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已经在现代人们的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出现了“沙发土豆”，“电视猪”这样专门的称呼来形容那些热衷看电视节目的人。而电视娱乐节目作为电视节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人们生活中也扮演着不可缺少的角色。娱乐节目带给人的娱乐功能是任何节目都不能取代的。当今电视娱乐节目就其形态而言，大致有综艺类、益智类、博彩类、游戏类、真人秀等多种样式。虽说这些电视娱乐节目中不乏雅俗共赏、寓教于乐、健康向上的内容，可是真正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并值得回味的节目仍是凤毛麟角。
“娱乐”别“愚乐”
内容肤浅、格调庸俗已被普遍认为是娱乐节目的一大通病。“思想淡出对话，内容淡出形式，感性驱逐理性，夸张取代真实，搞笑胜过幽默，表象打败内涵，形而上的关怀让位于形而下的自娱自乐”。（周星：《21世纪电视传媒的责任与品格》）娱乐传播在貌似“繁华”的背后却是思想和艺术的“贫乏”。
例如某电视娱乐栏目为了做一期“猫能从四层楼摔下而安然无恙”的节目，真的将一只猫从四楼丢下，让观众心惊肉跳。还有刘德华的超级粉丝兰州那个杨丽娟，为追偶像四次入港、八次进京，弄得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最后把老父亲的性命也搭进去，仍痴心不改，令人愤懑不已，恨不得抽她几个耳光让其猛醒。可后来得知，整个事情都是有人策划操纵所致，这些操纵者不仅愚弄了杨丽娟，也愚弄了受众和媒体。至于拿明星们谁和谁同居，谁是谁第N个老公，谁剖宫产了，谁生了个“兔唇”，炒来炒去，那更是常见的“愚人”小把戏了。当电视娱乐节目对“快感”的追求替代了对“美感”的追求，娱乐也就变成了“愚乐”。试问究竟是百姓需要愚乐，还是媒体故意在愚乐百姓？娱乐是艺术，愚乐是垃圾，我想，人总是喜欢享受娱乐而不喜欢被人愚乐的。
“审美”别“审丑”
唯收视率，唯广告效益，使得一些娱乐节目降低品位，一味地迎合部分人低级感官刺激欲望和偷窥隐私的阴暗心理。如北京电视台的负面新闻报道《纸做的包子》播出之后，迅速被各大媒体转载，产生广泛影响，为其赚得了很高的收视率。但经查证为记者“导演”的虚假新闻，这引起国内外一片哗然。假新闻的造假者正是抓住了受众的猎奇和看客心理，杜撰出有轰动效应的事件，以此来吸引观众。负面报道一旦出现，便“一传十，十传百”，于是会有更多的观众观看节目。一旦作者成了名作者，栏目成为名栏目，收视率便会飙升，所谓的硬指标自然不在话下，节目也就没有被淘汰的威胁了。收视率固然重要，但失去了真实性，新闻便没了生命，任何节目都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又如某电视频道一档方言娱乐类节目，由于使用四川方言这种贴近百姓的语言表达方式，该栏目受到百姓欢迎，对弘扬方言艺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部分内容过于低俗。如7月播出的一期节目中，第一环节播出由群众演员演绎的生活情景剧，讲述一个都市小保姆与男主人有染并蓄谋伤害妻子和女儿的故事，由此引出第二环节讨论“小保姆与家庭婚姻是否和谐”的话题，本来话题设置没有什么问题，但接下来节目请来一位被前雇主解雇的小保姆与前雇主当场对质，结果双方在演播室现场围绕“是否勾引男主人”问题争执不休，形同吵架骂街。而且这样的实录场景在不加任何处理的情况下原生态播放出去，加上编导不作任何引导，没有提出任何有建设性的意见，导致内容粗俗，节目导向不明。像这样的娱乐节目已经将传播真、善、美的电视，变成了张扬“恶”的载体，背离了电视这一大众传播媒体应担负的社会责任，同时也违背了电视从业人员职业操守的底线。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被娱乐化，节目的价值取向仅仅停留在满足大众的窥视欲和审丑欲的水平，最终结果导致节目人文内涵缺乏。
“通俗”别“庸俗、低俗”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星对“通俗”、“庸俗”和“低俗”做了概念上的区分。他认为，通俗是接近大众百姓、表现常人生活理想的艺术形式，相对应的是比较高雅的艺术；庸俗则是情趣平庸，不思上进，思想上没有高尚追求、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的体现；而低俗违背人类理想追求，靠拢卑下的本能冲动，对于精神世界有危害作用。
