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驴慢腾腾地走动起来。罗锅子奶奶看见我耳朵上，一边夹着一朵喇叭花，便又在磨盘旁讲开了日头爷爷。她说：“这些喇叭花都是日头爷爷的使唤丫头，它们夜里躺在篱笆寨子上睡觉，只要日头爷爷一起炕，那些丫头片子就搽胭脂抹粉的，伺候日头爷爷起炕。”罗锅子奶奶怕我不信，停下手里扫高粱面的笤帚，眨巴着两只干柴眼，煞有介事地说：“你要是不信，在日头落山的时候，你到篱笆旁边看看去，那一朵一朵的喇叭花，日头爷爷一下山，它们也准打蔫，合拢起搽胭脂抹粉的脸蛋，陪日头爷爷一块儿合眼睡觉。”
“我看见过，”我说，“原来月亮娘娘和日头爷爷，都跟咱们一样。”
“不。它们是神不是人。把神说成人是要在舌头上长疔毒的。”罗锅子奶奶阴沉着褶子脸，逼着我改口，“你娘就你这一个独根苗苗，不能把神比方成人。你站在日头底下，赶紧说‘日头爷爷，我说了错话，你是神仙，不是凡人’。求日头爷爷多多保佑。”
我非常喜欢这个古老的磨房。只要是罗锅子奶奶到牲口棚来牵毛驴，毛驴“哇哇”地一叫，我的魂儿也像被罗锅子奶奶牵走了一样，准会按时出现在这座磨房里。疙瘩爷爷家这头灰色小毛驴十分温驯，我开始奓着胆子，帮罗锅子奶奶给毛驴戴上“捂眼”，挂上“箍嘴”；发现小毛驴不对我刨蹄尥蹶，便钻到毛驴肚子下面，帮罗锅子奶奶去拴绑肚带。毛驴无穷尽地围着磨盘转着圆圈，常常一边拉磨，一边扬起尾巴从屁股眼儿拉出来一团团粪蛋。我便一溜小跑跟在毛驴屁股后边，把它拉在磨道上的驴粪蛋子打扫干净。有时还用手捡起一个冒热气的粪蛋，在鼻子下嗅嗅，觉得它没有人屎那么恶臭，粪蛋子里还冒出一股子青草气哩！用罗锅子奶奶的话说：“牛骡驴马拉出来的屎，都比人肚子拉出来的干净。虽说牲口卧草棚，比人住的窝窝要埋汰，可是佛爷给它们一个干净身子，在地上打个滚儿，喷上两声响鼻，站在槽头打个盹儿，天亮后照样拉车、拉磨、碾谷、磨面。”
我小小心眼里，觉着罗锅子奶奶的话都合车辙，都吻合我的心思；但当罗锅子奶奶让我把日头当神佛叩拜，并说回头话的时候，我却不那么心甘情愿。
我扭动着身子：“不，我不。”
“去，听奶奶的话。”罗锅子奶奶有着她佝偻着脊梁般的执拗，“只说两句就行，说‘日头是神，我不该把神比方成人’。快去！”
我仍然原地不动。我着实没有想到，她会拐拉着两只缠过足的金莲脚，替我对头顶上的日头佛爷“念”了一阵经。我站在磨房的阴凉处，出神地盯望着脊背驼成拱桥那样的奶奶，不知道她为啥替我去忏悔。待她额角的汗珠顺着皱纹坠落下来，我心疼地喊她“奶奶”时，她用枯藤般的手掌，没完没了地抚摸着我的脸蛋，重复了刚才那句话：“你是你娘的独根苗苗。”说完，就拿着扫帚把儿抽打驴屁股去了——那懒驴仿佛知道我们没盯住它，又偷奸耍滑地在磨道上，并“哗哗”地在磨道上撒了泡尿。
“懒驴上磨屎尿多！”罗锅子奶奶唠叨着，“丫头你长大了，不能像这懒驴，你娘还指望着你哩！”
罗锅子奶奶再次提到我娘。
我用童心回答罗锅子奶奶：“我当骡子当马。”
“嗯。”她满足我的回答。连连点头之后，忽然歪头问我，“你知道你娘干啥给你起个丫头的小名吗？”
“我问过我爷爷。”
“你爷爷咋说？”
“他朝我说的文词儿，我听不懂。”我模仿着爷爷的神态，从嘴唇迸出来“千斤（金）”“万斤（金）”的字眼，“奶奶，就说我是小子，也没有‘万斤’那么沉哪！”
难得见罗锅子奶奶的笑容——这天她笑了。豁牙漏气的嘴，“扑哧”了一声。那声音使我想起冬季“呜呜”叫的北风吹破了窗户纸的声响。
“小子难养，丫头好活。”罗锅子奶奶把磨碎的高粱渣渣，转圈儿扫了一遍，停下脚步后，她喘着气说，“这是怕你有个灾枝病叶的啥个闪失，故意起个不值钱的小名儿，因为丫头比小子好成活。”
