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韦德拉博士在首都时曾有过一段广受欢迎的大红大紫时期。后来，他开始感到评论家们冷落了自己——更糟糕的是，连那些太太小姐、报纸记者也冷落了自己。于是，他便来到了曾祖父曾经当过省长、人们对他这位来自首都的著名小说家颇为敬重的北方，尽管那里真正读过他的书的人很可能寥寥无几。奇怪的是，他来到北方之后，他的小说的精神地域并没有随之改变。无论他选择在哪里生活，他的小说里所描写的始终是他年轻时生活过的那个神话般的地区，也就是他曾经度过假的那座海边小城。那座小城在遥远的南方，靠近特雷利乌。他从未邂逅过一位莫雷诺式的人物，但他能够清晰地想象出一天晚上他在一个小旅馆的酒吧间里看到的情景：一个男人郁郁寡欢，不声不响地坐在那里喝闷酒。
这一切都是普拉尔医生在首都时从这位小说家的老朋友兼妒心如火的对手那里了解到的。他来为萨韦德拉治病时，还了解到了他的一些有价值的背景资料。这位病人的躁狂抑郁症经常不定期地发作。他的所有小说里总有同一个人物反复出现。人物的经历略有变化，但其强烈的悲哀色彩与沉默性格却始终未变。那位朋友兼对手曾经陪同年轻的萨韦德拉进行过一次海上探险航行。他轻蔑地大声对萨韦德拉说：“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他是个威尔士人，威尔士人！谁听说过威尔士人有大男子气概？那些地方威尔士人多着呢。他喝醉了，如此而已。他每星期都要从那个国家来这里买一次醉。”
一艘渡船向对岸朦胧的灌木丛和沼泽地驶去，后来又返回这里。普拉尔医生发现，他很难集中精力揣摩胡利奥·莫雷诺沉默寡言的心态。莫雷诺的妻子最后离开了他，跟他庄园里的一个临时工私奔了。那个临时工年轻英俊，能言善辩。但她在那个海滨小城里过得并不幸福，因为她的那位情人一直找不到工作，不久又养成了在酒吧酗酒的习惯，喝醉酒后躺在床上喋喋不休地胡言乱语。她怀念起原先那长期沉默的生活和干旱盐渍的土地来，于是便又回到了莫雷诺的身边。莫雷诺一句话也没说，做了一顿粗茶淡饭，餐桌边给她留了个位置。饭后，他坐在常坐的椅子上，两手捧着下巴，一声不吭，而她则手端着茶瓢站在他的旁边。读到这里，书还剩一百页，尽管在普拉尔医生看来，故事到这里完全可以结束了。然而，到此为止，胡利奥·莫雷诺的大男子气概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所以，当他用最少的语言向妻子表明他决定要去特雷利乌市的时候，普拉尔医生几乎可以肯定那里将会发生什么事：胡利奥·莫雷诺将会在城里的一个酒吧间里遇上那个临时工，接着两人便会有一场刀战，获胜者当然是那位年轻人。莫雷诺离开家的时候，难道他的老婆就没有从他眼睛里看出来，“他的表情就像一个精疲力竭的溺水者，不得不向无法逃脱的命运黑潮屈服”？
不能说萨韦德拉博士写得不好。他的行文风格具有浓郁的音乐感，似能随时听到命运的鼓点声。但普拉尔医生有时总想对他的病人大喝一声：“生活不是这样的。生活既不高尚，又不尊贵。即便是拉丁美洲人的生活也如此。世上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生活中有意想不到的事。生活是荒诞的。唯其荒诞，才总有希望。啊，说不定哪一天，我们甚至能找到医治癌症以及普通感冒的办法。”他翻到最后一页。果不其然，在特雷利乌市的那个酒吧里，胡利奥·莫雷诺的鲜血在破裂的地板砖缝隙里慢慢地流淌着。他的妻子（她怎么这么快就到了现场呢？）就站在他的身边，但这一次她没有端茶瓢。“在他最后闭上眼睛，告别疲惫不堪的一生之前，他那紧绷的嘴唇肌肉松弛了一下，对她的到场表示欢迎。”
愤怒的普拉尔医生啪的一声合上书。南十字星座呈十字架形挂在繁星密布的夜空。地平线上漆黑一片，看不见街市，看不见电视天线，甚至看不见亮着灯的窗户。如果他这时候回家，也许还会有人给他打电话？
当他终于看完最后一个病人——财务秘书发烧的太太——时，他下定决心等天亮时再回家。他想避开电话，直到人们觉得打非求医电话太晚的时候再回去。就在这一天的这一时刻，还有一件麻烦事可能会发生。他知道，查利·福特纳姆正和省长共进晚餐。省长需要为他尊贵的客人——美国大使找一位翻译。而现在，查利的妻子克拉拉也已经不那么害怕打电话了。她很可能会趁她丈夫不在家时随时打电话来要他去陪她，而他呢，其他随便哪天都行，就这个星期二夜里不想见她。他的性欲已被焦虑弄麻木了。他还知道，查利很可能出乎意料地早早回家，因为这种晚餐会迟早肯定会被取消的。至于取消的原因，他是无权预先知晓的。
