝写了一份奏章。奏章里边不仅把水洛城的修筑过程详细说明一遍，还把尹洙、韩琦的老底揭了出来。
好水川大败，陛下您不知道吧，韩琦一直在强调自己的命令是多么正确，全是任福自作主张不执行，才败得那么惨。其实里边另有文章，我有证据，在开战之前，韩琦和尹洙就派人勘察过好水川，那本就是他们选中的主战场！
尤其是惨败之后，尹洙还写了两篇文章——《悯忠》《辨诬》，都刻成了石碑，立在当地，以一个臣子的身份，为这次失败定性。其实多明显，字面上就显得他心虚。为国而死，本就是尽忠，用得着你来“悯”？自古以来，只有皇帝可以用这个词，如唐太宗李世民征高丽回国之后，建“悯忠寺”纪念东征将士，你一个边境小臣哪来的资格？
“辨诬”……哼，没有心病你辨个什么劲？朝廷都没有申斥你们，分明是你们自己心里有鬼。最后，董士廉让特派员们验伤。他自己身上就不说了，终究他是文官，受虐程度有限。刘沪就惨了，自逮捕时起，就戴上了40多斤的重枷，进牢之后惨遭暗算，浑身是伤！
这些尹洙都不承认，他只是强调一切都是依法办事。他作为行政长官，有权决定防区内的所有政令。至于逮捕的事，他两次发出命令，连个人影都没有看见，难道还能听之任之吗？犯罪就是要抓的。但是他保证，绝对没有给这两人上刑，所谓的浑身是伤，纯属谎言。
千年之后，谁对谁错，我们是看不清了，因为当时宋朝的主事人就不想让人看清。只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尹洙在伤情上说了谎，因为刘沪不久之后就死于头部溃疡，那绝对是受伤之后得不到医治的症状。
转年之后，滕宗谅、张亢贪污案结案，滕宗谅被降职，调进内地，到虢州做知府；张亢降职，原地留任。
另一边，水洛城停工。
两件事都以范仲淹的失败结束。御史台再次弹劾，滕宗谅被再次降职，贬到岳州。那是个好地方，濒临洞庭湖，有一座历史名楼在等着他重修。
范仲淹在这段时间里，还要继续为新政工作。那句历史中关于庆历新政的极其有名的对话，就是在这时产生的。
他挥起大笔，刷刷点点，在各路转运使的名单上挥来挥去，抹掉一个个名字。旁边的富弼看不下去了，说：“您可知道，您大笔一挥，抹去一个名字，就有一家人在哭啊。”
那是断送一个人、一个家族的前程。能爬到省长一级的高官，容易吗？
范仲淹头都没抬：“是一家人哭好，还是一路人哭好？”这就是范仲淹和富弼的不同之处。两人一样胆大忠贞，但是出身决定了他们各自的心胸志向。
范仲淹从人生的最低谷处爬起来，只要有口饭吃，就觉得很美好。所以他不怕丢官，也以这个标准去要求别人。而富弼不同，他是标准的士大夫，做人要有尊严和身份，任何时候不能伤了别人的体面。
这两句对话在历史上流传很广，用来美化范仲淹的高大形象。可惜是见小不见大了。经过上面的叙述，我们都知道，他是在一边对抗御史台，一边对抗韩琦，一边与普天下的官员们掐架。三方面硬磕，来给宋朝动手术。
这才是他的难处和成就。但是很可惜，他还是没有抓住重点。这期间，他不是三方面对抗，而是有四个敌人，最重要的那个，不是他摆不平，而是他根本没想到。
这个人，才是决定他一生成败、新政成败的关键。
皇帝。
请问您把皇帝放在了什么位置？这句话实在应该把新政君子们集合起来，排好队，挨个儿问过去。因为从历史进程上看，他们都没有想过这件事。
有一天，仁宗把两府、两制、御史台、知谏院的各路高官召集在一起，说了一句话：“各位爱卿，从来都是小人才结党，难道君子也结党吗？”
请注意，正规场合，全体大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对谁说的？说时是怎样的心情，它的作用是什么？这一连串的问题，绝不仅仅是普通的问策咨询。它至少说明了两点：
第一，皇帝给结党的人定了性——小人才结党；第二，君子们，在场的“君子们”，你们也结党了。那么，你们算是什么？
这是当众抽了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人一个耳光，给过你们脸，你们不要，非得等我把话挑明了。
皇帝引用了孔夫子的至高名言——君子不结党！
