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柳英还愿意在大火灰烬里发现一位英雄，这方面的道道她不懂。谢一鸣自己不去点破，因为没有意义。柳英没有给过信息，没有任何承诺，他也不需要。他知道无论自己做些什么，柳英不会就此收手，人家有其原则，“打黑”也有其合理性。挖这个电工对谢一鸣自己没有好处，但是他不能无视事情的本来面目。既然让他来管这个事故，他要面对事故相关的所有死者和生者，为他们负责，别人不能给他们的，他要给。他这个人一向如此。
“你怎么面对领导？”
谢一鸣没有吭声。
程洪送他出门，最后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听我说，算了。”
谢一鸣回答：“我会考虑。”
市长程洪有经验，知道电工陶添福这件事可能有何意义。他提醒谢一鸣出于好意，也有其个人想法。程洪跟周长安搭档多年，彼此关系不浅，柳英主政不一定容他一直当市长，柳英离开倒可能是他的机会。在程洪看来，眼下谢一鸣可以知难而退，放弃“深入研读”，停止在一张旧照片上画句号，但是没有必要去跟陶添福的焦尸过不去，导致事态向另一个方向急转。
返回路上，谢一鸣打电话给张斌，下令立刻召集各组负责人会议。十几分钟后到达“点”上，会议室里已经坐了满满一圈。谢一鸣一到，会议即宣布开始。
谢一鸣没有听从程洪劝告，他布置全面彻查陶添福，要求对火灾现场遗存物再进行一次全面搜索，对陶添福的女友做细致工作，攻心为上，让她讲实话。主攻方向是企业黄老板，谢一鸣断言这个人有情况。
“要尽快突破。”他下了命令。
6
亿利鞋厂火灾事故调查有了戏剧性变化。
鞋厂黄老板除了贿赂地方官员，让自己的企业逃避消防警告，违规生产之外，他还是个好色之徒，以小恩小惠笼络若干女工与之发生关系。黄老板看上了青年电工陶添福的女友，千方百计终于得手，弄到了床上。事情被陶添福察觉，陶与女友大闹一场，一拍两散。陶添福咽不下这口气，以酒壮胆，实施报复。他知道值班电工妻子生儿子，每晚都溜回家，也知道大门保安打牌成瘾，疏于防范，出事当晚他潜入鞋厂，躲进电工房，于午夜过后纵火，制造了这起骇人灾难。
为什么陶添福纵火之后没有悄悄溜走，反而转身救火，奋不顾身，直到自己丧生火海？显然他只想报复黄老板，并没有打算烧死自己的女友和其他工友。他放火烧了库房，这里堆满成品，尽烧毁之，足以让老板倾家荡产，却不会伤人。但是当夜的大风和强劲的火势出乎料想，火烧起来就失去控制，迅速波及主楼。陶添福良心未泯，一发现自己放的这把火可能烧死许多无辜者，他无法承受，于是拼命努力，试图有所弥补，却已经无能为力。
黄老板和陶的女友分别供认了他们间的隐情，验证了陶添福的纵火动机。警察在库房废墟的灰烬里找到了一个打火机残体，还有一块拳头大的鹅卵石。根据现场情况分析，当晚纵火者用鹅卵石敲破库房窗玻璃，用打火机点燃引火物品，可能是几张纸，或者一块沾有汽油的破布，引燃物被纵火者丢进库房，打火机亦被随手丢弃。
亿利鞋厂火灾的性质就此发生变化，从一起重大安全责任事故转为重大刑事案件，救火英雄陶添福变成了纵火嫌犯，一时令人目瞪口呆。安全责任事故需要追究领导责任，刑事案件则追究罪犯，性质不同，处置的重点有别。鞋厂火灾被确定为纵火所致，相关官员并不能免责，但是追究程度不像重大安全责任事故那样严厉。市委书记柳英的一张旧照片已经不再重要，不再可能因此而引咎离开。
谢一鸣曾经讥讽柳英不懂这里边的道道，想在灰烬里发现英雄。比较而言谢一鸣足以自负，他研读精确，洞察大火，从中抓住了一具焦尸，还火灾以真相。他知道自己将因此付出代价，抓住一个陶添福，实际是帮了柳英，同时毁了自己，而且不只是他自己。他对柳英并不高看，不存什么美好感情，但是他不愿无视事实，不愿放过一个必须为自身行为负责的纵火者，而被骂为徇私作假，欺死骗生。对他而言，这件事能否办得准确清楚，事关对死者与生者的交代，也关乎自己的脸面与声誉。
柳英的“打黑”立场因此更为坚强，得益于谢一鸣的意外帮助。
那一天晚间10点，谢一鸣的妻子从美国打来一个电话，当时大约是波士顿的上午9点，电话打到市政府大楼谢一鸣的办公室，谢一鸣在那里整理抽屉里的个人物品。
谢妻在电话里非常慌张：“臭丸出事了！”
谢一鸣的弟弟谢一鸿突然被人从家里带走，“协助调查”。谢一鸿只是个小学教务主任，他个人不会有什么问题，谢家兄弟很多方面如出一辙，弟弟比哥哥更得父亲真传，为人厚道，行事小心，从不惹麻烦。谢一鸿意外出事，肯定是受兄长连累。谢一鸣从省城脱身返回本市后，兄弟俩频频联系，谢一鸿找开发商退款，其举动显然受到有关方面注意，认定已经介入案情。
谢一鸣对妻子说：“别慌，没事。”
