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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成功是用努力,而非用希望造成

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他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陈伟鸿破茧成蝶,梦想花开固然值得我们羡慕,但其幕后所付出的种种努力,却更加让我们汗颜。我们总是抱怨自己怀才不遇,可是当需要我们振翅高飞的时候,我们能成为那只翱翔蓝天的鸿雁吗?

丰子恺学画

漫画家丰子恺,年幼时极有绘画天赋。七八岁时,他在父亲创办的私塾读书,学《千家诗》。诗歌还没有背诵多少,他反而对书籍中的诗歌插图产生了兴趣。《千家诗》每页上端有一幅木版画,第一幅就是大舜耕田图,丰子恺觉得图画比诗句还有趣些。

丰子恺家是开染坊店的,颜料不缺。他找染匠讨了些颜料,分别融化在小盅里,用毛笔蘸颜料为书上的人物画着色。那时的书纸很薄,颜料涂在上面的纸上,往下渗透了好几层。丰子恺颜料笔吸得饱,透得深,等着好色后翻开书一看,下面七八页上都有大舜耕田的图案。第二天上课,丰子恺父亲发现了他的杰作,差点就用戒尺抽打他的手心。好在母亲心痛他,怕他吃不消苦苦求情,总算挨过了这一关。丰子恺呜呜咽咽地哭了一顿,把颜料盅子藏起来。晚上等到父亲上鸦片烟馆去了,就又拿出颜料盅子,叫女仆从店堂里偷拿了一些煤头纸来画画。母亲、姐姐看了他的画作,都说好!

《千家诗》上面的图案描摹得差不多了,他又从父亲的藏书里找出一部人物画谱,整日操练,对于线条和着色都颇有心得。十二三岁时,丰子恺已经将这本人物谱上的图案都全部描摹、着色了一遍。着色所用的颜料仍然是染坊的,但是他在画画的实践中,已经逐渐学会了调配颜色的浓淡、深浅等,在画上可以施以各种复杂、华丽的色彩,同学们看了都很喜欢,说比书本上的原画还好看。大家纷纷向他讨画,有的拿去贴在灶间里,当作灶君菩萨;或者贴在床前,再写上一句座右铭,用来勉励自己上进。

那时丰子恺在私塾作画,都是暗中进行的,根本不敢让私塾老师知道。当时丰子恺父亲已经去世,他换了另外一家私塾。因此要在私塾画画,还得动番脑筋。先生坐在案桌边时,大家都把画具和画都藏好,个个摇头晃脑、装模作样地跟先生课读。等到下午,朋友请先生外面去吃茶时,丰子恺们就开始画画了。丰子恺先一幅幅地描出来,然后一幅幅地涂颜料。同学们便像看病时挂号一样,依次认定自己想要的画。当然也有润笔费,不过都是一些自己制作的玩具或者土产。有一次,两个同学因为交换一张画,竟然大打出手。先生知道后,严加审问,知道是丰子恺画的后,非常吃惊,但并没有责骂他。先生只是把人物画谱拿去了,一张张地翻看,最后翻出画谱中的孔子像,要求丰子恺画一张大一些的。丰子恺非常高兴,在姐姐的指导下,利用方格子将画谱中的孔子像在纸上同步放大,着上颜色,一个鲜明华丽而伟大的孔子像就呈现出来了。大家都说好。孔子像交给先生,他非常满意,当即粘贴在私塾堂名匾下的板壁上。学生们每天上下学,都要对着孔子像行礼膜拜。从此,丰子恺成为了乡邻中的小画家。他受此鼓舞,更加喜欢画画,最终成为了一名画家。

现在看来,丰子恺能成为画家,跟儿时家人、同学和先生的鼓励分不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回想我们的成长过程,也有很多爱好,可是,最终能把爱好变成自己终身事业的有几人呢?原因无他,因为我们的爱好,都被家人的责难和社会的讥讽抹杀了。

破茧成蝶梦想花开

1968年,他出生于福建省晋江市。父母给他取名“伟鸿”。“鸿”指鸿雁,一种喜欢群居在水边的江鸟。鸿雁振翅高飞,能翱翔于蓝天之上。父母希望他要像鸿雁一样,志存高远。

出生没多久,他就和两个姐姐一起,告别闽南故乡,在三秦大地西安开始了童年生活。父母都是1950年代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的学生,为了支援内陆,被分配到了西安的煤矿设计院工作。那时他常随工程师父亲、母亲到工作地去。空旷的野地,满眼的黄土和深不可测的煤矿巷道,让他的童年与众不同。秦地地高多风,风卷黄土,一阵风过去,他常常会被呛到,感觉眼睛和耳朵中塞满了黄土,回到家照下镜子,俨然一尊刚出土的秦俑。

1983年,从福建走出去念大学的父母,离家十数载之后,终于作为厦门经济特区的引进人才返回了故乡,他也随父母回到厦门学习。父母的单位是厦门工业设计院,办公地点就设在鼓浪屿上的原英国领事馆,而他们家就居住在领事馆的后院。作为最早在厦门修筑领事馆的国家之一,英领馆占据了轮渡码头上地势最高的位置。这座历史感强烈的建筑并没有让他陷入对于过往的追溯,相反它成为一个特区少年体味生活、观察世界的制高点。每天只要他愿意,走出温馨的两居室的家,穿过凤凰木的树丛边缘,就能看到辽阔的海面,天风海涛,豁然开朗,仿佛一个隐秘的私家花园。三秦大地的苍凉,厦门临海的辽阔,这些大自然的因素,在他的脑海里打下了闪闪的烙印,让他从小就明白天外有天,人的追求永无止境。

那时他已经在厦门一中读书。他常常从父亲的书架上漫无目的地寻书来读,身为知识分子的父母藏书丰厚,这给他提供了丰盛的精神食粮。生活在鼓浪屿的学生要比其他同学幸福得多,如果海上有大雾或者台风,轮渡无法通行,他就有了正当的理由不去上学,从而窝在父亲的书房里尽情地看书思考,与哲人先贤对话。

在福建师范大学英语系就读期间,他积极参与社团活动,担任校园广播站的主力播音员,后来办起了系电台,采编播一肩挑。为了练好普通话,他拜新华字典为师,每天查拼音,一字一句,努力去掉闽南腔,做到字正腔圆。闽南人说普通话的一大死穴,就是卷舌音。小时候考汉字注音,毛主席的“主”,他每次都要在“zu”和“zhu”之间来回纠结,铅笔字写了又擦,擦了又写,最后交卷,改成什么,脑子中还是一团浆糊。大一的播音时光,字正腔圆成为他的主攻方向。每次轮到他的节目播出,他都会早早地从食堂打了饭回来,坐在宿舍外的走廊上,边听边吃,这成了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他想听下,自己的播音到底有没有什么疏漏之处。正是这种近乎严苛的要求,促使他的普通话水平迅速成长。

他就是陈伟鸿,2001年开始担任央视《对话》栏目主持人至今,是央视最优秀的财经节目主持人。“我喜欢和世界精英的智慧碰撞,那是每周一次的头脑风暴。当《对话》成为许多人不能割舍的一场思想盛宴时,我很欣慰,大师们的智慧丰富了我们大家的智慧。”陈伟鸿如是说。

从一个“鼓浪屿的好孩子”,陈伟鸿逐渐成长为厦门电视台当家主持。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2000年,陈伟鸿放弃“厦门一哥”的优越生活,加盟央视《对话》栏目后,两度被《新周刊》评为“最佳财经节目主持人”。45年的半世人生,13年对话如流云过隙,政经要人轮番登场。惊鸿一瞥,瞥见的是这个时代最本质、最喧嚣,最激动人心的片段。陈伟鸿说,“我们都是这世界的一瞥风景,而自己,也从别人的风景里审视世界。”

作为一个知名节目主持人,陈伟鸿的事业一直很顺,除了那次失声。失声对于一个靠嘴吃饭的主持人来说那是最大的打击,知名相声演员李文华因为喉癌失声,不就是被迫退出了相声舞台吗?1999年的厦门市八一庆典晚会开场没多久,陈伟鸿嗓子间突然间感觉很哑,但他还是坚持主持完了全场。第二天,他就几乎完全说不出话来,休养了一两个星期都不见好转。只要说上三分钟话,嗓子就彻底没有了声音。医生说,这都是由于工作劳累和用嗓过度造成的。那时陈伟鸿的情绪变得非常灰暗:“我真的不能再走上主持台了吗?我真的不能再以说话为职业了吗?”好在经过长达半年的煎熬式治疗,他的声音才慢慢恢复。否则,央视就会失去一个最优秀的财经主持人,这就是大家的遗憾了。

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他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陈伟鸿破茧成蝶,梦想花开固然值得我们羡慕,但其幕后所付出的种种努力,却更加让我们汗颜。我们总是抱怨自己怀才不遇,可是当需要我们振翅高飞的时候,我们能成为那只翱翔蓝天的鸿雁吗?

