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广西历史文化文脉印证“桂学”渊源
通观《桂学答问序》全文，康有为都是在评述在桂讲学期间所见所闻及其感受印象，一方面表达对在桂任职官吏及社会贤达热心修建书院、创开书局、捐资助学、捐书惠学的“开先而振起”之善举大义的由衷赞许；另一方面对桂地崇文重教、勤学好问之“明经行修”良好风气与优良传统的充分肯定；再一方面对“桂士彬彬”、“再魁天下”的文化教育成效的敬佩，表达对“他日有英绝踔起之士，莘莘济济”的厚望。总而言之，这篇《桂学答问序》并非描述在桂讲学之内容，而是在桂讲学期间所见所闻、所感所知的桂地之学面貌。尽管所提“桂学”并非桂地之学含义，但由此可知桂地之学内涵或蕴涵。循其思路，追根溯源，可谓句句落到实处，字字能循依据。将“桂学”含义引申或延伸开来，大体可窥桂地之学的桂学之一斑。
其一，“明经行修”乃桂学植根于中华文化而又为其做出重要贡献的明证。早在新旧石器时期，考古发掘就发现广西大石铲史前文明遗迹；夏商周上古时期，百越之岭南的骆越、西瓯越族就创造了辉煌的铜鼓文化及其青铜文化。秦始皇修筑桂林灵渠，沟通湘江、漓江，连接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进军岭南，统一中国，设南海、桂林、象郡，将岭南及其广西纳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及其国家行政管辖区域，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交流融合，不仅岭南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岭南文化为中华文化做出重要贡献，并因其沿边沿海的地缘特点与区位优势，成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窗口。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独尊儒学”，广西涌现出苍梧陈钦、陈元、陈坚祖孙三代，士赐及其士燮、士壹、士贿、士武以及士燮之子士钦祖孙三代的“三陈六士”经学世家，岭南地区由此广泛传播经学及其儒家文化。此后，建孔庙、兴科举、修书院、办学府蔚然成风，明礼知义、崇文重教、捐资助学、耕读传家形成传统。至清代，出现被誉为“岭表儒宗”的清代大儒陈宏谋，其所作《五种遗规》，即《养正遗规》、《教女遗规》、《训俗遗规》、《从政遗规》、《学仕遗规》无不强调中华文化及其儒家文化传统，集中体现“明经行修”内涵精神。
其二，“开先而振起”的历代在桂任职官宦以及旅桂文人传承传播中华文化传统。康有为所述“先公教惠桂人士”并非个案，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历代大多数在桂外籍官宦无论任职期间还是旅桂期间，不仅能够尽职尽责，廉政清明，诸如兴修水利，抗灾赈灾，拓荒造田，济民扶贫，传授知识技术，鼓励种植养殖等，而且能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诸如兴教办学，捐资助学，修建书院，开办学堂等。从南朝颜延之任始安（桂林）太守始，历代在桂任职官宦以及旅桂文人禇遂良、宋之问、张九龄、戎昱、莫休符、柳宗元、李商隐、李渤、元结、元晦、范成大、张孝祥、李师中、刘克庄、朱希颜、李纲、陆游、米芾、苏轼、黄庭坚、秦观、柳开、柳永、王正功、徐霞客、瞿式耜、张同敞、李定国、袁枚、赵翼、谢启昆、梁章鉅、康有为等，均为广西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旅游、交通、军事、水利、民生建设做出重要贡献，他们不仅在桂传承传播中华文化及其儒家文化优秀传统，而且也构成八桂文化传统及其文化精神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形成一脉相承、代代相传的“开先而振起”责任感与使命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广西地处偏远，往往为贬谪官吏流放之地，如柳宗元、苏轼、黄庭坚等，他们并未因为个人不公正遭际而沮丧，也并未对远离家乡而产生抱怨，而是在他乡留下为人称道的政绩与事迹，以及对这片美丽山水与淳朴风情的赞美歌颂。此外，不少文人官宦还是著名文学家，也为广西留下无比辉煌灿烂的诗词文曲，形成中国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山水诗、田园诗、游仙诗、旅游文学等，也构成广西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桂林山水诗及其旅桂文学。尤其是他们对广西历史文化以及民俗考察与研究著作，如唐刘恂《岭表录异》、莫休符《桂林风土记》，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明杨芳《殿粤要篹》、徐霞客《粤西游记》，清李调元《粤风考释》等，均为广西历史文化及其桂学不可或缺的珍贵文献资料，提供桂学研究雄厚的文献典籍基础。
