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与自由》
在雷案发生十个月以前的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欣逢“《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日，胡先生曾发表一篇《容忍与自由》的演说。
胡先生说：“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又说：“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
胡先生强调书生也是强者，必须有容忍的态度。他说：主持言论的人不是弱者，由于言论得到社会上的好感、同情与支持，也就成为一种力量，成为有权有势的人。至于受到不合理的压迫与围剿，也是反证当权者害怕书生的权势。书生的势力，不是幼稚的势力，不是兵力，不是暴力，而是凭人类良知“取得共鸣”而存在的。
这篇文字，殷海光先生认为是近四十年来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文献，是中国人应走的大方向的指南针。余英时先生在一九九〇年十二月“胡适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献词中说：“在政治上，台湾今天已不需要再借着胡适的招牌来争取言论自由、组党自由了。但是胡先生晚年强调的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似乎对于今天台湾，还有崭新的启示！在台湾民主化的现阶段上，‘容忍’是一个最具关键性的观念，比三十年前更为迫切了！”
中国传统与将来
胡先生自一九五八年四月十日就任“中研院”院长，至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心脏病猝发去世，共历时三年又十个月。在这三年又十个月中，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至五月二日因粉瘤割治，住院约一个月；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九日至四月五日因心律不齐住院二十五天；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二十二日因狭心症住院两个月，十一月六日又复发一次，十一月二十六日至一九六二年一月十日又因同病再住院一个半月。出院后再过一个半月即是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院士会”后，在蔡元培纪念馆酒会中心脏病猝发逝世。故在三年又十个月中，胡先生在台大医院治疗各种病症，竟占去五个半月之多。
在这三年又四个半月中，胡先生真正做了不少工作，写了不少文字，心情上又经过了多种困扰与挫折，而竟能在百忙中完成两篇重要的英文演说，一篇是一九六〇年七月十日（四月五日才出病院）在美国西雅图“中美学术会议”上的《中国传统与将来》的演讲；另一篇是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在台北“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开幕日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十一月六日胡先生曾小病一次，十一月十六日演讲后十天，十一月二十六日即又入病院至次年一月十日才出院，再过一个半月，即去世了。）
现在先在此略谈《中国传统与将来》。
《中国传统与将来》是胡先生在一九六〇年七月十日在美国西雅图“中美学术会议”的演讲词，离胡先生去世（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只有一年半的时间，可说是胡先生对中国传统以及这个传统的将来两个重要问题的最后见解，是值得我们细读的。
胡先生把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的变迁做了个扼要的叙述。他说，在中国与西方文化接触之前，经过了（1）上古“中国教”时代，（2）经典时代，（3）秦汉统一帝国时代，（4）印度佛教输入时代，（5）排佛运动与道教兴起时代，（6）中国文艺复兴时代（包括文学、哲学与学术等三方面的复兴）等六个阶段，始终保持着一个“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
到了最近一百五十年与西方强势文化接触以后，在短短几十年中，废除了几千年的“酷刑”，一千年的“小脚”，五百年的“八股”，五千年以上的“帝制”，而且经由自由民主的方式采用了无数西方的器物、观念。从穿皮鞋到文学革命，从用口红到推翻帝制，都是经过“理智判断”由少数人提倡、多数人赞成而逐渐采用的。中国没有一件东西神圣到不容经过如此程序而淘汰而更新，也没有一个人或一个阶级有力量防止哪一种制度受外来文化感染侵蚀的影响。
