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排的男孩
撰文 于威
从那以后，一切似乎都不一样了。我突然意识到我妈用她的旧制服给我改的衣服好丑，我的小臂怎么长出了那么多的汗毛。
1980年12月17日。第四节英语课上到一半的时候，纪小力无声无息地从最后一排走到讲台，举起撮垃圾用的铁锹，给了正在板书的英语老师后脑勺一记重击。老师抱头倒下，纪小力又无声无息走回座位。这时，吓呆了的我们才开始尖叫。
纪小力已经留了两次级，这是他第三次上初一。他和别的留级生不太一样，从不逃学，课堂上很安静，课间也不和其他男生打闹。这件事发生前几分钟，英语老师刚刚结束了对纪小力一次漫长的辱骂，可这种事每次上英语课都会发生，每次他都像一个棉花人一样没有任何反应，他不是应该早就习惯了吗？
我们背后都叫英语老师“臭嘴”。他是北京人，而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因为我们的爸妈都是搞勘探的。他们的单位几年前才落脚在这个小镇，子弟学校的老师也是草台班子凑出来的。“臭嘴”其实挺帅，虽然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可以用帅来夸奖一个男人。我们只是感觉到，他不像其他的老师那样邋遢，的确良的白衬衫很干净，头发也从来不油。
可是他的嘴真的很臭，45分钟的课他要把好多时间花在骂人上，骂我们的发音土得掉渣儿，骂我们笨得像猪。不，猪的全身都是宝，我们整个儿一堆肥田粉。如果我们回家给爸妈讲老师骂人，爸妈就会说，那肯定是你们该骂，老师骂你你就得听着，搁着我没准儿还得揍你呢。纪小力因为同样的课学了三遍还是不会，挨骂更多似乎也合情合理，有时候“臭嘴”发挥得好，大家还会跟着一块笑。
“臭嘴”也不是光会骂人，偶尔心情好的时候，他会拿出一本全是英文的书，给一个字也听不懂的我们大段大段地朗读，然后戳着书皮说：“这是狄更斯，这是文学，这才是英语，这样的英语只有在四中才能学到，你们这辈子也别指望了。”
我问过我爸，我爸说四中是北京最高级的中学，只有大官儿的孩子才有资格上。我才不信呢，“臭嘴”要那么厉害，还用得着来我们这么破的学校？
第二天上学，班主任告诉我们，纪小力被警察抓走了，他把英语老师的脑子砸坏了。我们班换了一个嘴一点不臭但英语特臭的新老师，这件事热闹了两三天后就没人再提了。
全世界只剩下一个人还在想着纪小力，这个人就是我，纪小力是我的同桌。
我们学校有个默认的规矩，坏学生都坐在最后一排，省得影响别人。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坚硬地拒绝爸妈和老师的威逼利诱，不要学数学。新学期的班主任是数学老师，我和纪小力在他眼里，是一样的差生。
刚开始坐到一起时，我像个神经质的哨兵一样保卫着课桌上的三八线，敌意一直延续到桌子底下，连过界的脚都要踢回去。对我的挑衅，纪小力从不反击，他简直不配做个留级生，他连一条虫子都没有在我的铅笔盒里放过。
纪小力所有的时间都在画小人儿。
他的课本的空白处，全是他画的小人儿。
他画的小人儿，全都披着盔甲、骑着骏马。
他的课本太多次被抄走，被老师举起示众，摇得书页哗哗响，用以警示一个连自己的课本都不懂得爱护的差生。可是总不能没收课本吧，只要还给纪小力，他就接着画。
纪小力的画是从一根线条开始的，那根线不管从哪个犄角旮旯出发，只要落在纸上，就活蹦乱跳了，他的手被这根线欢快地牵引着，跑上几步，就是一个昂着头的将军，就是一匹嘶鸣的大马。
他的线带着魔性，三八线都被震慑住，再也不敢惹是生非。我的偷瞄渐渐变成了大胆的直视，直到有一天，当他的课本已经无处可画的时候，我把崭新的数学书推给了他。他诧异地仰起头，我看到他的上唇上有一圈儿毛茸茸的小胡子。
纪小力画小人儿用的是圆珠笔芯，那玩意儿常常漏油，一不小心就是一块黑疙瘩，这个时候才能看到他好像生气了，狠狠地用牙咬着指甲旁边的硬皮。
我决定为纪小力干一件“大事”——去我爸的办公室偷东西。我爸是绘图师，那时候还没有计算机，图纸都是一笔一笔画出来的，画完还要用一种药水去“晒”，所以他的办公室老有一股让人恶心的化学味儿，我爸有好多支笔尖像针尖那么细的描图笔。
