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形状之所以能象征人相，前提是要赋予动物形状某种含义才有可能，否则就毫无意义可言。这种含义一般是当时有关生命动态的解释，或是一些其他文化认知。如我们在神话故事中看见的“凤”就被认为是吉祥鸟，把“凤”和人作比附，就成了这样的描述：“其形眼单长，眉轻细，鼻高曲，神骨秀，声韵清，性温雅，超伦类；瘦则通，肥则滞，颔朝额，是天地相应也。或眉眼细，下短上长，身侧，即是小凤形人也。若身长面大，鼻耸直，精神急速，即丹凤形也。”
这个形态给人一种非常灵秀的感觉，是一种雅致和谐的美感。具备这种形态的人，相术家谓之有福且贵。其实，这就是人们把“凤”的吉祥附加在人身上，然后再作引申罢了。但其中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却是不言而喻的。
第四，天地人的统一。
相术认为，人体即为一小天地，宇宙天体的运行，特别是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运行，地球的自转和公转，各地地理位置，山川气势，水土厚薄以及气候条件对于人体形象，对人体的生长形成，新陈代谢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具有朴素的系统论思想。即天、地、人具有统一性和对应性。
例如，古人的一个基本宇宙观念是天在上，地在下；就现象上观察，“天高地厚，天圆地方”，故在相法中，额对应天，下颌对应地，故对面相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大家都熟悉的说法“天庭高耸，地阁方圆”。中华民族以黄河流域为发祥地，以黄河流域为中心，中华大地东西南北中分别有五岳：东有泰山，西有华山，中有嵩山，北有恒山，南有衡山。相法中则以头面效法大地，以额部效法北岳，地阁效法南岳，两颧骨效法东西两岳，鼻子效法中岳。并在此基础上讲究骨相的对称美、协调美和气势美，在骨相上寻求个体的特点。人廪受天地之气，食用五谷杂粮而生长，地球上各个地域之水土、气候、人情存在很大差异，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故不同的地域，人的形象也有很大的差别。相法中这种天地人类比的方法渗透在各种研究对象中。并在此基础上，深究天地阴阳之气变换，四季节令转移对人体生理的影响和人体气色变化的对应关系，建立了系统而准确，切实可行的观测方法，即气色的观测方法，其基本的原则是，人体之气色与四季节令阴阳之气相生合则吉，相克制则凶。这是相术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方法之一，这种时间与空间对人体交互影响的观念，是人与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最早、最直接的体现，而且这种关系在相术中得到了量化处理。
由此，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相术所依循的“天人合一”思想，同时还可看到封建正统思想对相术文化的深刻影响。
“天人合一”思想
“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最早是由庄子阐述，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早在先秦时期，老子就提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认为人应当效法“天”（即自然）。
孔子提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礼记·中庸》）。其孙子子思解释说只要扩充“诚”的德性，就可以帮助天地培育万物，就可以与天地并列，达到“合一”的境界。
孟子把天道和人性联系起来：“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孟子·尽心上》）。他认为人性天赋，善端与生俱有，因而性、天相通，知性则知天，即“天人合一”。
庄子追求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主张“无以人灭天”，反对人为地破坏自然本性。
儒家、道家学派主要人物的这些观点，说明了“天人合一”是他们的共识，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主要精神。
【相术之科学——医相同源，相哲同理】
一谈起相术，人们或许会立刻联想到江湖术士那种骗人的伎俩，但要知道，中国相术流传至今已有数千年，它的存在自有它合理和真实的一面，从相术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古代中国的一些科学信息。
相术与医学
相术的产生与中国传统医学其实是同源而生。中医和相术学理论都源于阴阳五行学说，中医学最初也是五行术数之一。中医理论认为，人的五脏六腑、五宫九窍，不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且它们与四时、四方、五行、五音、五声、五色、五味、五情、五气相互配合、相互作用。“外内之应，皆有表里”，因此人的五官九窍、肤发气色都是与之相应的五脏六腑的表征，通过辨析人的外表形态，可以看出人的内脏特性，推知生机病理。“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声和五音，色和五行”，才是顺乎自然的健康长寿之道。
而中国古代相术的理论源泉也是阴阳五行学说，只不过两者的研究内容不一。相术越来越走向玄虚，而中医则越来越趋向实证和科学。但由于中医的许多理论被相术采纳，相术因此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暗合科学的成分。比如，相术认为耳耸过眉者百岁不死，耳轮坚厚者长寿，耳轮薄者命浅，耳轮模糊者损寿等，这些说法，实为中医中“肾生脑”、“发为耳”、“耳坚者肾坚，耳薄不坚者肾脆”，耳朵贯脑通肾，为心和肾的表征的理论的引申，耳廓较长，耳垂组织丰满，一定程度上确实是肾气盛健的表候，这一理论在中医临床上已得到证实。又如相术认为指甲的形状色彩，关涉人的寿夭，这在医学上也有一定的根据。
此外，相术关于“气色”、“声行”的一些说法，去掉那些故弄玄虚的成分，其实也是中医“闻诊”、“望诊”的套用。
可见，相术与中国传统医学其实是同出一源的，只不过后来走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医学通过对人体的观察来判断健康状况，诊疗疾病；而相术则是通过观察人体来了解人的未来命运，以求趋利避害。两者同样试图在观察到的人体现象和实际生活经验之间建立起一种因果关系。因此，也可以说相术是在易学阴阳五行理论基础上，利用了中医的经络学说，总结归纳了解剖学和遗传学的一些基本规律，灵活运用于个体行为的研究，并融入社会因素，从另一个途径研究个体先天根基与后天发展关系。
