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在一天中的每次约会都要迟到十分钟，我实在无法理解这些人究竟是怎么想的。”我完全赞同这种看法，唯一直截了当的做法是推掉一两个约会，这样才能赶上其他的约会。但是很少有人能下决心做到这一点。
1896年的春天，第四轻骑兵团向豪恩斯洛和汉普顿宫苑开拔，准备在这个秋天乘船去印度。在豪恩斯洛，我们把马让给了刚从前线归来的军团，这样一来，我们的骑兵训练就结束了。我们的军团将会在东方驻扎十二年到十四年，军官们都被彻底放了长假，以便安排及处置他们各自的事务。在与我们的战马告别之前，我们在豪恩斯洛举行了最后一次阅兵式。在阅兵仪式上，任期已满的布拉巴宗上校做了一次十分精彩的军人式简短发言，和我们告别。
我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六个月长假期，事实上，这六个月时间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段闲暇时光。我和母亲一起住在家里，每周两到三次乘地铁去豪恩斯洛军营。我们在英国马球总会和拉内勒夫马球场打马球，当时罗汉普顿马球场还没有建起来。我有五匹相当好的矮种马，已经开始崭露头角，我尽情地享受着在伦敦的时光。在那个年代，英国社会古风犹存，它是一个辉煌的、强大的实体，自有一套处事行为的标准及实施办法，但这一切，现在都已被人遗忘了。这么多年来，统治了英国的几百个大家族，亲眼目睹了英国走向辉煌的顶峰。在很大程度上，大家相互都十分了解。这些家族间相互联姻，关系错综复杂，人们到处都会碰到这些家庭的朋友和亲戚。英国社会里的上层人物大多也是议会里重要的政治家，在赛马场上同样也是出类拔萃的人物。索尔兹伯里勋爵有一个习惯，当纽马克特[58]有赛马时，他从不召开内阁会议；下议院也有一个惯例，只要德比[59]有赛马时就休会。在那些年里，兰斯顿大厦、德文郡大厦或斯坦福大厦，常常举行盛大的晚会，参加晚会的都是兴致很高、地位显赫的社交界人物，这些人与议会、军队和政界的领导层关系密切。现在，兰斯顿大厦和德文郡大厦都成了酒店、公寓和饭店；斯坦福大厦变成了世界上最丑陋和最愚蠢的博物馆，它那暗淡的大厅被社会主义政府用来作为公务接待的场所。
但是，1896年的伦敦还没有出现这样的迹象，相反，所有的人都在期待着来年的钻石庆典[60]。我从一个热闹的社交场所玩到另一个社交场所，在这些富丽堂皇的大厦里愉快地度过周末。这些地方的主人都和大英帝国的辉煌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很荣幸我曾见过这已经逝去的世界，哪怕只有短短的几个月。1897年，德文郡的公爵夫人举办过一次化装舞会，舞会上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迪斯累里曾经在他的小说里用很大篇幅描述过当年舞会的场景，这场舞会又再现了迪斯累里所描述的场景。事实上，这次舞会让他的描述复活了：夏日之夜的格林公园里到处都挤满了人，人们聚在这里是为了观看来来往往的客人，听听舞曲音乐，或许也在沉思当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巨大差别。
1920年，保罗·康本结束了长期出使英国这段令他难忘的外交生活，他屈尊来到我家，与我们共进午餐。谈话围绕着我们所经历的大事件以及自本世纪初到当时世界所经过的历程。“我在英国待了二十年，”这位年迈的外交官说，“我亲眼目睹了英国发生的革命，它比法国大革命意义更为深远，更彻底。统治阶级几乎完全被剥夺了政治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财产和土地也被剥夺了。这种革命在不知不觉中完成，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一个人丧生。”