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自然风光，山水世界，鲁迅一向没有什么兴趣，因此，他很少旅游，也几乎不写游记”——诸如此类的说法由来已久，且可以从了解鲁迅的那一代人的记忆中找到某些依据。譬如，与鲁迅情如手足的同乡挚友许寿裳就说过：“鲁迅极少游览，在杭州一年之间，游湖只有一次，还是因为应我的邀请而去的。他对于西湖的风景，并没有多大兴趣。‘保俶塔如美人，雷峰塔如醉汉’，虽为人们所艳称的，他却只说平平而已；烟波千顷的‘平湖秋月’和‘三潭印月’，为人们所流连忘返的，他也只说平平而已。”（《亡友鲁迅印象记·归国在杭州教书》）深深敬仰鲁迅且近距离观察过其日常生活的女弟子萧红亦有言：“鲁迅先生不游公园，住在上海十年，兆丰公园没有进过，虹口公园这么近也没有进过。”（《回忆鲁迅先生》）夫人许广平在追述鲁迅居北京的情形时，虽提到“比较做得到的娱乐是到中央公园去”，但随即又做了补充：“也许到公园里的图书馆罢，不过一定不会赶人多的热闹场所，那是可以肯定的。”（《鲁迅先生的娱乐》）与鲁迅多有过从的作家、学者曹聚仁，在所著的《鲁迅评传》里更是一再指出：“鲁迅对于山水之胜，素来不感兴趣；他在杭州一年多，也只游过一回西湖。”鲁迅“是茶的知己，而不是西湖的知己”。“鲁迅艺术修养很深，却不喜游山玩水。”就连鲁迅自己也曾不无遗憾地表示：“我对于自然美，自恨并无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动。”（《厦门通信》）
二
依上所述，面对山水自然，鲁迅果然是少兴趣，无敏感了！然而，在我看来，这样的结论还是不要下得过于简单和匆忙。试想：人类是在山川自然的怀抱里站立、健全和强大起来的，大自然那母亲般的孕育和滋养之情，决定了人类无论如何进化，怎样发展，最终都难以从根本上摆脱生命还乡的冲动和精神皈依的企求，他们在山水自然面前，永远怀有一种尽管或隐或显，但却总是源于本能的向往、亲和与眷恋。鲁迅作为人群中的精英与翘楚，又焉能例外？更何况统观鲁迅的毕生经历和全部著作，我们虽然几乎找不到他流连于湖光山色的身影，以及那种“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的浪漫与飘逸，但仍有一些材料、线索和细节，还是有意或无意地披露了这样一种事实：鲁迅与大自然毕竟是有缘的。在生命的旅途上，他始终将大自然当作朋友，装在心底。为此，他常常给大自然以敬畏和热爱，而大自然亦常常回赠他美感与启迪。
首先，透过鲁迅的生命独语和他人关于鲁迅的某些回忆，我们可以感受到，鲁迅的内心深处乃至潜意识里，自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自然万物的亲近之感和爱恋之情。
据周建人在《鲁迅与自然科学》一文中的回忆，鲁迅对自然界的事物和道理，一向具有浓厚的兴趣。少年时，他不仅乐于栽花养草，亲手培植过石竹、佛拳、月季、平地木、万年青、映山红等，而且喜欢读《释草小记》《释虫小记》《南方草木状》《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花镜》等介绍动物和植物的古书。他将实践经验和书本知识两相对照，曾经写下以前者矫正后者的书边批注。十八岁那年，他到南京就读水师和矿路学堂，接触到西方的现代自然科学，遂进一步留心客观世界，并有收集矿石和化石标本的举动。自日本回国后，他相继执教于杭州和绍兴，更是结合生物教学的需要，经常到山间野外采集植物标本，且以此为乐。他一生中唯一的游记作品，早期用文言写成的《辛亥游录》，便真实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后来，鲁迅将越来越多的精力用之于以笔为旗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但是，那种天性里带来的对自然万物的喜爱与神往，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它们随物赋形，潜移默化，时常在作家表述心境的散文和书信里，自然地、不经意地流露出来。请看作为“夜记之一”的《怎么写》。这篇作品中的一段文字，描述了作家夜间独处厦门大学图书馆的心理感觉和生命体验：
