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荣幸，我与时代息息相通；天灾来临我顺应大潮，不但为灾区捐出力所能及的钱物，而且奉献出赢得好评的诗歌、散文、报告文学。
时光如泻，转眼间那场可怕的天灾已退却七年，被我保留的何止四川境内的活动记载，我曾倾心从业的《辽宁日报》及《辽沈晚报》刊登我的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我都珍藏着；辽宁诗友写我的评论寄来的书信都是我珍惜的财富。
我的心合着时代的脉搏起伏律动，这是内在的敏感、思维的惯性，也是主观的严苛自律。2014年春节，我全家曾一起到塞班岛旅游。那里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近七十年岁月流逝，时光倏然，不知国恨的季节勃发着鲜花，装饰着曾经的血污，但它掩不住侵略战争的血腥和残酷。回望广州三元里人民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史迹，我的心潮无法平静：中华儿女顽强战胜了自海入侵的八国联军强盗，英雄过往让我诗心难平，于是我诗之；看着今天从殖民地手中回到祖国的怀抱、风情安详的广州沙面，同样让我激动不已，于是我诗之。从广州到塞班岛那一行我写出了多首诗，借以表达对强盗的憎恨，对日本****的义愤，联想到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情怀切切。
思归的钓鱼岛，在离群索居的痛苦中日夜诉说着哀伤。于是，《日本：我不得不说的话》跃然心中，一首几百行的长诗催我昼夜修改，进而呈现诗集，它们为我澎湃诗的血性和对侵略罪行的兴师问罪。
当我投入深层思考、面对天灾人祸有动于衷恣意行诗时，兴许诗（狭义概念）偶有某些不足，但我觉得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在灾难来临之际对那些放射真理光芒和真情大义的诗歌断章取义地吹毛求疵，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那样的诗人容易让人怀疑是不是中国人。诗歌感事而发，有情乃大，反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五
当今在文物收藏界有一种共性造假手段：假东西作旧，那是有意为之，意在卖得好价钱。创作诗歌，当然也能“作旧”，可我不想把一个鲜活而铿锵向前的时代“作旧”，更不想用今天的文字把诗歌“作旧”；我担忧我写的诗总体缺失时代痕迹，难觅当代社会气象、重大事物；我不会通过指尖暴力绑架词语。我觉得一首诗如果没有灵魂，词语再刁钻也不会有感染力，审美共鸣更无从谈起。
数十年我有个习惯至今未改：关注新闻，关注时政。这更是我身边亲人的特点。童年我就听到收音机广播说，某年某月某日，中国发射了第一颗原子弹（那天是我生日）。汶川“5·12”特大地震，我是第一个在办公楼意识到地震的，当即我竭尽生命中能够制造的分贝强度，大声呼喊楼里所有同人赶紧下楼躲避地震；而我，瞬间锁好抽屉关上电脑揣上手机，招呼同事们快速有序下楼。其后我还不止一次地从新闻中听到某地发生地震，并第一时间告诉某相关媒体立即组织采访报道、策划系列报道。这是生理性敏感，它是思维敏感的保障，更是我有意保持和自我培养的基本素质。
当然，新闻与文学体裁（狭义概念）是并行的，除布局谋篇推敲精美和深度，都力求被读者喜爱之外，还各有其规律及特点，这一点无人质疑。
六
由此，我想起前几天看一家文学期刊发表的著名评论家吴思敬先生的一篇文章，内容如下：
艾略特说过：“我们必须记着，一部作品是不是文学，只能用文学的标准来认定，但是文学的‘伟大性’却不能仅仅用文学的标准来认定。”（《宗教与文学》）
每位诗人都渴望写出伟大的诗篇，但是什么样的诗篇才称得上是伟大的，艾略特的说法很能给我们以启示。在我看来，能够写出伟大诗篇的诗人，不仅仅是掌握了诗歌技能、技法的诗人，而且应该是有自由的心灵，有高尚的品格，有博大的爱情，有大胸怀、大视野、大承担的诗人。他的灵中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向上的，要向那崇高的灵魂的境界飞驰，一个层面是向下的，要执着地固守着大地，这二者力的方向相反，但在他的诗歌中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概括起来，那便是仰望天空的与扎根大地的统一。
当商品经济大潮和大众化的红尘滚滚而来的时候，也许低俗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所有人都去低俗，而应当有中流砥柱来抵制低俗。也就是说，有陷落红尘的人，就应有仰望天空的人。正如黑格尔所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毫无疑问，诗人应当是一个民族中关注天空的人。固然，天空是美的，如哥白尼所说：“有什么东西能够跟天空相媲美，能够比无美不臻的天空更美呢！”不过，我们这里说的对天空的关注，不单是迷醉于天空的美，而是指天空所能给我们的启发与想象。实际上，对天空的关注，更是把个人存在与宇宙融合起来的那样一种人生境界的关注。
……
在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世俗的红尘遮蔽了人性的诗意本质的时代，不能不让人思考海德格尔提出的一个有名的命题：“在一个贫乏的时代里，诗人何为？”（《诗·语·言·思》）要任何一个时代，诗人都把自己等同于芸芸众生。他不仅要忠实地抒写自己真实的心灵，还要透过自己所创造的扎根于大地而又向天空敞开的诗的世界，展开自觉的人性探求，坚持诗的独立品格，召唤自由的心灵，昭示人们返回存在的家园。
七
说到这儿，我想起高中学习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代表作《三吏》《三别》；特别是《石壕吏》，看到这三个字，我仿佛看见一个瘦削老头奋笔疾书：“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那字字血声声泪一般呈现的“安史之乱”时期老百姓痛苦生活的场景；我想起中唐时期著名诗人白居易《与元九书》一文中表达的感悟：“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种明晰深刻的文学主张，这种经典文脉的传承，会给今天仰视文化传统的诗人以深刻启迪和教益。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关注变革，诗人不仅仅应该在场，而且应该在前沿。
中国如此，盛产文学巨匠的俄国同样如此。小说不提，仅说诗歌。第一次大革命的前夜，当时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沙皇反动政府加紧了对人民的镇压，正是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搏斗的时候。高尔基参加彼得堡的示威游行，投身气势磅礴工人运动，满怀痛恨目睹了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血腥暴行。其后，他热情歌颂革命先驱，揭露沙皇反动政府的丑恶，抨击机会主义者，戳穿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丑恶嘴脸，带着强烈激愤成就了著名的散文诗《海燕》，诗的寓意及影响存于今天，诗人的血性感人肺腑，这和中国唐代诗圣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情感无异。
我欣赏别人蓬勃昂扬的气质，好评诗友的优雅大气的诗歌；我不为自己有些场合的缺失和力不从心遗憾；也无心炫耀力所能为的曾经；我只想写有人性、血性、诗性、时代性的诗作，我愿意为此一直努力。
再成于2015年7月28日子夜。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