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起程，不走肯定也是不行的，被嘹亮尖厉的号声叫醒，摇摇晃晃站起，背起背包继续沙漠上的进军。问得最多的话就是还有多少里，甚至连何老师都问体育老师，每次体育老师都说“还有四五里”，后来才告诉我们是“四五二十里”。一步步量出的乡村，汗水与血水（血泡）淌到的乡村，当然是不一样，也因此到达目的地后，一下就爱上了这个小村。
这是一个半沙地的小村庄，后来所说的沙漠逼近北京城即是指这里。我们一个班也就是一个“排”住一个村，几个人一组分别住在老乡家，如同当年的八路军。村子不大，二十几户人家稀稀落落构成不规则的圆，树不多，不过与村外荒凉沙丘比算多了，而且有些树很粗很大，简直像是古树，说明当年树很多，村子也很古老。我们没有任何生态环保意识，对树不感兴趣，反倒对从未见过的沙丘特别上心，新鲜极了。沙丘像波浪像月球一样，并不是一点植物都没有，沙丘与沙丘之间也还有一撮撮绿，一种叫马舌头的四脚蛇跑来跑去。不，这不是纯粹的沙漠，但足以让我们惊奇。马舌头成为我们捉取的对象，捉住之后让两条马舌头咬在一起，放在光光的沙丘上，到死它们也不会松开对方。村外的沙丘是收工与饭后我们男生的乐园，不需要女生，女生才不敢来，就是男生的乐园。
我们同样见识了井水，这个村子那时连压水机也没有，吃水要到村边井里挑。义不容辞，给老乡挑水是规定动作，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传统。可我们稚嫩的肩膀哪儿挑得动水，但是挑，痛苦地挑，挑半桶，小半桶，不会前后挑就横着挑。横着如同一种刑罚，架势看上去太痛苦难受了。但还是挺高兴，新鲜，嘻嘻哈哈，几个人换着挑，照样把老乡的水缸挑得满满的。挑水本是男生的活儿，但有的女生也挑，甚至比许多男生挑得还好，真是惊人，挑起来像一种舞，让横着挑的男生无地自容。如果不是学农拉练很多事不会发生，许多生命信息难以传递，而少男少女也一定是在特定的环境里，才能充分地感觉到青春信息，身心也才丰赡自然。
乡村的夜也是新鲜的，它如此宁静，繁星低垂，天空比村子还亮，村子倒成为夜的轮廓，一处处黑黢黢的有些吓人。吓人就看星星，越看越亮，连银河都清晰可见。班长吕世秋与我同住一个老乡家，每天晚上都叫上我一起去找何老师，陪何老师一起查铺。那时农村连养狗的都少，我们穿过夜晚的村子，只在村外偶有一两声狗叫，听上去很新鲜。何老师查铺完全是她个人的一种责任，团里并没要求，主要查看是否熄了灯，有什么问题，谁身体不舒服，后来想想或许还有跟她的学生道晚安的意思。陪何老师查铺的还有两个女生干部，一个生活委员，一个学习委员。另外还有一个村里的复员军人，担任民兵连长，人很憨厚，有点害羞，很周到。女生宿舍没什么，都很安静，男生宿舍几乎没有一处安静睡着，习惯了查铺，都等着查铺，我们到一处总听到里面有故意弄出的响动，然后是低声的笑，忍不住大笑，总有更大胆更赖皮的男生伸出窗户跟何老师贫上两句，谁谁放屁他睡不着，然后被一把拽将起来，受何老师一顿训，才算舒服完事了。
跟着何老师一起查铺的人都是干部，只有我不是。我能看出许多同学的疑惑，就算我和吕世秋一个宿舍，但宿舍也还有别的干部。能检查别人，我已是事实上的干部，早晚是——我隐隐感到未来的前景。差不多十点钟，查完最后一处，就到村边了。刚开始查铺到这儿，我们就先送何老师和两个女生干部回宿舍，我和吕世秋再回，均由民兵连长护送，后来越来越熟，每次都要在月色中的一棵老树下坐一会儿，说一会儿话。都是年轻人，最大的民兵连长也不过二十出头，有股周到的英武之气，我们很喜欢他，有种温暖沁人的安全感，看得出何老师也很喜欢他，如同喜欢泥土或树一样。大家有说有笑，主要是何老师说，吕世秋附和，两个女生干部咯咯笑，我话不多，和民兵连长差不多。问到民兵连长他才说一下，说得很有条理。我只静静听着已很快乐，总是想我是谁？连个小组长都不是，却和老师班干部在一起，别的同学都睡了，我们却在这儿赏月，真是很特殊。