我想他的话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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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莲，我的伯父马尔伯勒公爵八世的遗孀，是一位美国海军准将的女儿，因为第一次婚姻而变得十分富有，最近她第三次结婚，嫁给了威廉·贝雷斯福德勋爵，他是沃特福德勋爵三兄弟中最年轻的一位。这三兄弟都是名人：最年长的查利是著名的海军将领；老二马库斯在上流社会和赛马场上名声都很大；老三比尔是一位军人，在祖鲁兰[61]战争中获得过维多利亚十字勋章[62]。我一直与他们保持着联系，直到他们过世。
威廉勋爵和公爵夫人莉莲是在年纪都已较大的时候结的婚，但是他们的婚姻非常快乐、幸福，甚至可以说是获益良多。他们在多金附近美丽的迪普顿定居下来，经常邀请我去他们那里。我非常喜欢比尔·贝雷斯福德，他好像具有能让一个骑兵中尉着迷的各种素质。他老于世故，熟悉俱乐部区[63]和上流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达弗林勋爵和兰斯顿勋爵先后担任印度总督期间，他曾为他们担任军事秘书多年。他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健将，一生与马为伴。他喜欢打马球、猎野猪、赛马，还喜欢狩猎各种大型动物，这些运动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年轻时在第十二枪骑兵团任职，赢得过一次大赌注。一天晚饭后，他从骑士桥的军人食堂步行到豪恩斯洛的骑兵营，在那里抓住了第十轻骑兵团养的一只獾，装在袋子里扛回骑士桥的食堂。考虑到其间的距离，他抓獾所用的时间极短。在运动以及运动赌博方面，没有什么是他没尝试过的。作为军官，他先后参加过三四次战争，曾冒着生命危险从祖鲁人的长矛和子弹下救出过一位战友。虽然他对公共事务的观点带有一些官方色彩，但还是很实际的，在行为和礼仪问题上，他的观点有绝对的权威。
我常去迪普顿，那里既舒适又豪华。对于他那充满智慧的言论，我总是百听不厌，也很乐意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文明人之间再也不会发生另外一场战争了。他的这个观点我一直牢记在心。他说：“我常看到有些国家之间快要打起来了，但总会有一些事情让他们撤兵。”他认为，当今世界人们变得越来越理智，文明国家之间不会再发生这种令人惊骇的事情了。我并不接受这种观点，但这观点对我有一定的影响。有三四次，战争的谣言四起，我都选择相信他的观点，结果证明他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这种观点是维多利亚时代生活的真实写照。不过，威廉·贝雷斯福德勋爵以及他的同伴们没有想到的是，后来这个世界陷入了一种他们从未经历过的深渊之中。
1896年，我在迪普顿第一次遇见宾登·布拉德爵士。这位将军是在印度边境最受信任、最有经验的指挥官之一，他是比尔终身的朋友。1895年秋，他成功地攻克了马拉根德关口[64]，现在刚刚回国。如果印度边境再发生动乱的话，他肯定会重掌指挥大权，他的手里握着开启未来快乐的钥匙，我和他成了好朋友。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阳光明媚，在迪普顿的草坪上，我获得了将军的一个许诺——如果他能重返印度指挥作战的话，他就让我和他一起去。
