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说到这儿，坡勾提——我说的是我自己那个坡勾提——对我做了那样动人心目的姿态，叫我不要再问下去，因此我只好坐在那儿，瞧着那几个默默无言的人，一直瞧到睡觉的时候。那时候，坡勾提在我自己那个小小的房间里，才私下里告诉我，说汉是坡勾提先生的侄子，小爱弥丽是他的外甥女儿，他们都从小儿就父母双亡，无衣无食，所以坡勾提先生就先后把他们抱过来，养活大了。格米治太太呢，是个寡妇，她丈夫当年和坡勾提先生一块儿使船，后来死了，死的时候也很穷。坡勾提先生自己也是个穷人，坡勾提说。但是他的心可那样好，比金子铸的还可贵；那样实，比铁打的还可靠。这是坡勾提打的比方。她告诉我，说坡勾提先生从来不会发脾气，不会起誓，可就是一听见有人说他慷慨侠义，就非大发其脾气，大起其誓不可。他们里面，要是有人不留神，提到他这种好处，他就用右手往桌子上使劲一打（有一次把桌子都打劈了），同时狠狠地起可怕的誓，说，谁要是再提这个话，他不溜之乎也，一去不回，那他“就是那个”[23]。我追问的时候，发觉出来，“就是那个”这个可怕的誓到底是怎么个意思，怎么个来源，他们这几个人，好像连最模糊的概念都没有。不过他们却都把这句话看作是他最厉害的一个誓。
在船的另一头上，有一个和我这个一样的屋子，这一家里，那两个女人就在那儿睡觉；现在我听见她们到那儿睡去了，我又听到坡勾提先生和汉在我先前就注意到的那些钉在椽子上的钩子上，吊起吊床来。因为我深深感到我这位地主的侠义肝胆，所以听的时候，心里觉得非常地受用，昏沉的睡思更提高了这种受用的滋味。睡魔慢慢向我袭来的时候，我听到狂风在海上怒号，又凶猛地从空滩上吹过，那时候，我的脑子迟迟钝钝地想到，恐怕海在夜里要涨大潮。不过我又一想，我究竟是在船上；再说，如果真有什么事故发生，有坡勾提先生那样一个人在船上，还怕什么。
但是睡了一夜，除了晨光来临，并没有任何意外事故发生。晨光刚一映到我屋里镶着牡蛎壳的镜框上，我就起了床，和小爱弥丽一块儿跑到海滩上捡石头子儿玩儿去了。
“你会全套水手的本领吧，我想？”我对小爱弥丽说。其实我一点也没那样想，不过我觉得，在异性面前，没话也总得找话说说，才显得殷勤温存，同时，在那一会儿的工夫里，一个叫日光映得发亮的帆，恰好紧靠着我们，在小爱弥丽的眼里映出了一个很美的小影子，因此我才想起刚才那一句话来。
“我吗，一点儿也不会，”小爱弥丽一面说，一面摇头。“我怕海。”
“怕？”我说，说的时候，带出一种应有的勇敢神气来，同时挺着胸脯对着大海说，“我可不怕！”
“你不怕！啊！不过海可狠着哪，”小爱弥丽说。“我亲眼瞧见过，海对我们的人是怎么狠来着。我亲眼瞧见过，海里的浪把一条和我们那个家一样大的船打得粉碎。”
“我希望那条船不是——”
“——我爸爸在那上面淹死的那一条？”爱弥丽说。“不是，不是那一条。我从来没见过那一条船。”
“也没见过你爸爸？”我问她。
小爱弥丽摇头。“不记得了！”
这太巧了！我马上就跟她说，我也从来没见过我爸爸。我和我妈老是两个人过日子，过得再没有那么快活，现在那样过，还打算永远那样过，我爸爸的墓就在离我们家不远的教堂墓地里，墓上有树遮着；早晨天气好的时候，我常在树下面溜达，听鸟儿叫，等等。不过我和爱弥丽，虽然都是没有爸爸的孩子，情况却好像不完全一样。因为她妈死得比她爸爸还早，她爸爸的墓在哪儿，也没有人知道，都只知道在深海里，却说不出来在什么地方。
“这还不算，”爱弥丽说，一面四外瞧去，寻找蛤蛎壳和石头子儿，“你爸爸是位绅士，你妈是位太太，我爸爸可只是一个打鱼的，我妈也只是一个渔户人家的女儿。我舅舅但[24]也只是一个打鱼的。”
“但就是坡勾提先生吧，是不是？”我说。
“是，就是但舅舅——就在那儿，”爱弥丽回答说，一面往船做的房子那儿一歪脑袋[25]。
“我说的就是他。我想他这个人一定非常地好。”
“好？”爱弥丽说。“我要是有做阔太太那一天，那我就一定非送他这些东西不可：一件带钻石纽子的天蓝色褂子，一条南京布裤子，一件红天鹅绒背心，一顶卷边三角帽子[26]，一个金壳大怀表，一支银杆烟袋，还外带着一箱子钱。”
