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和回望那段尘封已久的历史，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即使是康乾盛世，要想推行一个政改，也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更不要说要结束一个旧的时代，再开创一个新的未来。
金川！金川！红军万里长征在这里做了一次短暂停留。用一种崭新的生命形态孕育了这片沃土；把一个真正属于藏族人民的政权“格勒得沙人民共和国”镌刻在了金川的历史里。在这片永远灿烂着阳光的天空下，多民族用最大的包容和坚韧，把属于他们生命的历史也镌刻在了金川的历史里。他们用200万斤粮食和1万头牦牛，在雪山和草地上，为几万红军挥师延安铺就了一条坦途。后来在延安的毛泽东主席，曾多次把红军过雪山草地的岁月称为“牦牛革命”。
又一个塞满雪梨醇香的九月到来，当年的红军走进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他们没有忘记那段艰难的岁月，他们把可歌可泣的点点滴滴，留在了可以载入史册的《红军长征组歌》里。
走出金川曾经的历史，金川依然灿烂在阳光下。穿过年年岁岁，梨花开成了金川的魂，走过岁岁年年，香梨结成了金川的心。
金川，金川。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四日
渐渐远去的马蹄声
马年注定要成为我永久的纪念。
马年立春，传来马贵毅去世的消息，使我感到十分震惊。几个月前还见过两次面的他，怎么就走了呢？而且走得那么毅然决然；走得那么不带一丝牵挂；走得那么无羁无绊；走得那么悄无声息。走了，他深深吸了一口马年春天的气息，走了。一如我在清真寺与他诀别时看见的一样，那么平静、那么安详。
我和马贵毅走近，应该回溯到一九七五年秋天。那年我和周亚飞参加完温江地区文艺汇演，回来后周亚飞和我之间自然多有来往。一天我去西街吹小号的韩梁军家，恰好拉中提琴的叶忠国也在。韩梁军说拉小提琴的张明清一会儿要来，周亚飞来不了还在乡下。并说轻机厂拉小提琴的马贵毅吃了晚饭来，让我回厂把文化馆的大提琴背来。那天我们玩得很晚，那天晚上我认识了拉小提琴的马贵毅。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温江地区一年一度的文艺汇演再也没有举办过。那帮爱好音乐搞乐器的朋友，也就再难有机会聚在一起。此后在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文艺晚会上，我再一次看见了轻机厂拉小提琴的马贵毅。尽管同台，各单位演各单位的，我们只是远远打了一个招呼。那晚他英俊潇洒、西装领带、长发飘飘，一个十足的文艺青年形象，就深深地刻在我脑海里了。以致几十年后的今天一想起马贵毅，就是那个文艺青年形象。
一九八〇年前后，李永庚、马及时、何民、谢兴民、安南我们几个组织了一个“莹”诗社，并出了油印诗刊《莹》。轻机厂的马贵毅、马英、高永岱他们几个组织了一个“春草”文学社，也出了油印文学刊物《春草》。在文化馆里，我和马贵毅私下有很多交往。一九八二年我上电大，便彻底地淡出了这个文学创作圈。和诗友们也就少有来往，其中也包括马贵毅。
再次见到马贵毅，已是三十年后去年初夏的一个早晨。我多年有早起晨跑的习惯，这天早晨我一如往常围绕北街小学跑一圈。往回行至外北街十字路口，意外地和马贵毅闯了个正怀。几十年未见，我们都惊喜有加，握手寒暄、细说过往。我才知道他家就在街对面的楼上；我才知道他们西街撤迁的事情；我才知道他已经领了退休工资；我才知道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文学；我才知道他是月光书屋的主人；我才知道他是全国多家文学网站的特约主编；我才知道他为自己的生命写下了两百多万字的文稿。
他脸上的气色看上去有点纤弱，但他讲话的神态和语气依然充满了自信。语态和表情中，依然充满了他信马由缰的性格。他自诩是一匹无拘无束来去自由的野马，他也是一个心怀坦荡故土难离的歌者。他会在无垠的网原上驰骋纵横，他也会在家乡的岷江河畔饮茶小憩。
马贵毅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发表在“江山文学”网站上的纪实散文《都江堰西街记忆》。洋洋洒洒几千字的文章内容，真实地记录了一个诞生在西街、成长在西街、把故土文化融入到生命里的马贵毅。西街的历史纵横、人情掌故，他如数家珍似的一一记录。他的一个文友在读了这篇文章后这样写道：“西街，古朴，自然，引发回忆无数；文字流畅大气；都江堰，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或是将来还是真的想去。”而马贵毅却带着调侃和风趣回复道：“什么时候来，我把电饭煲和冰箱卖了款待你。”哎呀，活脱脱一个马贵毅就站在你面前。
唉，马贵毅走了，他骑着刚露头的马年走了。渐行渐远，我好像还能听到他的笑声，还能听到渐渐远去的马蹄声。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用灵魂与大自然对话的画家朵尔基
靠近阿里的藏北草原，十月初就进入了深秋。无垠的原野上，棕黄色的草浪由近而远地起伏着。