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毫无疑问，此时此刻的鲁迅，内心里充满了矛盾、犹疑、困惑、彷徨，然而，在这无边的“空虚”与茫然之中，让他感到可以对视、可以交流，以致收获“充实”与抚慰的，恰恰是披着“黑絮一般夜色”的自然万物。这时，我们突然明白了鲁迅为什么自称“爱夜人”；为什么要写激情荡漾的《夜颂》；为什么会说：“夜是造化所织的幽玄的天衣，普覆一切人，使他们温暖、安心……”原来，支撑起夜色的是大自然；是大自然以“夜”的方式，给了鲁迅“光明”和“诚实”。鲁迅“爱夜”，最终是爱自然世界啊！
再看鲁迅羁旅于厦门时写给朋友李小峰的书信，即著名的《厦门通信（二）》。其中有这样的表述：
今天又接到漱园兄的信，说北京已经结冰了。这里却还只穿一件夹衣，怕冷就晚上加一件棉背心。宋玉先生的什么“皇天平分四时兮窃独悲此廪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离披此梧楸”等类妙文，拿到这里来就完全是“无病呻吟”。白露不知可曾“下”了百草，梧楸却并不离披，景象大概还同夏末相仿。我的住所的门前有一株不认识的植物，开着秋葵似的黄花。我到时就开着花的了，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起的；现在还开着；还有未开的蓓蕾，正不知道他要到什么时候才肯开完。“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我近来很有些怕敢看他了。还有鸡冠花，很细碎，和江浙的有些不同，也红红黄黄地永是这样一盆一盆站着。
……
然而荷叶却早枯了；小草也有点萎黄。这些现象，我先前总以为是所谓“严霜”之故，于是有时候对于那“廪秋”不免口出怨言，加以攻击。然而这里却没有霜，也没有雪，凡萎黄的都是“寿终正寝”，怪不得别个。
熟悉鲁迅者都知道，这一纸书信暗含了写信人对当时厦大校园里单调、封闭、沉闷空气的严重不满，即所谓：“编了讲义来吃饭，吃了饭来编讲义，可也觉得未免近于无聊。”亦所谓：“现在是连无从发牢骚的牢骚，也都发完了。”“呜呼，牢骚材料既被减少，则又有何话之可说哉！”只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观察与思考的角度，岂不也可以发现，在这无边的庸俗和寂寞里，正是自然界的花卉——那“秋葵似的黄花”，那“很细碎”的鸡冠花，包括那早枯的荷叶、萎黄的小草，给鲁迅带来了由衷的欣悦和饱满的兴味，以至让他禁不住要拿《诗经》的句子来开心：“即使那桃花有车轮般大，也只能在初上去的时候，暂时吃惊，决不会每天做一首‘桃之夭夭’的。”于是，我们又一次领略了藏在鲁迅心底的与大自然的相通与相融。
其次，在鲁迅的观念世界里，自然环境与国家政治以及民族生存密切相关。为此，他对于当时日趋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物种生态，一再表现出深切的忧患；而对于其中包含的政治和方略的失败，则感到极为愤慨。
1930年，周建人将自己翻译发表过的有关生物科学的文章，编为《进化与退化》一书出版。鲁迅为之写了一篇“小引”，其中明确指出：我们生息于自然中，而于自然大法的研究，大抵未尝加意，故阅读书中的文章可“略弥缺憾”。又云：“但最要紧的是末两篇。沙漠之逐渐南徙，营养之已难支持，都是中国人极重要，极切身的问题，倘不解决，所得的将是一个灭亡的结局。”这里，鲁迅对自然与生态的认识，显然走在了时代和绝大多数国人的前面。
20世纪30年代，鲁迅还曾与多位日本友人谈起过中国的环境治理与保护问题。有一次，他用幽默的口吻对内山完造说：“老板，你晓得‘黄河之水天上来’吗？治理黄河的方法，并不是疏浚河床，而是把两岸的堤防渐渐地加高的。河床年年为泥沙堆高，因此两岸的堤防也渐渐地高了起来。大水一来，高筑的堤防在什么地方一溃决，水就会跟瀑布一般地流下来。”他认为：“中国实有把这种治水方法加以革命之必要呢！”（内山完造《忆鲁迅先生》）
还有一次，他对曾经是近邻的浅野要说：
