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物质的空前丰富，正在使当今中国社会越来越呈现出商业品质和消费特征，并因此而派生出欲望及享乐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在如此背景之下，作家文人应当如何看待金钱的性质与作用？面对金钱的诱惑和生存的挤压，他们又当怎样确立自己的处世原则与消费理念？这自然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而要找到这一问题的正确答案，一味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固然有些天真，也有些庸俗；但依旧恪守“君子固穷”，“曲肱而枕”，又何尝不迂腐得可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且将目光回溯历史的前尘旧影，看一看迄今仍不失现代作家文人之精神标高的鲁迅先生，当年拥有何等的金钱观念与消费意识，以及相应的生活态度与生命实践，庶几大有裨益。
一
与一些作家文人自恃风雅清高，称金钱为俗物有所不同，身为大作家、大文人的鲁迅，偏偏对金钱表现出了足够的理解与重视。如众所知，先生的日记多胪列生活琐事以备忘，而其中就每每写到某月某日因何人何事收入多少、支出多少，可见钱在先生心目中并非无关紧要。先生的杂文、演讲、书信等，更是常常涉及与钱相关的话题，有时甚至毫不隐讳地强调金钱对于人生的重要作用。请看先生在著名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中的观点：
除了觉醒的心以外……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要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
这话是针对娜拉说的，但却分明适合社会上的每个人，也就是说，它所揭示的是人生在世无法回避的普遍难题。正因为如此，先生后来在不同的场合、向不同的对象一再表示这样的意思：“我想赠你一句话：专管自己吃饭，不要对人发感慨……并且积下几个钱来。”“处在这个时代，人与人的相挤这么凶，每个月的收入应该储蓄一半，以备不虞。”“说什么都是假的，积蓄点钱要紧。”“我们有钱的时候，用几个钱不算什么；直到没有钱，一个钱都有它的意味。”应当承认，对于金钱，先生的观点和主张，毅然破除了两千多年来萦绕于知识者脑际的僵硬的“义”“利”之说，不仅睿智通达，而且坦诚实在，它足以赢得一切正视生存者的由衷认同。
显然是因为有了观念上的对金钱的理解和重视，所以，现实生活中的鲁迅在做一些较大的人生选择时，也常常注意从生存和经济的角度考虑问题。譬如，先生非常憎恶官场，尤其不满北洋政府的种种劣迹，但为了“弄几文俸钱”，养家糊口，他在教育部的公务员生涯竟长达十四年。其中包含的理念庶几可用他写给李秉中信里的话作注脚：“人不能不吃饭，因此即不能不做事。但居今之世，事与愿违者往往而有，所以也只能做一件事算是活命之手段，倘有余暇，可研究自己所愿意之东西耳。自然，强所不欲，亦一苦事。然而饭碗一失，其苦更大。我看中国谋生，将日难一日也。所以只得混混。”1926年，先生应林语堂之邀离开北京至厦门，这固然是为了暂避军阀官僚、“正人君子”们的迫害，但厦门大学开出的每月四百元的高薪，也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对于斯时的先生而言，金钱不仅能够偿还因购置北京住所借下的债务，而且可以为他和许广平未来的生活打下一些经济基础，即实现他和许广平的约定：先分开两年，各自埋头苦干，既是做一点工作，也为积一点钱，然后再作见面的打算。从1927年秋天起，先生决定既不担任公职，也不做教员，而是专事独立写作。这时，他选择了上海为定居地。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基于战斗的需要——殖民文化与商业文化固然不堪，但却足以造成文化专制的缝隙，进而便于以笔为旗，展开社会批判与文明批判；而另一方面则分明出于经济的筹划和生存的盘算——这里汇集了全国最多的报刊、书局以及其他经营性文化设施，只有这里才能为纸间的劳作提供丰足持续的版税与稿酬，从而去除生活上的后顾之忧。这些都表现出先生清醒务实的经济头脑。