我在迪普顿有过一次令人烦恼的经历。我应邀参加为威尔士亲王举办的周末晚会，这对于一个二等中尉来说是莫大的荣幸。布拉巴宗上校也是受邀嘉宾。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好好表现，要守时、谦恭、矜持，总而言之，我要把自己所有的良好素质都表现出来。我本该乘坐六点钟开往多金的火车，但我却决定乘七点十五分的那趟火车。一切都进展得非常顺利，但到我的旅程过半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肯定要迟到，赶不上晚宴了。火车应该在八点十八分到站，从火车站到目的地还有十分钟的车程，所以我只好提前在火车上更衣，和我同车厢的那位绅士对此非常关注。可是火车实在太慢了，每次停靠站台都要耽误几分钟，而且每个小站都停。到达多金的时候已是八点四十了。我赶紧从车厢里跑出来，找到站台上已明显等得不耐烦的仆人。我跳进四轮马车，只见马车夫催着两匹马飞奔，我感觉在目的地等待着我的肯定是一次严重的危机。不过，我想：“我会悄悄地溜进去，几乎不引起别人注意地坐到我的餐桌边，然后再作道歉。”
当我到达迪普顿以后，发现所有人都已聚集在客厅里，晚宴除了我之外似乎只有十三个人。众所周知，当时英国王室最忌讳十三个人坐下来吃饭。威尔士亲王直截了当地拒绝进宴会厅，也不允许重新安排两张桌子。他一向守时，晚上八点三十分准时到达。而现在已经是八点四十八分了。大客厅里站着经过精心挑选的贵客，大家的情绪都很糟糕，而我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是因为他们对我的特别关照，才能有幸前来参加这样的宴会，可我却迟到了。当然，我有一个绝好的借口，说来也奇怪，这个借口后来我不止一次用过，但当时我却没有马上解释。我忘了借口，只是吞吞吐吐地说了几句道歉的话，走到威尔士亲王面前鞠了个躬。他用严厉的口吻说：“难道在你的军团里他们没有教你要准时吗，温斯顿？”说完，很不悦地看着布拉巴宗上校，而上校正怒视着我。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时刻！我们两个两个并排走进餐厅，坐下来正好十四个人。威尔士亲王是一个天生真诚善良的人，过了一刻钟以后，他和蔼地跟我说了一些玩笑话，让我打消顾虑重新安了心。
我认为迟到的确是一个极坏的习惯，我的整个一生都在试图与这种坏习惯决裂。几年后韦尔登博士曾给我写过一封信，信里说：“有些人在一天中的每次约会都要迟到十分钟，我实在无法理解这些人究竟是怎么想的。”我完全赞同这种看法，唯一直截了当的做法是推掉一两个约会，这样才能赶上其他的约会。但是很少有人能下决心做到这一点。你宁可拒绝一个名人的邀请，也千万不要让九个人在闷热的客厅里等你等得心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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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12月，南非发生了一件事，当我回顾我的人生时，觉得这件事似乎是个祸害。当年夏天，保守党获得了一百五十个多数席位，索尔兹伯里勋爵重新上台执政。他希望能有七年任期，因为他给自己定了一个任务：要洗雪格莱斯顿政府在非洲的耻辱。一是戈登将军在苏丹被谋杀；二是英国军队在马朱巴山战役[65]向南非投降。索尔兹伯里首相决定采取缓慢稳妥的步骤，谨慎小心地来处理这两件事。他谨慎地推进欧洲的和平，尽可能保持国内安定。当俄国在远东的扩张威胁到英国的利益和日本的生存时，他竟然愿意撤退，听任俄国命令大英帝国的中国舰队[66]撤出亚瑟港[67]。他能容忍当时的反对党——自由党对其优柔寡断的讥讽。当美国就委内瑞拉发出奥尔尼照会——实际上是最后通牒——时，他竟然不愤怒，反而给了温和的回答。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大英帝国，他一心只想解决英国与苏丹和德兰士瓦[68]殖民地的问题。
