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周一，我们集队操练后，一个美国军官把我们十几个从青年军考取的译员召集到另一处，对我们说，有一个参加实际作战的单位需要受过军事训练、英语水平较高的译员，我们愿意不愿意做这项工作。如果愿意可以同他们派来的人面谈。我是愿意做这项工作的译员之一。来人同我单独谈了一刻钟话。他首先告诉我，他供职的军事单位任务是到敌后进行破坏活动，工作有一定危险性。我对他说，我原来在大学读书，放弃学习出来当兵就是要参加战斗。他详细询问了我的一些情况：有没有作战经验？受过哪些军事训练？掌握了什么技术等。看来他对我还算满意。告诉我他可以录取我参加他的单位。我需要先经过一个时期训练，爆破、通讯、使用新式作战武器，必要时还要练习跳伞。后来我知道，我要参加的单位是美国战略战策作战部（Officeof Strategic Services，或译作美军战略服务局）（OSS建立后在中国战场进行的敌后破坏行动，见诸记载的，有下列几项：一、O.G.行动1945年7月12日，180名中国伞兵及美国顾问自昆明呈贡机场飞往广东开平县苍城镇空降着陆，进行游击战，袭扰海南岛日军北撤行动。7月18日伞兵500余人空降广西丹竹，与地面部队配合，攻占当地日军机场。另一次在7月27日，100余名伞兵空降衡阳西洪罗庙一带，与当地游击队配合袭击日军车队及据点。以上行动均由O.G.组美军顾问指导（资料见台湾1995年5月15日期刊《万象系列》）。二、S.O.行动1945年8月9日塞尔Cyr少校领导行动小组与中国军队配合执行“猎犬行动”，炸毁河南开封黄河铁桥，破坏日军一列运载军火火车。日军宣布投降前两日，展开“悲悯行动”（Mercy Mission）。成立八个小组乘陈纳德飞虎队飞机奔赴日军在占领区建立的集中营救援盟军战俘（资料见“维基百科英语网”和《OSS在中国》一书）。）。这一作战机构，成立于1942年7月，专事破坏敌占区内机场、铁路、弹药库等军事设施。战略战策作战部下分两个部分，一部称“行动组”（Opera-tion Group，即伞兵部队，对外称鸿翔部队），另一部称“特别行动组”（Special Operations）。与我一同参加OSS的浙江大学同学有陈强楚、刘长庚、李家镐等人都分到行动组（O.G.）。我则被分配到特别行动组（S.O.)中去。鸿翔部队训练跳伞的空场离派遣站不远（可能在岗头村，我记不清了），我们在派遣站等候分配时，就能看到远处伞兵做跳伞练习。据参加跳伞队的译员说，他们自称“突击总队”，总队下辖四个大队（一说二十个大队），由美国人进行训练。
我参加的特别行动组训练营地在开远，在云南省东南部，距昆明约两百余公里。我在昆明市OSS总部报到，领取美军卡其军服和蚊帐、水壶、饭盒、手电筒等生活用品后，隔日又拿到一张去开远的火车票，就同三四个美国大兵一起乘坐火车驶往开远，这是我在内地第一次乘坐火车。滇越路是一条窄轨铁路，原为法国人在1910年兴建。抗战军兴，云南与沿海省份万里相隔，交通非常不便。在香港沦入日本人之手前，从江浙和沿海一带去内地的人，不少先从香港乘海轮到河内，再转乘火车北上。1942年中国把滇越铁路收回，自己经营，但铁路上的机车、客车车厢和其他设施都是原先遗留下的旧物，一切都未改变。我在车厢里甚至还发现不少用法语拼写的标志。
乘上狭窄的车厢，像是搭上一列玩具火车，第一个感觉是极不舒适，座椅与座椅之间的空隙非常狭小，很难把腿伸开。听说有的车厢根本没有座位，行李随便堆放，乘客席地而坐。真难为了与我同行的四个美国人。我同他们有一搭无一搭地闲聊。从谈话中我了解到，开远的营盘既是训练场地，也是S.O.成员的驻扎基地。和我一起去开远的美国人有两个刚刚执行完一项任务，现在回基地休息。他们没有讲到什么地方去过，我当然也不便问。一个年轻的通信兵是第一次来中国，无论看见什么（水牛耕田、妇女用背篓背着幼儿）都觉得新鲜，不断向我问长问短。这人有个德文名字Hirschwal（直译作麋鹿树林），一听就是个德国姓氏。我问了问，他果然是德裔犹太移民后代，不过他的德文早已忘光。这个年轻人后来同我分到一个战斗组，如果日本晚投降几天，我俩还真会成了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了呢。
