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曾这样解释生为小国人的幸运：小国家注定是世界主义的，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不做世界主义者就只能成为“可怜的，眼界狭窄的人”。而事实上，你只能做世界主义者，你的环境逼迫着你这样。
而在做一个世界主义者的同时又能够由衷地爱着自己的祖国、时时处处为自己的祖国骄傲，这又是多么难能可贵！
我们总能见到前一种人，他们号称是世界主义者，号称是不屑于有祖国的人并总用恩格斯那句“工人没有祖国”的名言来谈笑风生地“废”了自己的祖国。表面上的潇洒是无法掩饰内心苦涩的。历史的沉重与个性的悲剧全然浓缩为那一分弹指的潇洒。
我们也时常陷入夜郎自大者或财大气粗者的“爱国主义”泥潭中。两者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愚昧而狭隘。那种动辄“中国古已有之”者固然可鄙，而那种铜臭气的汹汹霸主模样则是可鄙又可恨了。
在瑞士这个小国我却看到了和谐。那一派绮丽风光并不是我的主要关切，我关注的是那里人的“气场”——平和、豁达、不卑不亢，这种人文的氛围与那锦绣如画的自然体貌相得益彰，叫你在那种温馨的气场中心眼踯躅，流连于山水人物之间。
我当然有足够的清醒：瑞士绝非世外桃源。最近有报章揭露在二次大战期间一向标榜中立的瑞士银行封存了那些被**德国残酷杀害的犹太人的“死账”，使其变成了自家财产，这种恶劣的铜臭行为一经曝光，让世人对纯美瑞士的概念大打折扣。
但在这个物欲横流、毒焰嚣张的世界上，这一片相对平和的去处毕竟还是一种理想与向往之寄托所在。这几年，自信也走过不少地方，瑞士的自然风光又能比别处的风景名胜美轮美奂多少？良辰美景，如果缺了“人和”二字又何以能够叫人悠然向往？天地之间，毕竟是人的世界。“人是第一可宝贵的”。我关注人。
那天飞到法、德、瑞三国交界的名城巴塞尔，这种观念立即变得具体了。机上的三国人全兴奋地说：“终于到家了！”原来，巴塞尔机场是在法国的地盘上，由三国共管共用的。巴塞尔这个城市大部分归瑞士，另外一些地方则是法德两国的领地。莱茵河水道中央是国界，把瑞德分开；巴塞尔的一些街道一分两半，一边是法国，一边是瑞士。这里的电车和火车一会儿行在法国，一会儿停在德国，一会儿又到了瑞士，畅行无阻。这一带，住在这一国却在那一国上班的人实不鲜见。走在街上，走进餐馆和商店，人们操三国语言自由交流，往往两个人说着说着德文就会改成法文谈一阵子，谈兴所致，又会改为瑞士德语（德语的变种），说不定碰上个什么人又改成意大利语聊一气。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地发生着，问起他们是哪里人，他们会说：“我们都是巴塞尔人！”那么，何以几分钟的谈话中要变着语种“耍花腔”？他们说：“我们也不知道，it just depends，比如说起吃意大利通心粉，便自然而然地讲一通意大利语。说起香榭丽舍大道，自然就引出一阵子法语来。”
陪同我们采访的那位瑞士电视同行则更是个“花腔”，他会说欧洲的几种主要语言。我的一位同伴一直不讲话，理由是他不会讲英语。那瑞士人马上说：“我英语最差，你讲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讲哪个？”真让我们无奈。
这位戏剧学院毕业的电视制片人感叹说，瑞士是个小国，要想生存，就得先做一个国际主义者。不向外发展就只能自取灭亡。闭关自守更不可取。
但瑞士人又绝不因为自己是小国人而自卑，相反他们为生在瑞士长在瑞士而由衷地自豪。同瑞士人在一起你常听到的一句话是It’s fortunate to live in Switzerland！做个瑞士人太幸运了。在瑞士，人们享受着最充分的自由，以一个中立小国人的身份，瑞士人可以说没什么国家概念，世界就是他们的家和活动舞台。可他们却一步也不愿离开自己的家，那是他们的大本营。走遍瑞士，你会发现“人人都说家乡好”的现象。瑞士根本不存在一个中心，不存在首都，几大城市全号称“首都”，至于首都伯尔尼，不过是个“政府所在地”而已，绝无什么“首善之区”的概念。苏黎士号称瑞士德语区的首都，日内瓦干脆就是国际都市，洛桑、巴塞尔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中心城市。
尽管这么“多元”，却没出现那种“民族要独立，人民要革命”的水深火热的战乱。六百万人口、二十几个州、多种宗教、多种语言的人民相安无事若即若离地亲和相处，那种境界本身就营造了一个小小的国际主义气场。由小国际主义到大国际主义再到个人的充分民主自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奇迹。正因为他们缺少了那种民族独立宗教分歧的你死我活概念，才造就了一个统一和谐而又不压迫个人个性的大家庭。
这不能不归功于瑞士那强有力的民主制度和极高的教育水平。试想在一个“全民皆兵”的国家里，人手一支枪，却没有人“起义”，除了说明人人爱国如家、爱国如爱己以外还能有第二种解释吗？
这种爱是建立在最充分的民主政体上的。瑞士的民主是所谓“原始的民主政治”。它的政治是自下而上的，连个驻外使节都要票选。在瑞士议会大厦的国民院大厅里，一面大墙上的壁画画的就是这种最原始的“乡村民主大会”，这是瑞士现今民主的写照与原型。一页决议如在哪儿建一座桥是一定要经过两院协商妥协通过的。那些议员大人压根儿就不是官儿，人人有自己的职业，如教授、法官、律师、工人、农民，一年只来伯尔尼议事四次，开完会回去挣自己的生活去。对人的限制仅在于不许个人发行货币，不许个人建电视台。唯一强迫你做的事是五十岁以下二十岁以上男子一人发你一支枪、一套军服定时参加军训，打起仗来上前线。
萧乾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所写的《瑞士之行》就记下了这样的趣事：在火车上他与一位乘客聊大天，那瑞士人对瑞士的经济政策了如指掌，数字顺口而出，下车后才知那是粮食部长。而一个美国兵和一个小个子瑞士人谈天说美国人可以进白宫去白相，这是民主的标志。那瑞士人说，还不如瑞士，瑞士总统与平民根本就没区别。“你可见过总统？”那兵问，那小个子瑞士人羞羞答答地说：“我就是。”
我那朋友的父亲是巴塞尔市立医院的院长，而他的老伴（院长夫人）则身先士卒，带头在艾滋病房做护士。这样的事情让人听着心里都觉得温情一片。他们的口号是One for all and all for one（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这就是瑞士，一个松散而又坚实的联邦国家。由于小而求稳求强，靠的是最大程度地与世界相融，但又在这过程中保持了自己的个性，没有出现那种法语区投入法国、德语区投入德国的事情，它在各大国的夹缝中建成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瑞士人曾通过全民公决甚至决定不参加联合国，可它却又在各种国际场合承担着调停人的作用，很多联合国的机构都借此一块宝地办公。而后来广大人民又有了加入联合国大家庭的要求，又经过公决决定加入联合国了。
瑞士，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占尽风流，它的人文气场与其旖旎风光似互为表里，说它是人类境况之完美理想的可能性标本也未可知。幸哉小国瑞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