有人提议何老师唱支歌，大家一致赞同，何老师也没推辞，自然而大方地对着月亮唱了一曲《见到你们格外亲》。必须承认我没听过，也不知道这是马玉涛唱的歌，更不知道是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歌曲，至少五年以后这支歌才会在首都体育场重新唱起，唱得大家热泪盈眶，老泪纵横。何老师在1973年的乡村便已唱了这歌，声音那么饱满，不像平时何老师说话的声音，特别是那句“八年打走了日本兵”特别带劲。几年后，当我在不同场合听到马玉涛唱这歌时，不禁想到曾经的夜晚。月色之下，何老师唱完，我完全听傻了。尽管何老师只比我大三四岁，但她显然知道《东方红》，而我一无所知，全无概念，从第一天上学学习“毛主席万岁”，听说读写，我与历史就中断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我们是全新的一代，是“时间重新开始了”的时代，以前没有时间，以前的时间不算时间。但是好东西，哪怕稍好一点的东西放出来就会感觉特别好。历史是阻拦不住的，稍有缝隙就会流泻出来，何老师就是缝隙。何老师唱完让民兵连长唱，民兵连长羞涩片刻，可能受了感染，也大大方方唱了一首《伟大的北京》，是当时最流行传唱全国的歌，“伟大的北京我们为你歌唱，你是人民心中的心脏”，竟唱得也不错，但显然与何老师比是两个时代，是被允许的，当下的。没想到民兵连长唱完，何老师竟开了我一个玩笑，让我也唱一支。何老师甚至叫了我的小名“二庆子”，并且强调了一下，能听出玩笑的味道。何老师上课经常叫同学的外号、小名，有时大家哄堂大笑，非常亲切。我倒没任何羞怯与自卑，这个夜晚如此美好，让人动情，情不自禁，吕世秋和两个女生干部都唱了，我却依然没唱。我一支歌都不会唱，像石头里蹦出来的，如果非要我唱，我也只会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之类，在这个夜晚，根本没法张嘴。我和别人比，在那个时代缺了点什么，主要是我一个人生活，历史简单我就更加简单。
2016年5月
【胡同1973】
三位一体
戏曲，武侠小说，武术，三位一体。时至今日，也还没有一种文化比这样“三位一体”的文化对国人影响更大。我以为这三者像三根梁柱构建了我们民间的心理空间。诸子也好，唐诗宋词也好，程朱也好，明清小说也好，实际上是通过上面三位一体的通俗形式投射到民间的，在漫长的时间中高端文化与低端文化是一个水乳交融的过程，高端与低端接近完美的结合与自洽。其是非功过不是本文所能谈的，我要说的是即使“文革”期间，八个样板戏一统天下，上述的“三位一体”在民间也并未被完全打破。
传统戏曲自然缺席，但与传统戏曲同脉同构的武侠演义小说仍在口头上流行，“说唐”“隋唐”“水浒”“三国”“十八条好汉”“一百单八将”“杨家将”“岳家军”“借东风”“空城计”，像日常用语一样不绝于耳。特别是到了“评法批儒”的1973年，传统文化以“内部资料，仅供批判”的变态形式又具有了某种合法性，传统戏曲如京剧昆曲虽未恢复，但与之一脉相承的武侠小说与民间的“尚武”已通行无阻，舞枪弄棒，压腿弯腰，耍把式摔跤，不要说在广阔的乡村，就是在北京的胡同也死灰复燃。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形容1973年的传统文化也十分恰当。