这个高度，是封建社会里谁也没法逾越的。可是范仲淹等人就不。他们当场就把皇帝掀翻了。由范仲淹亲自出面，回答道：“臣在边关时，看到勇敢的人结为一党，懦弱的人也结为一党，在朝廷里也是这样的。一心为善的人结为一党，怎么会对国家有害处呢？”
注意他的开头。“臣在边关时”，文学大家范仲淹完全可以引经据典来说事，可他一切从实际出发。小朋友，我在边关打仗时才认识到的这些，你在深宫里，还真是什么也不知道啊……所以没有发言权。至于君子和小人，先分出来谁是干实事的吧。
甚至这句话里还有些怨愤和威胁。我在前线打仗，你们这帮在后方享清福的帮不上忙，至少先闭嘴。
当天就这样散了，贾昌朝和御史台的人一定很满意，皇帝对新政君子们生气了，这是天大的利好消息。紧接着就有更大的惊喜。能想象吗？皇帝和臣子有了分歧，被教训的居然是皇帝！
知谏院长官欧阳修大人，回到家越想越觉得问题严重，于是就发挥特长，写了一篇名垂千古的好文章，把自己和各位君子兄弟们扔上悬崖，变得万古流芳，永垂不朽，呜呼哀哉。
文章是这样写的——“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余下的不予赘述，这就是那篇大名鼎鼎的《朋党论》。
这篇文章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尤其是出自君子之手，被历代君子们奉为生活宝典，更是意义非凡。这些我们都不管，要看的是当时起了什么作用。
从本质上看，这是篇翻案的文章，陛下您的中心点是“君子不结党”，但我就是要和你掰掰手腕。旁征博引，证明君子有朋，而且朋党有用。您所需要做的，就是“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除了我们之外都赶走。
那样，天下就太平了。
《朋党论》交上去没几天，欧阳修又接连写了几份奏章，他是当时全宋朝最亢奋的人，一天好几遍地催皇帝，真是忧国忧民。
——范仲淹、富弼给您出的主意，您都照办了吗？得赶快啊，普天下的老百姓都伸着脖子等，非得让他们把脖子伸到您屋里，才能实行吗？还有，您要注意，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小人跳出来刁难挑刺的，您要坚定立场，团结在范、富两位君子身边，千万别动摇，时间长了，自然就会看到成果的。
事无巨细，都为皇帝想到了，您只要照办就可以了。如果您不照办，您想干什么，想与小人为伍，当个昏君庸人吗？
赵祯的情绪进一步低落，“进贤退不肖”，贤人，原来是这样的……同一时间里，宋朝全国臣子都在手捧语录照镜子。按照欧阳大才子的新作《朋党论》来对照，我们都是什么呢？君子？脸皮别太厚，人家不带你玩，别靠得太近！小人……凭什么说我们是小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凭着十年寒窗考中的进士，再一步步熬资格，从小到大做到的官，你一个后生晚辈，只是笔杆子硬点，就这么糟蹋我们？！
别说是他们，就算同在两府的其他宰执高官，如章得象、杜衍、晏殊、贾昌朝，甚至韩琦也在咬牙，君子里面再细分，他们也没份儿。这样局面就形成了，经过欧阳修充满激情的不懈努力，范仲淹和富弼终于被孤立起来。
而他们两人正是新政的实际推行者。
随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新政的敌人在增加。后来，连皇宫里的太监们也加入了，他们在史书中留下了一句很实惠的话，相信谁听了都会发愁——
陛下，一个人结党，最多不过十几人，五六个人结党，就是七八十人。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余靖、蔡襄、尹洙这是多少人了？何况他们新政里关于选官的办法，就是“推荐责任制”，他们可以明目张胆地去选人结党。不出二三年，朝廷内外就全是他们的人了。
局势恶劣，人心险恶……赵祯不禁在心里暗叹，人人都说新政好，唯有皇权忘不了；人人都说君子好，唯有朋党戒不了！怎么办？这伙人快危及江山社稷了，还能由着他们折腾吗？必须立即法办他们。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了。