在具体生活和写作过程中，鲁迅也从不回避金钱和报酬的环节，而是坚持在“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前提下，切实维护自己应得的经济利益。在这方面，某教授所谓“鲁迅跑着去领工资”云云，固然带有很大的游戏成分，但先生为讨回北新书局长期拖欠的版税，不惜聘请律师打官司，却是白纸黑字，言之凿凿，且为众人所熟知。这里，我们不妨再举一例。孔另境在《忆鲁迅先生》中转述了鲁迅亲口告诉他的一件事：“他说他曾替某书局翻译过一本书，这家书店对于作家一向是很苛刻的，计算文稿的字数完全以实字计算，标点和空格都不计算，先生探得了这个情况以后，他把自己的译稿从头到尾连接起来，不让稿纸上有一个空格，既不分章节，也不加标点符号。稿子送去以后，该书局仍把稿子退了回来，附信说，请先生分一分章节和段落，加一加新式标点符号，先生于是告诉该书局说：既要作者分段落加标点，可见标点和空格还是必需的，那就得把标点符号和空格也算字数，该书局无可奈何照办了。”这件事里虽然包含着鲁迅式的风趣和幽默，但先生注重稿酬、反对精神劳动被剥削的一面还是呼之欲出的。其实，对于这一点，先生一向直言不讳。请看他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里的夫子自道：
为了“雅”，本来不想说这些话的。后来一想，这于“雅”并无伤，不过是在证明我自己的“俗”。王夷甫口不言钱，还是一个不干不净人物，雅人打算盘，当然也无损其为雅人……
所以我恐怕只好承认“俗”，因为随手翻了一通《世说新语》，看过“娵隅跃清池”的时候，千不该万不该的竟从“养病”想到“养病费”上去了，于是一骨碌爬起来，写信讨版税，催稿费。写完之后，觉得和魏晋人有点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渊明在面前出现，我们也一定谈不来的。
应当承认，此时此刻的先生，因为天真率性而显得异常可爱。
二
在对待金钱的态度上，鲁迅为什么会与传统观念和习惯说法拉开距离，甚至背道而驰？这自然与先生一贯秉承的独立人格和怀疑精神相关联，但更直接也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要透过先生特有的家庭境遇、生活状况以及文学与人生观念来寻找。
首先，从家庭境遇看。鲁迅出生于官宦之家，其幼年生活还算幸福，但在十三岁那年，因祖父遭刑狱家庭迅速败落下来，他自己也由公子哥沦为“乞食者”。对此，先生的《呐喊·自序》有深情诉说：“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直到晚年，先生还在致萧军的信里诚挚写道：“契诃夫的想发财，是那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发展了，而这时候，我正在封建社会里做少爷。看不起钱，也是那时的所谓‘读书人家子弟’的通性。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这无异于明确告诉人们，是家庭境遇由小康而困顿的急剧变化，让先生看到了金钱的冷酷无情以及它对人生的制约，从而引起了对金钱的理解与看重。
其次，从生活状况看。近年来，常有学人言及鲁迅生前的收入，其中不乏如陈明远提出的鲁迅一生总收入合人民币四百〇八万元的具体数据。这些说法和数据妥当与否自可做进一步斟酌，但说鲁迅生前收入不菲却大抵可信。不过应当看到的是，对于鲁迅来说，这不菲的收入并没有带来多少生活的从容感和幸福感，事实上倒是总有一种不大不小的生存压力挥之不去。而这种压力之所以久久萦绕，则主要鉴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经济收入的不可知与不稳定。鲁迅供职于教育部时，月薪是三百块。这在北京市民每月两三块钱即可维持生活的当时，不可谓不高。但这很高的薪水却总是不能足额发放，一般能拿到两三折已属幸运。关于这点，先生写于1926年7月21日的《记“发薪”》一文，有生动而详尽的记述，其中有这样一段：“翻开我的简单日记一查，我今年已经收了四回俸禄钱了：第一次三元；第二次六元；第三次八十二元五角，即二成五，端午节的夜里收到的；第四次三成，九十九元，就是这一次。再算欠我的薪水，是大约还有九千二百四十元，七月份还不算。”固定的薪水尚且如此，弹性的稿酬又岂敢指望？不妨一读先生写于1925年底的《并非闲话（三）》：“我所写出来的东西，当初虽然很碰过许多大钉子，现在的时价是每千字一至二三元，但是不很有这样的好主顾，常常只好尽些不知何自而来的义务。有些人以为我不但用了这些稿费或版税造屋，买米，而且还靠它吸烟卷，吃糖果。殊不知那些款子是另外骗来的……倘真要直直落落，借文字谋生，则据我的经验，卖来卖去，来回至少一个月，多则一年余，待款子寄到时，作者不但已经饿死，倘在夏天，连筋肉也都烂尽了，那里还有吃饭的肚子。”由此可见，先生的稿酬收入，至少他在北京时的稿酬收入，并不像有些人所说，是那般的轻而易举。而作者自云“另外骗来”的款子，则是指在八所学校兼课的报酬，倒是这项多劳多得、兑现迅速的收入，有效地解决了先生的不时之需。