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瞩目的影片《生死抉择》“热”还未过去。但是，当我们稍稍回头来思索这一“《生死抉择》”现象的时候，就能发现许多值得总结的东西。
《生死抉择》上至文人雅士，下至寻常百姓，无不看得如醉如痴，以致一度出现了全国上下“侃”《生死抉择》的罕见现象。应该说，《生死抉择》产生了艺术的最佳社会效应。
艺术的最佳社会效益，是指一部作品在被整个社会群体欣赏过程中所获得的最佳社会效果。它起码需包括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这一作品获得了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甚至是全社会接受；二是该作品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共鸣，引起了人们情感的震动；三是引起了人们相互之间思想情感的交流和沟通，唤起人们对真善美的强烈热爱和对新的审美理想的追求。毫无疑问，这是艺术家都在孜孜孜以求却难得一求的。因为它要求作品必须能够及时地满足全社会的共同审美需求，或部分的审美需求，适应社会审美趣味。
在庞大的社会欣赏群体中，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审美追求和审美趣味。但是，共同的历史经历、文化氛围、时代风尚、社会生活，使他们又有着共同的生活感受和情感体验。因此，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便酝酿并形成了特定的社会审美、社会审美趣味中心。（接受美学称之为“期待视野”）它包含人们对艺术的内容和形式等各方面的综合审美追求和审美期待，明确显示出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审美流向。艺术作品只有适应这种社会审美需求，进入到社会审美趣味中心，才能引起大多数人的关注和兴趣，从而被社会接受。但是，在艺术上屡见不鲜的是，有时社会上早已酿成了对某一类作品的审美准备和审美需求，然而却是“千呼万唤不出来”，致使社会出现种种审美饥渴症；另一方面，当人们还没有完成某种审美准备，某一社会审美趣味中心尚未酝酿成熟的时候，由于艺术家所具有的超前意识，某类作品却提前问世了，这同样难以获得人们当时的接受和理解，电影《谁是第三者》便是最好的注解。所以，及时了解当时社会审美趣味走向，注意社会群体的审美需求，是艺术家取得最佳社会效益的必要保证。
经历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中国人，在新旧价值观念的碰撞与重新组合中，既呼唤着传统美德的回归，又寻求着现代人的开拓意识。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对真善美及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越来越表现出焦虑的渴望。尽管近年来，许多言情片、警匪片、娱乐片很能吸引人，但是，它们却没有征服大多数观众的情感力量，令亿万人为之倾倒，为之动情。真正能够在社会上受宠的作品，总是与大众的日常情感和审美追求息息相关的，并能及时地反映他们心声的作品。就拿新时期以来曾在社会引起重大影响的文艺作品来说，如《伤痕》《于无声处》《天云山传奇》《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人到中年》《高山下的花环》《新星》《狗儿爷涅槃》《桑树坪纪事》《焦裕禄》《被告山杠爷》《外来妹》《英雄无悔》《和平年代》《突出重围》《和平之旅》等作品，无一不是及时反映了人民的情感和心声，无一不表现历史在特定时期孕育出的社会审美趣味。因此，它们总是使人觉得极为亲切，使人觉得这艺术就是在述说着他们自己，因而引起人们强烈共鸣，受到多数人喜爱。
《生死抉择》的成功，恰恰在于它及时满足了我国广大群众的审美需求，适应了我国人民的审美趣味，抒发了我国人民在长期的历史磨砺中所积淀的观念和情感，即反映全党、全国人民关心的重大、热点、难点问题；贯穿着中央从严治党、反对腐败的精神，突显了当代共产党人立党为公、不惧邪恶的浩然正气。
一部成功的艺术作品在社会上引起的强烈艺术效果显然不是一下子完成的，一般来说它需要经历由点到面、由浅到深、由弱到强的三个循序渐进的阶段。
一、引起社会审美关注和信息传播阶段
