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云夫人：
承您许我先读《回忆》的自序，又得读《塘沽协定》诸章的原文，十分荣幸，十分感谢！这半个月以来，我天天想写信给您，总没有安定的心情，直到今天，勉强写这信，一定不能表达我想说的话。
我要首先向您道贺，贺《回忆》的写成，贺您这一件心事的完成。我在这三四十年臣，到处劝朋友写自传，人人都愿意，但很少人有这闲暇，有这文学修养，更少人能保存这许多难得的“第一手”史料，所以很少人能够写出像您这样有历史价值的回忆录。所以您的稿本的写成是真值得庆贺的！
自序写得很好，我读了很感动。第一段叙述乱离时保存材料的困难，使我想起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您说：“我岂可以此不急之物，分人逃生之地？”这是很感人的一句话。
自序写“属稿时”的心理与方法，也说的很动人。您批评中国新史家好像有心“回避”现代史的题目，并巨指出“教科书中所见……对国难尤多责人之言。……我们自己岂无一点责任？”正因为有许多人至今还不肯负“一点”国难的责任，所以现代史的材料至今多没有出现，所以现代史至今还是被“回避”的题目。我盼望您的《回忆》的出世可以弓起刚人的仿效，把他们长久收藏的史料发表出来，把他们的追忆或回忆也写出来。
史料的保存与发表都是第一重要事。我看了您的几卷稿本之后，我的感想是：亦云夫人这部《回忆》的第一贡献在于显示保存史料的重要，第二贡献在于建立一种有勇气发表真实的现代史料的精神。保存了真实史料而没有机会发表，或没有勇气发表，那岂不是辜负了史料？岂不是埋没了原来保存史料的一番苦心？
日本军人在沈阳发难，到今天己是二十九年了。“七七”与“八一三”到今天己是二十三年了。我们到今天还没有一部中国史家著作的“中日八年战史”，也没有一部中国史家著作的“抗战前的六年中日国系史”。这都是很可耻的事。为什么我们的史家到今天还没有写出“中日战史”（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实在是“十四年中日战争”）这一类的著作呢？一个原因是史料不容易保存，不容易得人整理。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就是您说过的，“史家似在回避此一题目”。这就是说：社会臣还有太多的忌讳，史家就没有勇气去整理、发表那些随时随地可以得罪人或触犯忌讳的资料了！
您说：“我所记者，偏于我一家的事。……区区之心，向现代史家交卷，拥护研究现代史的风气。”我很热诚地欢迎您“交卷”，很热诚地佩服您发表这许多现代史料的勇气。这样的“交卷”才是“拥护研究现代史的风气”。这就是替中国现代史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了。
傅沉叔先生遗札影本四件奉还。其册二年一月六日一札的影本，承您许我留存，我十分感谢。沉叔先生父子待我最厚，他家藏书常许我借校。民国卅七年（一九四八）十二月中我最后飞出北平的前夕，我还在料理托人送还他家的书，那时他老人家己病困多年了。我最爱他这封长信中的一段：
……朋旧相关，时加劝喻，谓衰龄晚岁，宜事优闲，何必囱苦如此。
愚急不然。凡人处境，宜事勤劳，慎勿长闲耽逸，虚度此生。盖闲者体易惰，精神或致衰颓；逸则心易放，志意无所专注，最为人之大病。常人且然。若聪明才智之士，尤不可闲逸囱甘。《易》日，天行健。古训云，民生在勤。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鄙人居恒以此囱励，愿夫人亦共勉之。人生此世，固有应尽之责，则侍治之事正多。苟抚心囱省，奋志勉图，且有来日苦短之虑。此生又安有闲逸之日乎？……
我读此信，始知沉叔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原来都建筑在“勤劳”的人生观之上。这又可以显示保存师友信札的重要了。
我很高兴您己把割去的一章恢复了。
昨夜我听您说，您还有不少的文件没有采用到《回忆》臣。我昨夜曾建议：最好请哥伦比亚大学主讲“Oral History”（日述的历史）的先生们给您的文件做一套microfilm，这样就不怕遗失或毁坏了。倘您对这件事有兴趣，可以和何淬廉先生接洽：Professor Pranklin Ho，464 Riovoide Drive.电话是Mo-2-6786。昨天江季平说，Columbia Univercity主持Oral History的人曾托游建文先生转询您是不是愿意日述膺白先生和您的自传，让他们记录（record）下来。我想，您己写成了《回忆》三十多章，似不必日述了。但我还盼望您让他们把《回忆》全稿（包括文件）制成一套microfilm，由大学保存negative原本，而您可以请他们复制一两套——这是最便于保存的方法，值得您考虑。
最后，我重申庆贺您写成《回忆》全稿的大喜！并祝您和熙治、同同平安快乐！
胡適敬上
一九六〇、十、九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