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个人恩怨往往影响大局。
很多时候，不能客观认识自己正确认识他人，
也会影响大局。
唐王山战役发生后不久，也就是1942年季秋，驻扎在济南的日军第十二军参谋本部，也就是土桥一次任司令的十二军团，调集第32、第59师团和第5、第6独立混成旅团各一部共15000人，秘密集结于沂水、莒县、临沂、蒙阴等地，预谋一场针对山东八路军及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和地方政府的名为“拉网合围”的大扫荡。
在此时的日军上层心里，苏鲁战区经过了唐王山战役以后已经元气大伤，再加上与八路军115师有矛盾，不可能再与八路军配合抗日，所以，他们的这次大扫荡一定能够成功。
阴谋的第一步，是用假情报对八路军山东主力进行诱骗。
10月11日，也就是农历的九月初三，八路军情报部门通过安插在日军内部的潜伏人员，获得了一份绝密情报：《济南第十二军参谋本部第105号作战计划》。在该计划中，日军定于十月中旬至十一月底，分两期对滨海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此次扫荡将比1941年的那场秋冬行动还要浩大，还要残酷。整个计划看上去非常详尽，从兵力部署、武器配备到行军路线都写得明明白白，一丝不苟。而当时的滨海根据地，是中共山东军政指挥机关的重要聚集地，八路军第115师师部、山东军区、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省战工会等，都在此地驻扎。由此来说，日军选择滨海地区作为重点扫荡目标，无论怎么看都是既合情又合理的。
情报送到了山东军区司令员兼八路军115师代师长陈光和115师政委罗荣桓、山东军区政委兼山东战工会主任黎玉等重要领导者的手上。经过分析以后，包括黎玉在内的很多领导者都认为这份情报非常的真实可信，建议八路军主力和各机关立即离开滨海，转移到沂蒙山区去。因为沂蒙山区群山连绵，沟壑纵横，群众基础好，便于隐避和躲藏。但是罗荣桓却对日军的这一作战计划产生了深度怀疑。他看着地图说：这份情报虽然无隙可击，但是滨海根据地周边的日军并没有大规模的调动迹象，比如北面的潍坊，南面的连云港，鬼子一点动静都没有，怎么可能要对滨海开展大规模的扫荡呢？因此他提出以静制动，待看清敌人的真正动机以后，再做是否往沂蒙山区转移的决定。罗荣桓还进一步分析：声东击西是战争惯用手段，如果马上转移到沂蒙山区，万一敌人扫荡的真正目标是沂蒙山区，那我们就会成为口袋里的老鼠，小鬼子把口袋口一扎，我们就只有挨打的份了。
生于1902年的罗荣桓这一年已经40岁。他1927年4月在武昌中山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被派往鄂南通城从事农民运动，参与组织通城、崇阳农民武装，同年参加鄂南暴动，任党代表。这支武装在江西修水编入武昌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他任特务连党代表，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经三湾改编，随毛泽东进入井冈山，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一团特务连党代表、第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一团某营党代表、第二纵队党代表。1929年底参加中共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古田会议，被选为4军前敌委员会委员。1930年8月任第4军军委书记兼政治委员。1932年3月任第1军团政治部主任。在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领导部队的政治工作，同时组织部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款，扩大红军队伍。第四次反“围剿”后，改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巡视员、动员部部长，曾兼任扩大红军突击队总队长。领导“扩红”工作成绩卓著。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获红星奖章。同年9月任第8军团政治部主任。长征中第8军团撤销，他先后任总政治部巡视员、第1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到达陕北后，参加了东征战役。