艺术最佳社会效应的实现，必经依靠社会群体的审美欣赏活动。如果只有少数人接受了一部作品，无论如何不会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然而，任何优秀作品在刚刚问世时都不是立即获得全社会的接受。当它闯入社会审美趣味中心的时候，首先引起的是人们的审美关注。这时，人们常常是非自觉性地对作品进行迅速鉴别，直觉观照。当他们发现了这作品的魅力并为之牢牢吸引的时候，就会将作品的信息向社会传播，作品的社会影响也就开始扩大。一部优秀的作品最初观看的观众不会是很多的，大多数人有的还不知道，有的虽然知道，却也没有认真地看过，《生死抉择》便是如此。
《生死抉择》的第一个突破是涉及高级干部的反贪政治影片的拍摄、通过审查、给予肯定评价、公开发行放映，这是历史性的。影片的主人公是一位市长，他涉嫌卷入重大经济犯罪漩涡。虽然后来查清了案件真相，他也正气凛然惩处了一窝贪污腐败的老部下，并把利用他和家属的影响力进行违法经营歌舞厅的经理、变相接受贿赂包庇犯罪团伙的妻子送去自首，但他毕竟负有不可推卸的“失察”责任。他没有犯罪，没有犯法，一旦发现犯罪犯法问题，秉公行政，依法惩处，无疑是一个“好人”，一个好干部，但在他治下几年间形成一个重大犯罪团伙，使国家财产受到重大损失，说头脑不清醒、警惕性不高、思想有点“右倾”总不为过吧？即使市长李高成上述“失察”不算，影片中一位省委副书记受贿、容忍养子大肆贪污腐败，包庇犯罪团伙，利用职权打击调查组的干部，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这在过去是绝不允许拍成影片的。虽然现实政治生活中，一位政治局委员被判刑，一位副委员长和一位副省长被判处死刑，但要“源于生活”进入电影得以演映，并不能仅仅由电影艺术的创作规律来加以解决。由此可见《生死抉择》在题材上的突破这点上，是不可低估它的开创性意义的。
《生死抉择》的第二个突破，它演映了一个市的最大的国有企业中阳纺织厂领导班子“集体”贪污腐败，不但毁了一个厂，而且利用国家巨额贷款兴办十几家子公司，侵吞国家资财的真实景况。写出了腐败分子的内心活动，写出了他们活动的现实环境，写出了他们腐败的必然性。有的地方甚至好像在替腐败分子讲说理论依据。据说，有的人甚至把这些笔触当作是为腐败分子开脱。我们认为，不管怎么憎恨腐败分子和造成他们腐败的环境，在进行艺术表现时都要把具体的角色当一个性格来写。为腐败者找心理和性格上的依据，不是为腐败开脱，是把他们当人写，是更深刻地认识腐败，思考这一很普遍、很深刻的现象。这不仅是创作者—观众的艺术理念，也应是创作者—观众观察认识社会生活时的习惯。当人们看到了他们性格的依据时，才会有一种认识的效应。
《生死抉择》的第三个突破，它演映了贪污腐败集团形成跨行业的网络，并且有一把巨大保护伞的真实景况。一开场戏剧情景就有张力，腐败分子都表现得像是自己人，而与市委副书记杨诚的关系却显得剑拔弩张、明争暗斗。人们以为本片表现的是主人公李高成与副书记的权力争斗。这在最近的官场小说中也是主要的题材。然而，观众与主人公一起慢慢地发现，他很憎恨腐败分子，但自己却掉进了一个挣不脱、甩不掉的网中。戏剧情景在不断变化，先是发现副书记是自己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副书记也发现李高成没有像自己担心的那样成为腐败分子的保护伞。当主人公决心反腐败时，却发现自己的亲人、同事、徒弟、甚至一手提拔自己的老上级都是腐败分子。揭露腐败分子不光要跟自己的老同事翻脸，还要伤害自己的妻子、伤害自己孱弱无助的女儿，还要毁了自己的家。剧中的腐败分子郭中姚有一句台词表达的意思很有力：集体腐败就不叫腐败。这个“网”的概念是编剧牢牢把握的，是有意为之的，这个概念是暗含在剧作中的。我们认为这样写主人公的境遇在剧作上有悬念、有张力，在思想内容上也有深刻之处。的确，主人公的抉择是不简单的。民间有话：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就是说主人公的抉择不是必胜的，而是有风险的。剧作情境是变化的，原来以为是自己对手的人，成了自己的帮手（甚至保护者），原来以为是自己保护者的人成了自己的对手。这样的编排有一种剥茧抽丝的发现，也随着人物在不同的困境中的抉择而紧张、担忧。这样，剧作上就安排了层层发现的效果。全剧的情境是变化的，人物关系也在变化中，最后发现只要反腐败就是自己的生死抉择。
