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少年身世
清光绪十九年重阳节（1893年10月18日），在北京城内安福胡同的一所庭院内，降临了一个激荡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精灵，他就是新儒学大师梁漱溟。
梁漱溟，名焕鼎，字寿铭，早年曾用寿民、瘦民等笔名，20岁取字漱溟后，即以字行。他的祖先为元朝宗室后裔，姓也先帖木耳。元亡，顺帝携皇室亲贵逃回漠北，他祖上这一系没有走，留在了河南汝阳，改汉姓梁，取自“孟子见梁惠王”一语。到清朝乾嘉年间，第十九代梁垕由河南迁至广西桂林居住，故后来漱溟即以广西桂林为自己的隶籍。梁垕之子宝书为道光二十年进士，历任直隶定兴、正定等县知县和遵化知州，以后梁家便定居在北京，再没有回桂林。[1]
梁宝书为漱溟曾祖，其嫡长子即是漱溟的祖父梁承光（1831—1867）。承光负豪侠气，“交游甚广，喜谈兵，好骑马”，厩中常备数骑。[2]先是供职内阁中书，后补为山西永宁知州。时捻军势盛，陕甘回民亦起事响应，永宁为陕晋间咽喉，承光竭力筹防，督劳勤极，竟至病卒，年仅30余。承光早逝，其幼子梁济（1859—1918）即由嫡母刘氏和生母陈氏共同抚育。此时的梁家，突遭变幻，境况衰败，孤儿寡母不得不寄人篱下，在艰辛中讨生活。梁济少入愿学堂，后为义塾教师，屡试不第，直到40岁才得入仕，在内阁任职，官衔从七品做到了四品。他共有四个孩子，长子焕鼐，次子焕鼎（漱溟），另有二女。
从族源和血统上说，梁家本为元朝宗室，但中经明清两代500余年，“不但旁人早不晓得我们是蒙古族，即自家人如不是有家谱记载，也无从知道了”。[3]且几百年来与汉族通婚，两种血统不断融合，早具有了中间性。漱溟之祖母是贵州毕节刘家的，外祖张家则是云南大理人。这样由北而南，又由南而北，且东西部交汇，使得梁家几代人难免兼有了南方人和北方人等等不同的素质和禀赋。漱溟自认他与父亲这两代人的气质、性情和这种杂融的中间性大有关系，甚至认为梁济的自杀行为亦可溯源于此。[4]的确，这种大迁徙、大融合的家庭史和宦游、客居的原生态对漱溟一生是深有影响的。因为在19世纪末依然是小农经济汪洋大海的中国，这样的家庭毕竟鲜见，这无疑为漱溟的成长提供了一个比较独特的背景。梁家三代入仕为宦，宝书尚有清名，见称于史书，承光亦是大有行节的，所以属官宦世家。同时，梁家又多进士出身，承光有《淡集斋诗钞》行世，漱溟编其父文为《桂林梁先生遗书》刻印，其祖母、母亲都能诗文，所以又属书香门第。这样的两重身份和社会地位，无疑又为漱溟的成长提供了一个比较优裕的家庭环境。但梁家的入仕，并不成气候。宝书因得罪上司被夺职，卸任后“无钺而有债”；承光替父还债，债未清而身先故；济四十方入仕，“又总未得意，景况没有舒展过”。[5]所以梁家几代并没有养成那种世宦习气，倒是亲身尝历了不少“市井琐碎、民间疾苦”。加之梁济的时代已是清末大变局，内忧外患，夹裹而来，这个已走下坡路的家庭就更是处在了一种风雨飘摇的大环境之中。
梁济对漱溟的影响至深且巨。古之父子，或承业、或继志，著于史者不少，如汉代就有（司马）谈、迁父子，（刘）向、歆父子，（班）彪、固父子等大家。晚近，随着社会分工的进步和职业的非家庭化，这种情形变得越来越少，有名的更属凤毛麟角。父与子，情志相投，薪火相传，当分两类：一是有形的承续，如职业、身份等；二是无形的延接，如人格、品位、情志等。漱溟之于济，当属后者。梁济被世人视为一道德保守主义者，其务于新知的追求和殉清自杀的行为所构成的背反，有人称之为“一个含混性的实例”，[6]但他的道德人格却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敬重，包括朋友，也包括敌人。漱溟则被时论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他的思想和行为同样有谲怪难理之处，常令评论者感到棘手与困惑，但其铮铮风骨却长期被多数人视为一种堪可希慕的典范。所以梁氏父子的人品均具道德圣徒的色彩，在立德修身的功夫、追求理想的情愫、为道献身的精神等诸多方面，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可以说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文化人中甚为少见的一对“父子兵”。
