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卖保险容易，公司发个上岗证就行了，关键是卖给谁，你现在卖出去过吗？听说卖保险的不是卖给自己，就是卖给自己的妈或爸，给全家上了全套保险，恨不得掉根儿头发都能索赔，好多人都用这种方法增长业绩，等家里人该买的都买了，就再也卖不出了，然后只能等着公司把你开了。其实保险公司也不指着你们卖多少，每批员工都给自己和家属买的话，数量就不小了。”
张超凡说：“看你的能力怎么样了。我不仅让家人买，也卖给导师，告诉他做实验会有危险。据说号称硝化甘油炸药发明人的诺贝尔就曾被炸掉过门牙，牛顿被苹果砸成轻微脑震荡，意外事故层出不穷。前不久一个老板酒后驾车，汽车撞进工地，轧死四个在地上睡觉的民工。睡觉都能死，民工招谁惹谁了。社会这么危险，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玩完了，应该尽早为老婆和孩子做好准备，别舍不得几个小钱，最后落个一无所有。”
我说：“要是有这本事儿，我还至于被公司开除。我懒得磨破嘴皮子把一件普普通通的事情说得天花乱坠，就算我真有赵本山那两下，也不一定能碰见傻成范伟那样儿的。”
乔巧说：“那你就考研，和我一起，我还能拉你一把。”
我说：“就怕你没把我拉上岸，自己再被拉下马。”
乔巧说：“你以为我跟有些干部似的啊，那么容易就被腐蚀了，我可立场坚定，爱憎分明。”
我说：“考研倒不是一条歪路，但能不能考上是个问题，考什么专业又是个问题。”
12
决定考研不难，关键是考什么专业。考研不像考大学，有个学上就行。考研的人小的二十出头，老的已过不惑，如果再为了能有个学上，先混几年，肯定是脑子进水了，当然考研大军中不乏脑子进水的人。
现在没有一条十分明确的道路摆在面前，只能先把不适合自己的路堵死，剩下的最后一条路，就是我该走的。这叫排除法，考试时常用，当答案选项无法确定的时候，先删掉最不靠谱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可见我活得有多被动。
生活是上帝出的一份考卷，但愿这次我能蒙对。国民党主席连战都说了，走对路，才能有出路。
学医？不适合。倒不是因为我长得不像天使，因此当不了白衣天使，至少我比某些此时正手拿刀叉战斗在病房的大夫更不像魔鬼一些。
中学化学的底子就没打好，当时化学老师忙着打离婚，化学课全改自习了，打根儿上给我们耽误了。我们没有过多埋怨老师，毕竟婚姻破裂是人生的一种不幸，高考后还去探望她，可人家两口子又不离了，恩恩爱爱，幸福甜蜜。后来到了大学，普通化学也没学好，要不是抄在桌子上的那些公式帮忙，恐怕现在还补考呢。
更重要的是，我晕血。大学义务献血那年，我是戴着墨镜去的，要不险些没能献出爱心光荣一回。
在医大上学倒是有一个好处，得了病不用去医院，随便在学校的宣传栏里贴个询问启事，罗列发病症状，第二天就有人在下面跟帖，告诉你该吃什么药，如何调节饮食，不仅发病者得以治愈，还给了热心解答的同学一次做题的机会。
考数学？也不适合。虽说小学的时候因为口算又快又准得过不少小红花，可随着年级的增长，却反应慢了也算不准了，经常发生四六二十八这样的事情，为此买东西的时候总觉得没买什么钱就没了，卖东西的还以为我冒充大款，假牛B。数学作业也由给别人抄到抄别人的，考试分数有减无增。
考物理？高中的物理成绩拿到文科班确实能数一数二，也曾谙知牛顿、伽利略，还有洗澡的时候发现了浮力定律的那哥们儿，但也听说过爱迪生在火车上做实验被人把耳朵打聋了，伽利略因为跟天主教吵架，争论太阳和地球到底谁围着谁转，结果让人给烧了的故事。我热爱生命，珍惜生活，不想为了发明点儿什么就有性命危险，惨遭不测。
学英语？不现实，虽然有一句英语比住在纽约、伦敦市中心的老外说得都流利纯正：My English is poor.