他问妻子从哪里得到的消息？臭丸在美国怎么搞的？妻子在电话里支支吾吾，半明半暗说了半天，谢一鸣听明白了：弟弟给弟媳交代过，无论出什么事，眼下不要直接给大哥打电话，怕给大哥招麻烦。弟媳担心丈夫，求助无门，绕个圈把电话打到美国波士顿，由谢一鸣的妻子再把消息传回来。
“这可怎么办啊！”谢妻焦虑不已。
“不要紧。”谢一鸣让她稳住，“臭丸没事。”
这一点毫无疑问。最终有事的不会是他弟弟，只会是谢一鸣本人。谢一鸣曾经咬定自己没事，曾经设法堵塞过破洞，此刻已经不再徒劳，有些破洞眼下很难填补。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办案人员的目标不止于谢一鸣，周长安副省长已被限制出境，这个大人物才应当是本案的主要目标。谢一鸣深得周长安信任，知道周长安与黑老板贺老大间的许多交往情况，包括贺老大与更高层次人物的特殊联系。一旦谢一鸣重新参加“课题调研”，除了自己的破洞，交代出周长安会是他面临的主要问题。
亿利鞋厂大火次日，周长安视察火灾现场时，当着程洪的面训斥谢一鸣“死要清高”，责怪谢一鸣不给他打电话，周长安其实是在表示关怀，并致深意。谢一鸣身陷贺老大案漩涡，始终没有找周长安求助，意外从“课题调研”脱身，他也不给周长安打电话，这是因为谢一鸣知道自己的处境，不想因自己而牵扯到周长安。对谢一鸣来说，周长安出什么事都有可能，但是无论如何不能由他谢一鸣拖出，让人讥他不义。
此刻他似乎已无可回避。
谢妻惊惶失措：“你会不会再……”
“放心，我没事。”谢一鸣一如既往。
“急死我了！”
“我对付得了。”谢一鸣问，“女儿怎么样？”
“女儿很好，至今什么都不知道。”
“可以跟她稍微说一点儿，有个思想准备。”谢一鸣交代。
妻子问该跟女儿说什么？谢一鸣让她说说这个世界，很多事情很复杂。人在这个世界要面对很多情况，有的比较容易面对，有的很难。所谓难与易也看这个人的本性。
“告诉她，爸爸这个人比较清高。”
“为什么说这个！”
因为前几天谢一鸣跟“四眼两对瞎”通过一次电话，这个世界上很少有谁比“两对瞎”更看得透他。人家清楚他深挖陶添福是要干什么，清楚后果会是什么，却没有一句责备，非常理解，只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让他不必多虑，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要昧心而为，不管别人说什么，听自己心里想的，无怨无悔。如果没有这个人，他可能什么都不是，至今还在政府经济研究室当老科长，把靠背椅坐穿。眼下让他最难面对的除了家人，就是这个“两对瞎”。
妻子大骇，谢一鸣的交代她听不明白，却感觉紧张。谢一鸣吩咐不必担心，好好照顾孩子。他的事情别人帮不上，应当自己负责，无论如何他都能对付。
隔日上午，谢一鸣跳楼身亡。
他在畏罪自杀前仔细料理过后事，作为一个打定主意行将离去的“裸官”，需要他收拾的行李已经不多。他办公室里的文件整理得很清楚，个人物品放置在一只旅行袋里，供日后查验完毕作为遗物交还家人。办公桌上放着亿利鞋厂火灾事故起因的调查报告文稿，文本中有多处修改，一些措辞、提法经他反复斟酌确定。文本后签了他的名字以示负责。除了这份材料，他没有留下其他文字，没有遗书，没有遗言，既无交代悔过，也无剖白辩解。
以谢一鸣的个性，如此行事不足为奇。其纵身一跃可视为他的全部遗言，与他留在调查文稿之后的签字异曲同工，彻底逃避，并以示负责。
身在此境，他这种人似乎只有这个结局。
亿利鞋厂火灾案起因得以确认，众多死伤者拿到应得赔偿，数位基层腐败官员锒铛入狱，市主要领导安然无恙。本案至此画上完整句号。
作者简介
杨少衡，男，祖籍河南省林州市，1953年12月生于福建省漳州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69年上山下乡当知青，1977年起，分别在乡镇、县、市机关部门工作。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现在福建省文联工作。1979年开始发表小说，至今已发表小说200余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相约金色年华》《金瓦砾》，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危险的旅途》，中短篇小说集《彗星岱尔曼》《西风独步》《红布狮子》《秘书长》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