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只懂得如何做事是不够的，还要学会如何做人。做事和做人是硬币的两面。高调做事者，必须同时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低调做人者，也必须学会不避嫌怨，高调做事。
做人、做事都难免会有不如意的时候，这时若能低调一下，也许就会峰回路转了，掌握了自我克制，也就掌握了一种低调做人的方法。生于乱世的魏晋时期的名士阮籍，就很善于运用这种方法来保全自己。
当时，政权交替频繁，社会动荡不安，许多读书人惨遭杀身之祸。为此，阮籍一心饮酒，全然不问政事。司马昭曾想为儿子司马贵向阮家求婚，阮籍却烂醉如泥，司马昭无法和他讲话，此事作罢。钟会几次去征求他对时局的意见，想以此罗织他的罪名，阮籍居然因为大醉不作回答，最终得以免祸。
将真实意图隐藏起来，自我克制，不但可以免祸，而且可以给竞争对手造成假象，使之判断失误。再来看一个故事。
王叔文经常和皇太子下棋。有一次，二人边下棋边谈论时政，谈到宫市的弊病时，太子说：“我正想劝谏皇上废止宫市呢。”在场的人都称赞太子，唯有王叔文不说话。众人走后，太子单独留下王叔文，问他不说话的原因。王叔文说道：“太子的职责是侍奉皇上的饮食起居，早晚问安，不应议论其他的事情。陛下在位多年，如果怀疑太子劝谏废止宫市是为了收买人心，太子如何自我解释呢？”太子大吃一惊，说：“若不是先生指点，我哪里知道这个道理！”于是对王叔文格外宠信。
王叔文教给太子的韬晦之术，并不是简单的免除灾祸，而是为实行改革朝政的伟大事业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王叔文是后来“二王八司马”革新运动的领袖，而这个皇太子就是后来的唐顺宗，这场革新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他们的韬晦之为，是整个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此相类似，更明显的是颜真卿。
颜真卿在做平原太守时，安禄山反叛的行为已人尽皆知，颜真卿假托“防止连绵大雨，重新修城浚壕”之名，暗中征集壮丁，充实粮草，而在表面上又假命文人才士饮酒作乐：安禄山秘密侦探，见此情景，以为颜真卿等就是一介书生，不足为虑。不久，安禄山发动暴乱，河朔失陷，唯有平原有防备。
在高标做事的同时我们应该低调做人，在待人处世中自我克制，当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或者危难之时，不妨先退让一步，这样做，不但能避其锋芒，脱离困境，而且还可以另辟蹊径，重新占据主动；当伸出有利形势时，更要放低姿态，谨慎处事。这才是一个高明的“中庸”之士应该具备的大智慧。
人一旦兴旺发达、功成名就之后，就容易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被人品评。因此，越是位居显要，就越是要经常反躬自省，越是要讲究低调做人，不自满、不骄傲，融入大众之中。
李白曾在《将进酒》中说：“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圣贤之士之所以寂寞，是因为他们志存高远而淡泊名利，因为他们高调做事却低调做人。空虚者是没有理想、没有期盼的，落寞者是有理想有期盼但无法实现的，彷徨者是能实现而不能把握的。这些都是他们不懂人生所要经历的几大境界，也不能正确适度地处理理想和现实的关系造成的。
古代人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我们现代人更应该有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