范仲淹划粥而食

他两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改嫁给一个姓朱的人,他也跟着继父姓了朱。等他到成人以后,知道了自己的家世,就告别了母亲到应天府读书。他读书异常刻苦,读到夜里时整个人疲劳极了,双眼不由自主地往一起合。他就用冷水浇头,清醒了又接着读下去。每天清晨,他很早就起床淘米生火,煮一锅稀粥,等到凝结后用刀划成四块,早晚各吃两块,再切几块腌菜,用一些盐拌在一起就当做一天的伙食。这样的生活足足持续了三年。

在醴泉寺苦读三年之后,为了开阔眼界,增长知识,他又背上书籍,配上琴剑,风餐露宿,千里迢迢来到南都,进了当时著名的国家级学府“南都学舍”。在南都学舍期间,他仍像往常一样划粥而食,刻苦攻读。有个同学是留守的儿子,见他如此艰苦,就回去告诉父亲。其父听了很感动,吩咐儿子带些肉饭给他吃。可是他没有吃,这个同学很不理解地说道:“家父听说你清苦,特意叫我送给你一些食物,可你却不吃,是不是怕玷污了你的品德?”他回答道:“我很感激你们的厚意,但我吃粥已经习惯了。今天吃着这样好的食物,以后我还能吃粥吗?”在南都学舍,他不分昼夜地苦读,困倦了就用冷水洗脸浇头,实在要睡即和衣睡下,醒来继续攻读。有时他连每天两顿粥都吃不上,往往只到黄昏吃一顿,既是早餐,又是晚餐。就这样经过五年的勤学苦读,他终于考中了进士,走上仕途,成为一个颇有政声的有为官员。

他就是北宋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年少时划粥而食,刻苦攻读,终于得以实践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理想。古人讲究学而优则仕,贫寒人家子弟除了读书考学,几乎没有改变家族命运的通道。科举制尽管有种种弊端,但在北宋时期仍然不失为选拔人才的一条公平途径。范仲淹成功了,因为他克服了苦难这道世界难题,享受苦难,把苦难踩在脚下,因而得以成功。范仲淹划粥而食,其精神价值不亚于悬梁刺股、凿壁偷光这些经典的求学典范,甚至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中提到的颜回有异曲同工之处。

“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这虽是调侃之语,可也不乏真知灼见。再苦再累,我们也没有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辛苦吧?苦难并不意味着永远苦难,幸福也不意味着永远幸福,所谓富不过三代就是这道理。生活有时常常违反常规,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在许多时候,幸福往往会变成一道减法题,一点点减去你的志气、奋斗和体魄;而苦难却成为一道加法题,不断累加着你的梦想、努力和汗水,累加起来,就拉上了成功的手。

人们最出色的工作往往是在逆境中作出的,思想的压力甚至肉体上的痛苦,都可能成为精神上的兴奋剂。美国曾抽查了1000位财富在千万美元以上的富翁,调查了他们的生活,结果发现,他们大都出生在普通人家庭中,甚至有一部分的少年时期实在黑人聚居区度过的。生活有时真的像魔术,会变幻出令你难以置信的结果。

尽力做事的人最美

那天晚间脱口秀请来的人物是希拉里,我缘于好奇没有换台。从后台走出来的这位国会参议员,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现在的美国国务卿笑容亲切,感觉上就象是报名参加综艺节目有奖问答的家庭主妇,以致于让人有种似曾相识的错觉。

“我的母亲因为我的祖母很苛刻的关系,她13岁的时候就离开家了。我非常地以她为荣,因为我知道她已经尽其所能地保护我们。”看得出来,在说这段话的时候,希拉里内心充满了对母亲的敬佩和感激。

不久前和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当中有位加拿大人约克,也是二十出头。席间他颇为羡慕地对我们说,中国父亲很伟大,而他的父亲不称职。当时听到以为他是说反话,讽刺我们这些用父母钱自费读书的中国学生。可是听他解释后才发现完全误解。他说他的父亲酗酒好赌,不认真工作,没有尽其所能去照顾家庭,导致他从小学毕业就开始自己打工帮补家里,以至于现在他无论如何奋斗,也是社会的中下层。约克谈到自己的父亲时,居然满脸的鄙视,那种表情是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做子女的脸上看到过的。

希拉里可以对自己的母亲如此敬佩,而约克可以对自己的父亲如此嗤之以鼻。我想,两者家长最大的不同在于两个字:尽力。这“尽力”二字反映出做父母的一种责任,如果你尽力做了,那么你就能问心无愧。小时侯,我们家境贫寒,三兄弟都在念书,正是用钱的年龄。父亲没有技术,只好在工地上做小工,挣点辛苦钱。他成天和石灰水泥打交道,一双粗糙的大手长年累月都是皴裂的。虽然日子窘迫,但是在父亲的努力下,我们三兄弟没有一个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辍学。我甚至坚持读书,成了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父亲经常教育我们:“我尽力挣钱供你们上学,你们也要尽力争取考上大学。”虽然最终只有我考上了大学,但是父亲并没有责怪两个哥哥,因为他们都尽力了。

尽力是一个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度量标准,这原本是一个颇为沉重的砝码。可悲的是人们往往在衡量自己的时候,把它的质量降到了最低。比如母亲打电话来询问考试情况,通常这是最心虚的时候。不过,幸好有人事先发明了“尽力”一词,于是便在上报的分数后,面不改色心不跳堂而皇之地加上个“我尽力了”,既可免去母亲蓄势待发的责难,更可安抚自己三分钟疼痛的受挫心灵。然而,回想起来,努力也许是有的,不过只在临考前。父母尽了他们的所能给我们铺路,走在父母为我们点滴攒积出的路上,我们只有用自己的努力才能回报父母的尽力啊!

尽力做事的人是最美的,是值得敬佩的,是活出人生价值的。其实,有很多需要尽力的是天资不高的人,很多时候虽然尽力却不被发现。其实,不管别人怎么看,只要我们完成一项任务时,能心安理得地说句“我尽力了”,就是给自己最好的答案。

今天,请问“你尽力做事了吗?”

一切皆有可能

他7岁那年,父亲专门请专家测定了他的智商。专家告诉父亲,他的智商95,智力年龄低于生理年龄,智商100是人类的平均智力水平,因此他连普通人都不如。

母亲很为他的将来担心。父亲笑着说,一切皆有可能,譬如一个树根,可以用来烧火取暖,也可以做成根雕成为艺术品。如果我们精心培养,咱们的孩子将来说不定能进耶鲁大学。

他上小学时,成绩不太好,可是却梦想着能成为登上月球的宇航员。父亲直接告诉他,像你这样的人一辈子也成不了宇航员,因为宇航员的身体素质都是天生的。你只能做你能做又想做的事,并且把它作出名堂来就行了。至于成绩嘛,过得去就行了。

在父亲的指导下,他最终迷上了舞蹈,现代舞、拉丁舞样样精通。父亲见他热衷于跳舞,便鼓励他精益求精,不但要会跳,还要懂得创新。在中学的毕业舞会上,他的华尔兹舞犹如行云流水,他的探戈舞热情奔放,他的狐步舞急如旋风,他的斗牛舞火辣性感,让同学们看得眼花瞭乱,纷纷拍手叫绝。

因为舞技出色,他被耶鲁大学特招入校,成了耶鲁大学的舞蹈队员。父亲高兴地对母亲说,你看咱的儿子虽说成绩不好,可是照样进了耶鲁大学,这就是一切皆有可能。父亲告诉他说:耶鲁不是普通的大学,她是美国总统的摇篮,历史上有4位总统毕业于耶鲁,这可是耶鲁创造的政坛奇迹。你在学校里要多交朋友,说不定将来你的同学中又会产生新的美国总统。

说来也巧,乔治·W·布什也在耶鲁大学就读,主修历史。父亲知道这一消息后,马上命令他放弃主修法律也改为主修历史。父亲对他说:你要赶紧与小布什交上朋友,进入他的核心朋友圈。小布什参加什么组织,你也跟着参加;他玩什么,你也跟着玩什么,步步紧跟,一步也不要落下。不要问我为什么,将来你就会明白的。

小布什参加了耶鲁大学的骷髅会这个秘密社团,其成员皆是美国的名门望族。骷髅会每年只招15人。父亲赶紧用钱铺路,为他争取到一个入会的名额。他在骷髅会里与小布什几乎是形影相随,颇得布什好感。最后他好歹在耶鲁大学毕业了。

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他仍然跟小布什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属于小布什的铁哥们,在小布什投资的公司担任管理者。因为业绩突出,他深受小布什信赖。父亲告诉他,布什家族是当今美国政坛最强势的家族,你只要攀住小布什这棵大树,肯定将来能吃到好果子的,后来,小布什当上了美国总统,延续了布什王朝的传奇。伊拉克战争爆发后,萨达姆被推翻了,美国终于控制了中东的石油资源。在伊拉克重建期间,凭着小布什的的关系,他成立的公司获得了4.07亿美元的伊拉克投资合同,赚了个盆满钵溢,成了人人羡慕的亿万富翁,他就是诺尔。

诺尔对父亲说:“我觉得作为一个商人,最重要的还是人脉资源,多个朋友多条路,条条大路通罗马。”父亲满意地笑了,他对诺尔说:“一切皆有可能,就看你怎么去创造。你成功了,我也成功了!’

相信自己,一起皆有可能。只要我们努力,就能成就自己的梦想。因为低智商的诺尔成功了,非裔黑人奥巴马也成功了,你也一定会成功的。

迪士尼的完美梦想

1923年,当一个美国中西部的年轻艺术家努力让他的第一次电影制作事业起飞时,他向他的叔叔借了500美元。这位叔叔坚持要求用现金偿付而不是获得企业的所有权。这位年轻的艺术家,就是迪士尼公司的缔造者华特·埃利亚斯·迪士尼。如今,迪士尼公司已经成长为世界知名的跨国公司,主要业务包括娱乐节目制作、主题公园、玩具、图书、电子游戏和传媒网络等。如果华特的叔叔活到现在,如果他坚持以迪士尼公司的股票偿付而不是现金,那么他曾经投资的500美元现在已经价值约十亿美元了。但世界上的先知先觉寥若晨星,他叔叔怎么会预见到华特的事业会取得如此成就呢?

