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5月3日
“关于某件事，我能跟你说的就是：传闻——如果有传闻的话——如果那位似乎相当神秘的女士不是梦到了她以为是别人告诉她的东西——一定起源于某个荒谬的误会。我没给任何人权利——以最不友好的方式——断定或暗示，我正在‘出书’（谎话！）。谁要是这么说——如果有人说，对此我表示怀疑——谁就不是我的朋友。就算20本书都被归到我的名下，我也什么都没写过。我要彻底地查清楚这个说法。不管是谁，在我已经明确否认这一说法之后，还要对我强调这件事，那就是不友好的无礼行为。最深沉的默默无闻比粗俗的恶名不知要好多少倍；而那种恶名，我既没有追求，也不会获得。如果以后B地或G地再有什么人自以为是地用这个话题骚扰你——问你勃朗特小姐‘出版’了什么‘小说’，如果你愿意，只需要用你擅长使用的那种坚定无疑的语气说，勃朗特小姐授权你宣布，她对所有这些说法感到反感并予以否认。如果高兴，你还可以补充，如果她对谁推心置腹，你相信那人非你莫属，而她并未就此话题向你做出愚蠢的供认。我找不出引发传闻的谣言源头，而且我担心，源头并不是友好的。但是，我不确定，如果能够确定的话，我应该会非常高兴。若你再听说什么，请告知我。你向我提议《西米恩传》真是太好了，我得为此谢谢你。我敢说，爸爸会非常喜欢看到这部作品，因为他认识西米恩先生。笑话或责骂A某人吧，让她打消那个出书的念头；历经所有机缘变迁，无论诽谤还是放任，请相信我——你忠实的，
“C.勃朗特”
勃朗特小姐为何如此急切地保守她的秘密，据说是因为她向她的妹妹们承诺，自己不会透露这件事。
妹妹们使用化名出版的小说遭遇了愈发严重的进退两难。很多评论家坚信，三位贝尔出版的全部小说都是同一个作者的作品，只是创作于他发展和成熟的不同阶段。这种怀疑无疑影响了书籍的受认可程度。安妮·勃朗特自从完成了《阿格尼斯·格雷》之后，一直在努力创作第二部作品《女房客》。这本书鲜为人知；对于一个只希望躲在安宁和虔诚的念头之中的人来说，这本书的主题极为违和——人物的堕落，导致他们挥霍和破产的酗酒恶习只被轻描淡写地被视为“喜好交际”。（她的姐姐称呼她为那个温柔的“小家伙”）“在她的一生里，很长一段时间，她都近在咫尺地注视着滥用天赋和才华的可怕影响；她天生就性格敏感、内敛、悲观；她把要说的话深埋内心；这的确对她造成了伤害。她郁郁沉思，直到她相信自己有责任将所有细节再现出来（当然，通过虚构的人物、事件和情境），警示他人。她讨厌自己的作品，却要完成它。当其他人在主题方面规劝她的时候，她便将那些规劝之语当成是自我沉溺的诱惑。她一定要诚实；她决不掩饰、软化和遮掩。这种用心良苦的决心使她承受了误解和侮辱，结果就是，她习惯于用无比的耐心承受任何不快。她是一个真诚务实的基督徒，但些许宗教忧思给她短暂清白的人生覆上了悲哀的阴影。”
这一年的6月份，《女房客》接近脱稿，可以送交至埃利斯和阿克顿·贝尔之前的出版商。