只有四五岁的我，既听不懂爷爷的文词儿，也听不懂罗锅子奶奶说的弯弯绕。我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了一点：带小鸡子的男娃，比没小鸡子的女娃压秤砣。难怪开皮铺的房东——满腿筋疙瘩的李爷爷，有时多喝了两盅酒，见到我和小芹玩“过家家”时，常横眉竖目地对着小芹唏嘘：“唉！你要是从家那样的丫头就好了，可你不是！命！命！这是我皮铺掌柜李永和的命！”我是假丫头，也叫丫头。小芹是真丫头，还叫丫头。
就如同李爷爷房檐下养的那群鸽子，鸽群里有公有母。春打六九头，房檐上的冰锥刚开始融化，那群鸽子就“咕噜咕噜”地叫唤开了，我歪着一撮和尚毛的头，看冰锥断裂时，曾看见有的鸽子压到另一只鸽子身上，便问从北平回老家过年节——在辅仁大学读中文系的四叔：“为啥鸽子也打架吵嘴？叔，你瞧，它踩在它身上了，还‘咕噜噜’地直叫，真欺侮人！”
四叔拍拍我一撮毛的瓦片头：“那不是打架，那是亲热。”
“啥？你说啥？”我追问着。四叔说：“那是鸽子在‘踩蛋儿’！”
“啥叫踩蛋儿？”
“一踩就下蛋？”
“是上边那只下蛋？还是下边那只下蛋？”
四叔朝我一笑：“你在这儿，就在看这事儿？”
“不。我爱吃断落的冰锥，等着锥锥掉下来。”
“不能吃冰锥，那东西太脏！”
说罢，他进了四婶住的屋子。啥叫“踩蛋”，四叔一个岔，打了个十万八千里，他到底也没回答我啥叫“踩蛋”。
磨盘慢悠悠地转着。缺油的磨轴，发出“吱哩吱呀”的声响。罗锅子奶奶只顾不断把高粱渣渣，由簸箕倒进磨房边上的大簸箩里，不知她身旁的小小人儿，在猜着一个又一个他猜不透的谜团。在我的童眸里，这人世间就如同端午节吃的粽子，外边包裹着一层厚厚的苇叶，我就是拿出吃奶的劲儿，也难猜透粽子馅儿是红枣的，还是小豆的，是红糖馅儿的，还是山楂的。而大人们——包括我家和房东家，都毫无例外地不愿意抖开粽子的苇皮，对童心孕育的一个个谜，一个个梦，都不给予清晰的回答。这是为啥？！
当时，能彼此说着悄悄话的，好像只有小芹，还有隔壁的二嘎子、小石头和春儿。二嘎子他们都到了上学年纪，到东关大唐庙里去上学了；而小芹娘经常带着小芹回娘家，小芹哭涟涟地告诉过我：“我就愿意跟你玩，可我爹总打我娘。有一回，半夜我被爹的巴掌声惊醒了，睁眼一看，我爹正骑在我娘身上打我娘哩！一边打一边还骂着，‘你就会养丫头，你就不能给李家生个带把儿的？’我娘只会哭，哭完了就拉着我去姥姥家。”
我说：“你不会向爷爷奶奶告你爹的状？”
小芹撇撇嘴：“爷爷、奶奶啥都好，就是不管我爹逼着我娘生小子。我要是个能站着撒尿的小子该多好？！”
“为啥你是你娘生的哩？”
“只有女的才能生娃！”小芹说。
“我娘告诉我，我是有人背着粪箕子，从北关二郎庙后边捡回来的。”
“那是你娘编瞎话骗你哩！”
“我娘从不骗人。”
“你想想，咱们在东关街上玩‘跳格儿’的时候，挺着大肚子走来走去的都是女的，那肚子里揣的就是男娃和女娃。”小芹像猜谜一样地说，“从哪儿生出来，我猜不透，也许是先从屁股眼下蛋，蛋壳破了，小孩就钻出来了。小鸡不就是这样孵出来的吗？！”
我感到小芹说的话沾边。可又觉着耳朵里只听说过鸡蛋、鸭蛋、鹅蛋、鸟蛋……没听大人说过人蛋。对于这个谜，我问过我爷爷，他摇着头说：“你长大了，这个谜自然就能破了。眼下，你要记住的是爷爷教你的古诗。你能背几首了？”
“一去二三里……”
爷爷说：“背新的！”
“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这诗里是啥意思？”爷爷问。
谁知道是啥意思，爱是啥意思就是啥意思。我扭头就跑，去处之一就是这间古老破旧的磨房。这磨房是由两个石头家什组成，一盘长圆形的石碾子，一盘圆圆的石磨；日久天长，磨道上被驴蹄踩出凹进去的沟沟。即便是罗锅子奶奶不来碾粮磨面，我也喜欢到这磨房里来，像毛驴般围着磨道，跑上一阵，然后，往碾盘上一躺，身下冰凉冰凉。棚顶上有几个燕子窝和家雀子的巢穴。燕子飞来飞去地衔来活食，喂那泥窝中“啾啾”叫着的乳燕；家雀子则不愿远飞，尾巴一翘一翘地啄食着磨盘上的残谷剩渣。磨房角落里张开着大大小小的蛛网，磨盘下边藏着蚂蚁窝，它们匆匆忙忙地搬运着玉米屑……好像人世上不管天上飞的、地上走的都为填饱肚子，哺育幼小，而拼命地干活。
