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春天一个懒洋洋的中午，静坐树梢的山风纹丝不动。不少人都没有午休，在京城西郊一片松林中毫无目的地散步。我也走在其中。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攥着个小收音机，在阳光与阴影的间隙无声地穿行，收听着一个沉重的消息。留在石子路上的脚印，很快就被投射下来的阳光抹平。
我走出松林，站在一个土坎上，捻小了收音机的音量，四处张望，寻找。望什么，找什么，我也不知道——
几片本该在冬季落下来的树叶忘在了树上；
一栋栋新耸起的高楼窗玻璃上软软地贴着明丽的阳光；
蜷缩在墙头的小鸟有气无力地叫着，嘴里咀嚼着阳光碎片。
……
满世界都是阳光。突然拂来一阵微风，把天地间的阳光绕成了线团。
所有这些看似的轻松都被人们那越来越沉重的脚步，踩踏得一点儿也不轻松了。
此刻，伊拉克战争正亲吻着和平。
人们为什么心不在焉在散步？明丽的阳光为什么变得压抑？我在这宁静的京城寻找什么？
答案全有了。
远处，一个高高的烟囱正源源不断地吐着滚滚浓烟。这使我不得不怀疑，狂风暴雨走过以后，这儿的天会是蔚蓝的。
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昨天的那个故事，那是一摊鲜红的血。那摊血肯定比眼下的阳光还壮美，因为它上面颤动着一个兵的生命。
他比我年轻，他却成了被人们称为先烈的上一辈人；如今我已经老了，他还是18岁，永远的18岁。
我说的是我的战友王治江。
这个时代，每天都会碰上让人费解的怪事：一列火车正载着非典型肺炎驶向北京；一直被大家看好的老萨几乎没放一枪一炮就和共和国卫队蒸发了；强盗穿着警服带着警犬大白天入室抢劫。不管奇事有几多，这一点我任何时候都不怀疑：战争阉割了和平，握屠刀的人的手也肯定会化脓。我理所当然地诅咒战争。当王治江死在和平的日子里时，我又明白了另一个道理：阳光里也有枪声。但是，不是死在战争中的人是不能称烈士的，通常的叫法是因事故而亡。
王治江很冤。
他躺在青藏公路下的冻土地上长眠不醒已经45年了。他的伤势很疼痛，他的灵魂很寂寞，他的心里很委屈。但是，他不会孤单，因为他的身边躺着不少伙伴。据说，青藏公路平均每一公里路基下就掩埋着一个先烈的遗骨，他们是曾经修路、护路的工人和执勤的战士。这就是说，两千公里的公路线是用2000多名先烈的遗骨托起的。汽车的轮子每向前滚动一步都是碾在烈士的肉体上。当然包括王治江。
孙子兵法演绎得很纯熟的国度，只拥有昨天的战争吗？也许硝烟暂时逝去，两军对垒的战场也没有了。可是枪声依然不时地响起。那2000多名先烈就是在和平年代献出生命的。
阳光里的枪声，不见硝烟的死亡。
45年，包括我在内的这一代人真的已经老了，一切都变得成熟。但是，王治江倒下的地方那摊鲜血永远是那么清新、鲜亮。那个清晨一直到那个傍晚，那鲜血装点着青藏的山水。山水更好看。
我需要一片安静的草地，铺开广阔的回忆……
这是自从我上高原后遇到的最冷的天气，干冷干冷，把人的头发冻得都要在帽子里立起来了。就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头天夜里巴颜喀拉山落的那场雪没有带来丝毫的湿润。
太阳很红，但是它似乎不散发热量，倒像刚从冰窖里捞出来的一块冰坨。
王治江就是在这个早晨怀着对这个冰坨的诧异离开我们的。后来我始终认为这是个不祥之兆。我们的车队上路之前，治江对我说：今天这太阳半死不活的样子，好像随时要爆炸。我听了一笑了之，心想，既然半死不活，怎么会爆炸？笑话！
他就是在讲了这句话之后不到一个小时遇难。我恨死了那个报丧的太阳。
记得我们的车队驶过野牛沟不久，一个骑着枣红色大马的像猎人一样的藏胞，拦住车队给我们报信。他说有一股残匪一小时前窝藏在了前面的寺庙，他们穷凶极恶，刚扫荡了一个牧村，很可能还要抢劫我们车上运载的物资。
那个年代，青藏地区解放不久，时有匪徒窜出来骚扰，并不是什么意外的事。这小股残匪的出没虽没有让我们草木皆兵，却使大家有了警惕。连长下令，全连所有的车在经过寺庙时，拉开车距，高速前进。万一哪辆车被匪徒拦劫，其他车不必停驶照管，由连长坐的最后一辆车对付、收容。
连长的话很简洁，就这么几句。我们听得出来，这是战前动员。
王治江的死一辈子都戳得我心肝疼。
刽子手在大白天操起屠刀杀人。我们的一辆汽车被匪徒烧毁，地点恰恰在那个寺庙前。驾驶员和助手一伤一亡。亡者就是王治江。
事后，我们分析了这辆车被毁的经过：毫无疑问，由于驾驶员的惊恐，或车速缓慢或车子抛锚，才让匪徒有了下手的机会。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匪徒设了路障，这辆车落入陷阱……总之，王治江死了！
收拾他的尸体是在我们完成任务回来以后。当天傍晚我们就回到了王治江殉职的现场。