胡先生在这篇文章的结论中说：“看了这许多整肃文献，我才敢相信，我所推崇的那个‘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在中国大陆上还存在着……也会永久存在，继续传布。……我深信那个‘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的传统没有毁灭，而且无论如何没有人能毁灭它。”
胡先生教我们绝对相信，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一种民主选择式（文化变动）的形态，革除淘汰掉可弃的成分，采纳吸收新文化成分，促使老文化格外发扬光大。中国传统的将来自是无限光明，前途远大。
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六日，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主办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在台北开幕，会期六天，胡先生应邀发表英文主题演说，题目是《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
胡先生演说里把他几十年来对东西文明的基本看法，对近代科学和技术文明的颂赞，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来。他要大家打破东西方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之对立的成见，要大家诚心热烈地接受西方近代的新文明。
胡先生认为东方老文明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惨无人道的妇女缠足至千年之久而无一声抗议，把贫穷和行乞看作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祸，这个文化有何精神价值可言。为了给科学发展铺路，为了准备接受、欢迎近代科学和技术的文明，东方人必须经过某种知识上的变化或革命。我们必须明白承认西方文明乃是人类真正伟大的精神成就，必须学习去爱好，去尊敬，才能使科学在我们中间深深地生根。
胡先生在一九二六年所写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曾把科学与技术的近代文明看作高度理想主义的、精神的文明。他曾说：“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来控制自然，来变化物质，以供人用，来使人的身体免除不必要的辛劳痛苦，来把人的力量增加几千倍，几十万倍，来使人从愚昧、迷信里解放出来，来革新再造人类种种制度，以谋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是高度理想主义的文明，是真正的精神文明。”
由于胡先生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在谈发展科学以及科学在中国生根的问题，因而牵涉中国本位的“精神文明”，此亦胡先生之老调，而为“精神文明优越自傲”之保守学者所不能容忍，故围剿之风甚为激烈。“立法委员”廖维藩在“议会”质询，徐复观在《民主评论》中竟破口大骂，真是人身攻击！
两个多月后的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在“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闭幕酒会上，胡先生谈到言论自由。他说：“我去年（十一月十六日）说了二十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台湾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声调有些激动。又说了几句，然后请大家吃点心、喝酒，和一些告辞的人握手。在转身间，面色忽然苍白，旋即仰身倒地，从此就长眠不起了！
亲情与友情
胡先生三岁丧父，学成归国一年后又丧母，胡一生对父母孺慕情怀无时或已，也常常流露于日常生活之中。
胡先生在《四十自述》中追忆，他念的第一部书是他父亲手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名为《学为人诗》，他将此原著保存了三十余年，在一九三一年裱装成册，含泪注记。
关于胡先生对母亲的孝思，我在此记述两事：
胡先生于一九一七年七月自美回国，九月任北京大学教授，十二月返乡与江冬秀女士完婚。一年后，胡母即去世，胡先生痛失慈母，曾有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一日《奔丧到家》之诗：
往日归来，才望见“竹竿尖”，才望见吾村，便心头乱跳，遥知前面，老亲望我，含泪相迎。
“来了，好耶！”更无别话，说尽心头欢喜悲酸无限情。
偷回首，揩干泪眼，招呼茶饭，款待归人。
今朝——
依旧“竹竿尖”，依旧溪桥——
只少了我心头狂跳！
何消说一世的深恩未报！
何消说十年来的家庭梦想，都一一云散烟消！——
只今日到家时，更何处能寻她那一声“好耶！来了！”
一九二九年一月间，胡先生收到老友张轶欧先生自无锡发出的一封为母亲八十大寿征寿文，并附张母高太夫人七十岁以前的事略。因此触到胡先生的思母情怀，他写了一封十分感人的信：