我说，我认为坡勾提先生对于这些贵重东西，毫无疑问受之无愧。但是，我现在应该承认，我当时却觉得，他这位感恩报德的小外甥女儿，如果真给了他这套衣帽，那他穿戴起来，是否得劲儿，却叫人难以想象。我对于叫他戴卷边三角帽子的办法，特别怀疑：不过这只是我心里的感想，我并没说出来。
小爱弥丽数这几件东西的时候，站住了脚，抬起头来，往天上看，好像这些东西是光辉的幻景一样。她说完了，我们又往前走去，捡蛤蛎壳和石头子儿。
“你想当一个阔太太吗？”我说。
爱弥丽看着我，一面笑，一面点头，意思是说“想”。
“我很想当阔太太。那样，我们就都成了体面人了：我自己，我舅舅，汉，还有格米治太太。那样，要是闹起天气来，我们就可以不用担心了。我的意思是说，不用替我们自己家里的人担心。替那些可怜的打鱼的人，还是一点儿不错，要担心的；要是他们有了灾难，我们就给他们钱，帮他们。”
她这种说法，在我当时的心目中，是一幅很令人满意的图景，因此也就不是不可能的图景。我把我想到这种图景而感到快乐的话告诉了小爱弥丽，小爱弥丽一听，得到鼓励，就羞涩地说：
“你这阵儿听我这一说，是不是也怕起海来了哪？”
当时风平浪静，没有什么叫我害怕的。但是如果有浪卷来，即使不是很大的浪，那我相信，我想到她那几个亲人都淹死了那种可怕的情况，我也非回头撒腿就跑不可。话虽如此，我当时却回答她说，“还是不怕。”同时又添了一句，说，“你虽然嘴里说你怕，其实你好像并不怕。”因为我们那时候正溜达到一条旧栈桥或者木头埂道上面，而她呢，老紧靠着栈桥的边儿走，我真怕她掉到水里。
“我怕的不是这个，”小爱弥丽说。“只是夜里刮风的时候，我老醒，醒来就想到但舅舅和汉，就不免要打哆嗦，还老觉得，真听见了他们大声喊救命。就是因为那样，我才想做阔太太。不过这个我可不怕。不信你瞧！”
在我们站的那块地方上，有一块大木头，样子巴巴裂裂的，高高地伸在深水上面，四面一点遮拦都没有。爱弥丽刚说完了“不信你瞧”这句话，就从我的身旁飕地一下顺着那块大木头跑去了。当时的情况，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要是个画家的话，那我敢说，我现在能在这儿把那天的光景一点不差地画下来，画爱弥丽如何脸上带着一种使我永远不忘的神气，眼睛往海上老远老远的地方瞧着，身子往前跳去，好像命都不要了的样子（当时我觉得是那样）。
爱弥丽轻盈而勇敢的小小形体，飘飘洒洒地转过来，又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的身旁了。我也跟着就对我刚才感到的恐惧和发出来的喊声，不觉笑起来。反正我喊是没有用处的，因为附近一带，一个人影都没有。但是从那一次以后，我在我的壮年时期，有过不止一次，有过许多次，曾经想到：那女孩子那天一时莽撞的行动中，她那样狂野的远望神气中，是否也和一切未经人知的可能事物一样，可能有一种吸引她的力量，慈悲地把她引到危险里去呢？可能有一种诱惑她的力量，为她死去的父亲所允许，引她到他那儿去，使她那天有机会结束自己的生命呢？从那一次以后，我曾有过一个时期，老纳闷儿琢磨：如果她的将来，能显示给我，让我一眼看到，而且能让我那样一个孩子完全了解，而她的性命，只要我一伸手就可以救得，那我是不是应该伸手去救她呢？从那一次以后，我有过一个时期——我不说这个时期很长，不过的确有过这样一个时期——我自己问自己：那天早晨，小爱弥丽当着我的面儿，遭了灭顶之祸，是不是更好呢？而我的回答是：不错，是更好。
我这个话也许说得过早了。我这个话也许还不到应该说的时候。不过既然说了，就让它留着吧。
我们溜达到很远的地方，把我们认为稀罕的东西都捡起来，装了满满的好几口袋儿。把几个搁了浅的星鱼小心在意放回水里——我即便这会儿，对于这种东西，还是不了解，所以不敢说，我们这样帮助它们，它们还是感激我们，还是讨厌我们——跟着又往坡勾提先生的家走去。我们走到盛虾那个棚子的时候，在背风那一面儿站住了，天真烂漫地互相对亲了一下，跟着，我们就心情愉快、身体健壮、脸上红扑扑地走进屋里去吃早饭。
“跟一对小绣眼鸟儿一样，”坡勾提先生说。坡勾提先生虽然说的是我们当地的土话，我却明白，那句话就是画眉的意思，我听了那句话，认为是夸我。