“我只希望人们不要忘记一件事,那就是一切都开始于一只老鼠。”这只老鼠就是全世界妇孺皆知的卡通角色老鼠米奇。1952年11月,华特的彩色卡通片“米老鼠系列”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这为华特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声誉。米老鼠可能居于迪士尼众多成功的动画形象之首,但迪士尼拥有的远不止一只老鼠。没有哪家公司能像迪士尼一样,在以不稳定、不可靠而著称的娱乐行业里得到稳定的发展、不俗的成长和多方位的拓展。

“我有梦想,我依靠我的信念检验我的梦想,我敢于承担风险,并且执行我的愿景计划去实现这些梦想。”当有人问起华特的成功之道时,华特这样解释。的确如此,梦想、信念、勇气、行动,这八字箴言贯穿于迪士尼几十年的成功之路,也是迪士尼公司的企业文化精髓所在。华特做的每一件事,做出的每一个选择,实行的每一个战略措施,都是由这四个原则发展而来。这四个原则甚至体现在迪士尼公司训练、授权它的员工,增强创造力和创新意识,以及为它的客户提供服务的方式。

1940年2月,《木偶奇遇记》正式公映,《纽约时报》大赞它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卡通片”。但鲜为人知的是,《木偶奇遇记》曾遭遇难产。当时光是木偶制作人杰佩托和他的“儿子”匹诺曹的故事就花了六个月。动画师小组把这个精雕细琢,耗时耗力,跟真人差不多的木偶任务创作了快一半的时候,华特突然叫停。他说,匹诺曹看上去太呆板了,而小蟋蟀的样子像个曲棍球。虽然已经耗资50万美元,但华特毅然决定将之前的努力放到一边,跟动画师沟通后,整部影片返工重做直到满意为止。《木偶奇遇记》被叫停,完全是因为这部电影达不到华特的一个原则——他对优秀的坚持。“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谁都会说这句话,但华特真正把它落实在了企业的经营上,他不打算跟“良好”妥协,他是一个标准的完美主义者。《木偶奇遇记》在制作完成之前就已经花了300万美元,迄今为止,没有哪一部动画片比它成本更高。尽管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这部动画片精炼的动画制作、技艺以及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已经使影片成为了经典,完全是物超所值了。

“梦想、信念、勇气和行动”,这八字箴言成就了迪士尼公司。仔细想想,其实这八个字也适合每一个正在追求梦想的个体,不信你试试?

最得意的作品

一天,大仲马得知小仲马寄出的稿子总是碰壁,便对小仲马说:“如果你能在寄稿时,随稿给编辑先生们附上一封短信,注明自己是大仲马的儿子,或许情况可以得到改观。”

小仲马固执地说:“不,我不想坐在您的肩膀上摘苹果,那样摘来的苹果没味道。”年轻的小仲马不但拒绝以父亲的生命当做自己事业的敲门砖,而且不露声色地给自己取了十几个其他姓氏的笔名,以避免那些编辑先生们把他和大名鼎鼎的父亲联系起来。

面对冷酷无情的一张张退稿签,小仲马没有沮丧,仍在默默无闻地坚持创作自己的作品。他的长篇小说《茶花女》终于以其绝妙的构思和精彩的笔墨震撼了一位资深编辑。这位知名编辑曾经和大仲马有着多年的书信往来。他细心地注意到,投稿者的地址同大仲马的丝毫不差,怀疑是大仲马另取的笔名。可是经过仔细比较,两者的风格却又大相径庭,难道是大仲马走出了曾经的自我,转换了文风?他决定亲自上大仲马家拜访,弄清自己的疑问。令他大吃一惊的是,《茶花女》居然是大仲马的儿子小仲马完成的,而小仲马在文坛上并没有一点影响力。“您为什么不在作品上署上自己的真姓名呢?”小仲马说:“我只想拥有真实的高度,我只想大家了解我的写作实力。”

《茶花女》出版后,法国文坛书评家一致认为这部作品的价值已经大大超越了大仲马的代表作《基督山恩仇记》,小仲马一时声名鹊起,作品一版再版。

大仲马临终前深深地感叹,留下这样一段话:“我从我的梦想中汲取题材,我的儿子从现实中汲取题材;我闭着眼睛写作,我的儿子睁着眼睛写作;我绘画,他照相。我这一生,最得意的作品就是小仲马。”

“我最得意的作品就是小仲马。”这是一个父亲对自己儿子的最高评价。小仲马命运多舛,是大仲马与一名女裁缝卡特琳·拉贝所生下的私生子,生于法国巴黎。大仲马成名后,混迹于上流社会,将他们母子抛弃掉,直到小仲马七岁时,大仲马终于良心发现,从法律上承认了这个儿子。虽然大仲马负担了拉贝的生活费用,但是他始终没有承认拉贝是他的妻子。对于一个私生子孩童来说,在没有父爱的环境中长大到七岁,受尽了别人的白眼和冷漠,其心灵所受的摧残和伤害是显而易见的。也许正是因为这段儿时经历,养成了小仲马自立自强的个性,从而最终成就了作家小仲马。

父子作家,父子演员等,在中国并不鲜见,看起来似乎是父承子业,书香门第。古代的譬如曹操父子,北宋东坡父子,近代的譬如成龙和房祖名、曾志伟和曾宝仪等,可是我们仔细想想,房祖名的成名难道没有成龙的功劳吗?其他的推而广之,事实上都有这个因素。

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我爸是李刚”之所以遭人唾弃,引起公愤,就是因为富二代、官二代们凭借父辈的关照,挤占了下层人士改变自己命运的途径。“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天靠地靠祖上,不算是好汉。”这是清代书画大师郑板桥的教子箴言。连古人都有这样的觉悟,我们难道不应该向小仲马学习吗?

写给马鲁格的信

“尊敬的4339号囚犯:我代表肯尼亚共和国通知你,你符合获得补偿的资格,补偿你在英国殖民统治时坐牢期间受到的虐待。你在1951年至1953年间,囚禁于布拉营……根据记录,你由于坚持拒绝放弃誓言,在拘禁期间受到了残忍和不人道的虐待。感谢你为了解放我们国家所作出的英勇牺牲。肯尼亚总统阁下。”根据这封信的大意,我们可以知道,这是肯尼亚总统给4339号囚犯的一封信,这个囚犯就是马鲁格老人。

马鲁格老人84岁了,独自住在一所简陋的屋子里,也就仅能遮风避雨而已。他是个瘸腿的黑人农夫,走路不方便,随时都带着一根半人高的拐杖。在老人的屋子里,有一口箱子,里面就放着这封信,应该很久很久以前就得到这封信了。可是老人是个文盲,他并不认识信上写的内容,又不好意思请教别人,这件事就这样搁置了下来。

有一天,电台主持人说:“新政府决定全民享受免费的初等教育,你只需要交上一张出生证就可以了。”1963年肯尼亚独立,距今已经四十余年了。马鲁格欣喜若狂,他跟着那些曾孙辈的孩子们一起走进了那所简陋的学校,想要识字,想要靠自己的本事读懂信上面的内容。可是学校是小学校,显然只能为小孩子服务。经过一番软磨硬缠,小学校长珍妮收下了这个世界上最老的小学生,84岁的马鲁格。

从怎样握铅笔开始,马鲁格学会了读写英文字母,拼读单词;学会了算数等其他课程。马鲁格学得非常艰难,也非常认真,回家以后还要刻苦地温习功课,他的成绩居然超过了那些曾孙辈的孩子。这当然是与珍妮老师的辛勤努力分不开的,因为她慢慢走近了马鲁格的内心,了解到马鲁格原来也有一个温馨的家庭,有漂亮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可是为了反抗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从白人手里夺回属于当地人的土地,马鲁格参加了茅茅党人起义,后不幸被俘,长期囚禁在拘留营里。

这样一个肯尼亚的英雄,他的事迹并不为乡邻们知晓,甚至当他在学校里学习时,一些人和教育部门还百般阻挠:他们要求马鲁格到成人学校去,可是那里起点高,乱糟糟的,他根本学不到任何东西;一些家长认为珍妮给马鲁格在学习上开小灶,威胁珍妮,打电话给珍妮丈夫说她有外遇,千方百计想把马鲁格赶走;最后马鲁格没赶走,学监就把珍妮调走了。总之,他们觉得马鲁格给学校和学生带来了麻烦,看不惯他,认为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学这些知识有什么用?

其实马鲁格哪里有错?他只不过想通过自己努力读懂那封信上的内容而已。所幸最后,在马鲁格的再三交涉下,珍妮又回到了学校,在老师的帮助下,马鲁格知道了信上面写的内容,那是肯尼亚政府对他一生的肯定和褒奖啊!马鲁格泪流满面,他激动地说说:“这并不意味着我的学习结束,我想继续学习,我想当兽医,我会学到踏进棺材的那一天。”

2009年,89岁的马鲁格离开了人世,他当时已经修完了五年级的课程。马鲁格关于“教育的力量”的一篇演讲曾经传遍了全世界,因为这次演讲,是他在美国纽约,在联合国给各国政要演讲的。为了自由,为了识字,马鲁格从不放弃,我们难道不应该向他学习吗?

