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年初，我离开沦陷的北平，奔赴大后方，直到1946年夏才重回故里。其间，我曾在内迁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读了两年多书。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暗杀爱国人士闻一多、李公朴，民不聊生，我深受触动，思想发生变化，积极投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爱国学生运动。在遵义求学最后一年，与思想相投的一批同学创办油印小报《浙大日报》，向市民宣传从解放区广播电台听来的战局消息，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回北平后，与他们继续保持联系。我因两次转学，毕业时间推迟，但我的一些学友，多数都已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在上海一地就有好几个同学在属于善后救济总署的农业机械公司工作。我联系到他们中间的两三个人。第二天，他们就为我和D在虹口区借到一间空闲的住屋，并为D办了一个假身份证，把我们安置下来。D从此改名林仪，两个月以后，她在育才学校找到一个教学工作，学生们也一直叫她林姐。这是后话，此处暂时不提。
且说我们逃到上海的这一年，国民党不仅在军事上接连失利，战线逐渐从东北南移，经济上也面临崩溃。只靠开动印钞机器，发行接近天文数字的法币，万难支持庞大军费开支。8月19日，蒋介石命令国民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令，发行了名为“金圆券”的新货币。金圆券与旧法币的兑换率为1：300万，老百姓手中持有的旧法币以及黄金、白银、外国货币都必须在指定期限内兑换。与此同时，又实行了暴力“限价”政策，打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活动。反动政府这种空前通货膨胀和在老百姓身上敛财的政策导致民怨沸腾，市场一片混乱。我们到达上海的时候，正值蒋经国在上海坐镇，开始一场打击巨商、富户的“打虎”运动。报纸上天天刊载又有多少人因触犯法令被逮捕，若干商号因囤积居奇被吊销营业执照。我们在上海停留不到一周，已看到市面萧条、人心惶惶的衰败景象。任何人都能看清，蒋家王朝已经到了穷途末日了。
上海的形势非常紧张，我和D仓促外逃，没有带任何表明资历的证件，根本无法找到工作。我们决定到杭州浙江大学去看看那边会不会有什么机会。浙江大学还没有开学，但是我很容易就找到了外语系留守系内的陈建耕老师。当年我在浙大求学时，陈老师还是助教，同我的关系不错。现在他该早已升为讲师了吧。不管他是助教还是讲师，我到浙江大学来还是来对了。原来浙江省中学当时聘请教员有一个传统渠道，常常给省内几个名校写信，提出各自的要求。碰巧接到来信的学校，在本届毕业生中有适合招聘条件的人，愿意应聘，招聘与就业两方面的应求就都解决了。我见到陈建耕老师的时候，他手头正有两封招聘函。一封来自奉化县中，一封来自浙江西部山区某一中学。两封信都聘请英语教员。陈建耕老师建议我去奉化县中。那里离宁波很近，交通方便，条件比山区好得多。我有些犹豫。奉化，那不是蒋介石的老家吗？肯定军警森严，外来人口能不惹人注目吗？但转而一想，我的姓名又没有上国民党逮捕的黑名单，再说，反动派的特务组织松弛、无能，并没有警犬那种敏锐的嗅觉，有什么可怕的？想了想，我同意去奉化。陈老师办事很干脆，当天就拟了封电报稿，由他署名，交给我发出。我看了看他的电报措辞，对我很是吹捧，什么“学校的高才生”啊，“品学兼优”啊，等等。只是没说明我已经离开浙大，这次是从北方来的。第二天县中发来回电，叫我立即前去报到。