请看看中国广阔无垠的原野、山岭吧，哪里还有像样的树木。然而，就是这些为数不多、自然生长着的小树，现在也没有了吧。什么缘故呢？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得贫困不堪，面临着饿死的危险。他们为了生活下去，竞相剥去树皮食用，挖出草根充饥。民众处于这种状况，中国是长不出树来的，于是政府植树造林政策也就归于失败了。若要使政府的植树造林政策成功的话，恐怕种十棵树需要有两倍三倍的军队保护吧。然而，如此的军队装备，要占现有军费预算总额的八成至九成，这是政府办不到的，因而对于植树造林也就不热心了。这件事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多么大的悲剧啊！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对黄河长江所造成的灾害，为什么逐年增加的原因窥见一斑了。没有树木的堤坝是容易被冲走的，然而，正像这没有树木的堤坝一样，没有经济余力的百姓，尤其是农民，对于灾害没有任何抵抗能力，也很容易被水冲走，于是，在中国，根本不可能听到灾后再建设的呼声，能听到的只是逃荒农民惨淡的脚步声和背井离乡、四处流浪的难民的呻吟。
——浅野要《紧邻鲁迅先生》
显然，诸如此类的言谈，浸透着鲁迅直面天灾人祸和生态濒危时的那份郁闷和焦虑；而引发和强化了这份郁闷和焦虑的，则是他久蓄心底的对于大自然的那种珍爱与牵挂。
第三，鲁迅的文学世界里，自然元素和“景语”成分不是很多，但却极富个性，十分精彩，其出神入化之处，每每表现出作家拥有超卓的感受和把握大自然的能力。
大凡细读过鲁迅小说者，恐怕都忘不了其中那些关于自然景物的描写：
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气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蓬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丝活气。
——《故乡》
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的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
——《在酒楼上》
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
——《药》
这些文字虽然用笔简约，着墨寥寥，但由于准确地抓住了景物特征，所以在整体效果上可谓灵动传神，如临其境。而这样一种艺术效果，如果没有作家对自然万物的深入体察和细致揣摩做基础，是绝对不可能达到的。
在鲁迅笔下，小说的景物描写多以简笔勾勒、白描写意取胜，而散文的景物描写则常常是情景交融、物我双汇。在这方面，《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那童心跳跃、生机盎然的百草园，《好的故事》里那心驰神往、风光无限的山阴道，早已是脍炙人口，誉满文林。而《雪》《腊叶》和《秋夜》这类整体和纯粹的写景之作，更是凭借或莹润高洁，或悲郁惨烈，或幽邃孤愤的审美境界，将主体客体化，将自然人格化，从而在隐喻和象征意味的沛然发散中，成为传世经典。庶几可以这样说，鲁迅散文中的景物描写，实际上是作家心灵的载体或投射，它传递出自然万物和作家内心的双重丰富与细腻，同时彰显了二者之间特有的那种相互依存而又相得益彰的关系：自然万物使鲁迅的内心世界获得了充分展现，而鲁迅的内心世界则给予自然万物别一种情调与神采。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与自然的维度上，鲁迅不仅写风物，而且写动物。据靳新来博士《“人”与“兽”的纠葛——鲁迅笔下的动物意象》一书统计，《鲁迅全集》中提到的飞禽走兽多达二百余种，这在中国现代作家中绝无仅有，独步一时。诚然，鲁迅绘制的动物天地是一个奇异而复杂的精神存在，其中那些虚实相生、摇曳变幻的动物形象，往往寄托了作家曲折的心路、立体的旨趣和多样的爱憎。但是，有一条意脉依旧清晰可见，这就是，在单纯的生态和生物的意义上，鲁迅对于动物永远是仁爱的和悲悯的。关于这点，我们不妨仔细品味作为“朝花夕拾”之一的《狗·猫·鼠》。在这篇采自记忆的散文里，鲁迅兴致勃勃地讲述着获知于外国童话的狗与猫“成仇”的故事，讲述着自己对猫的认识和态度的改变，同时，又从猫说到鼠——自己当年饲养的小小的“隐鼠”。其中“我”对小“隐鼠”的那种无法掩饰的欣赏，那种发自内心的喜爱，不禁让人联想起他多年之后写给母亲的家书：“动物是不能给他（指小海婴——引者注）玩的，他有时优待，有时则要虐待，寓中养着一匹老鼠，前几天他就用蜡烛将后脚烧坏了。”透过这样的文字，我们不难领略鲁迅寄予动物的那份呵护与深情。
三