人的差别在哪里

楼下的巷子新开了一家“田三美发店”。老板姓田,是个四十左右的大姐,人称田姐。田姐以前在这条街的城郊结合部开美发店,现在那里搞征地拆迁,就搬到我们楼下了。虽说这巷子比较偏僻,可是那些老顾客还是络绎不绝地赶了过来。

每天路过这家美发店,都看见田姐在不停地忙活着,洗剪吹烫,田姐样样都来。而店里的两条长椅子上,总是坐满了等候的顾客。大家宁愿等在那里排队,也不愿意到别的地方去理发,田姐累得连饭也不顾上吃。

有一次,我请田姐理发,闲暇时就跟她聊天。我疑惑地说:“田姐,你生意这么好,干嘛不招个学徒帮忙呢?”田姐回答:“怎么没招过?前几天刚来一个徒弟,只能洗洗头。如果我叫徒弟理发,顾客就有意见,说我慢待他们了。唉,我这是没办法呀!”的确这样,徒弟来就是学技术的,可是只能洗头不能理发,那就失去学习的价值了。

不过田姐理发技术的确高明,能够根据各人的脸型给以配以恰当的发型。如果是老顾客,知道你的口味,你只管听她指挥就行了。哪怕一根头发没处理好,田姐也会重新来过,难怪那些顾客不让徒弟动手哦。没办法,田姐只好把老公叫来帮着给顾客洗头,算是勉强减轻点压力。

前几天回家,我突然发现“田姐美发店”没有开门。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难道田姐生病了?或者不想开店了。走近一看,卷帘门上贴着一张纸条,是田姐的留言:“新老顾客们,大家好!我为了提高美发技术,决定上省城培训十天,给你们造成的不便敬请原谅。”原来如此,田姐培训去了。

这可真是稀奇事。我只听说企事业单位的职员要定期参加继续教育,没想到田姐一个个体户,也要自己贴钱参加培训。何况田姐理发这么多年,技术早就炉火纯青,还积极培训,看来理发这一行也要与时俱进啊。

过去人们常说:“老中医,少裁缝。”做衣服要找年轻人,因为他们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新潮时尚的东西最容易被他们所接受。可是理发行业何尝不是这样,

哈佛有一个著名的理论:人的差别在于业余时间,而一个人的命运决定于晚上8点到10点之间。每晚抽出2个小时的时间用来阅读、进修、思考或参加有意的演讲、讨论,你会发现,你的人生正在发生改变,坚持数年之后,成功会向你招手。

狂人贝多芬

“暴风雨,我听到暴风雨,是来带我走的!”1827年3月26日夜,病床上的贝多芬一阵剧烈咳嗽,脸色更加苍白。他握着安娜的手,喃喃地说道,之后安详地离开了人世。除了安娜送终外,贝多芬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那个被贝多芬宠爱的侄子卡尔,并没有出现在贝多芬的病床边。这真是绝妙的讽刺,也是对贝多芬的最大打击。贝多芬孑然一生,除了侄子在他心中占据一席之地外,最大的嗜好就是音乐,就是作曲。可是造化弄人,在他创作正进入爆发期的时候,他的耳朵却逐渐聋了。

贝多芬说:“我的脑子里随时都充满着音乐,永远静不下来。我只有把它写下来,心里才能得到纾解。”然而他的耳朵却聋了,听力越来越弱。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说,这比剥夺他的生命还要残酷。我们试想一下,一个画家如果眼睛看不见了,再也无法潇洒自如地在纸上泼墨作画;一个行走江湖的侠客,被人挑断了脚筋、手筋,舞枪弄棒自不必说,连独立行走都不可能;一个作家如果痴呆了,再也不能创作出曾经的美文来……他们的心里会是什么感受,那可真是生不如死啊!

然而贝多芬没有向命运低头,相反他投入了更大的激情来作曲,一旦进入状态,经常是通宵达旦。听力减弱了,那不要紧,他在后脑上围上一圈硬纸片,耳朵戴上自制的扩音器,这样一来就可以听到钢琴发出的声音。这个铜质的扩音器帮了贝多芬的大忙,作曲时戴着,跟朋友交谈时戴着,甚至指挥乐队排练时也戴着,显得不伦不类。

耳聋以后,贝多芬变得非常暴躁,甚至不可理喻,连最亲密的朋友兼抄谱员施莱蒙,也经常被他痛骂:“蠢货,笨蛋,重做一遍,否则我就宰了你,毁了你。”即便是安娜这样天资聪颖的美女,在和他共事期间,也经常受他言语上的讽刺和侮辱。比如安娜说她来维也纳是学习作曲的,贝多芬就揶揄道:“女作曲家啊,哈哈,就像狗用后腿站着走,虽然走得不好,但令人吃惊。”这就是人们口中的狂人贝多芬。

有人说他疯了,言行不可理喻;邻居说“我们受够了你这头蠢猪!”因为贝多芬经常在创作结束时,用几瓢冷水浇在头上冷却自己,结果污水都顺着木质楼板流到楼下去了;修道院的长修女说贝多芬离经叛道;安娜的男友设计师马丁说贝多芬是个伪君子;就连贝多芬钟爱的侄儿,也说他是个邋遢的老混蛋,屋子弄得一团糟。他极端自负,会摧毁他遇到的每个人,他不喜欢每个人,除了自己。

可是音乐学院作曲高材生安娜却不这样认为,她把同贝多芬相处视为上帝赐予自己的学习良机,认为这是天大的荣幸。安娜没有失望。1824年,贝多芬在耳聋以后仍然创作出了《第九交响曲》,这个新交响乐采用了全新的音乐,全新的形式,在安娜的帮助下,交响乐演出获得巨大的成功,整个维也纳都沸腾了。

“我过去如此,现在未变,将来依然,未曾有世人知我识我。”在音乐的世界中,贝多芬才华横溢,如鱼得水。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他呢!这就是狂人贝多芬,狂放不羁的背后,实则是他内心无比的苦闷与孤独,这也许就是大师的宿命吧!

没有文凭的清华导师

1925年,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已在清华任教的吴宓向梁启超介绍陈寅恪,梁启超便推荐陈担任国学研究院导师。当时校长曹云祥从未听说过陈寅恪,问梁:“陈是哪一国博士?”

梁启超回答说:“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

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

“也没有著作。”梁答。

“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梁启超大为生气,于是回答:“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曹云祥遂决定请陈到清华来担任导师。于是既无文凭,又无著作的陈寅恪,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

陈寅恪能成为清华导师,是吴宓、梁启超慧眼识才的结果。而校长曹云祥也算伯乐,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是陈寅恪的幸运,也是清华园的幸运,更是清华学生的幸运。因为他们可以聆听到大师的教诲,从而更快地成长。梁启超推荐陈寅恪,这是一个多赢的结果啊!

事实证明,梁启超没有看错人,陈寅恪成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和语言学家。陈寅恪培养了大批学有所成的学生,比如季羡林就是陈的学生。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季老写到:“寅恪先生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如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从季老的文章可以看出,陈寅恪讲课非常注重传授学生以治学方法。这不正是授人以渔吗?这样的课堂让学生一辈子受用无穷。

陈寅恪学富五车,是一代宗师。早在1920年代,他就倡导,为人治学当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先生恪守心中信仰一以贯之。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由陈伯达、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胡绳、杜国痒、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人组成,毛泽东亲自指定陈伯达任主任。这份名单已经囊括当时大陆史学界几乎所有名家。

然而,自当年开始,不断有被陈寅恪称之为“北客”的熟人朋友登门劝说他到北京任职。有消息说,中国科学院准备再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其中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即特意为陈量身定做。陈寅恪的回答是,如北京果然有诚意,则当接受两个条件:“1、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2、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一座挡箭牌。”因此缘故,陈寅恪北京之行未成。

1955年,中科院“协商产生”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时,有两条入选标准:一是政治标准,即是否拥护中国共产党,是否信仰马列主义;二是学术标准,即在本学科是否有成绩。只有陈寅恪一人例外。他坚持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专门做批示:“要选上。”

可惜大师再牛,也没有牛过那个癫狂的时代。陈寅恪先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国学界的莫大损失。

孔子拜师

春秋时期,孔子在鲁国享有极高威望。然而,孔子并没有因国人的极力推崇而骄傲自满,而是更加谦虚谨慎。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所谓能者为师,无分长幼,孔子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从而成就了万世师表的美名。

孔子跟苌弘学过音乐,跟师襄学过瑶琴,还跟老子学过《周礼》。在当时,苌弘、师襄这些人的名声远在孔子之下,孔子却向他们虚心请教,取长补短,真是不耻下问。

难能可贵的是,孔子还向孩童学习,并且拜他为师。《三字经》中说“昔仲尼,师项橐。”这项橐年仅七岁,眉清目秀,非常可爱,是鲁国的一位神童。项橐无师自通,从小就特别善于观察周围的一切,观察自然,观察人物,凡事喜欢问个为什么,具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钻研精神。

孔子听说东南沿海一带,百姓虽然淳朴,却个个颇有学问,于是决定率领弟子们走出书斋去游学,感受一下当地人的聪明程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孔子赶路时看见路边有个农夫,正在那里锄地,孔子就下来问农夫:“你锄地这么忙,知道锄头每天要抬起来几次啊?”农夫一下子怔住了,其实这个问题也很无聊,农夫哪有闲工夫去统计这些呢。孔子和弟子们暗暗窃喜,以为此地百姓学问不过如此。

这时过来一个孩子,就是项橐,他说:“我爸爸年年种地,当然知道锄头每天抬起来多少次了。你只要出门就坐马车,那您一定知道每天马蹄提起来多少次了?”孔子无言以对,被反驳得瞠目结舌。孔子觉得这个孩子真是聪明,决定考考他。于是二人约定,互相出一道题,互为应对,谁赢了谁当老师,而且要行拜师之礼。项橐答应了。孔子就说:“天地人为三才,你可知天有多少星辰,地有多少五谷?”这道题按理是无解的,谁知项橐张口就来:“天高不可丈量,地广不能尺度,一天一夜星辰,一年一茬五谷。”庄稼那时候都是种一茬,要休耕,没有后来的双季稻。孔子十分震惊,他觉得自己挑不出项橐一点毛病。