普拉尔医生打定主意，还是在外面躲到半夜为好。到了那时，省长的宴会肯定已经结束，查利·福特纳姆也肯定会在回家的路上了。我不是一个具有大男子气概的人，普拉尔医生悲哀地想，尽管他也很难想象查利·福特纳姆会掂着一把刀回家。他从凳子上站起身来。到这个时候，去找那位英语教授肯定也太晚了。
果然不出所料，在玻利瓦尔饭店他没有找到汉弗莱斯博士。汉弗莱斯博士住在底层有一个装有淋浴器的小房间。窗外是一个庭院；庭院里有一棵落满灰尘的棕榈树和一个已经不出水的人造喷泉。他出门时没有锁门，这也许表明他对安全很有信心。普拉尔医生记得，在巴拉圭的时候，他的父亲夜里连房子里的房间、卧室、厕所，甚至闲置的客房的门都要上锁，不是为了防贼，而是为了防警察、军人和职业杀手。当然，即便门上上锁，也挡不住那些人多长时间。
汉弗莱斯博士的房间里能勉强放下一张床、一个梳妆台、两把椅子、一个澡盆和那个淋浴器，人在里面走动起来得花很大气力在这些家具之间辗转腾挪，就像走在人满为患的地下通道里一样。普拉尔医生看到，汉弗莱斯博士新近在墙上贴了一幅画，那是从西班牙文版的《生活》杂志上剪下来的。画面上，英国女王骑着马从表演军旗敬礼分列式的士兵面前走过。选择这一幅画并不一定是为了表达他的爱国之心或思乡之情。房间的灰泥墙壁上不断出现一片片潮湿的痕迹，汉弗莱斯博士便随手拿来一幅图画盖在上面。他的这一选择也许确实表明，他愿意一觉醒来看到墙上是女王的面孔，而不是尼克松的面孔（尼克松先生的面孔肯定已出现在了同一期《生活》杂志上的什么地方）。小房间里很凉爽，但即使这种凉爽也是潮湿的。塑料布帘后面的淋浴器带有一个出了毛病的洗涤器，滴滴答答地直往地板砖上滴水。那张狭窄的单人床是对拼起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那皱巴巴的床单很像是曾被匆匆拉过来遮盖尸体。一张绑在床上方的蚊帐好像一片乌云，预示着大雨即将来临。普拉尔为这位自封的文学博士感到惋惜。现在的环境不允许任何人随心所欲——如果真有这样一个人存在的话，那他就是选择等死。他深为忧虑地想：如今，我的父亲肯定也到汉弗莱斯这把年纪了。也许他还在更为糟糕的环境里苟延残喘呢。
汉弗莱斯的镜框上塞着一个字条——“去意大利俱乐部了。”也许他预料可能会有学生来找他，所以才没有锁门。意大利俱乐部就在马路对面，是一座威严的殖民时期的建筑。那里有一尊名人半身塑像，也许是加富尔[10]的，也许是马志尼[11]的，但石头上坑坑洼洼，铭文已模糊难辨。塑像矗立在房子的正前方，面对大街。房子的每一个高大的窗户上方都有一个石刻花环。从前，这个城市里曾住过许多意大利人。如今，俱乐部仅剩下了一个名字、一尊塑像，以及用罗马数字标示着十九世纪日期的雄伟壮观的大楼正面了。俱乐部里有几张桌子，你可以在那里吃些便宜小吃，无须交预定费。那里仅剩下一个意大利人，即那位孤单的男招待。他出生在那不勒斯。厨师是匈牙利血统，除了匈牙利红烩牛肉，别的也做不出多少花样来。选择做红烩牛肉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因为这道菜很容易掩饰原料的品质，因为最好的牛肉全都沿河而下，运到八百公里以外的首都去了。
汉弗莱斯博士坐在一张靠窗户的桌子边。窗户是开着的。他那磨损了的衣领里塞着餐巾。无论天气多热，他总是穿着套装，套着马甲，打着领带，俨然一副维多利亚时代佛罗伦萨文人的形象。他戴一副金属框眼镜。很可能是因为多年没有重新验光，所以他的头低得几乎是趴在红烩牛肉上看着吃。由于尼古丁的作用，他的白发里仅仅夹杂着一缕缕原始颜色；餐巾上也沾染着几乎是同样颜色的红烩牛肉的污渍。普拉尔医生说：“晚上好，汉弗莱斯博士。”
“啊，你看到我留的字条了？”
“我本该先来这里看看的。你怎么知道我会去你的房间找你？”
“我不知道，普拉尔医生。但我想着会有人去找我，某个人……”
“我去找你是想邀你一起去民族饭店吃饭。”普拉尔医生解释说。他的目光在饭馆里扫视一圈，想找找那个男招待，但却没有丝毫令人高兴的迹象。他们两人是这里仅有的食客。