在这件事情上，张伯伦先生也很活跃。从1886年至1892年，约瑟夫·张伯伦[69]一直支持索尔兹伯里勋爵执政。张伯伦锋芒毕露，于1895年把刚执政不久的自由党人赶下了台。后来他决定参加索尔兹伯里首相的新内阁。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殖民事务部被认为是一个不太重要的机构，然而这个部到了张伯伦手里，却成了国家政策的主要操作工具。索尔兹伯里勋爵在喀土穆[70]和哈里发谈判，以及在比勒陀利亚[71]和克鲁格总统进行谈判时，发现这位来自伯明翰的激进的帝国主义者在南非问题上是他的重要后盾。
在南非问题上，除了这些个人因素外，局势正在渐渐地陷入危机。几年来，南非深层金矿开采的发展，使约翰内斯堡[72]不仅在英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成为金融和经济事务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因素。布尔共和国的农民，[73]一直在其祖先所移居的荒凉地区过着田园生活，现在却发现自己拥有巨大的金矿财富，应该为一个迅速增长的多民族的现代城市的繁荣负责。比勒陀利亚出现了一个强大的、能干的、野心勃勃的政府。在南非，它成为吸引荷兰移民愿望的磁铁。金矿的开采量日益增长，政府通过向金矿征税来供养自己。政府与荷兰和德国建立了关系，寻求欧洲人的支持。最为重要的是，它的身后还有一支不可估量的战斗力——五六万凶猛的、心胸狭隘的、有偏见的、虔诚的布尔农民组成了一支最精良的持枪骑兵，自蒙古人之后，他们是最有战斗力的勇士。
约翰内斯堡的新居民被称为外族人，主要由英国人组成，他们对布尔政府糟糕且腐败的管理很不满；对政府沉重的、不断增加的赋税更为不满。于是他们老调重弹，声称：“我们在政府里没有代表，政府也不该征收我们的税。”他们要求有选举权。但是他们人数众多，肯定会把布尔政府赶下台，取得德兰士瓦的最高统治权。这一统治权是布尔人好不容易在1881年从英国人手里夺回来的，所以这些约翰内斯堡的外族人的正当权利绝不可能被承认。
张伯伦先生捍卫约翰内斯堡外族人的权益，索尔兹伯里勋爵紧随其后。不管是从理论上讲还是出于民主的目的，这件事都是一边倒，外族人有理。但是不管你用什么合理的理由，都无法说服一个人放弃他的切身利益，不管这些新居民的人口数有多大，多有影响力，德兰士瓦省的老居民都不会把他们的自治权让给新居民，哪怕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计划通过征税的方式来获得必要的收入，并以此作为手段，使外族人俯首称臣。如果他们之间的争执导致战争，克鲁格总统和他的同僚看不出欧洲有什么理由会对他们进行干预，也看不出他们为什么不能成为全南非的主人。他们也有理。英国人不断挑拨干涉布尔政府与当地居民和仆人之间的关系，为了避免英国人的统治，他们不是已经经过艰苦跋涉迁到了这荒芜之地了吗？如果英国人像对待波士顿茶党事件[74]一样蛮横无理，那么布尔人也可以像美国南北战争前夜的南方种植场奴隶主一样随心所欲。布尔人声称，英国的帝国主义者为了夺取金子，对布尔人步步紧逼，把他的手伸向了他们最后的避难所。张伯伦先生反驳道，事实上布尔政府是拒绝给予这些具有现代化生产能力并为布尔创造了十分之九财富的外族人公民的权利，因为布尔人害怕他们再也不能虐待卡菲尔人[75]了。罪恶的冲突！
塞西尔·罗德斯[76]先生是殖民地开拓公司的董事长和创立者，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荷兰人的支持当上开普殖民地总理的。詹姆士博士是该公司的一名管理人员，此人性格刚毅，容易冲动，他在马弗京[77]召集了一支六七百人的队伍。这样一来，如果外族人为了争取他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而发动反叛，正如他们经常威胁要去做的一样，如果有必要且罗德斯赞成、英国政府同意，他可以带领这支军队从马弗京出发，急行一百五十英里，到达约翰内斯堡，阻止不必要的流血事件。无巧不成书。当时约翰内斯堡真有人密谋反叛，外族人准备用武力夺取公民权。对他们来说，经费不是问题，因为参与的共谋者里包括一些主要的金矿矿主。总之，他们得到了大部分矿工和住在约翰内斯堡的非荷兰人的支持，尽管这种支持不是很热情，但在人数上，他们已经超过了住在德兰士瓦的布尔人。4月的一天早晨，约翰内斯堡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于是詹姆士博士带领着他的七百名人马和两门炮，穿过草原直奔约翰内斯堡。