轶欧先生：
我读了尊母高太夫人事略，十分感动，又十分羡慕。高太夫人的为人绝像我的先母。她们的好处都绝相像；即她们的小小短处，如重科名、盼抱孙，也绝相像。但她们两人的福气却大相悬绝。先母四十六岁去世，尊母则享八十高寿。先母盼抱孙甚切，而我的长儿生时，她已不及见了，故长儿取名祖望即是纪念她；太夫人则有孙男孙女六人，嬉戏膝下，自以为极天下之乐事。先母艰苦一生，不曾享一日清闲闲福，不曾得我一日的奉养，而太夫人晚境十分顺适，享几十年的家庭幸福。所以我读了大著，既很感动，又很羡慕，不但羡慕太夫人的福寿，更羡慕先生有福做几十年的孝顺儿子。
我很想做点文字给尊母上寿。不幸明日即须北上，行期太匆匆，归期又不可预计，只好先写此信，略写心中要说的话，要尊府一门知道这样的喜庆真是人生绝不易得的，有许多人像我这样的，虽情愿舍去半世寿年，也休想换得这样的一天快乐！
胡适
十八，一，十五
胡先生写此信时，胡母已去世十一年，时年三十九岁。由于这件事的激励，胡先生于次年着手写《四十自述》，于六月完成《我母亲的定婚》，九月完成《九年的家乡教育》。这两章自述就是一篇极其生动感人的胡母传记了。
胡先生一生热爱朋友，《尝试集》及后集中，很多感人的怀友及哭友的诗篇。一九一七年在《尝试集》中《朋友篇》的名句有：“清夜每自思，此身非吾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人生无好友，如身无足手。”
我现在在《尝试集》中摘录胡先生对于许怡荪、丁在君及徐新六三位朋友的几首追思诗词，以见其爱友之深切。
许怡荪是胡先生的绩溪同乡，同时在上海求学。在胡先生因醉酒入狱被释后，力劝胡先生应留美考试，是筹助赴京路费之患难朋友。在胡先生留美期间，怡荪经常有信规劝勉励，可谓肝胆之交。怡荪一九一九年在南京去世，胡先生一九二〇年七月五日傍晚与诸友游秦淮河，船过金陵春，回想去年与怡荪在此吃晚饭，不觉凄然堕泪。胡先生回寓追想去年一月之夜话，作诗哭之：
怡荪！我想像你此时还在此！
你跑出门来接我，
我知道你心里欢喜。
你夸奖我的成功，
我也爱受你的夸奖；
因为我的成功你都有份，
你夸奖我就同我夸奖你一样。
我把一年来的痛苦也告诉了你，
我觉得心里怪轻松了；
因为有你分去了一半，
这担子自然就不同了。
我们谈到半夜，
半夜我还舍不得就走。
我记得你临别时的话：
“适之，大处着眼，小处下手！”……
车子忽然转弯，
打断了我的梦想。
怡荪！你的朋友还同你在时一样！
丁在君（文江）是胡先生中年之友，是国际著名的地质学家。他与胡先生一同创办《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在一九三一年八月，两人同到秦皇岛避暑十日，丁曾用元微之别白乐天两绝句原韵，作诗两首赠胡：
留君至再君休怪，十日流连别更难；
从此听涛深夜坐，海天漠漠不成欢。
逢君每觉青来眼，顾我而今白到须；
此别元知旬日事，小儿女态未能无。
一九三六年二月，丁在君因煤气中毒在湖南逝世，胡先生以原韵哭之：
明知一死了百愿，无奈余哀欲绝难；
高谈看月听涛坐，从此终生无此欢！
爱憎能作青白眼，妩媚不嫌虬怒须；
捧出心肝待朋友，如此风流一代无。
徐新六是金融界的大学问家，时任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一九三八年八月，政府特派他赴美接洽借款事宜。他的座机在八月二十四日上午在广州上空，被日本驱逐机五架击落，被机关枪扫射，乘客十二人皆死。十日后，胡先生在瑞士收到新六八月二十三日夜（临死前夕）的一封书简，作诗哭之：
（1）追哭新六：
拆开信封不忍看，
信尾写着“八月廿三”！
密密的两页廿九行字，
我两次三次读不完。
“此时当一切一切以国家为前提”，
这是他信里的一句话。
可怜这封信的墨迹才干，
他的一切已献给了国家。
我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
这人世丢了一个最可爱的人！
“有一日力，尽一日力”——
我不敢忘记他的遗训。
（一九三八年九月八日）
（2）抄新六遗书三篇，题此诗：
三书不厌十回读，今日重抄泪满巾；
眼力最高心最细，如今何处有斯人！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六日）
现在再讲一段胡先生晚年（一九六一年）对老友蒋梦麟续弦的热切关怀的故事。他写了六页长信给老友，劝他悬崖勒马，珍惜余年。如果老友决心与徐贤乐结为连理，他用心为老友草拟了一张身后财产分配的遗嘱，使前妻第一任和第二任的子女以及徐贤乐皆能得到公平的分配。可惜梦麟收到此信，原封不看，投入废纸篓中。不料蒋、徐成婚后不久，即感情决裂。梦麟求分不得，痛苦万分。胡先生谋友之忠诚，令人感动。
一九五九年“中研院”几个老朋友意见分歧，避不见面，胡先生看在眼里，心中不乐。他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中研院”总干事全汉昇，大意说：“一生最爱朋友。现在年纪大了，更觉朋友难得而易失。”总盼望几个好朋友都能“珍惜这难得而易失的友谊”。他邀请各位常来南港小聚，“帮他打破他近年爱孤寂的坏习惯”。这是他晚年化解几个朋友的失和的做法，可谓用心良苦。胡先生生平以恕道待人，最看不得别人的痛苦，总希望大家和谐相处，人人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