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合肥人非常可敬，保存历史但不粉饰历史，这算是合肥人的一大贡献。
在合肥包公祠里游览，看不到过多的雕琢，看不到完整介绍包公生平的碑文，也看不到完整介绍包公祠的碑文，包公祠好像要故意考验游人的悟性。
在祠堂两侧各立着一块独具匠心的石碑。
堂右碑石上刻的是《包氏家训》：
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工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昭后世。
堂左碑石上刻有包公五言律诗一首：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
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
在封建社会，家训的内容可能涉及方方面面，它是一面旗帜，它是家族的法律。就封建道德而言，包氏家训法度森严令后人打寒战。它直奔主题、简洁明快，涉及的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当官不能“犯赃滥”。翻遍封建史册，先哲们让家训规范于国法之中，以力主廉洁为全部内容立家训，似无第二人。当然可以想象，在宋代，夫人们帮丈夫或背着丈夫到外伸手敛财的事大约不多，不然包氏家训怎会不涉及此条。我不知道包公后裔是否真的遵循了《包氏家训》，但通过《包氏家训》我们认识到，在古代，家庭教育也是廉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璀璨辞篇、珠玑文章、大文学家灿若星河的宋代，包公算不上文学家。尽管《宋史·包拯传》记载，有《包拯集》十卷传世，但那全是奏章。被证实为包公所作流传至今的文学作品只有这一首五言律诗。包公门生张田认为这是包公为自己立下的处世为人的座右铭。包公出身进士，不会搞文学创作似乎说不过去，假如他写过，为什么没有保存下来？很难说清楚。但这首诗能流传至今，最主要的原因是它鲜明地表达了包公垂范千古的至善品格和刚直性情。
《宋史》言包公“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这证明包公履行了自己在诗里的承诺。为了“精钢不作钩”，他扼杀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割断了复杂的社会关系，舍弃儿女情长，节制七情六欲，像苦行僧一样捍卫自己的操守；他不纵情声色，也不寻欢作乐、浪漫轻靡、颓废放任，使自己处在孤独绝决、高处不胜寒的境地。被视为为政宣言的那一首五言律诗，虽没有多少文采，但它重理性、重客观、重从自我做起；直抒胸臆、确定目标、自我约束，成为他处世态度的真实写照，极具人格和理性的审美价值。
两个石碑，一种用意。我们终于读出一点名堂，用现代人的话说，包公是典型的“一根筋”。
“一根筋”是一种境界，那是一种很难达到的人生境界。清心谋直道，才与人不苟合；有个性，才“不伪辞色悦人”；怕在史册贻羞，才“平居无私书”；不乱写“条子”，不想织关系网，才“故人亲党皆绝之”，这是典型的“全心全意”。虽然这种“全心全意”封建色彩极其浓厚，但它用生命作为赌注，一旦凝结成玉壶冰心，不仅普通人望而生畏，连皇帝也不敢怠慢。宋史载：胡作非为的官吏，“拯皆奏罢之”；有利于百姓和廉政的奏章，“朝廷多施行之”；不合百姓愿望的规矩，“悉奏除之”。这种“全心全意”的意义还在于，每干一件事，都要有韧劲，都要干到最好。包公一生精心干了两件事，一是守孝，二是做官。人言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因为“一根筋”地干这两件事，他成了历史上最大的清官，他死后皇帝给他追加的荣誉称号是“孝肃”，他成了忠孝两全的代表。要做这样的人物，没有把生命置之度外的勇气，没有清心寡欲割舍常情的决心，断难成功。这也是包公只有1．62米的个头，却以巨人的姿态矗立在人们心中的原因。
包公诗中的情绪，与屈原诗中的伤悲，陶渊明诗中的隐逸，李白诗中的狂放，元稹诗中的失意，陆游诗中的悲苦等文学审美取向显然不同。他不是那种在官场得意就对政治一往情深、文章的调子也明朗轻快，官场失意就对文学情意缠绵、文章的调子也凄苦悲戚的亦文亦政的性情中人。他始终没有被又要从政又要为文的矛盾所困扰，义无反顾地树起一面“直道是身谋”的大旗，一门心思要做好官。这种追求极致人生的努力，使他的文学作品成为他的为政宣言，这大约也是他能当清官的原因。假如包公真因为此成了旷古名人，这是不是给亦文亦政并因此而苦恼的人提供了一个思路？当然，一门心思为文和一门心思为政都难，不然，范仲淹被贬官后热衷文学创作，虽然因为《岳阳楼记》而名噪千古，但后来我在一个资料上看到，他文中表扬的那个滕子京原来是个贪官。看来，亦文亦政难，单单为政难，单单为文亦难。如果不是“一根筋”，不管干什么事情都难。
为什么难？一个人一生的欲望太多，要操心的事情太多。因此，我佩服能全身心用生命“码字”的文人，我佩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我更佩服既能“直道是身谋”地做官，又能在文章中袒露政治良心的亦官亦文的人。
200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