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站旅馆三楼，几个客人拿着单子走上来。
看见有客人来，钱雪梅问：“你们是几楼？”
“三楼三号、五号！”几个人说。
“你们稍等一下，我马上就来。”钱雪梅说。这时，她提着两个打满开水的水瓶。
在值班室把水瓶放下，她出来看了单子，把客人领到房间。
钱雪梅瘦了，面容有些憔悴。
朱云林刚离开的那段日子，她觉得像天塌下来了似的，一切都暗淡无光。她怎么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自从认识他的那天起，他就是那样的生龙活虎，从来没有萎靡过，即使坐了十年牢，他的精神也没有倒！他是那样的顽强，怎么同自己结婚才一个多月，说没有就没有了呢？她每天以泪洗面，从早到晚眼圈儿都是红红的。
虽然从领结婚证算起，也还不到两个月时间，但是他是她法定的丈夫，他的后事都是她做主、领头并亲自经办的。朱云林的继母、自己娘家的父母和弟弟、妹妹，以及特别要好的知青战友，都只是辅助。她火化了他的遗体、安放了骨灰后，到他厂里办清了他的一切手续和他儿子的抚恤，到医院结算了抢救费用，把他的儿子张勇送到了她亲生母亲手里……
那些天，她吃不下饭，喝不下水，睡不着觉，事情办完，身体支持不住了，所有的积蓄也花完了。回到家里，她一下倒在铺上起不来了！回到娘家，父亲钱家吉和母亲周秀兰煮来荷包蛋，双手端到床边，叫她一定要吃东西，说人是铁饭是钢。她味同嚼蜡，好久才把两个鸡蛋吃下。
生活又回到了刚同杨梦麟第二次离婚时的样子——她和三岁的女儿钱华相依为命。但那时，她心存高傲，充满信心，觉得眼前一片光明。而此刻，除了深深的悲痛，就是寂寞孤单！尽管父母近在咫尺，还有同父母住在一起的两个弟妹，哲元、雪莲两家也经常回来，但是她觉得自己毕竟是出嫁有了孩子的未亡人，不像女儿时期，这个家就是自己的。尽管女儿钱华在身边，但是她太小，哪里懂得大人的哀伤。每天晚上，她靠在床头想好久好久，全院子的人都睡了，她屋子里的灯还亮着。她常常想，自己追求爱情和自由幸福，怎么就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打击？难道真要庸庸碌碌、懵懵懂懂、俯首帖耳、默默忍受才对吗？她呆呆地，怎么也找不出答案。想累了，人也困了，昏昏沉沉，才倒下去睡。
父母叫她吃饭，她总说不饿，有时勉强吃一点，有时连碗也不端一下就是一顿。她慢慢觉得全身无力，耳鸣眼花，脑子一片混沌。
请的假满了，她收拾了一下，想去上班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
到了旅馆，领导见她的样子像生了一场大病，叫她再休息一段时间，她谢绝了。
经受了大悲大痛，别人无论怎么劝说，作用都是有限的。上了班，面对同事诚挚的问候不能只是流泪，接待南来北往的客人要求面带笑容，钱雪梅的注意力转到了工作上，渐渐地走出了痴痴苦想和深沉的哀伤。
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启用知识分子。县里召开农村工作会，“万元户”披红戴花，上街亮相，打破了几十年的集体化、公社化，农村土地分到户，农民进了城……
旅馆里有一份供员工阅读的报纸，大家互相传看。不少人看报只看标题和感兴趣的新闻，钱雪梅却不是这样。报纸到了她手里，她要从头到尾看完。对于时事政策，她一字一句地咀嚼，结合当知青了解的农村情况和参加工作以后知道的事情，以及社会上人们的议论进行思考。
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出现的新面貌，使她激动和振奋。她认为：一、国家要搞好，必须从上到下撤销不称职的干部，否则一事无成；二、仅靠勤劳不可能致富；三、既要讲文凭，也要讲水平。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她立刻给中央写信，汇报自己的思考和反映发现的问题，希望中央了解这些情况。
她以为，这样的信也像普通朋友之间的信一样，都要回复。但是，接连寄出了几封，都如石沉大海，没有消息。是被扣压了，还是丢失了？她天天想着，翘首北望，心急如焚。
无从查起，她决定到北京去，把自己写的信亲自送一封到中央领导手里。
一九八五年夏天，一趟北去的列车上，一个靠窗的座位坐着前去北京“上书”的钱雪梅。