梁济属于那种笃实型人物，天资不高，但用心周匝细密。漱溟谓之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7]认为自己的思想和为人受之影响，亦是走入“尚侠、认真、不超脱”这么一路。梁济幼年丧父，得寒苦生活之磨炼。年长，教书之余，亦用力于科举一途，但乡试中举后，即再无登进，屡试不中，致精神偏往他处。先是好兵家言，“喜读戚继光论兵书暨名臣奏议”。[8]当时国难频仍、外强凌逼，济与同时代的其他先进中国人一样，为国忧愁，由求个人仕途转而为关注时事，积极思虑、进言。中法战争爆发后，他写下了数千言的建议。乃至甲午风云起，他以兵家睿识，主张兵不可轻用，不打无把握之仗，上书陈言，支持朝中孙毓汶等人的意见。甲午战败后，人心惶惶，一般士大夫惊疑变色，肝胆俱丧，甚而携眷出逃，只顾自保。对此，梁济十分愤慨，他在日记中写道：
吾遍观士大夫走相告者，交头接耳惊疑变色，纷纷流言，鄙俚不经，全不知揆察情势，其迂酸浅陋胆小无识之态异常可笑，真正不可与言。
温州黄负一代伟人之名，而早早令其眷属逃难。顺德李为满朝文人所崇拜，而虑及随扈，又虑及书籍遭楚人之炬。似此胆小无识，唯知全身家保妻子，国家要此负重名之大臣究有何毫末之益耶？[9]
梁济的远见，得到了前大臣孙毓汶的赏识，将其罗致幕下，为书记五年，直到年40方改官内阁中书。[10]梁济生平又雅尚西学，追求新知，具有一定的进步思想。他批评传统文化的某些积弊，对士大夫的“专读滥书，识见迂腐，专享安舒，不悉艰难”，及世风的旧俗固闭，不思变改，也十分之痛恨。同时积极搜求和阅读各种西籍，赞助挚友彭翼仲创办《启蒙画报》及《京话日报》，传播新知，开启民智，做了大量的具有维新精神的启蒙工作。就时代背景来说，当时的梁济并非是落伍者，而是能够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前进步伐的先觉分子。
但是梁济始终处在一种理想与现实、道义与功利的两难困境之中。他客观上钦慕西学，肯定其尚功利的价值，但主观上却又试图挽回传统道德价值的失落之局。在理智上，他欣然迎接新时代的到来，但在情感上又与旧时代难舍难分。所以在清帝逊位后，他的精神便完全处于失重状态，飘乎不知所归，最后只能以自杀结束道德自我和良知克省的巨大煎熬。梁济供职内阁十年，对清王朝说不上忠心耿耿，但道义上的承担感却始终悱恻于心，所以对清室的覆灭，他的内心是复杂而矛盾的，无可奈何，又怅然若失。实际上，以梁济之经历，他并没有在旧王朝内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所以缺乏那种荣辱与共的深刻依附感，铁杆保皇的心理也无从培植。他曾经说过：“余决非反对共和，而且极赞成共和。”[11]他不同于当时的保皇分子，对那些复辟勾当完全不感兴趣。蔑视袁世凯，反对其称帝阴谋；甚至给张勋写信，劝他放弃复辟计划。[12]所以按照当时的政治立场而言，梁济完全够不上是清王朝的忠义节士，他的自杀也就不是那种简单的、效忠式保皇情感所驱使的行为。虽说在旧朝没能安妥自己的位置，但新朝的位置又在何处？对此，梁济心中更觉茫然，比之前朝的失落又多了一层惶恐。民国初，他曾应内务总长赵秉钧邀请入署办事，但一试即感不洽，很快便退职了。此时的梁济，已深深感觉到自己是时代的弃儿，已很难再进入这个新的社会。辛亥以来的政治混乱、社会动荡、道德沦丧、风纪日败，更加深了他对人生的悲哀与沮丧，故殉清明志的决心益加坚定。
年初冬的一天，梁济从容赴死，自投净业湖，以他保全了的道德人格对那个裂变的时代做了最后的抗争。在死前数日写下的《敬告世人书》中，梁济这样表白了自己的心志：
吾固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13]