“丫头，去给奶奶拿个细罗来。”罗锅子奶奶吆喝我了。我喜欢听她的呼喊，就像喜欢听大山的回声一样。尽管她弓腰驼背，驼峰里装着一个个故事篓子。她每对我讲“古迹”之前，开场白常是这句话：
说古迹，道古迹，
出门碰见老母鸡。
母鸡下了九个蛋，
蛋里孵出九只鸡。
她给我的童梦，抹上了许多神奇古怪的色彩。我生于1933年，那是鸡年，我常想我就是“喔喔”啼的公鸡。罗锅子奶奶推算过我的命相，说生在农历三月的鸡命好。因为三月春时，草芽已然返青，虫儿啥的都出土了，一辈子用不着在粪堆上刨食。我四叔则说我落生在农历三月十三，命相中有灾。他说耶稣受难就是在十三日，外国有的街市门牌上没有十三号，中国亦有十三号凶宅的典故。土八卦跟洋八卦完全扭着个儿，我不相信满腹文章的四叔，倒相信罗锅子奶奶的土八卦；因为我的秀才爷爷和房东李爷爷，都信奉中国皇历。
筛面的细纹罗取回来了。罗锅子奶奶给我一个奖励：“去，到黄瓜架上摘条黄瓜吃，这天太热。”
磨房紧挨着南菜园。黄瓜、架豆、茄子、韭菜……一片滴青流翠。一眼辘轳井在菜地中间，油菜花一片灿黄，像支撑起童话中的一把把小金伞。
天地之间没有嘈杂声响，只有一只只黄白蝴蝶，在单调的“知了”声中翩翩而飞。它落在小伞上，又飞起来，飞了丈把远，又落下。我蹲在井沿指甲草旁边的柳树下，仰着细脖大脑袋向树丝间瞭望，我在找那只一个劲唱歌的“知了”。它好像不知疲累，又有着唱不破的铁嗓子。眼珠子看酸了，脖颈子扭疼了，我终于发现柳枝上的“知了”；不是一只，而是一对儿，它俩在相距不远的柳枝上，此应彼和地对唱。“突”的一声，不知从哪儿飞来一对“柳叶”，灰羽黄脖，在柳枝上跳来跳去，但总是一只追随着另一只。“知了”哑了，它们“啾啾”的歌喉，比“知了”的叫声悦耳多了。我忽然想起爷爷让我背的两句古诗：一只黄鹂鸣翠柳，两行白鹭上青天。在柳丝间唱歌的虽不是黄鹂，而是身材跟柳叶大小差不多的小鸟，但也让我久听不厌，难以离开这浓浓的柳荫了。
“哎呀！我的假丫头——”罗锅子奶奶衣襟上沾着面迹，拐着两只小脚走过来了，“让你摘黄瓜，你咋当开小和尚，在这儿打坐起来了。离辘轳井这么近，要是掉下去，我咋对得起你们孤儿寡母？！”
瓜（孤）儿瓜（寡）母？在我无忧无虑童年生活中，这是我承受的第一个刺激；而这个刺激不是来自我的爷爷奶奶，却来自深爱我的房东家罗锅子奶奶。从我有记忆那一天起，就和娘睡在一张炕上，别的小伙伴都有爹在身边，我没有，但我没有惊奇过。因为爷爷在教我背古诗时，曾说起过：“要像你爸爸那样有出息，不仅考北洋大学时你爸爸考了个第一名；小日本一进东北，你爸就去了南方重庆！”所以，我是有爹的，爹是个大能耐人，只是不在我身边罢了。爷爷还说我爹是虫子师（工程师），当时我想爸一定是杀虫子的，杀虫子也算能耐人？！
是罗锅子奶奶看我在井边坐着，一急说漏了嘴，还是我没听清楚罗锅子奶奶的话？她有七十多岁了，说话嘴里像含着青枣，常是“乌乌涂涂”的。我从井台上站起来，询问罗锅子奶奶：“您刚才说啥来着？”
罗锅子奶奶像没听见我的问话似的，弓着身腰走向黄瓜地，摘下一条顶花带刺的鲜嫩黄瓜，递到我的手里：“吃吧，解解暑热。”
我平日最爱吃南菜园的嫩黄瓜，但是这天黄瓜没能堵住我的嘴。我跟在罗锅子奶奶身后，往磨房里走，边走边追问着：“您说啥瓜（孤）儿瓜（寡）母来着？奶奶，您说话呀！”
我问东，她答西：“丫头，替我轰驴去。你不在磨房，那懒驴就不拉磨。”
我还是死咬着罗锅子奶奶的话不撒嘴：“奶奶，谁是瓜（孤）儿瓜（寡）母？您刚才说的是谁？”
罗锅子奶奶答话了：“我说的是隔壁的二嘎子，他不是有娘没有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