我是英语教学制度下的受害者，初中的英语老师是唐山人，从教二十六个字母开始，就把我的发音带跑了。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现在这么深入，大街上见不到几个老外，CCTV-9（英语频道）也没开播，我不知道英语究竟该怎么发音，以为就是老师读的那样，抑扬顿挫，曲里拐弯。后来一个亲戚从国外回来，才让我真正见识了英国人怎么说话，但为时已晚，那时我都快高考了，早就落下病根，要不拐着发音，话都说不出来。最后费了好大劲，才学了上面那句用途较广的话，好让想问我故宫有没有不要票的门可以进的老外，死了那份心。
学本科的机械专业？这是最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上完四年大学，我不仅不懂得如何设计机械装置，连自行车也没学会修理，至今还经常让修车师傅帮我拿笼。我算有自知之明，知难而退。而我的同学，比我好不到哪儿去，毕业后居然去了航天部，研究飞机、导弹，不知道杨利伟坐的那架飞机是不是他们部做的，真替我们的航天英雄担心。
更主要的是，我已经在这个专业里混了四年，已经对它知根知底，就像一对发现对方一身毛病的男女，让他们结婚是不可能的，除非世界上就剩下他们两个。再一个，政府都说了，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用信息业带动重工业，我要响应党的号召，不能再给重工业添累赘了。
那么就学计算机？倒是有些基础，CS在我们宿舍还算拿得出手，QQ、MSN、网易泡泡、雅虎通，电脑里都装了，可一打听，不考这些，考编程什么的。编程我可不行，编个瞎话什么的倒还拿手，张嘴就来，都是上学的几年里，在和老师进行艰苦卓绝的敌我斗争中训练出来的。
杨阳建议说：“可以考中文系，就算你三岁才开始说话，现在也说了二十二年中文了，所以我第二次高考做了这样的决定。”
对，我可以学中文，至少《新华字典》里的字我认识一多半，和中国人交流的时候不是很费劲，和那些来中国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比起来，专业上我有优势，而且对中国文化常识略知一二，知道鲁迅父母曾经给他找过一个童养媳，他弟弟抗战的时候给日本鬼子当过走狗，这些典故留学生就不一定晓得。而且我上大学的时候笔耕不断，差不多每学期都要写实习汇报，一些段落至今记忆犹新：
今天是星期一，我和同学们兴高采烈地坐着公共汽车去机床厂参观实习，我在车上的唯一感受就是人太多，我太困，车太慢，天儿太热。
这周，我在机床厂的食堂共吃掉十三个号称二两一个的馒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木须肉比学校食堂好吃得多，除了黄瓜片儿和蒜，至少还可以看到鸡蛋和木耳，就是盐放得多了些（可能考虑到工人劳动时出汗导致盐分流失），有待提高。
我对厂里的作息时间非常不解，目前的制度是早八点到晚五点工作，中途十二点到一点休息，为什么不能掉过来？
今天我参观了齿轮加工车间，车间的工作环境已由五十年代的脏乱差变成现在的整洁清新明亮，看到这种巨大变化，我打心眼里替我们国家的机械工业感到高兴，祝更上一层楼。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所在的车间的主任分得一套两室一厅，他在手舞足蹈之余，没有忘记请客，我们嗑了他买来的瓜子，五香的，有点儿皮。
……
考研将是我人生的一次重要决定，如果一个星期后仍不觉得有不妥之处，就为此付出行动。以前我做事爱冲动，脑门一热，不计后果就冲上去，经常导致不好的结果，现在正试图改掉这个毛病，每做出一次重大决定，都要冷静七天看看再说，每做出一次普通决定，也要考虑一天，第二天才决定干还是不干，就连晚饭吃什么这样的屁事儿，也要思考两个小时以上，既涉及营养搭配，又要顾及经济实惠，往往得出答案后，饿劲儿都过了。
13
吃饭可以是一段感情的开始，比如我和周舟的恋爱就是从一顿饭开始的；也可以是一段感情的结束，比如两口子离完婚从办事处出来后都会吃顿散伙饭。
我决定让这顿饭成为我和乔巧的终结，现在已经弄清真相，她只是我曾经的一个爱慕者，我彻底否定了自己先前的幼稚幻想：以为她是周舟在国内的朋友，要告诉我关于周舟的消息。虽然她留给我的印象不坏，但我并没有想和她怎样的念头，心里仍挂念着周舟。说不好她就是周舟安排的眼线，来考察我的表现，我更应该行得端坐得正，心无旁骛。