在肯定了鲁迅对山水风光、自然万物的深爱与真情之后，有一个问题接踵而来，这就是：鲁迅既然是山水风光、自然万物的爱者和知音，那么，他为什么又要在行动上远离自然，不喜旅游，以致贻人——甚至给自己——在风景自然面前少兴趣，无敏感的印象？显然，要准确和深入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尽可能的重返鲁迅所处的历史现场，同时从这一现场出发，努力走进鲁迅的精神天地、生命历程和观念世界，做一番细致的钩沉与梳理。
第一，鲁迅的远离自然，不喜旅游，是他废寝忘食，全力以赴，投身精神探索与社会批判的必然结果。
对于“如磐”和“无声”的中国，鲁迅是怀着强烈忧患和深切焦虑的。这种忧患和焦虑决定了他一旦进入从“立人”到“立国”的精神长旅，便总有一种时不我待，勇往直前的紧迫感，一种笔名里“迅”字所蕴含的珍惜光阴，“拼命硬干”的精神——“望崦嵫而勿迫；恐鹈 之先鸣”！这幅挂在北京西三条胡同寓所，即所谓“老虎尾巴”壁端的集骚句联，正是鲁迅这种心境的传神写照。在如此心境的催促下，“五四”之后的鲁迅几乎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用之于读书、写作、办刊、演讲、授课乃至为文学新人“打杂”、“当梯子”，等等，其紧张和繁忙的程度，以及他身在其中的理念和心态，我们可以从他一些不经意的言谈和文字中窥见一二。譬如，当听到别人称赞自己是天才时，鲁迅信口说道：“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在同别人交流有关时间的看法时，鲁迅的观点是：“节省时间，也就是使一个人的有限生命更加有效，而即等于延长了一个人的生命。”从健康考虑，许广平总劝鲁迅注意休息，而鲁迅常对许广平说的一句话却是：“要赶紧做起来。”有一次，青年作家章川岛在信中与鲁迅说到旅游，鲁迅复函写道：“今年是无暇‘游事’了，我所经手的事太多，又得帮看孩子，没有法。”诸如此类的话语，分明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有效地皴染着鲁迅“工作狂人”的形象。
再来看看鲁迅具体的写作与生活情景。1935年1月29日，鲁迅在写给萧军和萧红的信里有这样的话：
自从弄笔以来，有一种坏习气，就是一样事情开手，不做就不舒服，也不能同时做两件事，所以每作一文，不写完就不放手，倘若一天弄不完，则必须做到没有力气了，才可以放下，但躺着也还要想到。生活就因此没有规则，而一有规则，即于译作有害，这是很难两全的。
而这一点，从许广平的回忆中，恰恰可以得到印证：
因为工作繁忙和来客的不限制，鲁迅生活是起居无时的。大概在北京时平均每天到夜里十至十二时始客散。之后，如果没有什么急待准备的工作，稍稍休息，看看书，二时左右就入睡了。他并不以睡眠而以工作做主体，譬如倦了，倒在床上睡两三个小时，衣裳不脱，甚至盖被不用……
有时写兴正浓，放不下笔，直至东方发白，是常有的事。在《彷徨》中的《伤逝》，就是一口气写成功的。劝他休息，他就说：“写小说是不能够休息的，过了一夜，那个创造的人脾气也许会两样，写出来就不像预料的一样，甚至会相反的了。”又说：“写文章的人，生活是无法调整的，我真佩服外国作家的定出时间来，到时候了，立刻停笔做别的事，我却没有这本领。”
——《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
此乃何等艰苦的精神劳作！不难想象，在这种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的生命状态和生活惯性中，大自然难免会悄然告别鲁迅的感觉和兴趣世界，或者被鲁迅深埋于潜意识领域。因此，对于鲁迅来说，旅游也就无形中变成了一件遥远的、稀罕的、奢侈的，直至可以暂且放弃的事情。
第二，鲁迅的远离自然，不喜旅游，与他在较长一段时间里，身心缺乏爱情的滋养不无关系。
1925年12月20日，作为《京报》附刊的《妇女周刊》，发表了鲁迅的《寡妇主义》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提出了这样一种见解：
至于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欧洲中世的教士，日本维新前的御殿女中（女内侍），中国历代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别的独身者也一样，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欢乐的人，便生恨恶……为社会所逼迫，表面上固不能不装作纯洁，但内心却终于逃不掉本能之力的牵掣，不自主地蠢动着缺憾之感的。
