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平
花娘过门时,我一岁。
川妹是花娘唯一的女儿,属兔。花娘有文化,给她取名“川”,说是提供平川广野,任娇兔驰骋。这在方圆几里的山区农村备受人羡慕,说川妹将来必是大富大贵了,单瞧这名儿就起得好,何况又生在大队妇联主任家。
花娘临产时,我正好在场,5岁的我当时居然不知道,花娘为何那么号着哭,那么号着叫。
那是个大雪纷飞夜,没法去几里外找接生婆。是叔叔让花娘坐在小板凳上,两臂交叉,叔叔就在花娘背后用力拉交叉过去的两只手,这样折腾了半天,没有成功,就又把花娘扶到床上平仰,不——也许说抬到床上更确切些,两只胳膊用绳子绑在床头上,拿了两个镰刀把让花娘的两脚踩着(按迷信的说法,镰刀起着分割的作用,踩着生得快)。当时我不明白叔叔为何这样来回地折腾花娘,奶奶居然还帮着他,我在一旁默默地对叔叔咬牙切齿。后来长大了我才明白:花娘是要生孩子了。可能是到了关键时刻吧,叔叔一回头瞧见我仍站在墙根,就冲着我叫:“女孩家,灶火去。”(灶火,即城里人说的厨房)
我独自在灶火待了好一会儿,叔叔过来端着盆取水洗手,叔叔软软地说:“好了,过去吧。”却见叔叔一脸的不高兴。
我还未进堂屋,就听到“啊、啊”猫儿样的叫声,跑到花娘床前急问:“花娘,你被窝里是什么?”
“小猫。”花娘有气无力,脸上却溢着笑。不懂事的我却非要拉了被子捉那小猫玩,小手被花娘按住。抬头看时,花娘满脸是汗是泪。
长大以后,这一幕仍是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以至于我走进都市的产房时,竟给先生留下了遗言,满脸泪水地“诀别”。
川妹草似的见风就长,我非常喜欢,非常爱怜。抱不动,就天天拖在胯上在村里玩。
慢慢地,我发现一切都在改变,一切都不一样了,好像在酝酿着什么,要发生点什么,只是自己又说不清。
爱笑爱逗孩子们玩的叔叔似乎开始讨厌孩子,脸上的笑也少了,还学会了喝酒。有时花娘在耳房里抹眼泪被我撞上,就说灰尘怎么又迷了眼。
有一天,我拿了刚刚蒸熟的红薯往刚刚一岁的川妹嘴上抿,川妹居然会吃且吃得很香,被花娘撞见,就对我说:“娉儿,你看,花娘如若不在,你也能把川妹喂活了。”当时我高兴川妹的吃相,也不明白大人的深意,竟然得意地回答:“是啊。”
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
那天夜里,我正熟睡,突然被什么惊醒,仔细听听,是奶奶在哭,还有邻居六叔在劝,隐隐约约听他们谈棺材呀、寿衣呀等等什么的,又见一闪一晃的煤油灯影,我一阵阵害怕,赶紧蒙了头,缩进被窝,就一直筛糠似的到天明。
天亮了,才知道是花娘死了。
晴天里炸响了一个霹雳。
不,这绝对不可能,许是我听错了,年纪轻轻的,怎么会?我一口气跑到花娘家,就见花娘已直挺挺地躺在堂屋当门,靠右墙,头朝外脚朝里。我一下子呆了,扑上去,拉住花娘冰冷僵硬的手,哭叫:“为什么?为什么呀?”
就觉得天旋地转,有人在拉我、拽我、拖我,似乎有人在说:“不要把眼泪滴在花娘身上,不好的。”再后来不知我是被谁拉走了。
过了几天,恍惚觉得耳旁有人轻唤:“娉儿,娉儿,娉儿醒了。”我努力睁眼,却怎么也睁不开,动动身子却不是在床上,而是在我家磨盘上。
后来才断断续续知道所发生的一切。
原来,一天花娘去大队部开会,夜里回来,是支书送到家门口的,正好碰上了酒后夜归的叔叔。本来花娘生了女孩叔叔心中不快,常常找事生气,这时见到花娘和支书夜里双双来到家门口,不由分说大骂起来,还把花娘扭到屋里痛打一顿。打过之后叔叔就呼噜呼噜睡去了,花娘却没睡,就在那天夜里上吊了。
我见了花娘的尸体,哭得死去活来,整整昏迷了三天三夜,奶奶就大骂花娘,说你狠心走了就走了,别再拉走一个孩子,我知道这孩子从小没娘跟你长大的,你亲她,可你不是这个亲法,阴阳不通的,劝你以后别管阳间的事。奶奶鼻子一把泪一把,还用红绳系了我的腰拴在了我家磨盘的石磙上,这样魂儿才没被花娘领走,我就醒过来了。
大人们讲,支书和花娘根本没那回事。
后来想象当初喂川妹红薯一事,越发觉得是我害了花娘,我不该答应了她,让她放心地走了。是我杀了她呀!
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仍让我后悔不迭。
花娘死时二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