可赵祯不这样。他仍然沉住了气，他记得自己当初是为什么才选这些人当官的。时间进入了六月，夏天开始了，他向君子们提出了5点：
1.合用何人，镇守西北？
2.民力困弊，财赋未强，
3.军马尚多，何得精当？
4.将臣不和，如何制置？
5.躁进之徒，宜塞奔竞。
看着这5点，我们站在赵祯的立场，想想是什么心情。新政已经实施半年多了，几乎半点作用都不起！请问你们这些君子都是干什么吃的？
两府大臣不敢怠慢，立即着手回答，至于回答了什么嘛，由于篇幅太长，我只节选一条，来看看君子们的能力到底怎样。为了真切感受，我们看原文。
第2条，民力困弊，财赋未强，回答：
臣等议之，国家革五代诸侯之暴，夺其威权，以度支财用，自赡天下之兵。岁月既深，赋敛日重，边事一耸，调率百端，民力愈穷。农功愈削，水旱无备，税赋不登，减放之数，动逾百万。
这说了什么呢？总结，把问题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也就是说，皇帝向他们提问题，他们再细化一下，让皇帝再看一遍。
接下来终于到解决办法了，大家屏住呼吸，压住兴奋，小心瞧着：
今访选举良吏，务本安民，修水旱之防，收天地之利。而更严著勉农之令，使天下官吏专于劝课，百姓勤于稼穑，数年之间，大利可见。又山海之货，本无穷竭，但国家轻变其法，深取于人，商贾不通，财用自困，今须朝廷集议，从长改革，使天下之财，通济无滞。又减省兵，量入以出，则富强之期，庶有望矣。
看到什么具体办法了吗？看到“青苗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这样的言之有物的具体法令了吗？“使天下官吏专于劝课，百姓勤于稼穑，数年之间，大利可见。”
其他4条，基本和这个一样，让仁宗皇帝进一步地看清楚了新政“君子”的成色。
宋庆历四年的六月下旬，夏竦回京城。
夏竦是宋朝与西夏开战时第一位西北总负责人，三川口败后他被弹劾丢官，到内地生活。这次内阁重新调整，夏竦被提名为枢密使，掌管西府兵权。
夏竦快马加鞭往回赶，进了京城才发现，为了他的升官，御史台和知谏院齐心合力，快把皇帝闹死了。败军之帅，加上各种被深究出来的生活细节，让他的名声臭大街。
夏竦把所有的弹劾材料都拿到手，一一细读，心潮在翻滚，愤怒在升腾，他连夜写了1万多字的奏章，反驳这些弹劾。但是交上去之后，得到的是污辱的加倍。新政君子们的回复是——“图功效莫若罄忠勤，弭谤言莫若修实行。”
您少说废话，办点实事才能洗掉骂名！
夏竦被气晕了，他不懂，这就是君子？君子讲的是忠恕之道，这样的凶狠刻薄，拿同朝官员当敌人砍，这是哪门子的君子啊……他有心忍了，但就在这时，另一位宋史里超级著名的学者爆发了，非常非常有才，此人写了一首流传千古的诗，把夏竦彻底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石介，和他的《庆历圣德诗》。
石介，字守道，生于1005年，宋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东南）人。这是一位非同小可的大人物，无论是他的学问，还是他的脾气。
说起学问和文人，在宋朝选代表，相信大家都会第一时间选苏轼（苏东坡）。没办法，坡仙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实际怎样，另有说法，等到他走上官场时，自有公论。要强调的是，学问二字，绝不是指诗词歌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再好，它只是抒情小调，不是士大夫的本职工作和精神内涵。
学问者，博古通今、定国安邦、包罗万象、教化冥顽。在这方面，石介只在东坡之上，绝不在其下。
看履历，他是天圣年间的进士，之后当过一些不大不小的官，之所以能在历史上留名，尤其是在文化史上有地位，是因为他在山东徂徕山下创办的“徂徕书院”，世称“徂徕先生”。
在孔圣人的故乡讲学，你得有怎样的水平？这水平就让他在庆历四年，新政刚开始实施的三月时，由韩琦推荐，进入开封国子监任直讲。《庆历圣德诗》就是在这时写下的。