纵观鲁迅一生，真正稳定的收入，恐怕只有蔡元培执掌中央大学院时，以“特约著作员”的名义发给的每月三百元的补助费，可惜的是，这样的待遇只享受了四年，随后便因蒋介石亲掌教育部而被裁撤了资格。在这样一种收入缺乏保障的情况下，鲁迅注重金钱，实属情理之中的事情。二是家庭负担和必要开支较之常人大得多。鲁迅是孝子，也是有德之人。他对于母亲以及母亲为自己娶的媳妇，一向自觉而认真地履行着赡养的义务。先生在京时，家中一切用度自不待言，后来南下且有了新组建的家庭，仍然逐月寄回一百元作为生活费。这两个家庭的开销，自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同时，身为名作家和大文人的先生，必然还有一些无法避免的专业开支以及兴趣上的雅爱，如购置图书资料、淘选古董字画等。所有这些，都在客观上要求先生必须赚钱，从而无形中强化着先生的金钱意识。
第三，从文学和人生观念看。鲁迅生活于中外交汇的时代，他自己又站在这一时代思想与文化的前沿，于是，开放多元的精神资源孕育了先生有别于传统的文学观念。在先生看来，文学并非都是穷而后工或不平则鸣，相反在正常情况下，它是生命“余裕”、心灵舒展的结果，是精神自由、情趣饱满的外化。用先生《革命时代的文学》里的话说，即所谓：“那时民生凋敝，一心寻面包吃尚且来不及，那里有心思谈文学呢？……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忙的时候也必定没有文学作品，挑担的人必要放下担子，才能做文章；拉车的人也必要把车子放下，才能做文章。”正因为如此，先生从文学家的职业感受和文学生成的基本前提出发，看重和强调金钱的作用，实在属情理之中。更何况在先生那里，支撑着其独特文学观的是更为强大的人生观，诸如，他告诉青年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处世原则；他曾经和冯雪峰谈起过的“穷并不是好”的社会观念等。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先生无法忽视生活中金钱的存在。
三
鲁迅先生对金钱的重要性有着深刻体察和充分认识，但是却没有因此就倒向观念上的金钱至上，更没有从这里陷入实际人生的拜金主义。因为一个颇显吊诡因而引人瞩目的事实是，先生在自己的言行中，一方面开诚布公地肯定着金钱的力量，但另一方面却又不失时机地否定和颠覆着这种力量。换种更为准确直白的表述就是，鲁迅提示人们要重视金钱的作用，但却反对人们唯钱是取，金钱挂帅，直至做金钱的奴隶。可以这样断言：在金钱面前，鲁迅不屑于故作清高，但却又始终保持着人的高傲与尊严。
如前所述，鲁迅执教于厦门大学是享受着较高薪酬的，无奈这丰厚的薪酬却无法抵消校风的压抑、浑浊和单调，先生不愿为薪酬而牺牲个性和理想，为此，他在写给别人的书信里一再明言：
为求生活之费，仆仆奔波，在北京固无费，尚有生活，今乃有费而失去了生活，亦殊无聊。
——致许寿裳
现在只是编讲义。为什么呢？这是你一定了然的：为吃饭。吃了饭为什么呢？倘照这样下去，就是为了编讲义。吃饭是不高尚的事，我倒并不这样想。然而编了讲义来吃饭，吃了饭来编讲义，可也觉得未免近于无聊。
——致李小峰
我想：一个人要生活必须有生活费，人生劳劳，大抵为此。但是，有生活而无‘费’，固然痛苦；在此地则似乎有‘费’而没有了生活，更使人没有趣味了。
——致许广平
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先生决定离开厦门大学去广州中山大学。他在信里告诉许广平：“我才知道在金钱下的人们是这样的，我决定走了。”“中大的薪水是二百八十元，可以不搭库卷。据朱骝仙对伏园说，另觅兼差，照我现在的收入数也可以想法的，但我却并不计较这一层，实收百余元，大概也已够用，只要不在不死不活的空气里就够了。”“在钱下呼吸，实在太苦，苦还不妨，受气却难耐……我想此后只要以工作赚得生活费，不受意外的气，又有点自己玩玩的余暇，就可以算是幸福了。”引述至此，一个超越金钱，呵护人性，珍爱生活的鲁迅已是跃然之间，呼之欲出。
在生命实践中，深谙金钱作用的鲁迅，不仅自觉反抗着金钱的束缚和压迫，勇敢实现着精神对物质的突围，而且还能够暂且推开经济的纠缠与实际的利害，放出理性的眼光，对经历过金钱拮据的人性做一番打量与分析。请看先生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所谈：“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什么都是自己挣来的，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什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主张人道主义的，要想替穷人想想法子，改变改变现状，在政治家眼里，倒还不如个人主义的好；所以人道主义者和政治家就有冲突。”应当承认，先生立足于金钱、人性、政治三维空间得出的见解是深刻的，具有洞穿时空的力量。