相术与哲学
中国古代相术与哲学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哲学是对宇宙、自然、人事由具体的形而下的感性认识，上升到形而上的理性概括。而相术则汲取了其中诸如“天人感应”、“物极必反”和“阴阳五行”等理论，从而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且这一理论体系随着中国古代哲学的不断演进而日趋成熟和完善，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深层的内部机制和遗传基因。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相术其实是从中国古代哲学中发展出来的变种，是从中国古代哲学的土壤中开出的一朵畸形的花。
在相术中，“天人感应”理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将人与宇宙万物的相对应，例如以人的身体器官来与日月星辰、天地自然等对应。在五行六耀相面术中，五星与人体面部器官一一对应：火星——额，土星——鼻，金星——左耳，木星——右耳，水星——口。中国古代相术测断人的命运的好坏，主要是看人与宇宙、自然的对应与和谐程度如何，对应有序、相互契合的外貌特征为好相，反之则为恶相。此外，相术中经常采用的动物比附的相术方法，依据的其实也是人与宇宙、自然同源同理、对应同构的哲学理念。
可见，在相术家眼里，人为天地造化之物，融合在大宇宙的循环轨迹中。相术的根基就在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相术家掌握了这个宇宙模式的运动、变化的总原理，只要在同类事物中明其一种，就可或由此及彼观照同类，推断以往，预言未来，或由形而上的大前提演绎出对应的形而下的具体事物的来龙去脉。
所以说，所谓相术，实为本于天人相符、阴阳消长的原理，从天地自然的大宇宙生成规律，来推知个人小宇宙中特有的生存形态所反映出来的复杂的禀气消息和与之相关的先天素质和后天命运。这就是相术的命理逻辑，与中国哲学中自然天地、生命形态、社会人事同源同理。
此外，相术的命理还包含了其他一些科学因素，如生命科学、心理分析与引导、遗传学等，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
总之，相术在承传和发展过程中，熔合进了不同的文化社会意识，不同的道德价值观念，同时渗进了一些迷信成分，但也有其科学内涵、文化内涵和社会内涵，它的存在价值自然也是无可厚非的。
“天人感应”理论
“天人感应”，是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受到人们的研究、阐述与重视，是中华文化之所以有博大精深哲理蕴涵的重要理论根基。
这一思想最早源于《尚书·洪范》，“肃，时寒若”，“乂，时旸若”，认为君主施政态度能影响天气的变化。这是天人感应思想的萌芽。春秋时盛行的占星术，依据天体的运行推测人事的吉凶祸福，是天人感应思想的直接来源。至战国后期，阴阳家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遇之变”，使天人感应思想趋于系统化。到西汉时董仲舒据《公羊传》集天道灾异说之大成，终使天人感应说臻于成熟。董仲舒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董仲舒把天视为至上的人格神，认为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
【相术之典籍——系统完备】
中国相术是一门严肃的生命信息科学，在自然科学落后的古代，相术是人们认识自然和人体自身的主要手段，并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而相术在漫长的实践过程中，也诞生了一大批著名的相术家和相术案例，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关于相术的论著、典籍。
春秋战国时代，相术已逐步风行，趋向成熟，一些不很完备的相术篇什已经出现，但严格意义上的有系统的相书还看不到。在先秦诸子中，孔子、孟子、荀子三人与相学关系最为密切，其中荀子曾写下有《非相篇》等著作。
从汉代开始，相术已成为一门有独特理论系统的学问，并且出现了以面相而名闻朝野的相学家，一批初具规模的相书也出现了。如汉代著名相术家许负著《相书》若干卷，为现存最古的相书。据《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敦煌本有是书残卷三。甲卷有自序，始躯貌第二，至脚掌文第三十；乙卷始头颅第十八，亦至脚掌文第三十；丙卷始五官部第三，至相人面色气第三十五”。由此可见，《相书》体例完整，涉及相术部位由头至脚，已经是一部十分像样的相术著作了，“是书剖析尤为详尽”，“盖是书在当时极为通行，故传本颇多，而文句亦稍异”。唯其如此，此书可以看作是相术著作史上的第一高峰。据载，许负还著有《相法十六篇》、《德器歌》、《五官杂论》、《听声相行》等，因此，可以说，许负不仅是相术实践家，还是颇有成就的相术著作家。现在我们还常看到很多相书中提到的《许负相耳法》等书，但应该大部分是别用其名而写的相书。如明代周履靖的《许负相法十六篇》就传为她的著作。
此外还有，东汉王充《论衡》中的《骨相篇》，王符《潜夫论》中的《列相篇》，《汉书·艺文志》载有的《相人》二十四卷，《郡斋读书志》收录的《三十二家相书》三卷，并题“或集许负以下三十二家书成此篇”……这些著述再次表明最迟在汉代，关于相术理论的系统整理已初具规模了。自此以后，有关相术的著作代有新作，连续不绝。
唐宋时期相术达到了迷狂程度，关于相术的各种传说、记载不计其数，在相术著述方面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仅唐代时相书就有三十种之多。其中重要的相书是敦煌本《相书》，有九卷，三十五篇，认为人体的各个部位都可以相。内容也从服务于少数人的升官发财，发展到求子求女、求贤夫贤妻、求田地等，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宋代出现了完整的相书《麻衣相法》，其主要内容是相五官，作者相传是麻衣道士。《麻衣相法》汇集了宋以前相学的精华，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开创了中国相学的应用领域，并使相术在朝野广为流传。此外，宋代还有很多流传至今的著名相书，如《月波洞中记》、《玉管神照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