这首诗很有古风，四字一句，共954个字，以“于维庆历，三年三月。皇帝龙兴，徐出闱闼”开始，到“皇帝一举，群臣慑焉。诸侯畏焉，四夷服焉”结束，石介以皇帝的口吻对新政时所任命的宰执、谏官，一一称颂表彰。说这真是一个开天辟地以来最好的时候啊，不仅是人类，就连天地人神、昆虫草木都非常兴奋。
因为您把两位大贤人升职，就是范仲淹和富弼，他们俩是“一夔一契”，都是古代的大圣人；同时又把卑劣的小人赶走，就是夏竦。这个局面太好了，诗中说道，是“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
这首诗一问世，达到的效果让石介很郁闷。在他想来，热情讴歌新世界，是一件多么及时又多么合适的事啊。这会大幅度地提高新政普及的势头，让更多的人加入新政君子的行列中来。
可是除了夏竦和众多的“小人”们对他咬牙切齿之外，就连新政君子系统内部，也对他一片茫然。石哥，你在搞什么呢？
第一个对他摇头的是与他齐名的人物，“泰山书院”的先生孙复。孙复和石介的关系是同学，两人都是范仲淹早年守母丧时，管理应天府书院时的学生。他叹了口气，说：“石介，你的噩运就从这首诗开始。”
第二个痛苦的人是范仲淹，范公所担心的不只是石介个人的安危，更是新政的全盘大局。他根本不愿意让石介在这种时候到京城来。
难道还嫌不够乱吗？
夏竦沉思了很久，转身进了内宅。他找到一个使女，拿出了一封信。来，看这上面的笔迹，模仿它，给我改一个字。
只是一个字，就把通篇内容都改变了。
这封信，是石介写给富弼的，虽然是私人信件，可涉及政治。为什么会落在夏竦的手里呢？因为名人效应。比如后来的《曾国藩家书》之类。名人怎样生活、怎样处理生活中的问题，都是凡夫俗子的楷模嘛。在这封信里，石介明显是《庆历圣德诗》没有写过瘾，除了痛骂小人之外，还要再激励一下新政的首脑。他勉励富弼等人，要“行伊、周之事”。
这是个典故，涉及两位历史上的大人物。伊，指伊尹；周，乃周公旦。这两个人都是定国安邦的贤臣。其中，伊尹是辅佐商汤开创商王朝的人，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位宰相和军师的超级人物。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武王灭商之后死得太早，周公全力辅佐幼小的皇帝，一边饱受谗言，一边东征西讨，把商朝余孽和内部反叛平息。
可以说，周公才是建立周王朝的人。
综上所述，石介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富弼和范仲淹像古代贤人那样为宋朝扭转乾坤，再造天地，大家都过上好日子。愿望很美好，但夏竦经过沉思后，决定给这封信改一个字。就是将周公的周字，改为“霍”字。
“行伊、霍之事”。
一字之差，就变成了可以诛灭九族的大逆不道的言论。霍，指的是西汉时的权臣霍光。他的身份很复杂：一方面，他在西汉麒麟阁十一功臣中排名第一，是汉武帝托孤时的四大重臣之首，辅佐国家安定度过20年之久；另一方面，他在汉昭帝死后，把新立的皇帝刘贺废掉，独自把持朝政近半个月。
这样的人物，是宋朝历代君主最大的噩梦、最惧怕的妖孽。
尤其可怕的是，夏竦的历史知识非常到位，他改的这个“霍”字大有学问。伊尹这个人，几乎就是霍光的翻版，一方面像周公那样有功，另一方面同样在商汤死后，把不懂事的太子太甲放逐到桐宫，三年之后才接回来重当皇帝。
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吧？改后的信里，石介是要富弼等人效法伊尹、霍光，把现在的宋仁宗赵祯废掉，换一个积极进取、锐意革新的人当皇帝！再加上这封信的广为流传，就造成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局面。
不仅大逆不道，而且是公然谋反。不管成不成功，都把现任皇帝蔑视到了极点。
这封信很快就传遍了天下，在这之前更迅速地传进了皇宫，交到了赵祯的手里。赵祯的反应是一如既往地沉默。他把玩着这封信，像是看出了很多东西，又像是心不在焉，想着别的什么事。
这种态度，把范仲淹、富弼两人逼到了墙角。
要么您下旨查问，哪怕大发雷霆，咱们好回答；要么您直接说不信，我们也好去追查。您这样沉默，要我们怎么办？