毫无疑问，鲁迅这段深刻而精辟的论述，揭示的是普遍的历史事实和人性现象，但是，如将其借来分析一下鲁迅自己的生命境遇和性情世界，似乎也无太大的不妥。因为，自从鲁迅接受了母亲送给他的妻子，开始了无爱的婚姻，在生理意义上，他也就成了“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的人，这种生活直到后来他与许广平恋爱成家才算结束，其间长达二十年。这二十年中，“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的现象，很自然地投影到鲁迅身上；换句话说，独身生活同样导致了鲁迅性情的某种变异。所不同的是，鲁迅经历过现代文明的淘洗，拥有极强的道德感和精神自我调整与约束的能力，这使得他“心状”的改变，没有在本能的“牵掣”下，滑向“猜疑阴险”和“冷酷险狠”一途，而是曲折地表现为对娱乐生活的不热衷，其中包括行动上的对自然的疏离和对旅游的冷漠——要知道，按照习惯的目光，所谓花前月下，湖光山色，与一个男人孤独的身影，总是不相协调，不相匹配的。
在这方面，足以构成直接反证的，是1928年夏天，鲁迅与许广平公开结合之后，随即就有补度蜜月式的杭州之行。据当时在杭州教书，因而可以陪同鲁迅和许广平游览的许钦文、章川岛回忆：鲁迅夫妇此次在杭州一共玩了四天，除了欣赏西湖风景，品尝西湖美食，还曾到虎跑喝茶，到城站、河坊街等热闹的地方买东西。整个过程中，鲁迅游兴甚浓，谈兴极高，常常妙语连珠，开怀大笑。这或许是他一生中难得的一次天性流露、真情回归吧？不过，在鲁迅的生活中，这样的情况显然未能延续下去。回到上海后，严酷的生存环境，强烈的匡时冲动，历久的工作惯性，以及儿子降生后的种种琐事，形成巨大的合力，很快就将鲁迅拉回了原有的轨道和心境，他与自然风光的缘分，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即。对此，萧红有过真切的追述：
春天一到了，我常告诉周先生，我说公园里的土松软了，公园里的风多么柔和，周先生答应选个晴好的天气，选个礼拜日，海婴休假日，好一道去，坐一乘小汽车一直开到兆丰公园，也算是短途旅行，但这只是想而未有做到，并且把公园给下了定义。鲁迅先生说“公园的样子我知道的……一进门分做两条路，一条通左边，一条通右边，沿着路种着点柳树什么树的，树下摆着几张长椅子，再远一点有个水池子。”
——《回忆鲁迅先生》
应当看到，萧红的追述里是满载着遗憾的，然而，在萧红所追述的鲁迅的言语里，又何尝没有遗憾？而这种遗憾对于鲁迅来说，仿佛又掺进了深层的感慨与无奈。
第三，鲁迅的远离自然，不喜旅游，是他讨厌旧式文人生活做派的曲折反映。
显然与个人的经历、见闻以及“五四”之后特定的社会氛围有关，鲁迅对旧式文人的一些喜好、做派，素来没有好感，以致常常选择不同的场合加以嘲讽和鞭挞。譬如，在著名的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中，鲁迅以幽默调侃的口吻展开话题，将三十年前的读书人，划分为“君子”和“才子”两大类。而对于其中不守规矩，“那里都去”的“才子”们，鲁迅表示了极度厌恶，不仅看不上他们那种“闻鸡生气，见月伤心”、“多愁多病”的样子；而且根据他们好占“婊子”便宜的特点，干脆称之为“才子+流氓”。在杂文《辩“文人无行”》里，鲁迅更是独具只眼，反话正说，明言：“轻薄，浮躁，酗酒，嫖妓而至于闹事，偷香而至于害人，这是古来之所谓‘文人无行’。”而现在的文人不仅“无行”，而且“无文”，“他们不过是在‘文人’这一面旗子的掩护之下，建立着害人肥己的事业的一群‘商人与贼’的混血儿而已。”必须承认，鲁迅的目光是独到的、锐利的，他的这些论述，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发源于旧文人也每见于新文人的种种丑陋与矫情，迄今不无警世意义。
不过，在这方面，鲁迅似乎也有鲁莽灭裂，矫枉过正之处。譬如，对于某些文人，尤其是文坛阔人的性喜山水，情系自然，鲁迅显然就缺乏客观、准确和通达的评价，而在潜意识里将其归结为旧文人传统陋习的延续，即一种有钱人古已有之，于今更甚的无聊、闲适与奢靡。1936年11月5日出版的《中流》半月刊，曾发表萧军介绍鲁迅与自己谈话内容的《十月十五日》一文，其中就记录了鲁迅这样的观点：