1936年6月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并兼任培训高级干部的第一科政治委员。1937年1月任军委后方政治部主任，7月任第1军团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主任。1937年9月，率师政治部和少数部队，在晋冀边界的阜平、曲阳、灵寿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1938年到吕梁山地区，与代师长陈光指挥午城、井沟和薛公岭等战斗，保卫了黄河河防。同年秋参加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随后任115师政治委员。1939年3月初与陈光率115师师部和主力一部进入山东，参与指挥樊坝、梁山等战斗，重创日伪军。长期的斗争实践证明，罗荣桓不仅有着超人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政治工作才能，也有着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曾说，“罗荣桓是个人才，是个很好的领导干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这话不是随便说的，是经过长期考察，多次考验，深入分析以后得出的结论。正是有了这样的结论，毛泽东对罗荣桓一直非常信任，而且私人感情也非常深。
进入山东以后，罗荣桓又下过几盘可称精彩绝伦的好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发生于1941年11月5日的“留田突围”。
当时，日军从临沂、费县、平邑、蒙阴、沂水、莒县等地出动2万余人，采取“铁壁合围”战术，在7架飞机、10辆坦克的配合下，分11路向驻守在青驼寺、孙祖、留田一带的中共山东分局和第115师师部等领导机关进行合围。危急时刻罗荣桓召集众人开会，商讨突围方案。有人提出东过沂、沭二河，进入滨海解放区。但是，安全性很难保证，因为这个方向很可能有敌人的埋伏。有人又提出向北，因为山东纵队已从这个方向突围出去进入到沂山一带，从这个方向突围，他们可以接应一下。但是这个方向是国民党五十一军防区。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紧张，突围到那里万一受到日军和国军的合力夹击就麻烦了。还有人提出向西进入蒙山，蒙山一带山高林密，便于隐藏和周旋。但在这个方向有铁路线和封锁线，敌人力量强大，如果从这个方向突围，伤亡将会极大。最后有人提出分散突围。分散突围按说是最佳方案，因为分散突围目标小，不易被敌人察觉，安全性较大。然而，罗荣桓把这四条提议全都否了，他说，往哪突围都不可靠，只有往南突围，往鬼子的大本营临沂方向突围，才是最安全，最可靠的！话一出口，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了，怎么能往鬼子大本营突围呢？那不是送上门去找死吗？可是，罗荣桓说，虽然临沂是敌人的大后方，但是为了这次大扫荡，那里的敌人主力必定都已出动，所以，后方是空虚的，而且敌人也和你们大家想的一样，认为我们不敢往那个方向突围，所以，在防守上必然松懈。所以，我们从那里突围是最可靠，最安全的。众人接受了罗荣桓的决定，一支5000多人的队伍，利用夜色作掩护，迅速而秘密地穿过铁山子附近一公里半的间隙，越过了第一道封锁线；接着又穿过一个2.5公里的间隙，越过了第二道封锁线。11月6日拂晓，没打一枪一弹，没伤一兵一卒，就跳出包围圈，然后转而往西南方向，去了鲁南与蒙山的接合部，落脚在了护山庄。
当时，德国记者，也是德国共产党党员的汉斯·希伯，随从罗荣桓一起突围，在目睹了“留田突围”的奇迹之后，怀着深深地赞叹，写了一篇题为《无声的战斗》的文稿发表在了当时的《战友报》上。文中说：“……八路军战士是那样的神速勇猛，以致使日军的巡逻兵在刚要喊叫和射击的一刹那，就被消灭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将军和士兵才能有这样的英勇和机智，才能这样团结一心……”
后来，罗荣桓把“留田突围”总结为“翻边战术”，并又有新的运用。毛泽东对罗荣桓的翻边战术非常欣赏，他说，“翻边战术”不是战术，而是战略！毛泽东还说，山东有了罗荣桓，一潭死水就活起来了。
如此一位受毛泽东欣赏的智慧超群的军事指挥家，对于小鬼子的阴谋，怎么可能看不透，怎么可能轻易相信一份假情报，又怎么可能轻易做出转移沂蒙山区的决定呢。
然而，黎玉等几位山东军政领导人却都坚持认为敌人的这份作战计划绝对无诈，我们必须尽快往沂蒙山区转移，才能保证安全，否则，只能坐以待毙。