您分明就是在怀疑我们。
君子讲的是见利不争，谦退之道。官位本来就是粪土，既然让您这样怀疑，我们辞职好了，这样谣言不攻自破，清者自清。
范仲淹和富弼同时上书请求外放。
范仲淹走时，仍然深深地放不下当时的局势。他想了很久，决定去做一件事。说来真是有些不太光明，但是为了光明的目的，也只能如此了。
当时有一突发事件，在河北方面，突然侦察到辽国有大量的军队在调动，像是有预谋。范仲淹趁机提出由他率领重兵去河北布防。如果实现了，他就会恢复新政前刚离开陕西时的身价。手握重兵，是宋朝边防上的大救星。
这样可以把陷进狂热内讧的宋朝官场拍醒，即使他走后也没人敢动他正在推行中的新政。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既能继续发展，又能撇清谣言。
想得很好，可惜用心良苦命更苦。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没等政敌们反对，他的盟友们就跳了出来。军方代表枢密使杜衍打头，富弼迅速跟上，两人继续发扬君子们下殿一家亲，上殿死冤家的良好作风，第一时间毁了他的如意算盘。
你纯粹是臆想，辽国派兵只是路过河东，目的是去平叛，跟入侵风马牛不相及。你又是发兵马，又是拨钱粮，根本就是没事找事，多此一举。
范仲淹气得发愣，正想着怎样沟通，突然间富弼灵光闪动，想起了自己的新职位。俺是去河北的，范公你是去陕西的，为何要抢俺的饭碗？他郑重地对皇帝说了一句话：“辽国绝不会入侵，如果我说错了，愿负罔上欺君之罪。”
简直是不遗余力地拆范仲淹的台！
范仲淹大怒，这是他能为新政，为宋朝天下所做的最后努力了，无论如何都不能退让。他在金殿上和杜衍、富弼大吵了起来。
史书上记载，他举出了六大疑点、三种忧虑，证明辽国这次很可能和李元昊联合入侵，不仅会发生野战，连攻城的器械都准备好了。其中就有宋军以前独有的撒手锏——床子弩。在这种危急状况，难道还能视而不见吗？必须得我去应付！
对面的富弼寸步不让，重申自己的观点。现在天下太平，无论是河东、河北、陕西，哪个地段都不可能爆发战争，范仲淹你真是胡言乱语，不知所谓。
他们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却不了了之，只好灰溜溜地下殿走人。因为皇帝一言不发，就当什么也没看见。范仲淹摇头叹息，边走边咬牙，他是真的不甘心！于是边走边聊，他要和富弼等人再沟通一次，说什么也得同志们再上金殿，口径一致，发兵河东。
这次他得到了最干脆的一次打击，一直沉默的韩琦终于说话了——“如果一定要去河东，我去好了，不需朝廷一人一骑。”
范仲淹彻底崩溃，这就是他的同志加战友，有这样亲密的冤家吗？！怒火郁积，他都快爆炸了，实在没忍住，他转身又回了金銮殿，单独和皇帝交涉，并把韩琦刚才的话复述了一遍，这不是国家大臣应该有的工作态度，韩琦小儿，实在过分！
换来的却是皇帝持续的沉默……赵祯当天没有任何语言或者举止的记载流传下来，当范仲淹走出开封，去陕西方面上任时，没能带出一兵一卒。
他走了，不管有过怎样的内幕和经过，都成了既定事实。范仲淹走后，新政君子们被一个个地踢出了京城开封。
第一个是欧阳修，他从知谏院下岗，去当河北路都转运使。
第二个人是宰相晏殊。说来搞笑，这位文学大前辈，成了宋朝版的李商隐。李诗人夹在唐朝的牛、李两党之间，身为牛党的一分子，却娶了李党前辈的女儿，弄得终身潦倒，里外不是人。晏殊也是这样，他是范仲淹、欧阳修的大恩人，富弼的老丈人，却对新政半点都不感兴趣。
于是欧阳修被贬，他很高兴。知谏院方面的孙甫、蔡襄联名挽留，也被他拒绝了。这下子谏官们火冒三丈，把他的老底都揭了出来，当年他给仁宗生母写的墓志铭上没注明母子关系，最近还调禁军修私宅。就这两点，晏殊丢官罢职，去颍州当知州，官还没有欧阳修的大。
第三个人是枢密使杜衍，接着是知谏院里的精英孙甫和蔡襄。
第六位大人物——韩琦在第二年，庆历五年的三月时，终于也丢官了。或许直到这时，他才清醒，没有范仲淹，他韩琦不算什么。
最好笑的是尹洙。这位特别喜欢和范仲淹死掐的人，面对事实，不禁悲从中来，是后悔还是痛苦，说不清，他给皇帝写了封信，哀叹说：“昔日见用，今之见疏，都是您一句话的事啊。”