我只是在外边看看……我是瞧不起泰山的。
西湖是应该填掉的。不然，一到夏天，那些个穿长衫拿凉扇的“名士”们，在湖滨摇来摆去……看起来怪难受！他们真不知道这是什么世界，什么国家……
在鲁迅心目中，西湖乃至更多的风景胜地，大抵是有钱且有闲的骚人墨客的天堂，适宜过一种优哉游哉或百无聊赖的生活，而同事业、发奋和抗争无缘。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1933年底，当好友郁达夫决定由上海迁居杭州时，鲁迅遂写下《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一诗予以规劝：“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也正是沿着这样的内在逻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对《儒林外史》中游西湖“全无会心，颇杀风景”的马二先生并无讥刺，相反称其为“诚笃博通之士”，“至于性行，乃亦君子”。毋庸讳言，鲁迅的这种看法包含了对自然环境的某种误读，以及因阶级观念泛化所带来的对旅游行为的某种偏见，它与现代人普适性的自然观与旅游观，是存在着根本错位的。然而，对于鲁迅来说，正是这种误读、偏见和错位，在无形中起到了淡化旅游欲望和抑制旅游热情的作用，从而成为他远离风景自然的一种理由。当然，在这方面，我们应当为鲁迅感到惋惜。
除以上所述，影响到鲁迅观景和旅游兴致的，还有一个为人们所不易察觉的原因，这就是：理想与现实的脱节，主观与客观的龃龉。其中的情形与原委，我们不妨结合鲁迅的生命足迹稍作体察和回味。1924年夏天，鲁迅曾有西安之行。此行的主要动因固然是应陕西省教育厅和西北大学之邀，前往讲学，但在鲁迅自己，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对唐代的都城做一点实地考察，以便为酝酿已久的历史小说或历史剧《杨贵妃》，补充感性材料，增加现场体验。然而，在为期一月的西行结束后，鲁迅只是成功地进行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演讲，而实地考察的想法，却基本落空。关于这点，鲁迅自己说得很清楚：“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原来还是凭书本摹想的好。”（《致山本初枝》）一切何以如此？当年与鲁迅同去西安的《晨报》记者孙伏园，在《杨贵妃》一文中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鲁迅先生少与实际社会往还，也少与真正的自然接近，许多印象都从白纸黑字得来……
从白纸黑字中所得到的材料，构成了一个完美的第一印象；如果第二印象的材料也由白纸黑字中得来，这个第二印象一定有加强或修正第一印象的价值；但是如果第二印象的材料来自真正自然或实际社会，那么他加强或修正第一印象的价值或者要大大的减低，甚至会大大的破坏第一印象的完美也是可能的。
孙伏园这段分析，乍看仿佛不那么剀切、清爽，但细读之后即可发现，它自有心理学的依据和支撑，诸如美在想象，美在距离，即民间所谓“看景不如听景”——任何实有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在集中亦积淀了其所有美好和优长的口碑或文字的映照之下，都难免相形见绌，乃至暗然失色。其实，对于这种现象，我们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推衍：一个人的文化储备越丰厚，形象思维越发达，他对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审美要求与观赏期待就越高，而他一旦身临其境，目接实景的失望，也往往就越强烈，越难忘。窃以为，鲁迅对西安景物的不满意，最终可作如是观。唯其如此，我们说，是不那么圆满的旅游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鲁迅的旅游愿望和热情，恐怕不是毫无根据吧？
（原载《文学界》2013年第1期，另载《闲话》第16辑，青岛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