他行事的方式让妹妹们和勃朗特小姐不胜其烦。在给新西兰的一位朋友写信时，她详细描述了这些情况：7月初的一天上午，牧师住所收到了史密斯和埃尔德公司的一封信。这封信大大惊扰了安静居住于此的人们，尽管引起她们注意的事情只能说是对她们的文学声誉有所影响而已，但她们认为那同样会对她们本人造成压力。由于《简·爱》在美国表现出色，所以，那里的一位出版商为及早获得柯勒·贝尔的下本书出了个高价。史密斯和埃尔德公司已经承诺向他提供柯勒·贝尔的下本书。因此，得知另一家美国公司也获得了类似协议而且新故事不久后就会面世的时候，这位美国出版商大为震惊，极为不悦。经过询问才知道，正是埃利斯和阿克顿·贝尔的出版商向那另一家美国公司保证，说他深深相信，《简·爱》、《呼啸山庄》和《女房客》（他声称比其他两部都要好）均是同一位作者所著，才引起了这个误会。
虽然史密斯和埃尔德公司在信中明确表示他们并不这样“相信”，但姐妹们急不可耐地想要证明那纯属不根之谈，想要让大家完全搞清楚她们的身份。她们当机立断，决定让夏洛蒂和安妮即日动身，前往伦敦，向史密斯和埃尔德公司证明她们是不同的人，直接要求那位轻信的出版商说明，他有什么理由那样“相信”，而且这种相信完全不符合她们多次向他做出的保证。下定决心之后，她们干脆利落地开始准备。当天有很多家务需要完成，不过她们全都做完了。两姐妹每人往小箱子里装了一身换洗衣物，并把箱子托给一辆时间合适的马车送往基思利；早早用过茶点之后，她们动身步行，前往基思利——无疑兴奋不已；因为，抛开她们前往伦敦的原因，这是安妮第一次去那里。那个夏夜，她们在前往车站的路上赶上了一阵大雷雨。不过，她们没时间找地方避雨——她们在基思利刚刚好赶上火车，到达利兹后乘坐夜车疾驰前往伦敦。
星期六上午大约8点钟，她们到达帕特诺斯特街的查普特咖啡屋——一个奇怪的地方，但她们不太清楚还有哪里能去。她们洗漱一番，恢复精神，吃了早餐。接着，她们静静地坐了几分钟，考虑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前一天，她们在霍沃思宁静的牧师住所讨论过计划，盘算来到伦敦着手处理这一事务的方式。那时她们决定，如果能顺利找到一辆出租马车的话，就从居住的旅馆乘坐马车前往康希尔。但是，当她们周六上午坐下来思考自己的处境时，身处喧闹之中的她们发觉自己正处于一种“内心兴奋的奇特状态”，她们甚至完全忘记了可以租一辆交通工具。她们出发的时候，对拥挤的街道和横亘眼前的路口感到无比惊慌，以至于多次停下脚步，绝望地以为无法继续前行了，半英里的路几乎走了一个小时。史密斯先生和威廉斯先生都不知道她们要来；《简·爱》的出版商对她们一无所知，实际上，他们都不清楚“贝尔”是男是女，不过写信的时候一直将她们当作男士。
一到史密斯先生那里，夏洛蒂便将他的信件塞回他自己的手里；仅仅24小时之前，就是这封信，在霍沃思的牧师住所，引起了巨大的烦扰。“你们从哪儿拿到这封信的？”他说，仿佛无法相信这两个身穿黑衣，身材瘦弱矮小，看上去既高兴又不安的年轻姑娘就是人们一直好奇急切地搜寻却徒劳无功的柯勒·贝尔和阿克顿·贝尔本人。解释过后，史密斯先生立即开始策划她们在伦敦逗留期间的娱乐消遣。他力劝她们去他家里见几位文友；对夏洛蒂而言，这是强烈的诱惑，因为他们中间有一两位作家是她特别想见的；但希望保持默默无闻的决心又促使她坚决地撇开这件事不谈。
姐妹们同样坚定地拒绝了史密斯先生邀请她们住在他家的请求。她们拒绝离开住处，说她们没准备逗留太久。