勿用质疑，黎玉等人的“固执”也是完全出于公心，他们也和罗荣桓一样，都是出于保护八路军，保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从而躲过飓风暴雨，更好地消灭敌人而着想的。而且，黎玉也是一位功勋赫赫的中共优秀领导干部。他1926年9月在山西崞县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崞县中学学生会主席，中共崞县特支干事、书记。同年加入国民党，任崞县国民党党部常务委员、主任委员。1929年考入北平大学法学院，任该院中共支部委员，洋车夫工委书记。后任中共北平市委市政工委书记、北平市委委员兼职工部长。1931年起任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石家庄中心县委书记，直中特委书记。1933年4月起任中共唐山市委书记，曾领导震惊中外的开滦五矿总同盟3万余人反帝大罢工。后任中共河北省委直中、直南巡视员，直南特委书记，冀鲁豫边特委书记。1936年被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往山东，恢复和重建屡遭敌人严重破坏的中共山东省委，任省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领导省委组织发动山东各地的抗日武装起义，并亲自领导了徂徕山起义，兼任起义部队政委。1938年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1940年任山东战时工作执行委员会主任，参与领导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只是，跟罗荣桓比起来，黎玉缺少深谋远虑，缺少隔山看海的那种穿透力。而敌人的这次阴谋又是极为周密的，他们动用了专业水准最高的代号叫“鲁仁公馆”的日本特务机关来编造这份以假乱真的作战计划，黎玉他们这些与罗荣桓在军事才能上还差着很大一截的领导人上当受骗、信以为真，也是不足为奇的！
罗荣桓为黎玉等人的“固执”气坏了，据说在讨论会上他拍了桌子，他坚持自己的观点，强烈要求“以静制动”。这一怒多少起了点作用，毕竟中共中央军委早在1941年8月初就做出了让罗荣桓主持山东军事工作的决定，只是黎玉等人不卖罗荣桓的帐，没有认真执行罢了。可到了现在，需要有人背责任的时候了，黎玉等人即便怀着再大的疑虑和不满，也不能对名义上的领导者的意见置若罔闻。于是，向沂蒙山区转移的设想暂时搁置。
然而，小鬼子是不会轻易罢休的。当发现我方采取了“以静制动”的策略之后，再次抛出一份假情报，让我们知道扫荡滨海区的时间已确定为1942年10月16日。紧接着，他们从临沂、莒县出动兵力2000多人，渡过沭河向东挺进，大张旗鼓地唱起了扫荡滨海的假戏。如此一来，绝大多数的军事指挥员和党政领导都坐不住了，再也不愿听从罗荣桓的建议，坚决主张迅速往沂蒙山区转移。罗荣桓拿不出任何可以证明敌人的情报是假情报并能说服这些人的证据，也没有任何办法强制他们，毕竟他的权力还没到完全掌控整个山东八路军的程度，本来就和他有很深的矛盾、有很大分歧的黎玉等人坚决不听他的，他也毫无办法。他所能做的只能是让115师留下来，让刚刚投诚到115师的东北军111师主力留下来。
智慧之将在这个时候也显得很是无奈。
在罗荣桓的无奈中，时任山东战工会主任、山东军区政委的黎玉率领山东分局机关、山东军区机关、省战工会机关、抗大一分校和东北军第111师师部及其所属独立团等部，于1942年10月15日，西渡沂沭二河，转移到了地处于沂蒙山区腹地的沂水县南墙峪一带。黎玉和山东军区副司令员王建安在南墙峪村住了一夜之后，又于17日夜晚转移到了南墙峪北面的桃峪村。这里与南墙峪差不多，地处深山，沟壑纵横，群众基础好，便于隐避。
不出罗荣桓所料，黎玉他们一进沂蒙山区，就落入了日军的巨大圈套。我在南墙峪和桃峪采访的时候，心里不仅大胆揣测，集结在沂水、莒县、临沂、蒙阴一带的庞大日军主力本来还担心阴谋失败后如何往下推进，黎玉他们一入圈套，负责这次大扫荡的日军总指挥桥本一次上将肯定兴奋地与他的助手们碰起了酒杯。然后，一声令下，“拉网合围”便开始了。
行动的具体时间也真如我方第二次所获情报所说那样，是10月16日，可地点不在滨海，而在沂蒙山区。
黎玉此时怎么想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假设黎玉和罗荣桓没有个人矛盾，假设黎玉不是带着对罗荣桓的种种成见与罗荣桓一起研究反扫荡事宜，事情会怎么样？是不是黎玉就会听取罗荣桓的意见不往沂蒙山区转移呢？黎玉对罗荣桓的军事才能并非不了解，连毛泽东都非常信任和肯定的人，他有什么理由质疑呢？
很多时候，个人恩怨往往影响大局。
很多时候，不能客观认识自己、正确认识他人，也会影响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