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共（布）中央所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
斯大林
一 中国革命的前途
确定中国革命性质的基本问题是：
甲、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和帝国主义财政经济的统治；
乙、被军阀统治和官僚政治的压迫所加重了的封建残余的压迫；
丙、千百万工农大众反对封建官僚压迫、反对军阀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的正在发展着的革命斗争；
丁、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它对于帝国主义的依存性，它对于革命运动规模巨大的畏惧；
戊、在发展着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它在于百万劳动群众中威信的提高；
己、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近邻的存在。
因此中国事变的两条发展道路是：或是民族资产阶级击破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勾结，并且和它一同来进攻革命，以便用建立资本主义的统治来结束革命；或是无产阶级把民族资产阶级挤在旁边，强固自己的指导权，领导城乡千百万的劳动者群众，以便克服民族资产阶级的反抗，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然后带着从这里所发出来的一切后果，渐渐地把革命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上去。
两者必居其一。
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和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中国无产阶级可以很顺利地来利用这专政的经验，使中国革命第二条道路实现的可能性大大地容易了。
从另一方面说，那一个事实，就是，在基本上，帝国主义是用统一的战线来进攻中国革命的，现在在帝国主义者中间，比方说，没有像在十月革命之前那样在帝国主义阵营中所存在过的那种分裂和那种战争，这些都曾削弱过帝国主义——这一事实是说明，中国革命在走向胜利的道路上，比起俄国革命来，要遇到更多更多的困难，在这革命的进程中临阵脱逃和中途叛变，比起苏联的内战时期来，要无比地增多。
所以在这两条革命道路之间的斗争是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
正因为如此，所以共产党人的基本任务是在于为争取中国革命的第二条道路的胜利而斗争。
二 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
在中国革命的第一时期，在第一次北伐的时期，就是当国民军迫近长江并取得一连串胜利，但工人和农民的强大运动还没有来得及展开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不是买办阶级）是和革命一同走的。这是联合的全民战线的革命。
这就是说，在革命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不曾有矛盾。这仅仅是说，支持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竭力为了自己的目的来利用革命，把革命主要是循着领土征服的路线进行并且限制它的范围。国民党中左右派之间的斗争在这时期中是这些矛盾的反映，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企图把共产党人逐出国民党是民族资产阶级镇压革命的第一次严重企图。我们知道，联共（布）中央那时就已经认为“必须进行把共产党保持在国民党内的路线”，应该“把事情进行到使右派退出或革出国民党”（一九二六年四月）。
这一条路线是进一步展开革命，是使左派和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部并在国民政府内部密切合作，是巩固国民党的统一，同时也是揭穿和孤立右派国民党分子，是使右派服从国民党纪律，是利用右派、他们的关系和他们的经验，假使他们是服从国民党纪律的话；或是把右派逐出国民党，假使他们破坏这个纪律并对革命利益变节的话。
后来的事变完全证实这一路线的准确性。农民运动强大的发展，农民协会和农民委员会在农村中的组织，城市中强大的罢工运动，职工会委员会的建立，国民军向那被帝国主义者的舰队和军队所包围的上海胜利地推进，——这一切和类似的事实都说明，所采取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
只有这一情形才能说明那事实，就是一九二七年二月右派企图分裂国民党并在南昌建立新的中央，因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一致反对而遭受失败。
但是这一企图是一种征兆，说明国内正在进行阶级力量的重新部署，右派和民族资产阶级很不放心，他们要加强反对革命的工作。
所以联共（布）中央是正确的，当它在一九二七年三月里说：
甲、“现在由于阶级力量的新部署和帝国主义军队的集中，中国革命正经历着一个危急的时期，它今后的胜利只有在发展群众运动的断然路线之下才有可能；”
乙、“必须把握武装工农的路线，把地方上的农民委员会变成实际的拥有武装自卫力量的政权机关；”
丙、“共产党不应该隐瞒右派国民党分子变节的和反动的政策，应该动员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用周围的群众去揭穿右派的阴谋。”（一九二七年三月三日）。
所以很容易理解。此后，一方面是革命规模的日益壮大，另一方面是上海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不能不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抛进反革命的阵营，正如国民军的占领上海和上海工人的罢工不能不把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去绞杀革命一样。
事情确实是这样发生了。南京的轰击，在这一方面，是中国战斗力量新分野的信号。帝国主义者轰击南京和提出最后通牒是想要说明，他们在寻找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以便对中国革命进行共同的斗争。