我同D在杭州又见了几位老同学，同他们吃了顿饭。午后，我们抓空看了看岳庙、灵隐寺，就乘车回到上海。我们的行李还搁在借住房子里。从上海去宁波乘海轮非常方便。码头在十六铺，傍晚开船，次日清晨就到宁波了。
自1948年9月初到11月中，我在奉化潜居了两个多月。蒋介石的老家虽然是奉化，但当时只有他的故里溪口镇才建设得比较整齐。奉化县中在县城西门外，城墙多半塌毁，只剩下两扇残破城门。市肆也只有一条比较像样的大街，在北门外锦溪江大桥一端。街上有两三家饭馆和几家卖百货的杂货店和粮店。我和D到达后，学校替我们在城内居民家租了间住屋，每天我出西门去学校上课，D到北门外市场买菜，准备两顿饭食。县中没有高中，只有初中五六个班。校长顾礼宁、教职员十几个人对我都不错，不以我这个北方来的外地人为异类。我任课的班级中有几个学生跟我熟了，放学以后竟不请自来，到我的住处要我跟他们说说北边的事。他们对解放战争的形势并不清楚，误以为我来自解放区。我对他们说，北平现在还是国统区，他们想知道的事我同样也不清楚，实在“无可奉告”。我心里说，自己初来乍到，必须谨言慎行，千万别惹麻烦。县中的教员里有一个邵姓年轻教员，家在宁波，单身住在城里。有时候我俩放学后同路回家，从他嘴里我听到不少县中的情况。邵说，前几年，师生组织过一个“奉中剧团”，公开演出过《雷雨》。后来又筹划上演陈白尘写的《结婚进行曲》，就受到当局阻挠，几个出头露面的学生还被开除。现在学校从表面上看风平浪静，实际上还有暗潮，只不过外人觉察不到而已。邵的话多少透露了一些他的想法，但是我还是决定不应轻信人，他说什么我只是听着而已。
在奉化生活了两个月，感受最深的是这里美丽的自然风光，真称得起山清水秀。在老家北平，要看风景只能去北海公园或者颐和园，园中的亭台楼阁虽然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庄严壮丽，但未免宫廷氛围太重。就是园林、湖泊也不免有些人工匠气。在奉化，随便走出城门数十步，就是看不尽的青山绿水，秀媚灵透。10月中，学校组织了一次秋游，去溪口镇参观，年纪幼小和体弱的可以乘车，其他人步行。这时，D已离开奉化去上海教书，我就同多数学生和老师一起爬山越岭，徒步前往。一路美景不断，宛如走进一幅百里江山长卷。当晚，奉化县中师生借宿在溪口武岭中学里，第二天参观了雪窦寺、千丈岩，吃了溪口远近驰名的千层饼……让我认识到奉化确实是个人杰地灵的宝地。我对自己说，本来是出来避难的，却误打误撞地到这里来过了一段田园生活，只能看作是命运的巧安排吧。
反过头来说说D应邀去上海的事。我在浙大读书时，同系有一个同学，徐行，比我低一年。不仅学习勤奋，思想也很进步。很可能在校期间就已经入地下党了。他没有像我似的东奔西跑，只是按部就班地读书，所以在我们南来时，徐行已经毕业，而且开始在上海育才学校教书。我同D经过上海时，没有来得及同他见面，但是我曾写信给他，托他为我们寻找工作机会。我们到奉化以后，没过多久，徐就写信来，告诉我们育才需要聘请一位女性教员，教课不多，但需兼顾女生生活管理工作。他向学校推荐了D，并介绍了我们的情况，学校表示欢迎。我和D一致认为这是个好机会。育才学校是民主主义战士陶行知先生于抗战时期在陪都重庆创建的，收留战时难童，实行一套有异于传统教育的教育制度。他提倡“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等教育原则受到关心中国教育改革的人士普遍支持。育才学校建立后，周恩来同志曾亲自到校为师生演讲抗战形势。抗战胜利后学校迁至上海，陶行知先生虽已逝世，学校却仍然办了下去。D决定稍做打点，就动身赴沪。我自然也替她高兴，但想到我们不得不暂时分离，难免有些怅然若失的感觉。刚刚建立起的小家庭立刻就要解体。战火不久就要燃烧到长江以南，浙江很多城市都可能为火海吞噬，我和D会不会长久分隔两地？但是我又想，一个多月前在北京，如果去解放区的道路没有受阻，D也早就不在我身旁了。再说了，我现在在奉化教书，只是暂时安身，奉化岂是我们久留之地？她能先走就赶快走吧！就这样，我在第二天就向学校请了半天假，把D送到宁波，看到她上了轮船，挥手告别。