梁济之死，反响强烈。逊清皇帝立即“下诏”追赠谥号，以表彰他的忠烈；时论亦有视之为顽固、迂腐之举而蔑视批评之者。但大多数人都为梁济的道德勇气所感动，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并对他的完美人格表现出深切的敬意。《新青年》六卷一号专门就此事组发讨论文章，陈独秀的《对于梁巨川先生自杀的感想》和陶孟和的《论自杀》两文，较能代表当时新思想人物的一般看法。陶孟和从社会功能的角度，认为自杀行为无所谓合乎道德与否，梁济的自杀只是一个纯个人行为，无关乎伦理，更不能激发世人的道德重整意识。对此，梁漱溟在《答陈仲甫先生书》中做了反驳。[14]后来，诗人徐志摩在《读桂林梁先生遗书》一文中又加驳议，认为梁济的自杀不能从社会学的功能观点来了解，而应从精神层面和道德信念来解释。[15]
对于梁济晚年的思想趋于保守，漱溟予以了指证，并试图从人的精神状况给出合理的解释：
当四十岁时，人的精神充裕，那一副过人的精神便显起效用来；于甚少的机会中追求出机会，摄取了知识，构成了思想，发动了志气，所以有那一番积极的作为；在那时代便是维新家。到六十岁时，精神安能如昔？知识的摄取力先减了，思想的构成力也退了，所有的思想都是以前的遗留，没有那方兴未艾的创造。而外界的变迁却一日千里起来，于是乎就落后为旧人物了。[16]
这一20岁革命家、40岁维新家、60岁守旧派之说法，确实道出了近代中国思想界人物的一般情形，急剧变革的时代使得60年的短暂人生显得那样步履踉跄、漫长而曲折。梁济的一生新旧交错，充分体现了裂变时代保全人格、维护信念的痛苦与艰难。在他死后的九年，王国维亦投昆明湖自尽，这一同样具有“殉清”色彩的行为，再一次曲折反映出为道德献身、为理想赴死的永恒主题。正像陈寅恪在《挽王静安先生》诗中所云：“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乾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17]净业湖、昆明湖的“乾净水”，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殉道者抗争浊世、保全人格的理念象征和最后归宿。
漱溟在1925年编定《桂林梁先生遗书》后，作有一篇《思亲记》，内中说到儿时其父“周匝谨细”、“躬其琐屑”的养育恩情，词语极为凄惶，深切感人。谓济“孝于其亲，慈于其子，胞与乎天下，靡在不致其肫肫款款”，[18]既是传统模式的慈父，同时又特别具有近代的平等观念和民主精神，所以漱溟的童年便是在一种祥和而自由的家庭气氛中度过的。梁济对子女，从无疾言厉色，而多用暗示和启发性教育。漱溟9岁时，有一次忘了自己积蓄的一小串钱放在何处，各方寻问，并向人吵闹，终不可得。第二天梁济在庭前桃树枝上发现了，知是他自己遗忘，并不责斥，亦不喊他，而是写了一张纸条，谓一小儿自己将钱挂在树上，却到处寻找，吵闹不休，其父发现后指示之，小儿始知是自己糊涂云云。梁济将写好的纸条交给漱溟，亦不作声。漱溟看后，马上省悟了，跑去一探即得，不禁自怀惭意。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梁济独特的管教方法，这种方式对漱溟的自省意识及独立人格的培养显然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实足影响其一生。漱溟自述幼年时所受的家庭教育，有谓：
十岁前后（七八岁至十二三岁）所受父亲的教育，大多是下列三项。一是讲戏，父亲平日喜看京戏，即以戏中故事情节讲给儿女听。一是携同出街，购买日用品，或办一些零碎事；其意盖在练习经理事物，懂得社会人情。一是关于卫生或其他的许多嘱咐；总要儿童知道如何照料自己身体。[19]
这种言传身教、注意独立意识的培养、又含有传统家训家诫色彩的早期启蒙教育，对漱溟特立独行的鲜明个性之形成，关系极大，所谓“自儿时聆此语，三十年常在耳”矣。[20]更为重要的是，梁济的道德榜样对漱溟人格之涵育有着决定性的感召力，如：
平日起居饮食，摄卫周谨，庄敬日强，盛暑不袒裼，在私室无惰散欹斜之容。
不吸烟……不近酒，与宴集，不喝拳。不耽滋味，每食菜蔬列前，独取其恶者，曰为大将者自己先吃苦，余其甘美与人享之。
每晨犹必先家人兴，有晏寝，无晏起。日夕为札记。
生平于博弈之事一不之习，或不知为之，或知之而不为也。都中新辟游乐之场猥鄙杂遝，终不一履其地。[21]
这些楷模行为，漱溟终生效法践履，确如其父“肖吾”之嘉言。[22]他的儒者风范和为人处世的品格资源也大抵来源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