然而，不管政治家的态度如何，靠笔耕与舌耕解决了衣食之虞的鲁迅，却无疑是自愿替他人着想的人道主义者。这突出表现为，先生时常不计利害，慷慨解囊，无私资助和扶持进步的青年作家与正义的文学事业。关于这点，前人史料性的回忆中例证颇多，其中先生筹款印行叶紫的《丰收》、萧军《八月的乡村》、曹靖华译的《铁流》以及纪念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等，早已是文坛佳话，他对左联刊物、对柔石家属的捐助亦皆有案可稽。这里再举两件不太为人提及的小事。据李霁野《忆鲁迅先生》披露，他当年为酬学费，曾托韦素园设法将自己的译作《黑假面人》卖出去。鲁迅获知后，觉得此书还是未名社自己印较好。为此，他拿自己的钱垫付了李霁野所需的费用，并推助了该书的印行。同样，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也告诉我们，当年在邮局工作的孙用，将自己的译稿《勇敢的约翰》寄给鲁迅，以求得帮助。鲁迅读后认为“译文极好，可以诵读”，于是，遂煞费苦心地代其联系出版，不仅不计奔走劳力，而且垫付了二百三十元的制版费，而当书店付还先生一部分制版费时，他又用这些钱预支了译者的版税。面对这样的历史记录，我们不能不为先生重道义而不重金钱的高尚品格感到由衷钦敬。
四
与通达而辩证的金钱观念相联系，鲁迅还有着属于自己的健康而合理的消费意识。这一点常常外化为生活中的两种做派、两种风度。
首先，在许多时候、很多方面，鲁迅的生活是节俭和朴素的。对此，了解先生的亲人和朋友，如许广平、周作人、许寿裳、萧红、夏丏尊等，都有过真实而详细的描述。譬如，先生的衣着就向来不讲究。早年如夏丏尊所写，是“一件廉价的羽纱——当年叫洋官纱——长衫，从端午前就着起，一直要着到重阳”。晚年则是萧红所记：“不戴手套，不围围巾，冬天穿着黑石蓝的棉布袍子，头上戴着灰色毡帽，脚穿黑帆布胶皮底鞋”，浑然一个贫寒的教书匠，难怪他去大饭店会见外国朋友，要被守门人拦住盘问。先生嗜烟如命，而家中常备的纸烟则有两种，一种价钱贵的白听子的用来待客，他自己平日抽的却是廉价的绿听子的。先生爱吃糖果，但买来的大都是三四角钱一磅的便宜货。先生爱惜一切有用之物，捆扎邮件的麻绳总是解开卷好，以备再用，而使用过的较大的信封则反过来制成小信封重新付邮。难怪许广平有时戏称他为“老农民”。
不过，在有些时候、有些方面，鲁迅的生活似乎又是阔绰的、讲究的，甚至多少有些铺张。围绕这个问题，从那时到今天，颇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我们还是以许广平的讲述为依据。剪辑许先生的回忆，鲁迅生活上的“不愿意节省”主要表现在三个地方：一是饮食上有一些不易通融的偏好，爱吃火腿等精美肉食，素的菜蔬和隔夜的菜是不大吃的；二是住房子要求宽敞，他们初到上海不过两个人，租一层楼就够用，而先生却要独幢的三层楼；三是喜欢看电影，而且要买价高的好座位，往返要乘汽车。统观鲁迅以上三种“阔气”，其中前一种更多属于人的天性以及由天性派生出来的“嗜好”，我们无需作过多的纠缠，而后两种情况的出现，则实有多方面的原因。许广平在写于1939年的《鲁迅先生的娱乐》中告诉我们：
开初我们看电影，也是坐“正厅”的位置的。后来因为再三的避难，怕杂在人丛中时常遭到识与不识，善意或恶意的难堪的研究，索性每次看电影都跑到“花楼”上去了。同样的理由，我们一同出去的时候也很少是坐电车的，黄包车尤其绝对不肯坐，因为遇着意外逃躲不方便，要不是步行，比较远的就坐汽车。这是他尽可能的戒备了……
他不但看电影，而且每次的坐位都是最高价的呢……他的意思是：看电影是要高高兴兴，不是去寻不痛快的，如果坐到看不清的远角落里，倒不如不去了……另外一点小原因我想是，总和我一起去，我是多少有些近视的，为了方便我，更为了我的满足而引为满足，他一定这样做。
这些当事者的文字，已经把鲁迅看电影为什么坐汽车、选好座讲得清清楚楚。看电影是这样，租独幢楼房难道就不会有类似的原因？毫无疑问，鲁迅某些方面的“高消费”，是折射着他的生存环境、生命情趣和为人境界的，甚至可以让人联想到先生所倡导的“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本原思想。它所包含的人生意味值得我们久久咀嚼，实在不是当下某些学者仅仅用“懂得休闲，懂得放松”可以诠释和概括的。
（原载《书屋》2010年第7期，《各界》2010年第10期转载，收入《2010中国年度随笔》，漓江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