北京，别看是首都，某种意义上是放大的乡土，与乡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仅从建筑格局上看，也不过是把传统乡村的院子一个个连起来，形成了胡同、街、巷、夹道，而乡村的井在并不久的以前，在胡同中非常普遍，在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中，胡同之井一如乡村。在许多旧文人看来，在全国范围，北京也是最有“乡愁”感的城市，比如郁达夫，他就说过只要在北京住过两三年，就会“隐隐地对北京害起怀乡病来”。不独中国人，外国人也一样，在北京住上几年同样也有某种强烈的“原乡感”，英国作家罗德艾克森曾在北大教书，离开后却还一直交着北京寓所的房租，老人家总巴望有回来的一天，其自传《一个审美者的回忆录》中，北京生活占了很大篇幅，仿佛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
北京天桥堪称“戏曲、武侠小说、武术”三位一体的集大成之地，事实上也是乡村集镇文化的放大，虽然1949年后天桥消失了，但“天桥”的余脉始终在胡同中活跃着，“文革”中彻底销声匿迹，但到了1973年再度复燃。
胡同里许多蹬三轮的都有着天桥的“倒影”，上世纪70年代在北京虽然拉洋车的早已不存在了，但事实上三轮车代替了洋车，不拉人改为了拉货，是70年代北京重要的运输工具。自然，也像过去天桥一样蹬三轮的多来自底层，平时就是卖力气，养家糊口，眼睛毫无内容，如同三轮本身。
但也像南城总有民间传奇一样，种种原因，蹬三轮这一行的人也偶或有世外高人，甚至一看他们的眼神就不同，肌肉线条也不同，或者说这种人什么时候都不同。别看苦力负重，一招一式，举手投足，都透着内心的东西。哪怕他一身酒气，喝了半斤八两，你走近他都会感到一种从容的东西，与酒不同的东西，一种稳定的气场。唯一不同的是酒后他的眼睛越发亮，但也越发深不可测。的确，无论从事什么工作的人，只要有本事，最终都会内化为一种内在的东西。
王殿卿
王殿卿，此刻我在心里叫出他的名字仍感到一种四十年前的气场：他坐在围观的众人之中。他是核心，别看是蹬三轮的，这时却像个教主。他本不是我们前青厂的，是北柳巷的，我们两条街在琉璃厂画了一个十字，有一段距离，本来是互不来往的。王殿卿五十来岁，个子不高，身体挺拔。日晒雨淋的脸，手臂，胸，均铜色，手的肤色与脸完全没有区别，眉与眼黑得总像漫不经心。不穿背心，一条黑裤子差不多卷成裤衩的样子，盘腿一坐，稳如泰山，自成庙宇。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泰山”的师父李三站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天桥撂跤界大名鼎鼎，1949年后下落不明。时光到了70年代，王殿卿坐在众人之中，俨然就是当年天桥的他的师父。
我不知道跤场创办人小徒子当年是怎样认识王殿卿的，有一天在什么场合拜了师，有何种仪式，或者并无仪式，一切都不详。不过就像任何事都有必然性，比如可以反问：如果小徒子不是我们那一带顽主，一条七节鞭打遍几十条胡同，如果不是动辄小徒子身怀砍刀去和人碴架，如果不是种种“后文革”盛行的流氓性，动不动就“震”哪儿，小徒子会认识天桥出身的王殿卿吗？天桥并不单纯，流氓性与民间性并不好区分，这点在小徒子身上也同样并存着，但吊诡的是自从小徒子认识了王殿卿并拜其为师，打架反而少了，特别是开了跤场，请来了师父，小徒子就好像归了正果，再没打过什么架。或者用不着打了，流氓顽主最怕两种东西，官府不必说，再有就是真正的江湖——跤场或武馆这类殿堂，后者与前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后者又是前者的克星。戏曲武侠反映的是这样，现实有时更是这样，很多时候现实与文化已经互文，水乳交融，至少在70年代北京没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