其三，“桂士彬彬”的广西名人文化传统正是广西精神灵魂的重要表征。康有为称“桂士彬彬”并非虚言，也不仅仅是句称赞之语，而且也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广西及其桂林确实是人杰地灵、人才济济、名人辈出、名声在外的宝地。从文化名人而论，汉代广西出现经学世家“三陈”、“六士”，佛学家牟子；唐代“桂州三才子”赵观文、曹邺、曹唐，后二者还被称为唐诗“二曹”；诗人契嵩、王元以及五代十国南汉梁嵩等；宋代诗人有翁宏、廖融、陆蟾、周谓、周濆、林通等；明代文学家有蒋冕、张鸣凤、吴廷举、石垅、王桂德、李璧、黄佐等；清代有“画圣”石涛，以及著名山水画家周位庚、李秉授等，有“文学世家”朱琦家族，“岭南才子”壮族诗人郑献甫，女词人朱玉仙；古文运动后劲“岭西五大家”的吕璜、朱琦、王拯、龙启瑞和彭昱尧；诗歌“杉湖十子”的龙启瑞、朱琦、汪运、彭昱尧、高书浚、杨继荣、曾克敬、李瀛、赵德湘、黄均祖；主盟晚清词坛的词学流派“临桂词派”领袖王鹏运、况周颐，二人并列为“清季四大词人”之首，况周颐《蕙风词话》被誉为“清末三大词话”之一，等等。从政治功名及其历史名人而论，宋代有称为“铁面御史”的监察御史周谓；明代有“兄弟二尚书”的蒋冕、蒋昪，与张居正齐名、被万历皇帝称为“枢机克慎，同心夹辅”的吕调阳，明末抗清取得“宁远大捷”的袁崇焕；清代有“盛世宰辅”陈宏谋，“父子三翰林”朱若东、朱依鲁、朱依炅一家；赴越抗法的黑旗军领袖刘永福；“镇南关大捷”的抗法英雄冯子材；“兄弟三翰林”的唐景崧、唐景崇、唐景崶；两广总督壮族人岑春煊；等等。更为令人惊叹的是桂林灵川江头洲一个古村落，为宋代理学开创者周敦颐后人迁徙至此，距今800年形成一脉相承的爱莲文化传统，历代共出秀才200多名，举人31名，进士8名，庶吉士7名，出仕为官者200多人，其中五品以上官员达37人，尤其是形成宗传数代的入仕传统，流传有“父子进士”、“父子庶吉士”、“父子翰林”和“一门两进士”、“三代庶吉士”、“四代都翰林”、“五代知县”的佳话。这些粤西士人文人既对广西历史文化做出重大贡献，而且也对中华民族及其中华文化发生重要影响，可谓形成广西名人文化传统，无愧为“桂士彬彬”之美称。
其四，“再魁天下”印证广西科举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博大深厚。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兴起于隋代，成熟于唐代，广西也是较早建立科举制度的省份，并取得不凡的科举考试成就。广西历代共出状元12名，其中“三元及第”状元2名，全国仅15名。广西第一个状元为唐代“桂州三才子”之首的桂林人赵观文，其后为临桂人裴说；五代十国南汉状元平南人梁嵩；宋代文状元永福人王世则与武状元永福人李珙；宋代“三元及第”状元仅6人，其中有宜州人冯京，还有文状元富川人毛自知；清代“三元及第”状元仅3人，其中就有临桂人陈继昌，状元还有临桂人龙启瑞、张建勋、刘福姚。康有为所称“再魁天下”指的是清代临桂相继出状元4名。此外，取得科举成就的还有被誉为“进士之家”的张言、其长子张孙振、次子张孙绳、三子张孙继、四子张孙念、张孙绳之子张茂梧等进士，以及张言侄辈和孙子辈中还有张孙美等9名举人；“一门九进士”的靖江王室朱家后裔相继考上进士9人；“兄弟进士”的全州人蒋冕、蒋昪；“父子进士”的灵川人周启运、周廷揆；等等。广西历代科举考试成就无疑也说明了广西科举教育、书院文化及其文化教育的繁荣昌盛，清代广西临桂县连续考出4名状元，其中1名“三元及第”，乃全国罕见，“再魁天下”名副其实。