她们回到旅馆的时候，可怜的夏洛蒂为这次会面的兴奋付出了代价，过去24小时紧绷的匆忙和焦虑让她头痛欲裂，不时感到恶心不适。将近晚上的时候，她料想史密斯先生家的几位女士要来访，为了做好准备，她用了一大份的嗅盐，让自己振作一些，但用她的话说，当访客们身着全套晚装到来的时候，她仍然“感到身体极为难受”。姐妹们没听明白她们已经被安排前去欣赏歌剧，所以没做什么准备。此外，她们既没有，也没带精致优雅的服装。不过，勃朗特小姐决定顺遂好意。所以，尽管头痛和疲倦，她们还是迅速装扮，穿上她们朴素但做工精良的乡下服装。
向朋友讲述这次伦敦之行时，夏洛蒂这样描述她们一行进入歌剧院的情景：
“我们站在尚未开启的包厢门口时，打扮入时的绅士淑女略显优雅傲慢地瞥向我们，态度与这样的环境正相匹配。虽然头痛恶心并且觉得自己像是乡巴佬，但我依然觉得快乐兴奋。我看到安妮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温和。演出剧目是罗西尼[27]的《塞维里亚的理发师》——非常精彩，不过我认为应该还会有我更加喜爱的东西。凌晨1点之后，我们才回到家。我们前一夜没睡觉，一直兴奋了24小时；你可以想象我们多么疲倦。次日，星期日，威廉斯先生早早过来，带我们前往教堂；下午，史密斯先生和他的母亲乘坐马车来接我们，带我们去他家用餐。
“星期一，我们参观了皇家学院展览和国家美术馆，再次到史密斯先生家用餐，然后回到威廉斯先生的家里，与他共用茶点。
“星期二上午，我们离开伦敦，满载史密斯先生送给我们的书籍，安全到家。很难想象还有谁看起来比我更像一只疲倦不堪的可怜虫。离开的时候，我只是很瘦，而回来的时候简直是弱不禁风，我的脸看起来灰白苍老，上面被犁出奇怪的深线条——我的眼神也不自然。我虚弱无力，却焦躁不安。不过，不久之后，这些兴奋的不良反应消退，我重新找回了正常的状态。”
刚刚在勃朗特小姐的这次伦敦之行过程中结识她的那些人对她的印象是，一个明辨是非和理智从容的人；尽管少言寡语，但能够在谈话中不知不觉地引导其他人畅所欲言。她从不表达毫无理由支撑的观点；她从不提出毫无明确目的的问题；不过，与她交谈时，人们还是会感到轻松安心。与她进行的所有交谈都诚恳并具有鼓舞性，她在褒贬书籍、行为或艺术品的时候，口才确实如同燃烧的烈焰。她的言行面面俱到；但表述主题或反驳对手的时候坦率公正，不会激起怨愤，只会让听众确信她对真理和正义怀有真挚的热忱。
姐妹们在此行的过程中选择居住在那个地方丝毫不奇怪。
多年以来，帕特诺斯特街一直是出版商的圣地。这是一条铺着石板的狭窄街道，坐落在圣保罗大教堂的身影之下；两端设置了柱子，禁止马车通过，因而可以为“这条街上的大佬们”保留庄严肃穆的思考氛围。两边死气沉沉的仓库如今大多为文具批发商占用；如果说它们是出版商的商店，那么这条昏暗狭窄的街道上也没露出吸引人的门脸。中途左手边就是查普特咖啡屋。去年6月，我去过那里。当时那里没有人住。咖啡屋外表是住宅的样子，大概有200年历史，像是在古老乡镇经常可以见到的那种；小房间的天花板低矮，贯穿着沉重的房梁；墙壁有齐胸高的护墙板；楼梯宽大昏暗，台阶不高，占据了房屋中央的很大空间。当时的查普特咖啡屋就是这样，一个世纪以前，它是所有书商和出版商常来常往的地方。文学写手、评论家，甚至才子，过去经常来这里寻找创意或工作。查特顿[28]在伦敦忍饥挨饿时，给布里斯托尔的母亲写的欺瞒信件里说的就是这个地方。“我是查普特咖啡屋的常客，认识那里的所有天才。”这里是他探听工作机会的地方；这里是他收取信件的地方。