“谢谢你的好意，”汉弗莱斯博士说，“改天吧。如果你能给我个美国佬所说的‘邀请继续有效’的保证。虽说这里的红烩牛肉不错，常吃也会腻味。但至少能够让人吃饱。”他是一个很瘦的老人，给人的印象就像一个人花很长时间拼命吃东西，希望填满一个无望填满的无底洞。
因为没有更好的东西可点，普拉尔医生也要了一份红烩牛肉。汉弗莱斯博士说：“看到你我很吃惊。我原以为省长会邀请你……今夜的晚餐会，他肯定需要一个会讲英语的人。”
普拉尔医生明白了他为什么要在镜框上塞那个字条。省长的安排可能是在最后时刻出了点纰漏。这种事过去就发生过。汉弗莱斯博士曾经被召唤去……毕竟只有三个英国人可找。他说：“他邀请了查利·福特纳姆。”
“啊，那是当然的，”汉弗莱斯博士说，“他是我们的名誉领事嘛。”他用一种辛辣而贬低的语调强调了“领事”前面的形容词。“这是一次外交聚餐。我想，名誉领事的妻子由于健康原因不会去赴宴吧？”
“美国大使还没有结婚呢，汉弗莱斯博士。那是非正式聚餐——只有男人参加的聚会。”
“那邀请福特纳姆太太出面招待客人，可是再合适不过了。她肯定已经对只有男人参加的聚会习以为常了。可省长为什么不邀请你我参加呢？”
“公正点儿，博士。你和我在这里都没有官方职务。”
“但我们对耶稣会废墟的了解要比查利·福特纳姆多得多呀。根据《海岸报》报道，大使来这里是看废墟的，而不是品茶看茶园的，尽管这看起来简直不可能，因为美国大使通常都是商人。”
“新任大使想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普拉尔医生说，“表明自己对艺术和历史感兴趣。他不能让人怀疑他是来招徕生意的。他想表现出对我们省的学术兴趣，而不是商业兴趣。财务秘书就没有受到邀请，尽管他也会讲点英语。不然，人们就会怀疑他是来借款的。”
“大使呢？他不是能用西班牙语祝酒，讲几句客套话吗？”
“他们说他的西班牙语进步很快。”
“你知道得真多啊，普拉尔。什么都知道。我就知道《海岸报》上说的那些事。他明天就要去参观废墟了，对不对？”
“不，他今天去过了，今晚乘飞机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
“这么说是报纸错了？”
“官方的活动安排有点不准确。我怀疑是省长怕出事。”
“在这里出事？亏你想得出来！我在这个省住二十年了，也没见出过什么事。只有科尔多瓦才会出事。这里的红烩牛肉还不错，对吧？”他满怀希望地问。
“再差的我也吃过。”普拉尔医生说。他并未打算回忆是在什么时候吃过。
“我发现你一直在看萨韦德拉的书。觉得怎么样？”
“很有天赋。”普拉尔医生说。跟省长一样，他也不想出什么事。他看得出来，由于一生大大咧咧，汉弗莱斯博士早已不知谨慎为何物了。如今，活在老人心里的怨恨正在他的胸中涌动着。
“那样的东西你真能读？你真相信所谓的大男子气概吗？”
“我读的时候，先把不相信的东西放在一边。”普拉尔医生小心翼翼地说。
“这些阿根廷人——他们都相信他们的祖父骑着马与加乌乔牧人[12]一起放过牧。萨韦德拉身上的大男子气概和查利·福特纳姆差不多。听说查利快有孩子了，是真的吗？”
“是真的。”
“那个幸运的父亲是谁？”
“查利呗，还能是谁？”
“他那个老酒鬼会有那本事？你是他老婆的医生，普拉尔。给我透点实情。我只要一点点儿。”
“你干吗总想知道实情呢？”
“跟传言相反，实情总是滑稽可笑的。人们想象或编造出来的只会是悲剧。如果你真知道这红烩牛肉里加进了什么东西，你会哈哈大笑的。”
“你知道吗？”
“不知道。人们总是合伙对我隐瞒实情。连你也对我撒谎，普拉尔。”
“我？”
“说到萨韦德拉的书你对我撒谎，说到查利·福特纳姆的孩子你又对我撒谎。看在上帝分上，但愿是个女孩儿。”
“为什么？”
“要是女孩儿，那就很难从五官上看出谁是她的父亲了。”汉弗莱斯博士开始用一块面包擦盘子。“你知道我为什么老是饿吗，医生？我吃的不好。可我也吃过很多所谓营养食品呀。”
“你要是真想知道原因，我愿意为你检查检查，做个X光检查……”
“啊，不不。我只想知道有关别人的真相。别人的真相总是滑稽可笑的。”
“那你为什么要问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