当然，题材不能决定一部影片的优劣、成败，但题材本身固有的一种意义，尤其是突破性的题材的意义，是不能忽视，也不能低估的。但是，那些被《生死抉择》吸引住了的观众们绝不满足于“独享”这些，他们总是希望亲戚朋友们也来加入其行列，共享这种审美快乐，并希冀进行观后的交流。于是他们当上了义务传播员、广告员。由于每个观众都来自不同行业，又都有自己的传播圈，因此，《生死抉择》的信息就不断被加强和扩大，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生死抉择》的观众便与日俱增了。这种大众传播效果是相当惊人的，它可以迅速将人们的审美注意力集中到一部作品上来。当年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霍元甲》《新星》《渴望》等莫不如此。
二、社会审美情感的宣泄与交流阶段
当整个社会都接受了某一部作品的时候，人们是绝不会保持沉默的，他们几乎必然地会引发一场大规模的审美交流活动。这种特殊的社会交流对于艺术的最佳社会效应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它首先引起的，便是社会情绪、情感的宣泄与沟通，人们的艺术感受的互补。人具有一种很重要的亲和性特点，人作为社会的人，文化的人，无论其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需要在交流和沟通中完成。特别是在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中，这种交流就显得尤为重要。艺术欣赏是人们高层次的心智生活，也最容易唤起人们情感的沟通与交流。众所周知，任何社会群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经历中，总是形成一种特殊的社会情绪、社会情感、社会文化心理和集体经验。它们在平时，是极复杂、极隐蔽、极朦胧的，属于无序态的东西。当人们的这些集体经验和感受一旦被艺术作品触动和诱发的时候，就会在艺术的疏导下由朦胧而渐渐变得明朗，由无序态变为有序态。这时，它们就拥挤在欣赏者心中如浪潮一般荡来荡去，正所谓令人心潮难平，总想找机会倾泻出来，并获得对应的信息反馈。这样，也就出现了艺术感受的群体交流——社会审美交流。
社会群体共时性的艺术欣赏活动恰好成为这种社会情感宣泄与沟通的重要契机。在《刑警本色》《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一些优秀的影视剧放映播出过程中，由始至终充满了这种社会审美交流。它们都是以严肃地认真地贴近生活演映老百姓关心的社会问题、焦点问题、热点问题赢得观众。人们头一天晚上看，翌日便与别人交流自己的看法，倾吐感受，街谈巷议，一时成风，乃至席卷全国。人们不仅毫无掩饰地表白自己对剧中人物的好恶与偏爱，而且可以借助作品，表达自己平时不易暴露的埋藏于心底的对社会、对人生的各种看法，宣泄长期积淤起来的复杂的生活情感，有时甚至还出现许多有趣的争论。
看电影是一种消费、一种享受。无论观众怀着怎样的期望走入影院，也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使观众步入影院，只要观众能满意或满足，他就会觉得这部电影值得一看。遗憾的是，这些年来让观众真正感到“值得一看”的国产片并不多见，尤其是一些获了奖又受到领导、专家好评并辅以“红头文件”促销的影片投放市场后，观众并未表现出很大的热情。相反许多人在“公费消费”后直摇头，大有被“坑”了一次的感觉。当然，我们绝不能单纯地凭借观众的感觉来评判一部影片的好坏。但这种屡见不鲜的“叫好不叫座”的现象已司空见惯，以致常常出现这样的景象：影院明明因团体包场而客满，但正式放映时却“人迹稀少”。如果我们不能平心静气地去讨论分析“究竟是观众离电影远了，还是我们离观众远了”，不去探究个中缘由，而是依然故我地对冠以“巨制大片”、“精品力作”的影片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发红头文件，动员组织观众去影院，久而久之，人们对国产片，对国产片的宣传和组织便会产生一种不信任的“过敏反应”，害怕自己“上当受骗”，致使观众对一些真正的“三性统一”的优秀影片，也会因疑虑重重而“无动于衷”。
《生死抉择》在沿海一大城市放映时，曾发生这样一个故事。某单位组织全体员工观摩影片《生死抉择》，一工人拿到影票后心里直犯嘀咕：“准又是一部没人看的影片，要不，干吗发红头文件组织观摩。再说，这反腐倡廉搁在电影里也准是空洞的说教。我们这些光头老百姓，想腐败也没门，哼，当官的得病，让我们吃药……”他打定主意，不上这个“当”。那天，为遮人耳目，他也煞有介事地捏着电影票进了电影院，在人前身后晃了几晃，就悄声无息地从另一扇门溜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