轮到项橐出题了,他问:“人有多少根眉毛?”这个还真不好回答,孔子只好按照刚才的约定,要拜项橐为师。但项橐突然扑通跳到路边的池塘里,沐浴了一番,因为他说沐浴后方可行大礼。等他折腾完了,孔子设好香案,恭恭敬敬拜项橐为师。孔子赶紧和弟子打道回曲阜,再也不敢到此地游学了,因为一个孩子就让孔子很尴尬,出师不利呢。后人封项橐为“圣公”,因为他是孔子的老师。

神童项橐,估计就像王安石笔下的仲永一样,因为教育没跟上,成年后学问平平,最终泯然众人矣。如果孔子慧眼识才,把项橐带回曲阜悉心培养,说不定也能成为孔门的著名弟子之一。如果毕竟是假设,项橐虽然未成大器,但是孔子拜项橐为师的故事,却成为一段佳话,所谓能者为师、一字之师就是这道理。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师道尊严,受人敬仰。但是师者也不是万能的,为人师者也需要不断学习,终身学习,如此方不至于误人子弟,这正是我们需要学习孔子的地方。

季羡林学德文

美国电影《字典情人》中讲到,英国官员来殖民地马拉西亚沙捞越时,当地人会给他们安排一名“字典情人”,负责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并且教他们学会土著人的语言。无独有偶,季羡林学德文也跟“字典情人”类似。

季羡林是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精通数国语言,头衔一大串。他谈到自己在德国留学时,德文就是房东老太教会的。季羡林和女房东欧普尔太太共同生活了整整十年。在这漫长的岁月内,她把季羡林当儿子一样看待,为他操了不少心,当然最主要是让季羡林学到了一口纯正的德文。

欧普尔太太很平常,当时五十多岁了,生活十分单调平凡,成天围着灶台转,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每天起床后,先做早点,给丈夫一份,给季羡林一份。然后就是无休无止地擦地板,擦楼道,擦大门外面马路旁边的人行道。地板和楼道天天打蜡,打磨得油光铮亮。楼门外的人行道,不光是扫,还用肥皂水清洗。人坐在地上,绝不会沾上半点尘土。欧普尔太太,就是这样一个爱清洁的家务狂,而且成天乐此不疲。

到了晚上十点左右,季羡林在家里工作,欧普尔太太就进屋来,把季羡林的被子铺好,把被罩拿下来,放到沙发上。德国被子里面是鹅毛的,不像现在的羽绒被,全部按区块缝合过。他们把鹅毛朝里面一装就完事,结果每天睡觉前都得整理被子,不然鹅毛就跑到一块去了。一边绒毛堆积如山,另一边只剩下两层薄布,根本不能御寒,只有被冻醒。季羡林整理不好被子,于是女房东只好每天来整理。

铺好床以后,欧普尔太太就同季羡林闲聊。她把一天的经历,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都向季羡林说。见了什么人,买了什么东西,碰到了什么事情,到过什么地方,一一细说,有时还绘声绘色,手舞足蹈。每天晚上半小时的免费德语交际课,对季羡林的德文口语听和说大有裨益。但是季羡林不敢把这一点告诉她,害怕她以后不来聊天了。

战争接近尾声时,德国人日子越来越难过。不但食品短缺,连燃料也无法弄到。哥廷根市政府顺应民情,决定让居民到山上去砍伐树木作燃料。政府工作人员在茫茫林海中划出了一个可以砍伐的地区,把区内的树逐一检查,可以砍伐者划上红圈,砍伐没有红圈的树要受到处罚。女房东家没有劳力,唯一的儿子又在另一座城市工作,于是季羡林当仁不让,陪房东上山,砍了一天的树,运下山来,运到一个木匠家里,用机器截成短段,储存在地下室里,供取暖之用。

正因为季羡林和房东互相照应,因此季羡林在房东家一住就是十年,从没有发生过矛盾。临走那天,欧普尔太太痛哭流涕,季羡林也舍不得离开。但是毕竟中国才是季羡林的祖国,因此他还是回来了。离开德国后,季羡林还给欧普尔太太写过几封信,寄过一罐美国咖啡,希望女房东在孤苦伶仃的晚年生活中得到些许安慰。

1983年,季羡林故地重游,又回到了德国哥廷根市参访。故居还在,房子整洁如故,只是欧普尔太太已经杳无音信,房门外的铜牌上已经换了名字。从邻居口中得知,女房东已经离世了,这让季羡林非常伤感,因为女房东曾经给他免费做了十年德文老师。

成功的真谛

朋友杨在本地开了一家美容院,门脸不大,但生意还算将就。前几天,杨去广州参加公司组织的年度培训。她用短信和我交流,大倒苦水:说什么老板压单太厉害,简直叫他们没法生存;大家心里都不爽,整得自己晚上才睡了两个小时;晚上十一点过洗漱完毕,还有人叫你赶紧穿衣服起来谈公事;往日善良可亲的同事,现在也变得面目可憎……

杨的短信里充满了抱怨,我没有想到四天的广州培训,会把她的心情变得如此糟糕。对于美容业,说实话我不太了解。但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女士都愿意去美容院做保养,希望以此来提升自己的形象。应该说美容业是个朝阳产业,没想到背后还有这么大的压力。

最后,杨问我,她觉得我现在取得的成就是她所望尘莫及的,希望我交流一下心得。杨是我曾经的前女友,她自认为很了解我,没想到十年的时光把我磨砺成了这样一个人,让她有些羡慕和不解。怎么说呢?也许在普通人的心中,我的确算是有些许成就:自己在一个令人羡慕的单位上班,同时坚持业余写作,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作家,每个月的稿费单雪花般不断飞来。

可是谁又知道我们背后的艰辛呢?虽然全国有五六千家报刊,但是现在是全民写作的时代,有点文化都可以码字。为了让自己的文章挤上版面,获得些许稿费收入,我们得把自己变成一个杂家,也许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都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就像蜜蜂,除了在油菜花上采蜜外,那些桃花、梨花甚至野草花我们都不能放过,只有这样,才能酿出香喷喷的蜜糖来。坚持了十年,对于写作,也算走出了自己的路子,每天在电脑上码字投稿成了我生活的常态。我把写作这种爱好变成了一种兼职,我成了写作的行家里手。是呀,这就是我的心得:当你认准一件事,就努力把自己变成这一行的专家,人无我有,人有我精,虽然这其中难免会有一些曲折。

杨回复说,我的心得让她吃惊,也觉得很经典。她回来以后,要把这句话当成座右铭写下来贴在墙上,每天提醒自己:选择自己热爱的职业,要做就做行业内的专家。

其实写作也好,美容业也好,道理都是相通的。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如果你成了这一行的状元,那么你就有了话语权和良好的口碑,还愁不会财源滚滚吗?这是一个看似浅显却深刻的道理。因为我父亲以前就告诫我:哪怕你擦皮鞋,擦出了水平,你收五十块一双的服务费,还是有人来照顾你生意的。

一个人认准了目标,那么就坚决不要放弃,向同行学习,向书本学习,向前辈学习。学习可以增加成功的几率,假以时日,当你成为这一行的专家,你就算成功了。1832年,林肯失业了,这显然使他很伤心,但他下决心要当政治家,当州议员,甚至美国总统。林肯的政治生涯困难重重,他尝试了11次竞选,可只成功了两次,但他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他一直在做自己生活的主宰。1860年,林肯当选为美国总统。

林肯遇到的困难你我都曾遇到。只要我们像林肯那样,面对困难不退却,不放弃目标,努力成为这一行的佼佼者,那么你就能收获到成功的喜悦。

人生没有任何借口

在美国西点军校,有一个历久不变的传统,就是新生遇到学长或军官问话,只能按规范选择回答:“报告长官,是;报告长官,不是;报告长官,不知道;报告长官,没有任何借口。”新生除了这四条标准回答之外,不能再多说一个字。

这四条标准回答看似抹杀人的个性,让人失去了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但是在军队这种特定的环境里,这样的训练是非常必要的。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利,如果我们在汇报军情时啰啰嗦嗦,老是为自己没有完成任务而辩解,找客观原因开脱责任,那么肯定会导致失败。

西点军校之所以这样规定,就是要让学生明白,要成为一名最优秀的军人,首先必须学会服从和忍耐。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哪怕是错误的命令也得执行。一旦无权解释,也就没有任何借口,人就会更加尽心尽力地把事情做得圆满。只有秉持这种信念,才能激发出人的全部能量,产生出最大的效果。

一次,连长派新兵瑞德到营部办事,只给了他三个钟头时间,却交待了七项任务。有些人要见,有些事要请示,有些东西要报批,还要设法搞到一些紧缺物资。显然要完美地完成这次任务是有难度的,但是瑞德没有气馁,他决心完成任务。瑞德匆匆赶到营部,果然遇到麻烦。连队需要的物资营部也货源不足。瑞德试图用语言打动负责补给的中士,希望他能从紧缺的存货中拨给他一点,可惜未能如愿。尽管如此,瑞德并没有放弃,而是摆出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一直与那位中士软磨硬泡,最后总算感动对方把事办成了。

一门心思地要完成任务,不想带回去任何借口,瑞德完成了看似完不成的七项任务。当他回去交差的时候,连长嘴上没说什么,脸上却流露出惊讶之色。从西点军校毕业后,瑞德留校担任战略策划,退伍后他出任了埃尔伯马尔学院院长,成为西点军校毕业的又一个精英。

西点军校被誉为将军的摇篮,格兰特、罗伯特·E·李、艾森豪威尔、巴顿、麦克阿瑟和布莱德利等都是从西点毕业的。我觉得这些名人的成功,除了他们具有良好的素质和机遇外,跟西点军校的培育也是分不开的。