我去的训练基地在开远西郊，距县城大约七八里路。这是依傍着一条大河的一块开阔地，上面除了用作办公室、教室、饭厅、食堂和仓库用的几幢简易建筑物外，还搭起两排帐篷，供基地工作人员住宿（为基地服务的中国劳工另有住处）。我到开远以后，也住进一座帐篷。帐篷里摆着四张行军床，已经有一个中国译员住在里面。我后来知道，这人姓王，原来是中央大学（战时内迁重庆）的学生。他已经参加过一次战斗行动，在完成任务后，正在基地休息。姓王的同伴人很开朗，我跟他很快就熟起来，听他介绍了S.O.的很多情况，包括他参加敌后破坏行动的经历。我到开远的第二天，有一位美军校官找我谈了一次话。这人是S.O.开远基地的负责人。他首先说了说我的培训计划：要练习熟练使用几种武器——手枪、冲锋枪、火箭筒，学会爆破（使用TNT炸药）本领，练习简单收发电报技术，等等。训练时间为四周。四周后训练期满，就等待命令准备行动了。他把我编进由四名美国人组成的一个行动小组，今后我将与他们一起上课、打靶或到野外行军演习。这四个人的名字当时我记在一个小本子里，可惜本子“文革”中被我的专案组拿去，一直没有归还。我只记得四人中有一个是和我同来开远的那个年轻通讯兵Hirschwald，还有一个叫Farmer的中尉。F.是个矮胖的南方人，爱说话，性格开朗。后来我同他混熟了，问他入伍前做什么，他说：“你没有看见我的姓吗？Farmer，我以前就是‘农夫’。”他有自己的一个小农场，养了七八匹马。他给我看了他的家庭照片，老婆和两个胖孩子。他很想家，常常哼唱《我的家最快乐》这支感伤歌曲。另一个军人也是中尉，入伍前是中学英语教员。这个人爱看书，不管走到哪里，衣服口袋里总装着一本军中版的口袋书。我和他谈话不多，只有一次我发现他正在看一本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这本书我也看过，讲的是云南的大山中的一个世外桃源的故事，“香格里拉”一词就来源于这本小说。我跟他议论了几句这类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他说他还看过赛珍珠写的小说《大地》。他认为中国人信奉的“与世无争”、“知足常乐”这些生活信条很有道理。不过今天到处打仗，恐怕中国人不能再过平和的日子了。
我在开远接受军事训练，学会使用各种武器，手枪、带望远镜瞄准的步枪、火箭筒、投掷手榴弹……我最不喜欢练习收发电报，滴滴答答的莫尔斯电报信号总是记不清。我的美国教练发现我的手指比脚趾还笨，宽慰我说，学不会没关系，我们每个战斗组都有正式通讯员，你只要学会发SOS求救就可以了，那可是救命信号。同美国大兵一起轻松愉快。当头儿的也不端架子，常同下属开玩笑。有一回去野外作业，中午在外面休息，自己做饭。他们叫我到附近一个村子里去买些鸡蛋，我已经走了很远，一个美国人在后面喊，叫我再带回点儿什么，我没有听清，气喘吁吁地往回走，想问清楚。“农场主”对我大声喊：“快走吧。他跟你开玩笑呢。他叫你从村子里带一个blonde（金发女郎）回来。”
我最喜欢的训练项目是野外作业。小组四五个人开一辆吉普车，在乡下乱跑。经过桥梁、小火车站，看见停在铁轨上的机车，就研究如何进行爆破。该用多少数量的炸药，如何把炸药固定在爆破物上，等等。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被爆破物的关键部位，什么地方最脆弱。比如说，要炸毁一辆机车，最好炸它的汽缸。铁路致命的地方是铁轨转辙器。小组长很想教我们爆炸飞机，可惜开远附近一带没有机场可以供我们实地研究飞机构造。