我当然爱上了小爱弥丽。我现在敢说，我当时对那个小女孩的爱，比起长大成人的时候最深的爱（尽管那也是高尚的、纯洁的），一样地真诚，一样地温柔，但是却更纯洁，更无所为而为。我敢说，我的理想，虚构了一种情况，笼罩在那个两眼碧波欲流的小妞妞身上，使她变得空灵剔透，使她变成了一个天使。如果在一个太阳辉煌的上午，她在我面前展开两个小翅膀飞起来，那我想，我还是会认为那是情理之中的事。
我们老是相亲相爱地在亚摩斯那片凄迷苍老的荒滩上，一点钟一点钟地游荡。“日”和“夜”，老在我们身旁游戏，好像时光自己还没老，还是个小孩，并且老玩个不歇。我对爱弥丽说，她就是我的命根子。要是她不亲口承认，说我也是她的命根子，那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找刀去，不活着啦。她说，我也是她的命根子，我也认为，一点儿不错，我是她的命根子。
至于说，我们的身份门第不相配，我们两个都太年轻，我们还有别的困难阻碍我们，这些问题，我和爱弥丽全都没考虑过，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曾想到将来。我们不作越长越大的打算，也就和我们不作越长越小的打算一样。我们是格米治太太和坡勾提夸赞的对象。晚上我们两个亲热地并排坐在小矮柜上的时候，她们老嘁嘁喳喳地说，“哟！多美呀！”坡勾提先生就一面抽着烟，一面瞧着我们笑；汉就整晚上，除了把个嘴咧着，什么也不做。他们在我们身上所感到的快乐，我想，就好像在一件好玩儿的玩具或者两个袖珍考利西厄姆[27]模型上所感到的一样。
我不久就看了出来，格米治太太既然住在坡勾提先生家里，那就是寄人篱下了，以这种情况而论，她应该更叫人愉快一些才是，而实际却不是那样。格米治太太这个人的脾气，未免爱烦躁，她有的时候，老哭丧着脸嘟嘟囔囔的，在那样一个地方很小的家庭里，叫别的人觉得很不舒服。我很替她难过；不过，有的时候，我只觉得，如果格米治太太自己能有一个方便的小屋子，一犯起脾气来，可以一个人躲到那儿，待到心情好起来的时候，那于别人也许会好一些。
坡勾提先生有的时候往一个叫作悦来居的酒店里去；我看出这一点来，是我们到这儿第二天或者第三天的晚上。那时候，他不在家；格米治太太就在八九点钟的时候，看了看那个荷兰钟，跟着说，他一定是往悦来居去了，她还说，早晨她就知道他要上那儿去的。
格米治太太本来就不高兴了一整天，上午炉火冒烟的时候，还一下哭了起来。“我是一个孤孤单单的苦命人，”一遇到有不遂心的事，她就这样说，“不论什么事儿，都没有不跟我别扭的。”
“哦，这不要紧，过一会儿就好了，”坡勾提说——我这儿指的还是我那个坡勾提——“再说，又并非你一个人觉得别扭，我们大家也一样地觉得别扭哇，你难道还不知道吗？”
“我可觉得更别扭，”格米治太太说。
那一天很冷，刮着刺骨的寒风。据我看来，格米治太太在炉旁占的那个特别给她留出来的地方，是最暖和、最严实的，她坐的那把椅子，也毫无疑问，是最舒服的；但是那一天，她却什么都看着不顺眼。她老抱怨“冷啊，冷啊”，老说，冷风吹到她背上，把她叫作是“哆嗦病”的毛病又勾起来了。到后来，她竟因为冷，淌起眼泪来，又说，她“是一个孤孤单单的苦命人，不论什么事儿，都没有不跟她别扭的”。
“一点儿不错，很冷，”坡勾提说。“没有人说不冷的。”
“可是我比别人觉得更冷，”格米治太太说。
在吃正餐的时候，格米治太太也是一个劲儿地不高兴。他们因为我是贵客，总是先给我“布菜”，给我“布”了以后，跟着就给格米治太太“布”。那天的鱼，个儿又小，刺又多，土豆也有点儿糊了。我们大家都承认，说我们也觉得有些扫兴。但是格米治太太却说，她比我们觉得更扫兴。跟着又淌起眼泪来，含着一肚子苦水的样子把前面那句话又说了一遍。
这样一来，九点钟左右，坡勾提先生从外面回来了的时候，这位苦命的格米治太太正非常苦恼、非常沮丧地坐在她自己独占的那个旮旯那儿打毛活。坡勾提一直都很高兴地在那儿做针线活儿。汉就老在那儿补一双下水穿的大靴子。我呢，就念书给他们听，旁边坐着爱弥丽。格米治太太除了发出一声凄楚的叹息而外，再就没吱一声儿，从吃了茶点以后也没再抬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