人生没有任何借口,这句话应该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座右铭。借口是什么?就是以某件事为理由,但又不是真正的理由。有些人一辈子都在为自己寻找借口,迟到早退有借口,完不成作业有借口,工作失误有借口,失恋离婚有借口,甚至杀人放火都有借口。他们这一辈子就活在借口的庇护下,似乎只要找到了借口,就可以掩盖自己的过失。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凡事喜欢给自己寻找借口的人士,他的人生都是黯淡无光的,碌碌无为的。借口让他们变得懒散,变得拖拉,喜欢互相推诿,这样的人走到哪里都不会让人高看一眼。

寻找借口的代价是无比高昂的,它给我们带来的危害一点也不比其他任何恶习少。让我们改变对借口的态度,把寻找借口的时间和精力用到学习及生活来。因为现实没有借口,人生没有借口,失败没有借口,成功也永远不会属于那些寻找借口的人。

梁启超说谎受罚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伟人,因参与戊戌变法而蜚声中外。只不过他不像“戊戌六君子”那样俯首就擒,而是选择了流亡国外,如此一来,反而成就了一个百科全书似的梁启超。

梁启超能有如此显赫的成就,跟他儿时的家庭教育分不开。梁启超六岁随父读书,八岁学作文,九岁就能洋洋洒洒上千言,显示出卓尔不群的才华。

在《我之为童子时》的文章中,梁启超说”我家之教,凡百罪过,皆可饶恕,惟说谎话,斯不可恕。”小孩子难免会犯错误,只要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但是唯独撒谎这种事,梁家管得很严,一旦撒谎,就要严惩不贷,以至于梁启超年长后仍然记忆犹新。

有一次梁启超六岁时,不知道什么事情,说了一句谎话,后来被母亲知道了,母亲非常生气,在晚饭后传他至卧室严加盘问。当时梁父在省城参加科考,身边没有人敢于求情,看见母亲盛怒的样子,梁启超非常恐惧,不知所措。梁母温良贤淑,终日笑意盈盈,这时却突然板着脸说话,可见内心之愤怒。梁启超跪在母亲面前接受盘问,如果他承认说谎,那么母亲一定会原谅他。谁知鬼使神差,梁启超为了免去责罚,居然矢口抵赖,再次说谎。梁母教育孩子,自然已经是调查清楚。看儿子不肯认错,梁母祭出家法,把梁启超翻复在膝前,用力地鞭打了十多下。可怜梁启超六岁孩童,自出娘胎以来哪里经过什么苦楚,这一顿暴打让他终身难忘。

梁母边打边教育道:“汝若再说慌,汝将来便成窃盗,便成乞丐。今说谎者,则明知其为罪过而故犯之也,不惟故犯,且自欺欺人,而自以为得计也。天下万恶,皆起于是矣。”梁母几句话,就将说谎的害处披露无遗。这有点像我们俗语说的:“小时偷针,大时偷金。”如果一个人小时候沾染上了恶习,那么很可能影响他的一生。梁启超将母亲的教训,牢记在心,谓为千古名言。梁启超挨打时,堂姐陪着他长跪了半宿,又独自痛哭了一夜。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堂姐跟梁启超关系很好,她担心梁父知道此事,那么梁启超还得遭受一顿痛打。所幸的是,梁母见梁启超知道悔改,就没有告诉梁父,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在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中,常有“黄荆条子出好人”一说,意思是孩子犯了过错,那么做家长的一定要加以责罚。责罚不是目的,让孩子记住这个教训,绝不再犯相同的错误才是目的。严父慈母,责罚孩子一般是由父亲来完成的,而母亲则会在一边唱红脸。一个红脸,一个白脸,既让孩子受到责罚,也让他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可是现在,中国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爷爷奶奶宠着,爸爸妈妈爱着,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碎了,孩子们都成了娇生惯养的小皇帝和小公主。不要说撒谎,就是其他比这严重得多的毛病,哪个孩子身上没有几个啊!你到学校里去看看,上课不听讲,不做作业,顶撞老师,打架斗殴的学生还少吗?有些孩子,遇到什么挫折,动辄就要跳楼自杀,整得老师根本不敢说一句重话,生怕刺激他们做傻事……

看看梁启超儿时说谎受罚,最终成为一代名流。再看看我们有些糟糕的家庭教育,难道我们不应该有所启示吗?

忙碌的价值

忙碌是现代人的通病。倘若你驻足在都市的街头,或者穿梭在鳞次栉比的楼群,与那些步履匆忙的红男绿女擦肩而过,请问你能捕捉到那种气定神闲的眼神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要寻找那些闲庭信步的人群,恐怕只能到公园或者郊外的农家乐了。只有在那些地方,人们才会停下自己匆匆的脚步,偷得浮生半日闲。大家凑在一起,品品清茶聊聊天,晒晒太阳抽抽烟,这是一种奢侈的休闲。

去藏区旅行。在那高远的蓝天下,看悬浮的朵朵白云,滤过似的纯净。他们静默着,倒映在草原上的湖泊和水湾里。如果不是那些草原上缓缓移动的牦牛群,你肯定会以为这就是一幅巨大的油画。在那些星星点点的帐篷前面,五色的经幡迎风飘舞。那些盛装的藏民,手持转经轮端坐在那里。他们微闭双目,口里念念有辞,完全沉浸在与神灵对话的那种氛围中。在他们的脸上,看不到一丝忙碌的痕迹,有的只是那种淡定自如的恬静。

藏民是悠闲的。因为他们在劳动之余,更加注重内心的修为。而我们根本做不到,生活中有太多的竞争和挑战需要我们去面对。我们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我们的忙碌,是不得已而为之。在当下的社会,忙碌似乎成了成功人士的代名词。我们能不忙碌吗?少年时忙于读书,青年时忙于恋爱,中年时忙于工作,老年时忙于锻炼。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忙于照顾家庭,肩负起教育子女、赡养老人的重任。忙上班,忙上网,忙应酬……我们如果不给自己上紧发条,就会被忙碌的社会无情地边缘化,甚至抛弃。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古人云:人之熙熙,皆为利来;人之攘攘,皆为利往。利和名的诱惑,把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折腾得晕头转向。名利是一把双刃剑。在追名逐利的过程中,有人功成名就,有人碌碌无为。

岳父曾经在某酒业集团供职,从最基层一直做到子公司经理,也算小有成就。前几年,公司改制,由国有控股变成了民营企业。原来的董事长激流勇退,享轻福去了。岳父这批追随者,自然地受到了新领导层的排挤。岳父本来已届花甲之年,在公司里再熬两年,也就顺利退休了。可是岳父想到自己在做经理时,积累了一定的人脉,手上也有些积蓄,索性从公司退职,准备自主创业。

岳父在白酒企业干了一辈子,熟悉白酒生产的各个环节,办个小规模的酒厂,应该是能够赚钱的。可是事实证明,岳父这几年是白忙活了。他不仅没有赚到钱,反而赔进去了不少。到现在为止,内蒙有个合作伙伴都还欠着岳父几十万货款。而这笔钱,肯定收不回来了。这就是岳父忙碌几年的代价,一切的预期收益都成了泡影,让人扼腕叹息。

忙碌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有人在忙碌中收获快乐和幸福,有人在忙碌中却屡尝苦果。社会就像一波洪流,裹挟着我们前进,你想原地打转那是绝不可能的。我觉得,该忙的还是要忙,也许在忙碌中你就实现了人生的价值。

向特权说不的总统女儿

1952年2月2日,正是朝鲜半岛南北战争时期,朴槿惠出生于今韩国大邱地区。父亲朴正熙是一名军官,经常调动,全家人居无定所,因此他们在多个地方待过。小时候,朴槿惠的生活与其他家庭没有什么两样。

1961年5月,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李承晚政权,后成为韩国总统,其家人就搬进了青瓦台生活。朴正熙居住的办公楼为了省电没有安装空调,虽然有电风扇,但是他从来都不会使用。夏天酷热难耐,朴正熙开着窗户办公,偶尔有苍蝇嗡嗡地飞进来,他顺手拿起办公桌上的苍蝇拍,拍打苍蝇。朴槿惠有时到父亲的办公处玩耍,看见父亲有电风扇不用,饱受苍蝇之苦,曾经打趣地说:“父亲,你这个总统,有电风扇不用,怎么也像农夫一样拍苍蝇啊?”朴正熙正色道:“槿惠,我虽然身为总统,但是绝对不能奢侈。国家经济现在还非常困难,我们要带头节俭,能省一点是一点,过日子就该这样!”

朴正熙家的寓所地板使用多年,走上去咯吱作响,朴槿惠三兄妹特别喜欢在地板上蹦蹦跳跳,他们觉得听见那种声音很快乐,像走在雪地上一样。母亲陆英修看见了,非常生气,没有一个安静的居住环境,将直接影响朴正熙的睡眠质量。于是她吵着让朴正熙换处住所,谁知朴正熙明确地说不行,能用就暂时用着。于是陆英修做了些让步,要求将地板修理一下,这样只需要花少量费用就行了,朴正熙让她从工资中支取修理费。

陆英修叫来了修理工,准备对木地板动动手术。修理工正要修理地板的时候,陆英修想起了前天看到的棚户区,就打发修理工回去了。朴槿惠非常不解,就问道:“换房子不行,修地板也不行,难道总统的家人就该受苦吗?”陆英修解释说:“你父亲说得对,国家还很困难,人民生活还不富裕,我们要节俭。每次走在这样的地板上,我听着地板的咯吱声,就会想起那些棚户区的国民。这是一种警示,我们肩上的担子还很重啊!”