有很多次我们乘吉普车外出只是在外面闲荡，“游山玩水”。有一天下午，我们想不出要去什么地方，我建议到山区少数民族村落去看看。我听本地人说，离开远市几十里外的山区住有彝族人。美国人不同意去，他们说路太远，而且路况太坏。我想他们说得很对，进山后多半无路可走。又有一次，我提议去开远南面百十里路的个旧。我知道那是中国有名的锡都，锡产量占中国一半左右。个旧县城保存完好，据说西南联大曾在城里建立过分校。这次美国人听从了，但是吉普车开到城门口，却被两名美国宪兵拦住，叫我们掉头离开。因为这一带离国境线不远，越南已为日军占领，美国军方不允许自己的士兵到处乱跑。我在美国部队期间，发现他们严守纪律，行动不敢越轨。有一次外出作业，归来经过开远市街。我因为天天在美军部队食堂吃淡而无味的美国罐头食品，很想吃一顿中国饭，换换口味，就邀请他们停车同我一起去一家面馆吃碗面条，我的美国同伴不肯。原来不在市街上吃中国饭也是美军禁令之一。
在开远受训期间，有一天我住的帐篷里又来了一位中国客人，他告诉我他叫关国华。这是他当时的化名。在以后我们相互交往的十余年间，我一直叫他这个名字。关比我年长十余岁，原籍辽宁，曾在日本留学。后来潜入关内，到国统区参加抗日。他在国民党海军部任职，这次派到S.O.来是为了观察美国援华新式武器情况。关为人爽直，与我又是同乡，所以很快就同我无所不谈。我从离开老家，进了“社会大学”以后，已经受了不少教育。特别是在国民党青年军入伍几个月，对中国的现状开始有了认识。在昆明听几位西南联大教授的演讲，对我也有所触动。这次与关相识，两人随意聊天，他却有意为我分析了国内抗战形势。我逐渐了解，自从日寇入侵，除国民党部队和一些非嫡系部队在主战场抗击日军外，广大敌占区还活动着上百万游击队。这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力量非常雄厚的一支大军，牵扯着敌人不敢大举进攻重庆。关对我说，我现在参加S.O.去敌后进行破坏，很可能要到共产党打游击的地区，我必须对形势认识清楚。如果同游击队遭遇，一定同他们搞好关系，枪口一致对外（关国华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OSS派出的行动小组，如果去的地方是共军控制地区，与当地游击队遭遇，结果如何？双方是否会协同作战，抑或美方人员受到钳制？当时我没有政治头脑，对这个问题无从作答。今天重新思考，想来这应该由OSS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好坏来决定。近读Mao Chun Yu（美国海军学院副教授）著英文本OSSin China（耶鲁大学出版社1966年），对此有所阐述。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为获取更多敌方情报，急欲与延安方面建立联系，另一方面，共产党也希望得到美国军援。双方几次在延安会晤，商谈OSS在游击区建立情报网以及与共方开展军事合作事宜。1944年11月3日，OSS高级军官John Paton Da-vies和David Barrett应邀赴延安，听取叶剑英、周恩来提出建议，美军能否在共方配合下在连云港进行一次欧洲诺曼底式的登陆战，重创日军心腹地带。12月14日OSS另一高级军官Willis Bird又去延安会谈，与中国共产党达成八点军事合作协议，包括在延安建立特别行动训练学校及为两万五千名游击队员提供武器装备等。这些会谈决定虽未实现，但是足以说明OSS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一度是良好的。但在日本投降前几个月，双方关系紧张。1945年5月发生OSS四名美国人在Fup-ing被共方扣押一事。日寇投降后，OSS成员John Birch在山东半岛共产党控制区被枪杀。美国OSS驻华机构于1945年9月宣布解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