值得重视的是，康有为应邀来桂讲学之际，正是他满腔热情进行维新变法时期，其讲学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借讲授儒学经学旨在阐发读书方法及其变革改良主张，宣传和传播新学思想。正因为广西不仅具有“明经行修”、“开先而振起”、“桂士彬彬”、“再魁天下”的历史文化之积淀与文化教育之风尚，而且广西也蕴藏着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及其维新变法的萌芽，因而满怀“他日有英绝踔起之士，莘莘济济”的殷切期望。据《广西通史》载：“康有为志在变法，谋取国家的独立富强。为此，他到桂林以后，一面拜会地方官绅，藉以联络感情，争取他们的支持。一面收徒讲学，宣传变法主张，培养维新人才，以扩大变法维新运动的影响。”[72]这可从康有为在桂期间所写《和临桂周黻卿翰林有感》一诗可见其用心。“兵甲满天地，苍生竞若何！蹉跎梦金马，感伧泣铜驼。避地梁鸿去，忧时杜牧多。只愁好春色，无处着烟萝。”诗后有跋曰：“甲午腊游八桂，少寓风洞，日与桂中士夫相见，黻卿先生太史，剧谈天下事，忧国如家，允为襟抱相知。”[73]由此可见，康有为在广西有不少志同道合之人，也有维新变法的思想政治基础。其后，在1895年康有为领导的反对割地赔款的“公车上书”爱国主义运动中，“公车上书题名”的举子实际有603人，广西题名者99人，为全国各省之首，这足见当时广西不仅领维新变法的新学风气之先，而且爱国救国不居人后。
相隔两年之后，康有为于1897年初再次来到桂林。此次桂林之行，他旗帜鲜明地通过各种方式大张旗鼓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将广西作为传播新学的重要阵地。康有为在桂五个月期间，在当地官绅岑春煊、唐景崧、史念祖、游智开、蔡希邠等支持帮助下，做了许多实质性的工作：一是成立圣学会，康有为亲自草拟《圣学会缘起》及《章程》，通过庚子日拜经聚集团结会友，广购中西图书器具，博览兼收，重视办报读报广为传播思想信息，设置义学以培养人才，开“三业学”以启蒙民智；二是创刊《广仁报》，“内容分论着、时事、地方要闻、中西译述、杂谈等栏目。除宣传圣教外，多议论时政，宣传变法图强，激发民族自尊心”。“还开辟‘格致’、‘算术’等专栏，介绍自然科学知识，令人耳目一新。广西之有新式报刊，当自《广仁报》始。在它的带动下，桂林相继发行了《官话报》、梧州发行了《广西新报》等”；三是开办广仁学堂，康有为亲自执教，“开讲课程除经学、宋元学案、朱子语录及拜经外，尚有中外历史、地理等内容，参以写札记、日记或游记”[74]；四是受到广仁学堂影响，一些书院纷纷效仿，开设新课程，增添新内容，传授新学、实学，传播西方科学技术，购置图书设备，等等，使广西文化教育面目一新，也使广西桂林成为维新变法及其新学思想传播的重镇。
康有为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及其发生急剧变革的重要时刻连续两次来桂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既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对推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现实影响和历史意义；另一方面也是广西在近代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有力证明，确立了广西在近代文化思潮与社会转型变革中的重要地位；再一方面对于广西自身发展而言，康有为来桂讲学，尤其是在《桂学答问序》中对广西文化教育历史传统与现实发展的充分肯定，无疑既证明了广西历史文化基础的雄厚，又进一步激发了广西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更为积极主动接受新思想，投入新思潮，倡导新学，推动广西进入近代社会发展的全国先进行列。从“桂学”这一概念阐发和延伸的意义而言，康有为所提“桂学”不仅具有在桂讲学之义，而且也说明其在桂讲学的作用和成效；“桂学”所延伸开来的广西之学的意义在于，从另一个侧面不仅说明广西文化教育历史传统的博大深厚，而且说明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桂学传统，更揭示出桂学的经世致用、学以致用、推陈出新的人文精神与学术风尚。从这一角度而论，康有为《桂学答问》及其《桂学答问序》是桂学重要的文献资料及其不可分割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桂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更是桂学研究重要的思想资源与理论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