陆英修知道,朴正熙当官是偶然的,下台是必然的,最终他们还是要搬出青瓦台,回归平民生活。因此在教育子女时,陆英修尽量让孩子们跟其他孩子一样生活,绝对不要有什么特权意识和优越感。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朴槿惠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做总统的女儿看待,也没有什么优越感,时时处处都像特权说不,反而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1963年的一个早晨,韩国首尔,一列每天经过圣心女子中学的电车上,一位女中学生正在欣赏车窗外的街景。列车售票员走过来,看见她穿着校服,胸前也带着圣心女子中学的校徽,就好奇地问道:“小妹妹,听说总统的女儿在你们的学校上学?”

“是的。”这位女生平静地答道。

“据说她是坐电车上学。”

“好像是。”女生仍然不露声色。

“那个学生学习好吗?有多高呀?”

“还可以吧!跟我差不多高吧。”

电车售票员和这位女生的谈话就此结束,这次谈话证实了一个传闻,那就是总统朴正熙的长女朴槿惠的确在圣心女子中学上学,而且经常乘坐电车,成绩不错。不过这位售票员没有想到,跟她谈话的这位女生正是朴槿惠。

1979年10月26日,随着宫井洞内发出的两声刺耳的枪声,朴槿惠一下子成了一名普通市民。那一刻,朴槿惠的脑海中又浮现出当初次入住青瓦台时的情形。那时的她就读于市中心女子高中,平时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学校寄宿,回一次家很不容易。每逢她回家的日子,妈妈陆英修总是会忙前忙后地为女儿准备各种美味佳肴。

“妈妈,您不要总是这么费心张罗了,不然我们回到新塘洞后该怎么办啊?”新塘洞,正是朴正熙一家在入住青瓦台之前生活过的地方。每每想到母亲要回新塘洞的场景,朴槿惠总会提醒自己要抛却那些特权意识。彼时的朴槿惠虽然年龄尚小,但在她的潜意识里一直有这样一种清晰的自觉:总有一天她会再次回到新塘洞老宅。“我不是王室成员,我仅仅只是前总统的女儿。”这是朴槿惠铭记于心的一句话。

“若是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家庭里那该有多好。有非凡的父母注定了要坎坷一生,愿心灵的平和一直陪伴我走过人生的每一年。”朴槿惠在日记中写到,可是我们什么都能选择,又怎么能选择父母呢?这是上天注定的安排,朴槿惠是韩国总统朴正熙的女儿,谁也无法改变。父母先后遇刺身亡,这种情况更是少之又少,从权力的巅峰处沦为无依无靠的孤儿,但朴槿惠挺过来了,且获得了韩国国民的广泛同情,这也给她带来了超强的人气,为她通过选举再次入住青瓦台打下了基础。朴槿惠年少时处处向特权说不,反而锻炼出了卓尔不凡的能力,我觉得这是她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像斗牛士一样活着

约翰·D·斯普纳,美国著名的投资顾问兼畅销书作家,年轻时尚未成名,特别仰慕海明威,就是《老人与海》的作者,被誉为“文坛硬汉”,可惜最后自杀了。

1959年的夏天,斯普纳去西班牙的潘普洛纳度假,看斗牛比赛。斯普纳得知海明威也在这里,非常兴奋,急切地想见到偶像,哪怕是说几句话也是幸福的,说不定能套出他成为文学巨匠和富翁的秘密。海明威前几年刚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彼时又出版了小说《太阳照常升起》,风头正劲。

那个夏天,海明威穿梭于各个斗牛场之间,欣赏西班牙两个顶级斗牛士之间的角逐:老将多明戈和后起之秀奥德涅斯。他俩实力相当,难分伯仲。海明威的身边总是围着一大群人,包括各种斗牛士、记者、拍马屁的人,还有史密斯文学院专业的学生。斯普纳只能远远地望着海明威,可是根本接近不了他,真是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

斯普纳跟着海明威整整三天,都没有寻找到搭讪的机会。在这三天里,成天被公牛追着跑,人人手里都提着一个葡萄酒囊,斯普纳就像置身于葡萄堆里被压榨了一样,嘴里、眼里、耳朵里、鞋里和衣服上全都是葡萄味。斯普纳提前到各大广场转悠,想碰碰运气。晚上睡在西玛卡的后座上,这是一种比天气预报还不靠谱的汽车。斯普纳睡得很少,大量喝咖啡保持清醒,有时坐在太阳底下,心想晚上睡在床上的人多么幸福啊!

有一天晚上,大约十点半,斯普纳跟踪海明威,看见他走出一家咖啡馆,在找地方吃夜宵。他走路时一蹦一跳,就像高中橄榄球运动员一样大摇大摆。他突然从他的随从身边跑开,示意他们等着,然后拐进了一条小巷子里。斯普纳看到,海明威正在主广场旁边的一个喷泉旁边小便。斯普纳走到海明威身边,拉开裤子拉链问道:“介意我在你旁边嘘嘘吗?”

海明威看着斯普纳说:“嘘嘘是娘们的事情,”他说,“男人是撒尿。”

“我其实想写小说,想跟你学学,”斯普纳说,“不是想嘘嘘。”

海明威哼了一声。“告诉你吧,小子,别总把你想干什么挂在嘴上,尽管做就是了。跟着公牛跑,看准牛角,像斗牛士一样。佯攻,出击,再佯攻,出击,就这么简单。做什么都不容易,写小说更难啊!”他说完后,就大摇大摆地走了。

真没想到,终于跟海明威搭上话了,不过却是在这样一种尴尬的情况下。“佯攻,出击,再佯攻,出击。”海明威把写作和斗牛扯在一起,难道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斯普纳百思不得其解。不过当他看完这个赛季所有的斗牛比赛,他算是明白了,写作的确跟斗牛有关啊!斗牛士具备高雅、勇敢的灵魂,他们将技术和体力、柔美和勇猛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海明威不就是斗牛士一样的人吗?甚至海明威代表作《老人与海》中的老渔夫,也是斗牛士一样的人物。面对强劲的对手,我们不能退缩,只能战斗,再战斗。

斯普纳顿时茅塞顿开,海明威没有教自己具体怎样写作,但是却传递给自己一种精神:“想干什么,不要挂在嘴上,要立即去做,这样才会有成功的可能。”

杜月笙发迹有道

跟团去九寨沟看雪,大巴车行至理县郊外。导游多杰说,九寨沟属于高原,初次上高原的人群会身体不适,出现胸闷、头昏、嗜睡等症状。要想缓解高反现象,最好喝点红景天口服液,大家听了多说好,不少人都有购买意向。多杰话刚说完,大巴车已经在路边的一个开阔地停下来。一些穿着白大褂的姑娘站在路边,桌子上摆的正是红景天口服液。

一个小姑娘走上车来,把多杰的话重复了一遍,然后告诉我们,一支口服液10块,一个人至少需要5支,但只卖整盒,一盒一百块。有人说你可以拆开来一支一支卖,不也是一回事吗?小姑娘很固执,坚持要整盒出售,僵持不下,最后她只在车上卖了两盒就下去了。我们都替小姑娘惋惜,这种思维做生意实在是太僵化了!做生意肯定要灵活处理,过去香烟贵,大家买不起,小贩就把整包香烟拆开单支出售,照样可以把生意做起来。街头流动小贩,经常有卖菠萝的,削去皮,切成一小块,插上竹签,浸在糖水罐子里。食客从小贩摊位前走过,掏上两块钱,就可以吃上一块菠萝,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其实小贩这样做,是动过心思的,菠萝皮厚很难削,整个菠萝根本不好卖,也没见谁一口气可以吃掉一个菠萝的。现在一片一片卖,大家买走了一个菠萝,价格比单买一个还贵。

上海滩大亨杜月笙14岁时在水果店当伙计,他又机灵又勤劳,深受老板赏识。但杜月笙不甘心这样过一辈子,一心想自己干,就把这念头给老板说了。老板很不错,就问他想怎么干,还说可以借钱给他。杜月笙挺聪明的,说不用借钱给他,只需要老板把每天卖不出去的烂苹果、烂梨啊送给他就行。老板一口就答应了,因为老板根本不相信杜月笙能够把这些死猫儿货卖出去。但杜月笙做到了,例如一筐烂梨到他手里了,他先把这梨烂的地方挖一下,然后把这梨削皮。杜月笙的绝活就是削梨皮,不少人围在他附近看,大家伙儿都说这把刀怎么在他手上就那么听话呢,就跟这梨往刀上蹭似的,一圈一圈非常漂亮,一会儿就把梨削完了。然后切成一块一块的,泡到糖水里分着卖,比原先的梨还贵。靠着这门绝技,杜月笙很快就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至少衣食无忧了。

在现实中,我们做事之所以会半途而废,这其中的原因,往往不是因为难度较大,而是觉得成功离我们较远,确切地说,我们不是因为失败而放弃,而是因为倦怠而失败。一段人生,如果我们不把它分为若干的阶段,就不知道如何去走,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没有目标的人生是茫然无味的人生,假如我们将它划分为不同的几个阶段,规划好不同的目标,设定不同的要求,赋予不同的意义,逐个一一攻破,一一去完成实现,那么你的人生就是完美的人生。

这就是化整为零的智慧。化整为零,不是放弃目标,而是把目标细化,这样反而能够增加成功的几率和信心。化整为零是大智慧,对于个人是这样,对于国家何尝不是如此。1949年后,中国分批次制订了五年计划,从一五计划到现在十二五计划,一年一个小台阶,五年一个大台阶,我国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功跻身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为失败颁奖

生活中,我们都不愿意面对失败,因为失败意味着挫折,倒退和承担责任。我们都喜欢成功,成功会带来鲜花、掌声和荣耀。可是成功不会天天有,这世界上的成功,都是从一次次的失败中拼出来的。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奋斗和牺牲是成功的前奏,我们如果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就永远无法闻到成功的花香。

失败不要紧,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关键我们要从失败中总结经验,这样才能避免下一次失败。失败是学习的机会,是上天对我们的眷顾,我们如果能够从失败中站起来,就会成为最终的强者。谷歌公司曾经有个副总裁桑德伯格,搞砸了一个大项目。她找到总裁佩奇承认错误,表示道歉。佩奇说:“我很高兴你在这个项目上失败了。其原因是决策过快,行动过快,而我们谷歌文化就是要鼓励快速行动。在互联网的世界里,慢一步就可能被对手抛在后面。我们宁愿因为快速行动而失败,也不愿意什么都不做。”佩奇的鼓励让桑德伯格深感欣慰,互联网上未知的领域犹如黑洞一般深不可测,谁能保证每一个项目都成功呢?谷歌就是因为不断试错、纠错,才始终走在了行业的前列。

实际上,有很多公司为失败颁奖,他们用奖励鼓励员工把工作中的失败说出来,让其他人引以为戒。这样做,实际上是花小钱办大事,别人犯过的错误其他人不再犯,这不是很好的结局么?