可让皇帝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呢？有没有你尹洙的努力啊？尹洙很伤心，过了两年，到1047年时他病死了。比他死得更早的是狂热的诗人石介。
伟大的文学天才都是这么脆弱……
如此这般，事儿还没完。大人物们都搞倒，下面的群众也不能放过。悄悄地说，号称中国五千年历史里最文明、最开明的宋仁宗时代，曾经发生过一起微型的文字狱。
与号称宋朝人才储备银行的馆阁重地有关。
前面说过，馆，指的是宋朝的皇家图书馆，如崇文馆、集贤院；阁，指龙图阁、天章阁等皇宫大内御书房。这些地方都有学士、直学士、侍从等官员，一般来说，有了这种职称，就等于半只脚踏进了两府、两制，就算不能终身富贵，也肯定可以名满天下。
这时的馆、阁人才非常年轻，名字和头衔都很多，不必一一列举，说的是这个事的经过。盛夏过去，秋季来临，话说宋朝的官员是中国所有朝代里最幸福的，每年有法定节假日77天，注意，这是常设的。还有新增的65天，同时还有一些约定俗成的私人小聚会。
这次的事，就是京师百司库务每年春秋两季举行的赛神会。这一天宋朝每个衙门的官员都可以喝酒聊天，随意享受，直到通宵达旦。事儿出在了进奏院上。进奏院，顾名思义，是地方呈报中央，中央发给地方的文件联络处。这时的负责人叫苏舜钦。
苏舜钦很年轻，36岁左右，是北宋史上举足轻重的大诗人。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后来的苏东坡，他的名字会成为宋朝诗人的代表符号。当天，他按照惯例，把拆封废纸卖掉之后，自己再掏10两白银，准备了一桌丰盛酒席。
物以类聚，他请的都是既年轻、又有才、还狂放的人，就是近期馆阁重地里风头最劲的10个。名字还是不列，没有意义，重要的是他们有一个相同的官场符号——范仲淹推荐的人。其特点就是无所畏惧，是那种喜欢把脑袋往狼嘴里伸，再夸耀伤口的人。多刺激，多青春！
不过，这也怪不了他们，他们都没走过正常的官职升迁过程，没被“磨勘”过，是新政里“推荐”制度的受益者。之所以被推荐，不就是因为他们年轻且无畏嘛。
当天晚上，破坏的欲望随着夜色的浓重逐渐升腾，10个生于盛世、春风得意的年轻书生渐渐地失去节制。他们把唱曲的优伶、守卫的官吏都赶走，把大门都关上。
找来了两个军妓。
放浪形骸，无所不为。他们都喝醉了，最后的余兴节目是做诗。其中殿中丞、集贤校理王益柔成为人群里的太阳、那一晚上大家的偶像。他变得比李白还要疯狂，诗仙最嚣张时，也不过就是喝醉了还去见唐明皇，他可好，竟写出了这样两句诗：
——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
皇帝是他的侍从，周公旦孔夫子是他的奴仆！还有没有天理王法？！简直数典忘祖，要知道历代之所以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因为它对皇权的唯一性崇拜，让皇帝得到神仙一样的权力，可是小小的王益柔居然全都收了回去。
这就怪不得别人了，史书上关于这件事，总是会强调一下当时有个小人，叫李定，他想参加宴会，可是被苏舜钦拒绝了，于是就去御史台告密，真是卑鄙无耻。不过你们没有犯事，他能告出什么呢？身为儒生，这样大逆不道，别人不惩罚，醒来都应该去自杀！
御史台长官王拱辰闻讯大喜，他连夜上报给皇帝。赵祯的愤怒可想而知，御用文人居然这样回报皇恩！还等什么，连夜抓人，直接扔进开封府，特案特办，从重从严！
第一次判刑，王益柔处斩，其他所有涉案人员全部罢免，永不录用。第二次时轻了点，王益柔永不录用，这批馆阁人员集体报废，贬到地方官。主持人苏舜钦罪加一等，事发在他的衙门里，罪名是“监守自盗”，被贬为庶民。
苏舜钦的确是应该区别对待的，他是杜衍的女婿，被看成是新政君子里的核心。就这样，以范仲淹为首的，呵呵，名义上为首的新政君子们从上到下，从头到脚，都被“小人”们踢出了朝廷，其手法干净利落，合理合法，其结果一劳永逸，彻底胜利。