这件“大事”干得一点不刺激，我爸根本就没工夫搭理我，趁他出去的时候，我把一支笔和一瓶碳素墨水塞到书包里，等他回来，又跟他要了好几张废图纸，说是要裁成本子写单词。本子也给了纪小力。
这一切都是在沉默中进行，我和纪小力始终没有说过话。上课的时候，我自愿给他当消息树，一旦觉得老师又要过来突袭，就轻轻地踢一下他的脚。
那是轮到我们两个差生做值日的一天，其他同学呼呼隆隆都走了，教室里只剩我俩。我用扫帚把碎纸头和尘土拢到一起，纪小力扶着铁锹，把垃圾撮上去出门倒掉。收拾书包要走的时候，纪小力翻出一个纸卷塞给我，打开一看，哇，我从来不知道他还会画女将军。“是花木兰吧？”我高兴地问他。纪小力的脸腾地红了，“不是，是你。”
“我”，披盔着甲，在一张淡蓝色的、一股药水味儿的废图纸上，正在扬鞭策马。
从那以后，一切似乎都不一样了。我突然意识到我妈用她的旧制服给我改的衣服好丑，我的小臂怎么长出了那么多的汗毛。
其实我不算一个合格的差生，除了数学，其他科的成绩都还将就，尤其是语文，每一篇作文都被当做范文，还在省城的作文比赛上拿过奖，被流放到最后一排，我并不服气。都是因为纪小力，我连班主任都不觉得像以前那样讨厌了。我妈很高兴早上再也不用吼我，我肯定是家里最早起床那个，随便吃口东西就往学校跑。在学校里的每一分钟，我都像高高挺着胸脯的企鹅一样没来由地快活。考试的时候，我故意把我的卷子往课桌中间挪，暗示纪小力可以随便抄。我还主动替纪小力写作文，绞尽脑汁让老师看不出来是我写的。我不敢去想做这些事的原因是什么，那实在太让人脸红了。
纪小力呢？他也像我一样快乐吗？我相信是的。他笔下的线条像春天的青藤一样疯长，爬满了我们一起推开的一道小门。
我出色的弹跳能力终于被体育老师发现，他说服我爸妈让我加入了学校的田径队，他说我只要刻苦训练，有机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运动员有什么了不起，我只想要那套蓝色的、袖子和裤腿两侧都有白杠的运动服，到手之后我就死也不穿别的衣服了。
都怪这套该死的运动服。
一天放学回家，我和两个女生走在前面，我知道纪小力在我们身后不远。每天上下学都会经过一个盖房子的工地，经过一口一半埋在地下已经干涸了的沥青锅。那天的我好像特别兴奋，声音大得连自己都觉得吵。看到那口大铁锅，我对两个女孩说，信不信我能像立定跳远那样跳过去，女孩说我吹牛，说你跳啊，有本事就跳啊。我把书包一扔，跳了。起跳时我的一只脚绊到高出地面的锅沿上，右腿膝盖重重地磕在上面，血从蓝色裤子的破口里滋出来，捂都捂不住。捂不住的其实是我的羞愤，纪小力肯定什么都看到了！
当我的腿伤恢复得差不多，又穿着我妈旧工服改的衣服一瘸一拐上学时，我的心里充满了对纪小力的仇恨。我再也不要理他，三八线重新恢复，仿佛这样就能修复我被摔碎的自尊似的。纪小力又开始用圆珠笔芯画小人儿了，可能我给他的墨水已经用完了吧。活该，我才不在乎呢。
有时候，我觉得纪小力在偷偷看我，可我用余光瞟过去时，他低着头。
1980年12月17日，第四节英语课上到一半的时候，“臭嘴”又开始找纪小力的麻烦。他喜欢从第一排开始提问，一个挨一个地问到最后一排，这样就可以万无一失地选中一个错误的回答，启动他的骂人模式。此刻，他站在纪小力的旁边，鄙夷地拿教鞭戳着纪小力的课本，“纪小力，我就不用辛苦自己再问你问题了，你肯定答不出来对吧？哦，我怎么有资格问你问题，你是大画家，你是达·芬奇啊。哎，你知道达·芬奇是谁吗？”我们都笑了，我也笑了，还故意笑得很大声。“臭嘴”继续嘚吧，他说纪小力要是叫纪大力就好了，就离意大利不远了，就可以成为达·芬奇而不是留级生了。
纪小力一如既往地沉默不语，“臭嘴”回到讲台时，他无声无息地跟了过去。
我再也没有见过纪小力。他被学校开除了，听说从少管所出来后，就被他爸妈送到新疆老家。全世界的人都把他忘了的时候，我还在想着他。我会在夜里偷偷把他送给我的“我”拿出来看，使劲吸着鼻子，捕捉越来越淡的药水味儿。直到今天，我都不敢承认，他举起铁锨，是因为我也笑了，还故意笑得很大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