这次事件震惊了欧洲，震撼了全世界。德国皇帝给克鲁格总统发了一封电报，并命令正在附近的德国海军在德拉瓜湾登陆。英国遭到了各国的强烈谴责。早有准备的布尔突击队轻而易举地包围了詹姆士博士和他的队伍，经过激烈战斗，詹姆士博士被迫率部投降。与此同时，德兰士瓦的武装大部队镇压了约翰内斯堡的叛乱，逮捕了所有参与叛乱的领导人和大富翁。当詹姆士博士发动袭击的消息一传到英国，他的行为立即遭到英国政府的否认。在开普敦[78]，塞西尔·罗德斯简短地说了一句：“他打乱了我的计划。”索尔兹伯里勋爵用他所有的耐心和强有力的外交手腕来平息民愤。那些被判处死刑的约翰内斯堡叛乱头目，获准用大笔赎金来赎身。詹姆士手下参与袭击的人被引渡到英国审判，总指挥和军官都受到审判，被判两年监禁。
自由党领导人们进行了一次严格的调查，以查明张伯伦先生或罗德斯先生与此事是否有牵连。这次调查花了很长时间，到最后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于是这事就不了了之。但这件事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英国在世界上的声誉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荷兰人推翻了塞西尔·罗德斯在开普殖民地的统治。英国把德国皇帝的电报看作是敌对情绪的一种展示，对此耿耿于怀。德国皇帝面对英国的海上势力感到自己完全处于劣势，就把注意力转向德国舰队的建立。南非政治的整个进程脱离了和平的轨道。英国殖民者希望得到大英帝国的援助，而荷兰人则聚集在两个布尔共和国的旗帜下。遭受了这次灾难性的挫折以后，英国政府开始团结起来，而德兰士瓦人则变本加厉地对外族人征税，并开始大肆武装自己。冲突之火燃烧起来，只有更加有力的裁决才能解决这场争端。
在这个多事之夏，我的母亲经常邀请两个党派中的政治家、文艺界的著名人士以及一批俊杰英才到家里来。但是，有一次，她的宽容过了头。约翰·威洛比爵士是詹姆士博士袭击事件的参与者之一，正在伦敦取保候审，他是我们家的老朋友，事实上，正是他教会了我如何用玩具骑兵来排兵布阵。有一天，我从豪恩斯洛回来，发现他早就到了我家，准备来吃午餐。当时我母亲还没有回来。突然门开了，仆人通报约翰·莫利先生来了。我意识到麻烦来了，但只能壮着胆为他们相互介绍，因为当时也没有其他的办法。约翰·莫利停下来，僵硬地微微鞠了一躬，并没有把手伸出来。威洛比对此无所谓。我心里十分不舒服，只好轮流着跟他们讲一些客套话，努力制造谈话的气氛。不久，我的母亲回来了，我如释重负，她能从容应对这种尴尬的场面。午餐的时候，不知情的人不会发现这餐桌上四个人中，有两个人是从不直接交谈的。到午餐快结束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并不介意相互交谈，但为了表明各自的立场，不得不僵持下去。我怀疑这是我母亲有意的安排，她想缓解由我们都关心的问题引发的困境；她想把詹姆士袭击事件降格为普通的政治问题，但是流血事件已经发生，性质就不同了。
当时我正在第二十一轻骑兵团服役，不用说我是完全赞成詹姆士博士和他的战友们的，我对争端双方的理由非常清楚。我渴望有一天我们会“雪耻马朱巴”。我们的保守党政府在危机时刻竟如此胆怯，我感到十分震惊。当我看到他们屈从于误入歧途的反对党——自由党的意见，甚至要惩罚这些英勇的袭击者时，我感到羞耻。这些袭击者中的大多数人我都很熟悉。在后来的几年里，我对南非有了更多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