吃完饭出了饭馆，我对乔巧说：“我和杨阳约了人去外面踢球，就不送你回宿舍了。”然后看了杨阳一眼，示意不要戳穿我的谎话。
乔巧说：“中超球队都罢赛了，你们还这么热衷。”
杨阳说：“他可是足球的狂热分子，上学的时候经常趁天黑在礼堂前的草坪上练习倒钩和铲球。”
乔巧说：“我说那块草坪怎么光秃秃的，原来是你干的。”
我说：“其实也不全是，有一块是杨阳喝完酒以后尿的，碱大了，你没看仅有的那几片草也黄黄的嘛。”我掏出手机，煞有介事地看了看说，“得赶紧走了，要不来不及了。”然后跟乔巧和张超凡告了别。
我这么说是为了避免乔巧的纠缠，不想惹火上身。出了校门，杨阳陪我在门口抽烟。看着在校生们来来往往，意气风发，满面春色，我发出一句不止在一个场合说过的感叹：“时间过得真快啊！”
“是啊，三年前我上大四，以为草样年华就要结束了，结果却被学校开除了，现在我回来了，又一个草样年华已经过了一半。”杨阳喷出一口烟说。他曾经说过，再次回到这里的时候，看着身边一个个比自己小四五岁的学生，感觉自己就像他们的家长：
晃晃悠悠的男生
走在校园的马路上
横冲直撞
自以为是
和多年前的我一样
都跟个二B似的
一队保安正在校园里训练，为首的保安头我认识，几年前还是一个小保安，每天夜里在学校巡逻，我和杨阳喝酒的时候常撞见他，他每次都用打量不法分子的眼神看着我们和手里的酒瓶，没听他说过别的话，只有一句口头禅：“喝完了早点儿回去。”现在他开始对手下人喊着“稍息立正向右看齐”了，也算升了官。
“咱们上学的时候，整天觉得郁闷，烦，以为自己正在经历全人类最大的苦难，毕业后才发现，上学时候的那点儿苦算个屁啊。”过往的学生们有说有笑，一脸少年不识愁滋味的表情，让我羡慕地说。
“人类最大的不幸，就是活着。”杨阳说。
“而又不甘心像个傻B一样地活着。”我说。
14
抽完烟，杨阳回了学校，我扔掉烟头，坐车回家。又上了上学时候每周必坐的25路汽车。
学校地处市区边缘，南边一片菜地，住户都是农业户口，我们每次进城都要乘坐这趟车，后来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加快，学校所在地逐渐繁荣起来，农田变成了楼盘，原来地里长的是一株株庄稼，大米蔬菜才能卖几个钱，于是拔了庄稼，盖起一幢幢高楼，均价也六千多一平米，交通便利，不再只有这一趟车经过，改变了以往每次学生上下学都跟春运高峰似的状况。
如今学校外的道路平坦宽敞，我入学那年，没有一条像样的柏油路。天气干燥的时候黄土漫天，每次经过都蓬头垢面，许多刚洗完澡准备去校外约会女朋友的男生还要随身携带一块湿毛巾，以便擦去落在脸上的尘土。下过雨后，道路泥泞不堪，行人通过后通常做的一个动作都是，到了柏油路上，先找一个马路牙子，蹭掉鞋底上厚厚的泥巴。听老生说，路本来当年就能修好，有个局长始终对我们学校的硬件建设关爱有加，已经将修路计划上报到市里，但他突然出了点儿个人问题，身份一下子由当家做主变成了专政对象，修路计划也就此搁浅。直到两年后，随着21世纪的即将来临，学校所在地出现在北京的市政整体规划图中，门前的道路才得以改善。对于那个局长当年为何如此热衷替我们学校张罗修路，大家的猜测是：他为了开车过来接女生方便。
现在25路车途经的每一站和哪个售票员负责哪号车，我都记得十分清楚，也许是坐了四年的缘故，它构成了我青春记忆的一部分。
一上车我就买了票，这样做能避免总被售票员盯着看，那眼神不是让你以为脸没洗干净，就是吃完饭嘴没擦还沾着菜叶。如果这两样你都确信不会发生，售票员仍然目不转睛，那么很难不让一些人以为自己很帅，连售票员都不好好卖票而为自己心不在焉了。
车上人不少，我往车厢里走了走，酒劲上来了，抓住扶手站着闭上了眼。汽车一路上走走停停，有人上来有人下去，我时而清醒时而昏沉，等困劲过去的时候，发现该下车了。
下了车我要买份报纸，看看有什么公司在招人。虽然刚才吃饭的时候说到考研，但那只是一个想法，付诸实践仍需时间的检验，万一检验完成发现那并不是一条行得通的路，还得谋个差事，才能安身立足。
一摸兜，发现钱包没了，再摸，还是没有，浑身上下一共四个兜，摸了八遍，除了残留在里面的一点儿烟丝外，什么都没有。就在我摸第九遍的时候，一个小贩拿着花露水过来推销：“便宜了噢，去痱止痒，一抹了之。”
第九遍并没有改变前八遍得出的结论：丢了。
一定是我刚才在车上打盹，被人掏走了。我记得钱包放牛仔裤的屁股兜里了，小偷想拿走的话，手一定在我的臀部逗留过，也不知道是不是女小偷，如果是，我就太亏了，不仅丢了钱包，还被性骚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