她从来没有到过北京，而且虽然出生在西安，自从四九年解放大军南下，她和母亲随父亲到了重庆，最后又到江城，就再也没有到过北方。
列车开出，没有多长时间就进入了崇山峻岭，庞大的蒸汽机牵着十几节墨绿色的旅客车厢呼啸前进。
车轮“哐当哐当”地碾过铁轨，走出山洞就是桥梁，过了桥梁又进山洞，汽笛声在高山深谷里回荡。中国南北分界线的秦岭，气势巍峨，景色奇秀。
火车爬上山顶，鸟瞰众山，都在脚下。
开始下山了。北坡没有南坡山高，没多久就下到山脚，驶入八百里秦川。
红日西坠，天色暗下来。外面的人和景物都看不见了，钱雪梅只好闭着眼睛养神。经过车站时，她又提起车窗看一下。
前面的停靠站是西安。这座历史悠久的古都，也是自己的出生地，钱雪梅想好好地看一看。但是，到那里时是深夜，只听见机车放汽的“咝咝”声、邻道机车开过时的“呼哧呼哧”声、调车员尖亮的铁哨声和旅客上下车的嘈杂声，看见无数刺眼的灯光和站台上纷乱走动的旅客，高大的建筑物完全挡住了视线，根本看不到车站外面的情景。她很失望。看不见就看不见，看见了又怎样？你要看你的出生地，这么大的城市，那个地方在哪儿？几十年过去了，天翻地覆，还在吗？这样一想，她的心情好了一些。车厢内已经安静下来，她眯着眼，在脑子里重复着几十年里无数次的想象——那个小院，雪花飞舞，一丛开放的梅花……
一觉醒来，钱雪梅轻轻地打了两个哈欠，定睛一看，又有旅客在拿行李，再看车窗外，天已经亮了。
她问邻座：“这是到哪儿啦？”
“快到郑州啦！”邻座告诉她。
她站起身，拿出洗漱用具，朝车厢连接处走去。
洗漱后回到座位上，同邻座闲聊了一会儿。
郑州到了。
郑州站是纵贯南北的京广线和横穿东西的陇海线的交会点，是一个特大型枢纽站，站内几十股铁道，规模宏大，非常繁忙。没出过远门的她，惊讶不已。她想起了学过的历史书上的内容——郑州铁路交通发达，一九二三年发生的“二七”大罢工中，郑州铁路工人所起的作用和英勇就义的共产党员林祥谦和施洋大律师，深深地景仰这些革命者。
从郑州站出发不远就过黄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国的第二大河，过去只是听说和在书本上读过，多么想亲眼看到啊！现在，它就在不远的地方，马上就要看到了，钱雪梅激动不已。
到了黄河，列车减速行驶。钱雪梅张大眼睛，紧盯窗外，生怕没有看清楚和遗漏什么。正是汛期，黄河水急浪大，横无际涯，气势磅礴。宏大的黄河大桥跨越两岸，似一条莽莽钢铁巨龙飞腾在万顷波涛之上。
“啊，这么宽，这么大！”钱雪梅惊呆了。
她心里有些发毛：“火车走得这么慢，若是桥垮了，掉下去了，怎么办？要过黄河还真不容易呢！”
十分钟后，列车过完了黄河大桥。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灿然笑起来。
看了西安、郑州，又过了黄河，钱雪梅已经非常满足，打算好好地休息一会儿，等着到北京。
到北京是上午。在丰台站下车，蓝天白云，晴空万里。钱雪梅知道已经踏上了一块多么想念的土地——到了首都。她不认识路，也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反正随大流吧，往哪儿走的人多就往哪儿走。
“随大流”不远，一幢气派的房子，不少人正往里走。
她走近看，往里走的人衣着干净整齐，比较讲究，像是去开什么会。她脑子里的概念是中央在北京，北京开的会都是中央开的会，中央开的会就有中央领导人参加，自己来“上书”，这不正是一个好机会！
她随着开会的人往里走。走到门口，两个胸口戴着牌牌的人把她拦住，问：“你干什么？”
她没有看清楚人家牌子上写的什么，忙回答：“我是来找中央领导的。”
“你找中央领导干什么？”
“对当前的政策，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写了一封信，要交给他们。”
“你是哪里的人，干什么工作的？”
“四川江城的，我在旅馆工作。”
“这里在开会，你不能进去。”
“我去把信交给他们就出来。”
“那也不行。”
钱雪梅怎么说，门上的人都不让她进去。
约莫半个小时，除了门口的几个工作人员，再没有人进去了。
签到处走过来一男一女，问拦钱雪梅的人：“她是干什么的？”
门口的人回答：“来上访的。”
钱雪梅一听说她是上访的，忙走过来说：“我不是上访，我是有一封信要交给中央领导！”
“什么信？”
钱雪梅从挎包里掏出信递过去。