D走后，我退了租住的民房，住进学校为我安置的一个睡觉的地方。奉化县中在城内一处祠堂里占用了四五间房，有的做仓库储存东西，有两间住人。一间住着一个老校工，另一间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位邵姓老师的宿舍。现在他们又把一间储存稻米的屋子用苇席隔开，后半间仍然存米，前半间临窗给我做卧室。我同邵住在一个院子里，接触的机会更多，关系也变得更密切了。特别是两人常常一起到外面去吃晚饭。走出北门，过了桥，桥头有一幢二层小楼，我们在楼上找了个临窗的桌子，一人要一盘炒河粉。邵爱喝酒，每餐都少不了半斤绍兴黄酒，有时候我也陪着他喝一小碗。几两酒下肚，他的话就多起来了。谈自己的家庭，谈学校的教学，哪个老师认真负责，哪个敷衍了事，他都了如指掌。甚至某些人的私事，他好像也都知道。不止一次，邵提到他的一个中学同学，在奉化县政府工作。他听到的消息，有些就是那个人透露给他的。那位朋友跟他说的话很多，有些话还跟我有关系。我摸不透他的本意，是随便说说呢，还是带有警示含意。比方说，他称赞我爱看书，课间空隙总看见我在阅览室翻看报刊。说我认识的人一定很多，传达室常常有我的信件等我领取。这些话叫我提高警惕，我这个外来户是不是很引人注意，会不会被人盯上了？有一个星期天，我的一个学生给我借来一辆自行车，陪我一起去海滨一个小渔村。那一天，我回来得比较晚，邵第二天问我那天我到哪儿去了，他等我一起吃晚饭一直没等到我。我告诉他我去了一个学生的外婆家，我还从来没去过渔村呢。邵听我解释后，摇了摇头笑着说：“你可真爱玩。那地方我知道，往返四十多里路呢。”过了两天，我们又一次一起吃饭、闲聊，邵用随随便便的语气对我说：“傅老师，你大概不知道，我们这里不兴老师跟学生关系太密切。这是习俗，其实没什么道理。不过还是注意一点儿好。”我这回明白了邵对我确实很关心，他告诉我言行必须谨慎。但是直到他明确帮助我请假去上海，我才确认他是我在奉化教书期间的一位保护神。
D去上海转瞬已经一个月了。她早就写信来告诉我她去那边一切都好，只是担心我一个人生活是否习惯。我在她走前已经嘱咐过她，来信只报平安，不必过细叙述育才的情况。我当然很想念她，恨不得马上飞往上海。11月，学期将有期中考试，考前停止新课，各科都进行总复习。我很想利用这个机会请一周假，又担心学校不批准。多少天来，我的情绪波动得非常厉害。同邵在一起，他高谈阔论，兴致勃勃，我却心神不定，话语不多。他自然知道我的心事，叫我放心。他说，请假的事，他会替我去说，不会有什么问题。他自己也要请几天假，回宁波家中看看，到时候我俩一起走，暂时不必跟别人说。我听从他的劝告，安心等待。果然，在停课复习前一周星期五晚上，他兴高采烈地走进我的屋子，对我说：“准备行装吧，顾校长已经批准了。明天下午咱们一起去宁波。”我高兴得使劲摇动他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又嘱咐我几句话：“轻装上路，除了必要的东西，什么也不必带。你的衣物都留在这里，我会替你看管。但是留下来的东西你还是仔细看看，有没有什么别人看到不太方便的。无论做什么还是仔细一点儿的好。”第二天吃过午饭，别的人都在午休，我和邵却提着行装，悄然离开奉化。我俩在宁波长途车站握手告别，邵没有表示再迎接我回县中，我自己也并不知道，下一次再来这里将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事实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已退休，到江南来旅游，为了寻找旧日足迹，才又一次从宁波汽车站搭车去奉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