有个公司经理是负责工厂安全的,要保证尽量不出安全事故。他们采取的措施,是出了安全事故要罚款。结果员工为了逃避罚款,如果出了小事故能瞒过去的话,就尽量瞒过去。这样欺上瞒下的结果,会形成恶劣的企业文化,最终会酿成大事故,那时悔之晚矣。后来这名经理改变了管理模式,为失败颁奖,鼓励大家报告自己的失败。起初,员工们都有些不相信,认为经理在“引蛇出洞”呢?后来经过大会小会的宣传,大家接受了这种新的管理方式,一些员工勇敢地把工作中的失误说了出来,结果经理没有责怪他,真的在大会上当众给予了奖励。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更多的员工说出了自己工作中的失败。经理把这些一一记录在案,经过深入分析,找出了失败的原因,然后修正了操作规程,让员工重新学习,最终提高了生产效率,避免了安全隐患。

给失败颁奖,不仅适用于职场,也适用于家教中。我们在教育孩子时,要多跟孩子交流,鼓励孩子说出生活、学习中的困惑和失败。例如女儿在本期的第一次月考中数学就考得不理想,年级排名靠后,她很着急,很自责。女儿把试卷带回家后很沮丧,我没有怪她,我们根据试卷逐题分析,是计算能力差么,还是分析题意不到位;是上课开小差还是老师讲课太快……经过与孩子沟通,我意识到他们这所重点中学,教师上课进度都很快,要想提高数学成绩,只有多付出时间来补习。女儿同意了,补习了一个月后,成绩上升了一大截,女儿对数学的自信心就提升了,学习就变得快乐了。失败不要紧,从失败中勇敢地站起来,反思自己,我们才能告别失败,拥抱成功。

鲍勃的寒露和秋霜

鲍勃的父亲有一家服装厂,这家厂子是他爷爷于1918年创建的。大学毕业后,鲍勃去给父亲打工,被安排在工厂车间上班,周薪75美元。父亲说:“这就是你的工资,比你的价值高多了。”鲍勃的任务是打包,就像一条人力传送带,把服装从一个缝纫工那里搬到另一个缝纫工那里。鲍勃还负责锅炉的维修,甚至还压榨苹果酒,让它发酵成烈酒,和剪裁室的男人一起喝。和他们一起痛饮是长大成人的一种仪式,表明鲍勃和他们是一伙的,并不是公子哥儿。

妻子黛比和鲍勃结婚时,鲍勃身无分文。鲍勃心里备受煎熬,父亲对他说:“你可以去闯天下,比如推销我们的服装,因为你已了解了锅炉、电气系统、线轴、缝纫针、油桶等环节。甚至,你可以去建一家新工厂,制作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产品。”

不久后黛比怀孕了,鲍勃每周赚90美元,在当时就属于贫困水平。鲍勃觉得自己所知还甚少,父亲就把他扔到了独立门户的路上,整整那一年,他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超过4小时。新工厂刚奠基,父亲就被诊断出癌症晚期,三个月后就去世了。鲍勃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仿佛自己也死了一般。鲍勃透过办公室的窗户盯着远处,到处都是工厂,阴冷暗淡,覆盖着厚厚的雪。鲍勃想,自己26岁了,已经有老婆,还有个快要出生的孩子。自己是家里的顶梁柱,必须坚持下去。

母亲告诉鲍勃,他大学毕业后,父亲就感到身体不适,医生说他活不了多久。但是他一直咬牙撑着,没有告诉家里人。因为父亲清楚地知道,儿子刚大学毕业,一切才从头开始。他必须要把儿子锻炼出来,具有独立生活和经管能力,才能离开这个世界。父亲就这么熬着,一直熬到癌症晚期,一直熬到鲍勃有所成就了,才放心地离开了。那一刻,鲍勃震惊了。原来对父亲还有些许抱怨,觉得他很残忍,谁知父亲用心良苦,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能迅速成长。

后来,鲍勃在强手如林的服装界苦心经营,最终将家族企业发展成为了本地行业内的巨无霸。父亲用心良苦,鲍勃最终成人成才。这种教育观,其实也曾经是国人所推崇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能力在锻炼中成长,这本来是教育的基本规律。可是现在,随着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国人对子女多了娇惯溺爱之心,生怕子女累着苦着,其实这根本不利于孩子的成长。那天我在邮局办事,听见两个男青年的对话。一个瘦高个说:“现在工资简直不够用。我每天光抽两包烟,就是七十块。有时候跟朋友出去喝酒、唱歌、打牌等,还要耍对象,每个月起码消费五六千。”旁边的矮胖子说:“你们水泥厂,每个月也就三四千块。工资不够用,你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只有让老妈赞助了!”瘦高个理直气壮地说。瞧瞧,这就是我们的年轻人,不以啃老为耻,反而视为理所当然,这样的群体还有希望么?

生活会给我们所有人施加挫折和考验,老天会给我们寒露和秋霜,关键是你要经受住颠簸和曲折,然后毅然崛起,有所成就,这才是我们对生活和亲人的最好回报。

大家的坚持

1862年冬天的一个早上,凡尔纳刚吃过早饭,正准备到邮局去,突然听到一阵敲门声。凡尔纳开门一看,原来是邮递员,带来了一包鼓鼓囊囊的邮件。一看到这样的邮件,凡尔纳就预感到不妙。自从几个月前,他把第一部科幻小说《乘气球五周记》寄到各出版社后,就陆续收到这样的退稿邮包,今天已经是第15次了。凡尔纳接过邮件,拆开一看,上面写道:“尊敬的凡尔纳先生,尊稿经我们审读后,不拟采用,特此奉还。某某出版社。”每次看到这样的退稿信,凡尔纳总是心里一阵绞痛。这次是第15次了,还是未被选用。

苍天呐,难道我们这样的无名作者,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吗?要知道,再出名的作家,也是从默默无闻中走过来的。凡尔纳此时已经极度愤怒,那些出版社的编辑们太看不起无名作者了。凡尔纳愤怒地发誓,从此再也不写了,宁愿去做点小生意维持生活,也不愿意码字了。呕心沥血创作的东西,却被人视为毫无用处,那种打击对一个作家来说,简直就是致命的伤害。

凡尔纳抱起手稿向壁炉走去,准备把它们付之一炬。他想,就让手稿化为灰烬吧,在这个严寒的冬日,还能给家里带来丝丝暖意。凡尔纳的妻子正在房间里打扫卫生,她看到丈夫闷闷不乐的样子,正准备过来安慰安慰。一看事情不妙,妻子赶紧走过来,一把抢过手稿,紧紧抱在胸前,像在庇护一个受到伤害的孩子。此时的凡尔纳余怒未消,说什么也要把手稿烧掉。妻子急中生智,安慰道:“亲爱的,这是你几个月的心血呀,绝对不能烧掉。你不要灰心,再试一次吧。昨天晚上,我梦见了彩虹,这是好兆头呀,也许伯乐就在前面等着你。”

听了妻子的一番劝解,凡尔纳抢夺书稿的手慢慢放下了。“如果这本书稿能够顺利出版,将给家里带来一笔客观的收入。烧掉之后,就什么也没有了。”想到这里,凡尔纳决定接受妻子的劝告。他抱起这包书稿,到第16家出版社去碰碰运气。

这次凡尔纳没有失望,他遇到了出版商埃泽尔。埃泽尔读完书稿后,非常高兴,两人签署了第一份合同。在1863年,《气球上的五星期》就售出了3000册,寂寂无名的凡尔纳逐渐为广大读者所熟悉,成为了知名的科幻作家。

无独有偶。凭借着《尘埃落定》一举成名的作家阿来,经历与凡尔纳类似。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写完后,阿来自己觉得还不错,就满怀信心地向出版社推荐,结果遇到意想不到的尴尬。一般都是杳无音讯,或者回复道:“小说不错,但是市场化需要更通俗的小说,高雅文学读者不要,出版了要赔钱。”也有出版社问能不能改改,阿来答,“两种情况可以改:标点符号和错别字。”之后长达4年里,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这本书,直到199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接手,这部堪称经典的小说才得以面世,以飨读者。

十五次的退稿信和四年等待的煎熬,足以让一个写作者变得狂躁不安,可是凡尔纳和阿来坚持下来了,这才有了他们现在的声名。可见只要坚持自我,不屈不挠,总会有所成就。这个道理,不仅仅适用于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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