蒋介石射击工人集会和实行政变，好似就是答复帝国主义者的号召，说他准备和帝国主义者串通一气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反对中国的工人和农民。
三 中国草命的第二阶段
蒋介石的政变是表示民族资产阶级的退出革命，民族反革命中心的产生和右派国民党分子与帝国主义者勾结反对中国革命。
蒋介石的政变表示在华南将有两个阵营、两个政府、两个军队、两个中心——武汉的革命中心和南京的反革命中心。
蒋介石的政变表示，革命已进入它自己发展的第二阶段，由全民联合战线的革命开始转变为千百万工人和农民大众的革命，为农民革命，这革命将加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土豪劣绅和封建地主、反对军阀和蒋介石反革命派的斗争。
这就是说，在两条革命道路之间的斗争，在主张进一步展开革命的人们和主张取消革命的人们之间的斗争，将一天比一天地尖锐地来充满着整个现今的革命时期。
这就是说，武汉革命的国民党对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进行着坚决的斗争，实际上将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蒋介石在南京的反革命派，既然脱离了工人和农民，和帝国主义接近，最后必走上军阀的同一命运。
但是由此可见，保持国民党统一的政策，孤立国民党内部的右派并为了革命的目的来利用他们的政策，已经不符合革命的新任务了。必须把右派分子坚决逐出国民党的政策，和右派坚决斗争的政策，来代替这一政策，直到在政治上把他们完全肃清，把全国一切政权集中在革命的国民党、没有右派分子参加的国民党、作为左派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联盟的国民党的手里。
其次，由此可见，左派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部密切合作的政策在现阶段具有特殊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这合作反映出在国民党外正在结成着的工人与农民的联盟，没有这样的合作，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再其次，由此可见，革命的国民党力量的基本泉源是更进一步地展开工农革命运动和巩固他们的群众组织——革命的农民委员会、工人的职工会和其他将来可以作为苏维埃的预备分子的群众革命组织，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是提高千百万劳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而对付反革命的主要解毒药则是工人和农民的武装。
最后，由此可见，共产党和革命的国民党人在同一的队伍里作斗争，应该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保证无产阶级指导权的必要条件。
四 反对派的错误
反对派（拉迪克及其一派）的主要错误是在于不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在于不理解这革命现在经历着什么阶段，在于不理解它现在的国际形势。
反对派要求中国革命用近似十月革命所进行的速度来发展。反对派不满意上海工人没有对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采取断然的战斗。
但是反对派不明白，中国的革命不能以迅速的速度发展，除了别的原因之外，因为现在国际形势比之一九一七年较为不利（帝国主义者之间没有战事）。
反对派不明白，在后备军还没有接得上的不利条件之下，是不能采取断然战斗的，比方说，正像布尔什维克无论是在一九一七年的四月，无论是在七月，都没有采取断然战斗一样。
反对派不明白，在不利的条件之下不避免断然的战斗（在可以避免的时候），——就是使革命敌人的事情容易进行。
反对派要求立刻在中国建立工农兵代表的苏维埃。但是现在建立苏维埃是什么意思？
第一，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可以建立苏维埃的——只能在革命浪潮特别高涨的时期才能够建立苏维埃。
第二，苏维埃不是为了空谈而建立的，——苏维埃的建立首先是作为反对现政权的斗争机关，作为争取政权的斗争机关。一九○五年的事情是这样。一九一七年的事情是这样。
但是在目前，在行动地区，比方说，在武汉政府地区，建立苏维埃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提出反对这地区现存政权的斗争口号。这意思就是提出建立新政权机关的口号，提出反对革命的国民党的政权，而和左派国民党人联盟的共产党人也参加这个政党，因为现在在这地区，除了革命的国民党的政权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政权。
其次，这意思就是把建立和巩固罢工委员会、农民协会和委员会、职工会、工厂委员会等等形式的工农群众团体，就是革命的国民党现在已经藉之依靠的那些团体的任务，和建立作为一种新型国家政权的苏维埃制度来代替革命的国民党政权的任务混为一谈。
最后，这意思就是不明白中国革命在目前经历着哪一个阶段。这意思就是说拿一个新武器交在中国人民的敌人的手里，去和革命作斗争，去制造新的传奇，说在中国进行着的不是民族革命，而是人为的移植“莫斯科的苏维埃化”。
这样，提出在目前建立苏维埃的反对派，给予中国革命的敌人莫大的便宜。
反对派认为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是不妥当的。那么反对派认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是妥善的了。但是，现在，当整个帝国主义恶党及其全部附庸都在要求把共产党人逐出国民党的时候，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离开战场，把自己的同盟者抛弃在国民党内讨好革命敌人。这意思就是削弱共产党，破坏革命的国民党，使上海卡文雅克们的事情容易进行，把国民党的旗帜、中国一切旗帜中最孚众望的旗帜放到右派国民党人的手里。
现在帝国主义者、军阀和右派国民党人所要求的正就是这个。
这样，反对派主张共产党在目前退出国民党，是给中国革命的敌人占便宜。
所以，我党中央不久之前的全会断然推翻反对派的政纲，是做得完全正确的。
原载《时代》周刊第20期，1949年7月1日
曾收入《斯大林论中国革命问题》，时代出版社1949年版
署名：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