晚霞的余晖照在朵尔基黝黑的脸上，让他那棱角分明的脸庞更增加了几分英气。他焦急地站在车头前，举起胸前的照相机，用长焦镜搜索着草原的深处。此时，他身后正站着五位第一次随他进藏采风的上海画家。他们迷路了，上海画家的越野车没油了。老西藏朵尔基做出决定：原地待援，就地过夜。
他好像在长焦镜里看到了什么，兴奋地喊起来：“大家快过来看，那里好像有人，有炊烟。”画家们在长焦镜里轮流看到了炊烟，他们的恐惧和焦虑顿时烟消云散。
炊烟从草坡背风的毡房里冉冉飘起，毡房前的空地上，五六十岁的老阿爸和十一二岁的小孙女在挤牦牛奶。
“扎西德勒。”朵尔基上前和老人问好。
天边最后的霞光照在老人古铜色的脸上，老人平静地笑着：“扎西德勒。”
随后就是大家听不懂的藏语对话，时而急促、时而徐缓、时而哈哈大笑。朵尔基显然在给老人生动描绘采风迷路后的各种狼狈，从老人的表情可以判定，他已经接受了画家们寄宿的请求。
酥油茶，手抓肉，朵尔基车上的酒，在不大的毡房里渲染着。
夜已经深了，画家们已经各自钻进睡袋头朝火塘睡去。朵尔基却没有睡意，他怀抱着小央西，用藏语悄悄地给她讲着故事，悄悄地给她哼唱：“天上的星星多美丽，我们的明天在哪里……”
当第一缕曙光照进毡房，朵尔基轻轻地钻出睡袋。昨晚坐在旁边的阿扎老人和小央西，为什么这么早就出去了呢？朵尔基快步走出毡房，他想看看祖孙二人在干什么。
毡房旁边的牛皋棚里，阿扎老人用皮袍裹住小央西，紧挨着小牦牛躺在草堆里酣睡着。冷峻的朵尔基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流满面地轻轻走过去，跪在阿扎老人的面前，俯下身去亲吻着小央西呼出的热气结在额前头发上的冰凌。
藏族画家朵尔基，一九五八年十月出生于四川阿坝。
名满天下的九寨神韵和黄龙灵气，自幼便滋养着朵尔基的心性。一个藏汉文化早已高度融合的地域，培育了朵尔基单纯而敏感的天性；并把一个高原民族的超然和敞亮，孕育在了他的心灵，朵尔基有了一个纯净的灵魂。他用纯净的灵魂去探究本民族文化的起源；他用纯净的灵魂去感知一个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
二〇〇一年十月，四十出头的朵尔基意外地接到了“中国美术家协会第十五届新人新作展”的参展通知，他创作的《闲看窗外云去留》入展了。朵尔基给我们讲述了他创作这幅画的故事。
夏天，朵尔基去阿坝黑水县参加表弟的婚礼，有幸和表弟一起去邻村的藏寨接亲。按当地接亲的习俗，接上新娘必须在凌晨一点离开她的家。
接亲的车队在山脚停了下来，上山的小路上蜿蜒一溜接亲人。
暮色中接亲的队伍已经走远，朵尔基依然呆坐在路边那块凸起的岩石上。望着眼前一派原始、古拙、苍茫的景色，朵尔基嘴里喃喃地重复着一句话：“太美了，太美了，太美了！”
在川西高原的这一带偏僻的藏乡里，居住着半农半牧的嘉绒藏族，他们或聚居或独居。朵尔基眼前这片山坳里，就独居着一户人家。用片石垒成的藏楼在暮色中，显得格外的凝重。藏楼里袅袅升起的炊烟，慢慢地融进了漫过山林的暮霭。远山在云卷云舒里时隐时现，天边的雪山依然照在金灿灿的夕阳里。这里一切万籁俱静；这里呈现出神秘的静谧；这里原始的空灵带给了朵尔基无名的冲动。朵尔基感觉到了头上的神灵，似乎躺在云里在静听这片土地的呼吸。一切都似乎在轮回，一切都又似乎在静止；一阵莫名的喜悦和兴奋充满了朵尔基的心。
后来，朵尔基在迎亲的仪式上又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以前的迎亲仪式仅仅是看热闹而已，而眼下正在祭天、祭地、祭各路神灵的仪式，一下撞开了朵尔基思索的另一扇大门。千百年来这个民族和天地之间的交流和沟通，都是通过祭祀的方式在进行。做第一次祭祀仪式是因为什么呢，它一定会有一个很现实的生存需求，否则不会传承千年的。朵尔基对自己民族的文化、生存、历史有了深一步的思考。
朵尔基很快完成了他的参展作品《闲看窗外云去留》。画面上：一派苍茫暮色的静谧中，作者用传统的中国水墨画法，构建了他印象中的藏区生活场景。天上灵动飘浮的云，作者赋予了它们特殊的生命。飘动的生命俯下身去，和天下苍生尽情融汇。粗坯藏房的两个小窗里，跃动着藏家生命的火光。像阿妈一双充满生机的目光，慈祥地注视着幽兰的天空和祥云。
朵尔基认为这幅参展画是他绘画创作的转折点，他将对本民族的文化和历史更深地去学习，他将满怀虔诚去感悟神奇的雪域高原。
是第三次去冈仁波齐神山的路上，朵尔基的越野车抛锚了。在这四千七百米的生命禁区里，采风的画家们只有望车兴叹了。朵尔基喘着粗气望着被坚石划破的车胎，继而无奈地转身向周围望去。前面不远处的坡上歇着几个朝圣转山的信众，朵尔基气喘吁吁地走过去，双手合十：“扎西德勒。”并向他们说明车上几位都是内地人，在这里呼吸都困难，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几位朝圣者欣然来到车前，在朵尔基的示意下很快换好了车胎。当朵尔基拿出一百元钱致谢他们的劳动时，几位朝圣者笑盈盈地谢绝了。朵尔基只好双手合十，深深地向他们鞠了一躬。
看来这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它却触动朵尔基去深深地思索：在这片纯净纯美的雪域高原净土里，一定隐藏着一个民族不朽的灵魂。她让这里的山、她让这里的水、她让这里的一切都有了不朽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