那个女人把信接过去，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把钱雪梅扫了一眼，对一起走过来的男的说：“你看看。”
那个男的接过钱雪梅的信，也从头到尾地看了一遍后对钱雪梅说：“你过来。”
钱雪梅随他们走到签到桌前，那个男的叫一个姑娘给钱雪梅搬了一把凳子，说：“你先坐一会儿。”又叫给倒了一杯开水放在面前。
钱雪梅觉得这个人很客气，就端起杯子喝水。
一男一女进里面去了，好一阵才出来，没对她说什么。
一会儿，一辆“北京”吉普车开来，停在门前。车上下来两个大汉。
车上下来的两个人进来，同签到处的那一男一女说话。说话的声音低，钱雪梅什么也没听到，只见那个女的把她要交的信给了车上下来的人。
车上下来的那两个人走过来，对钱雪梅说：“你跟我们走！”
“到哪儿去？”钱雪梅问。
“你去了就知道了！”两个人说。
钱雪梅以为是送她到招待所，没有再多问就上了车。
上车后，她坐在后排中间，两个大汉一边一个，司机在前面开车。这时候，她觉得有些不大对劲，但是已经坐上去了，又没有办法。她也想：“我又没做啥事，又没犯法，不管他们把我拉到哪儿去，又能怎么样！”她胆子壮了，稳稳地坐着，一句话也没说，只看着车外，默默地记住车走的路线。
一路上，两边的大汉和司机也没有谁说话。
吉普车开得很快，好像到了郊外。车停下来，两个大汉跳下去，叫她下车。她不下，一个大汉走到车门口，伸手拉她。
“不要拉我，我自己知道！”钱雪梅有些生气地说，“这是什么地方？”
回答还是那句话：“你去了就知道了！”
钱雪梅下了车，一边一个大汉，好像押解囚犯。
她同他们走进了一道大门。
进了门，一个大汉守着她，一个大汉到旁边的一间屋子里去了，不知和里面的人说了些什么，一会儿就过来叫钱雪梅：“跟我们往里面走！”
到后面院子里的一间房子的门口，一个人用手里的钥匙开了门。
钱雪梅见这是一间空房子，不像一个办公的地方，立刻意识到：他们是要把自己关在这里！
她愤怒了，大声问道：“这是什么地方，你们为什么要关我？”两个大汉没有回答她的话，使劲把她推了进去，转身“砰”地一下把门锁上，然后朝外面走了。
钱雪梅发疯似的打门，大声喊道：“我有什么罪？你们为什么要关我？你们还有没有王法……”任她怎么吼怎么叫，也没有人理她。
这个房子的门朝着院子里，玻璃窗外安着钢筋护栏，屋子里有一张简易的木床、一张长条木桌、一把靠背木椅。
钱雪梅喊累了，拉过椅子摸了一下，不是多脏，坐了下来。她感到口干，喉咙也有些痛。她从来没有这样大声地喊闹过。她想喝水，屋子里没有水瓶，也没有水龙头。她站起来，走到窗边，发现一扇窗户是开着的，于是向着外面大声喊：“我要喝水，我要喝水……”
喊了几声，一个个子高高的、年纪同她差不多的女人从窗口给她递进一缸子冒着热气的开水，说：“你要什么就叫我们，不要闹，闹也没有用。”
“我又没有错，又没有犯法，凭什么要关我？”她对她说。那个女人没有回答她的话。
十二点，门打开了，给她送水的那个女人说：“你跟我来，开饭啦！”
往外面走，钱雪梅高兴了，跟着那个女人出了门。
到了食堂，管理人员叫她在筲箕里拿碗和筷子。筲箕里斜放着几摞大搪瓷碗，她过去拿了一个，又在紧挨着的小筲箕里拿了一双竹筷，然后过来排队。队排拢，窗口里面的人伸手接过她的碗，舀了一碗菜汤，递了两个玉米面馒头。她看其他人，都一样。
这样简单粗糙的食物，说实在话，她从来没有吃过。即使在六十年代初期，生活那么困难，父母也是把白米细面让给他们姐弟吃，菜里都还是有点儿油腥。
她拿着两个一两一个的黄生生的东西，端着一碗能照见人影的菜汤，走过去。实在难以下咽！
她被关进去几天，只是第二天由那个给她倒水领她吃饭的女人把她带出去，在一个屋子里问了一下她到底是哪里人、是做什么的、到这里来要干啥以外，其他就再也没人理过她。
她曾经想过逃出去，但是，屋子的门紧锁着，窗户虽然可以打开，但外面护栏的钢筋有手指粗，是弄不断拉不开的。再说，那天进来，第二天带她出去和每顿吃饭出去，她都看见到处都站的是又高又大的男人，即使逃出这间屋子，也出不了大门。她一点办法也没有，心里烦躁起来。
她情绪有些低落。
钱雪梅几天没有回家，女儿钱华每天都是外爷、外婆管，外爷钱家吉接送，平时不大爱做饭的外婆回家后只好下厨房。钱华上幼儿园大班了，吃饭喝水都好管，但是一到晚上就要妈妈，全家人都没有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