目前有许多娱乐节目以哗众取宠为目的，不尊重选手，秉承“低门槛”的宗旨，利用普通百姓梦想一夜成名，或者在荧屏上混个脸熟的心理，极尽恶搞之能事，任意践踏别人的自尊。一群没有专业水准的评委，抱着在动物园看猴子的心态对使劲耍宝为了在台上多停留一秒的选手们指指点点。可怜的选手们，难道在电视上露脸比维护自己的尊严更加重要吗？
电视娱乐节目被批评为没有文化、品位低、太俗，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也有一批电视娱乐节目，持续保持着惊人收视率的同时相对做到了通俗而不庸俗，实现了“叫好又叫座”的良好局面。其中，以《超级访问》为最为典型的代表，它以鲜活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的电视娱乐节目可以做到通俗而不庸俗，庸俗不是必然！
提升从业人员文化品位和素养
“游戏＋嘉宾＋搞笑＋表演＝电视综艺节目”已成为中国电视娱乐栏目约定俗成的公式。什么“总动员”“大本营”更是陈陈相因，遍布南北。黔驴技穷、缺乏创新，国内电视人大多缺少一种“版权意识”，“克隆”之风的盛行不但告诉观众“业内人士无能”的事实，而且还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电视的外部形象，狠狠地打击了我们自己的电视业。另外，电视娱乐节目中许多主持人也存在着素质低下的问题，穿着不伦不类，言语胡编乱造，个别主持人竟在节目中讲起不文明语言，做出很不雅观的动作。难道为了逗观众一笑，就可以不要端庄、大方、文明和典雅了吗？正因为这一系列问题的存在才导致了娱乐节目生存周期普遍较短。
人才是事业发展的有力保障，没有一流人才队伍，就不会有一流的节目质量。电视节目制作人员应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深厚的文化功底。不能把文化当作电视娱乐节目的调味品，随便取一点，任意胡乱渲染；编导、编辑、主持人应该运用文化思维来进行创作，他们应揣摩受众的文化需求和文化积累程度。比如导演，不是一上来就是做指导演员如何表演的工作，他首先要挑选剧本，吃透剧本的精神。据说张艺谋个人就订阅了38份文学杂志，通过大量的文学阅读来发现适宜改编为电影的小说原著。这样就必须具有较高的思想素养和文学素养。由此看来，电视从业人员应从电视节目内容、电视“文化构成”、电视审美品格、电视“表述方式”等方面入手，及时“补钙”。
呼唤“绿色娱乐”
电视娱乐节目的确能够给部分观众带来某种收视兴奋点。这类节目小市民的特点很浓，特别是主持人格调不高，插科打诨，有很多语言垃圾，尤其对青少年影响很不好。我觉得对这类节目应该有一个舆论的评判，当然这类节目还是有一定的收视率，说明它还是有一定的社会需求。但是，电视节目从业人员应该有这样的指导思想：电视作为大众娱乐的工具，它不只扮演一个迎合者的角色，更大程度上应该扮演着一个引导者的角色，它应该承载着传承先进文化的社会责任。
电视娱乐节目更要坚守电视的文化品格，坚守娱乐底线，致力于提升电视娱乐节目的品质和品位，做到“不肤浅，不流俗，有深度，有品位”，或者说“通俗而不庸俗，用情而不滥情、娱乐而不愚乐，平凡但不平庸”。“媒介文化不只是媒介的文明化，而且是媒介的脱俗化。媒介对人格的培养是在加速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实现的，媒介文化作为动态系统，对人和社会的影响是并行的。人格一旦被‘文化’，就包括加速其社会化的概念，社会将出现崭新的面貌。”（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
应该看到，有些电视娱乐节目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如凤凰卫视的《娱乐串串SHOW》，就把娱乐和人文内涵结合得很好。主持人梁冬认为娱乐是一种态度，娱乐并不像人们看的那样浅薄，它也是有深度的。梁冬用不甚标准的普通话和夸张的肢体语言，演绎都市话题，极尽指桑骂槐、冷嘲热讽之能事，与娱乐新闻为主要原料的节目内容相得益彰，让娱乐成了社会的一面镜子。
又如，中央电视台的《幸运52》《开心辞典》等娱乐类节目则将知识与娱乐结合起来，通过设置“家庭梦想”、“场外求助”等形式，将“知识就是财富”、“竞争与合作”、“亲情与爱心”等正面理念贯注到节目中，虽然仍难掩商业化色彩，但毕竟为娱乐节目提升文化品格开辟了一条新路。
电视作为大众传播的现代化媒介，具有传播新闻、舆论宣传、社会教育、文化娱乐、社会服务等多种职能，起到了沟通、教化、动员、导向、感染、批评等社会作用。与此同时，还担负起“努力创建先进文化，引导社会全面发展”的历史重任，作为一名电视人，这一切应是责无旁贷的。
20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