他车上的物资被哄抢得七零八散，特别是那些各种肉罐头，由于匪徒们不懂得如何开启，多数都被摔烂或踩踏瘪了，奇形怪状，满地狼藉。汽车的引擎盖变得坑坑洼洼，两个车灯被砸烂了——他们以为灯是汽车的眼睛，眼睛瞎了，车就无法走动了。
王治江躺在离汽车百米远的山坡下一个低凹处，呼吸早已停止了，双手仍然紧紧握着木把冲锋枪。他身上多处负伤，地上凝固着斑斑血迹。惟胸部一处还不时地向外浸着血滴，那也许是他心脏里的血吧……
现场的迹象表明，当时治江是与匪徒进行了最后的顽强抵抗。但是寡不敌众，数十个匪徒他无论如何是对付不了的。
战友们围着王治江的遗体，默不作声，只是悄悄地抹着眼泪。
这时，天空扬扬洒洒地飘起了雪花。治江静静地躺在铺着枯草的地上，雪花不断地落在他身上。奇怪的是那些雪花飘到他身上立马就融化了，且不留一点水迹。这使人想到他的身体还是热的，甚至想到他并没有死去，脉搏仍然在跳动。数十年后，我常常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假设，如果有今天这样的医疗条件，退一步说，当时有医生在场，说不定治江还有被救活的可能。
接近冬日，便可以缩短春天的距离。一种美好的愿望使我常常遐想治江应该活着。但是他毕竟在巴颜喀拉山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旅。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由于受到各种局限（尤其是那个年代），我们本该做成的不少事情却不能做成。我这样说自然不仅仅指对王治江的拯救了。
我们在王治江身边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后，一个人突然蹲下身子，抓起治江的头发，扯着长长的哭声喊道：“治江，你醒醒，你看大家都看你来了！全是你很熟悉的战友，你醒醒吧！”他喊着，嚎啕大哭，分明是一定要把治江唤醒才罢休。
这个人就是我们的连长。
随之，大家都跟随着连长跪在治江的身边，哭唤着这位战友，并抓扯着他的头发——这是当时束手无策的我们认为能在最后的时刻救他的唯一办法。很快治江的头发就被抓得乱蓬蓬的，还抓掉了不少。救战友心切的我们！无能为力的我们！
王治江始终没有睁开眼睛看我们一眼，他就这样长眠在雪山下了。连长脱下自己的皮大衣，给治江盖在身上，他特地用皮大衣毛茸茸的羊毛遮掩了治江那满是血迹的脸。正是这件佩戴着上尉军衔的皮大衣，给治江送去了人间的最后一丝温暖，也成了他唯一的陪葬品。
我们为王治江安排最后的归宿地。大家都很渺茫，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他的遗体。他的故乡——八百里秦川的扶风县，也是我的故乡——距离青藏高原数千里，我们是没有任何力量把他运回家的；再说上级也不会允许；在部队驻地安葬他吧，说实在话，我们的部队是刚从河北秦皇岛、石家庄一带移防到甘肃，在甘肃还没站稳脚跟，又奉命上高原执勤，2000公里的青藏公路就是我们的营地，流动营房，根本没有固定的家，如何安葬治江？真是难为了我们这些刚踏上青藏大地的战友们！剩下的选择只有一个：就地掩埋。
连长对王治江的遗体三鞠躬后，说：治江同志，我是个不称职的连长，把你一个人丢在这荒郊野外，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你怎么骂我我也不会责怪你。安息吧，好同志！
连长在说这番话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一个30岁的男子汉不到伤心处，不会这样难过的。
我们将心切碎，强忍着悲痛为治江挖墓。说是墓，其实只是个坑。天寒地冻，镐头下去地上只留下个白点，握镐的虎口被震得生疼。终于挖出了个一米多深的坑，这就是我们为治江营造的最后的房子，十分简陋。没有棺材，只好用一块篷布裹着他的身体让他入土；没有哀乐，连长鸣枪三声给他送行；没有父母兄妹送行，全连同志排成整整齐齐的队列，在他坟前默哀许久。他就这样凄惨惨地永远离开了他的连队和战友，孤零零地躺在了遥远的大山里。
几小时前还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就这样从这个世界上永久地消失了，他的声音，他的相貌，还有他对世界的记忆，都消失得干干净净。人的生命为什么如此脆弱？像游丝？像气泡？像水滴？微微撞一下就没了！治江走了。就像无人知道他的存在一样，也少有人知道他的消失。他生前是默默无闻，所以他死后人们也无法看见他那盏灯。