与此相对的是君子们集体萎靡不解的脸，我们的失败，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很隐私，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这几位万古流芳型的名臣、君子，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公开讨论过，同时也没有在各自的文字资料里记载过。
就算后来名动八表的《岳阳楼记》，也只是抒发自己的人生理想，追求抱负，没有半点懊丧、自责，或者对谁的埋怨流露出来。
之所以会这样，相信也和“君子”这个中国封建时代最崇高的名词有关。丢官算什么？君子固穷，安之若素。孔夫子在夸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时就说过：“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就是要这个越穷越光荣的劲儿。
理想破灭算什么？苟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而不悔。只要我喜欢，死九次都无所谓。这里面有让圣人门徒们千年坚持，直到明朝、清朝时更加发扬光大的自虐型快感。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请皇帝打我吧，打死我才爽！
何况是新政改革这样的大事情，悲剧才能激动人心嘛，我一点都不疼。
甚至流放都是一种快乐。孔子还曾经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皇帝不用我的办法，我划条小船到海上漂，也是高雅纯洁的。
并且最重要，也最浅显的一点，也与高雅纯洁有关。
君子怎么能互相指责谩骂呢？那是沿街商贩的品质，泼妇激动时的表现。素质真是太低了！所以宋朝的官方记录里，才会在范仲淹和杜衍、富弼的金殿争执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范仲淹平时事杜衍如父，与杜衍争，杜衍不怒。富弼更不用说了。
所以，打掉了门牙往肚子里咽吧，君子在什么时候都得站直了腰，千万别丢脸。
他们永远都不会承认，这种性格在官场政治圈里就是个二等残废。
美国小说《麦田守望者》里有一句话：“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
庆历君子们被说中了，他们宁可英勇地去死，也不愿为宋朝的新天地而卑贱地活着。面对夏竦的谎言，除了辞职引退来证明清白，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至少他们可以赖着不走，就像夏竦那样，无论谁弹劾，我就是不动。
像现实这样，以边关百战之功勋，怀国富民强的愿望，这种程度的追求，居然就毁在了一封伪造的匿名信上，简直就是闹剧！
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的君子哪有半点的高贵伟岸？
返回出发点，从总体上讲，上面这些都是在新政者内部找原因，这当然也是片面的。新政之所以失败，标准的历史教科书上给出的正解是皇帝的懦弱，外加小人们的陷害。小人们的事就不去说了，他们做了什么，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关键在于宋仁宗赵祯。他是皇帝，一言一行都要对国家负责。而这个人在这段时间的确一直在玩沉默，什么都没做，似乎的确很“懦弱”。
那么，他该怎么做呢？
不顾一切地支持范仲淹，无论君子党们做了什么，都是对的，都要无条件地实行？甚至像欧阳修所希望的那样，完全放弃自我，君子们的奏章里把做什么事，怎么做都规划好了，他只管签字照办？这样就全对了？
谁是皇帝？
赵祯是个独特的人，解读他得站在一个相当高的楼顶，长时间地俯视，才能稍微看清楚一些。他的每一步行动，都与当时的国际形势紧密联系，而不是与宋朝的国家形势紧密联系。这是根本上的区别，做不到这一点，是没法在民族之林里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