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丸山松幸
康有为的两本著述在清末曾以“离经叛道”之罪被毁禁，其本人又在百日维新失败后以“惑世诬民”之罪为清廷通缉。在康亡命海外后，革命派斥其保皇论为“便其南面之求，愚民之计”；清廷更把“康梁之徒”视为虎狼蛇蝎。民国改元后，康有为因主张崇孔教为国教支持辫子将军张勋的复辟活动，被斥为“民国之逆贼”。新中国成立后，以“革命的历史”构成的中国近代史对康有为评价甚低，将其君主立宪论视作反对革命、主张“在保存旧体制基础的前提下进行变革”的改良主义要求的产物。然而，上述巨大反响恰恰表明，康有为的思想与行动蕴含着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
康有为提出的最大问题，是传统与近代的结合问题。所谓近代，是指“对解放的自觉”。这里所说的“解放”，不仅仅是指挣脱政治的压迫和异化，还包括摆脱饥饿、病痛和苛酷的体力劳动，从而废除社会的束缚与歧视，获得精神自由。人类历史正是不懈地寻求这一解放的过程。近代与前近代的根本区别在于：人们第一次具有“人必须获得解放”的自觉，并且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自觉地寻求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等一切领域的变革。当然，变革的具体形态以各民族所载承的不同传统而各不相同。日本在近代虽然接受了大量西方的文化与思想，但从根本上说，日本的近代只能是“日本式的近代”。同样，中国的近代也必须以传统为基础，将传统与西方传入的新的文化诸要素相结合，或使两者并存，进而对其进行发展与再创造，由此形成中国独特的近代。与“墨守祖法”不切实际一样，“全盘西化”也不可能成为现实。“中体西用”论也由于缺乏使两者有机结合的内在逻辑，无法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发挥效用。康有为的思想与行动，正是对“传统与近代的结合”问题作出回答的一个尝试，他的尝试虽然在现实历史过程中失败了，但是，他所提出的问题寓意深远。这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仍未得到解决，毋宁说董士伟所说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已成为日趋紧迫的问题。
董士伟在本书中对康有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肩负着“对个人权利和实证精神的肯定，对专制制度的否定”三大使命，是开辟中国近代启蒙运动的先驱。对康有为的历史地位进行再评价，这本身并非独创，以往的历史研究把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革命派、五四运动和人民革命的激进派系谱作为历史进程的主流，余者皆为支流。作为对这种历史研究的反动，学者们转而推崇变法派、新儒家和自由主义者，这已成为今日时尚。然而，仅仅勾勒出对立的新的历史像，并不足以推翻旧的历史定说。只有在广泛的史料搜集、全面的史料批判、缜密的逻辑架构基础上，才能确立不为意识形态武断批判所动摇的历史像。与董士伟的前著《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相比，本书作了更为“实事求是”的研究。这也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尤其令我钦佩的是作者对史料的探究细致入微，在此基础上以明晰的逻辑重构了康有为的思想，与此同时，大胆打破了以往的固有观念。如果说作者在东京的研究对上述优点的生发能有哪怕是些微的贡献的话，作为邀请者，我感到十分欣慰。
围绕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学者们之间还存在诸多分歧。现在，日中两国学者已经能够站在共同的基础上，为逐一解决这些问题进行相互合作，我期待着这种合作关系在今后能有更大发展。
1993年10月于东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