据我所知，治江家乡的亲人一直不知道他的归宿地。组织只通知他们王治江在一次执勤中不幸身亡。到底是怎么死的，死在何处，只字未提。说起这件事来这也始终是我的一块心病，每想起来心中就涌满愧疚，对治江的愧疚，对他二老的愧疚。数十年了，别人可以忘掉治江，我却不能，说什么也不能。我们在扶风中学读书时是同年级的学友，1958年又一起走进同一座军营，而且都是汽车兵。从汽车教导营培训出来后，我们执行的第一趟任务又是编在同一个车队，踏上了同一条公路。出发的前一夜，我们在车场最后一次检查完车辆技术状况和承运物资后，一同踏着高原上淡淡的月色回宿舍，他对我说，他本来打算在出发前给妻子写封信，因为这些天手头的事情太多，抽不出空儿写，只有等跑完这趟任务再写了。我开玩笑说，带着牵挂上路也是一种动力，爱情的动力。他笑了笑没说什么。没想到这封没有写的信成了治江欠下妻子无法弥补的感情账！
王治江在巴颜喀拉殉职以后，我好几次想写信给他的父母，把治江的的安葬地告诉他家里。因为我从我家里来信中得知，治江的父母在儿子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精神忧郁失去了控制，白天黑夜地四处乱跑，哭叫着要看到儿子。两位老人都快要急疯了，生产队没有人管，公社也不管。几个好心的邻居倒是几次到公社去找公家人，要求他们把治江的死因和墓地告诉家属。公家人都回绝了，说这是军事秘密，公社也不得而知。其实，我心里比谁都明白，这算哪号军事秘密？部队之所以捂住了王治江的死因，是因为那次的车毁人亡被定为责任事故，治江不能算烈士，他的家属也享受不到任何特别的待遇。连长还为此承担责任背了个处分。对这个莫名其妙的决定全连除连长外没有一个人服气，连长说：“连队任何一个同志的伤亡都是我这个当连长的没尽到职任，我没管好弟兄们，我有罪！”大家心里清楚得很，连长说的是违心之话，他的责任也不是万能的，匪徒要烧车杀人，他管得了吗？我几次提笔想给治江的父母写信，沉重的笔使我的手颤抖得连一个字也写不下去。我实在没有勇气给两位失去儿子的老人说明真相。我知道他们那脆弱的心理肯定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儿子被葬于高原的山野里。在家乡人看来那是死无葬身之地呀！我没有给治江的父母写信还有另外一层考虑：年迈的二老即使知道了儿子的葬身处，也无法来高原呀！直到21世纪的今天，那个地方仍然不通火车也不通轮航，当年的交通之艰难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我无法将王治江忘掉。他本来是朵花，只是来到世上还没有完全开放就被埋在了地下。他不会枯萎的！
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个夏天，我在身负公务去西宁的空暇，顺便拐到黄河源头，有了一次巴颜喀拉山之行。我是专门寻找王治江的。20多年过去了，他无人知、无人管地躺在这遥远的山中，一定有许多苦衷，也憋着一肚子心里话要对人诉说。是的。我一直觉得我的这位战友加同学没有死，他只是躲在高原深处不愿见人。有什么可见的？他总认为自己入伍后执行第一趟运输任务就出了事，心里实在有愧，无颜见江东父老。我找到他要好好安慰他一番，他太需要亲人的陪伴了。我会诚恳地告诉他，人活在世上各有各的存在价值，贡献有大有小那是正常的，生命或长或短也不是人的意志可以决定的。五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齐呢！我也会对他说，你是为了给边防运送战备物资而献身的，你的死是光荣的，虽死犹生。当然我还要告诉他这些年来他不了解的许多事情，许多变化。劝他走出巴颜喀拉山，看看外面的精彩世界。家里的老人，还有妻子，都在苦苦地等着他呢！不，不，不能给他提家里的事，两位老人已经过世了，妻子在等了他几年后也另嫁人了。说什么也不能让他回家，那样他会很伤心的。但可以领他回连队看看，连队也是家嘛！现在连队的人员全是新面孔，他一个也不认识。可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提起他战友们心里涌上的总是一种自豪感。原先和他一起开车的那些老战友都老了，退休了，也有的已经离开了人世。唉！人生就是这么短暂，荣辱都是瞬间的事！总之，我要把治江领出巴颜喀拉山，不能再让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大山里……
可是，我失望了，彻底失望了！
不要说当年掩埋治江的那个地方难以找到了，就连那座山坡也消失得无踪无影。只有一条平坦坦的公路从山野穿过，当年的那个地形整个不存在了。治江，你搬到哪儿安身去了？是上山了还是下山了？或是哪儿也没去，就躺在这条公路下面安息？我知道你的心事，你是汽车兵，愿意听隆隆隆的车轮声！
我惆怅无助地站在这片荒野上，空旷无一人的江河源头。我默默地、心事重重地向远方瞭望。
这时，一声车笛长鸣，一辆汽车从原先是山坡的那个地方驶过。汽车远去了，车笛声却久久不落。我想，那该是治江在说话吧！
太阳快落山了，满山遍野一片闪金闪银的耀眼红波。这使我不由得想起了那摊血，那摊跃动着生命的血。
残阳如血！
2004年春节改于望柳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