若干年后，这里成为要在伦敦待上几天的大学生和乡村牧师经常光顾的酒馆。没有私交朋友和进入社会的门路，他们乐于了解世界文坛的情况。而这家咖啡屋里的谈话一定能让他们如愿。勃朗特先生住在剑桥和在埃塞克斯担任助理牧师期间，少数几次短暂进城时，就住在这栋房子里。他送女儿们去布鲁塞尔的时候，带着她们来过这里。现在，她们来到这里，因为对还能去其他什么地方一无所知。这是个只有男人常常光顾的地方；我相信房子里只有一名女仆。没人会住在那儿。里面会举办一些行业例会，因为这些会议已经在这里举办了一个多世纪。偶尔会有乡村的书商，不时还有牧师，来到这里。但是，单单从经营范围和男性色彩的方面来看，这个地方对于勃朗特小姐而言都显得奇怪冷清。担任侍者的“灰发老人”似乎立刻就被这两位安静朴实的姑娘感动了，他尽量想让她们在楼上召开行业例会的那间狭长、低矮和昏暗的房间里过得像在家一样舒适。高窄的窗户对着昏暗的街道；姐妹们一同靠在角落最深处靠窗的座位上（史密斯先生告诉我，他星期六傍晚来接她们去歌剧院的时候，发现她们就是这样坐着），看不到对面黑暗阴沉的房屋里有任何动静和变化。即使隔着一整条街的宽度，她们与对面的距离也近在咫尺。伦敦汹汹的轰鸣声就在她们四周，好像一片看不见的大海，但可以清晰地听到下面人迹罕至的人行道上响起的每一次脚步声。即便如此，比起接受史密斯先生和他母亲的殷切邀请，她们还是更喜欢留在查普特咖啡屋，多年后，夏洛蒂说：
“那些日子以来，我见过了西区[29]、公园、美丽的广场；但我更爱市区。市区似乎更认真；它的商业、它的匆忙、它的轰鸣，都是认真的活动、景象和声音。市区在努力生存——而西区尽在享乐。在西区，你也许会开心愉快；但在市区，你会热血沸腾。”（《维莱特》第一卷，第89页）
她们原本希望能在星期日上午聆听克罗利[30]博士布道。威廉斯先生护送她们前往沃尔布鲁克圣斯蒂芬大教堂。然而，克罗利博士没有出来布道，她们为此失望不已。威廉斯先生又带她们到他家饮茶（就像勃朗特小姐提到的那样）。途中，他们要穿过肯辛顿公园，而勃朗特小姐被“美丽的风景、清新碧绿的草地、无数柔美茂盛的植物深深打动”。她评论了从南方到北方不同景观的特点，接着又说起在伦敦与她交谈过的那些人声调柔和多变，那似乎给两姐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直以来，接触过“布朗斯小姐”（另外的笔名，也以B开头）的那些人似乎只把她们看作少言寡语、羞涩保守的乡下小姑娘。威廉斯先生告诉我，那天晚上，他陪同这一行人去歌剧院，夏洛蒂走上大厅入口通向第一层包间大厅的楼梯时，她对门厅和大厅豪华装饰的建筑效果大为震惊，不由自主地轻按他的胳臂，低声说，“您知道，我不习惯这类东西。”的确，那一定与她们前一天晚上一两个小时前的所为和所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时，她们正在霍沃思到基思利的路上长途跋涉，鼓足勇气，心砰砰乱跳，根本没在意她们头顶的迅雷甚雨，满脑子都是她们怎样直接前往伦敦，证明她们确实是两个人，而且不是冒名顶替的骗子。难怪她们结束疲惫兴奋的这段行程并返回霍沃思的时候精疲力竭。
我发现，在夏洛蒂人生的这段时间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它绝非什么开心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