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主编董宁文先生要我写一篇小文章，参加纪念《开卷》三周年的“我的书斋”专栏。我勉强算个书生，可是没有书斋，只能写一篇《有书无斋记》充数。
1956年，我从上海调来北京，住沙滩原北京大学内民国初年为德国专家造的一所小洋房里，占其中两间半房间，一间我母亲和姐姐住，一间我和老伴带小孙女住，半间做我的书房、客室、吃饭间，书橱留一半放菜碗。半间室内还放一张小双人床，给儿子和儿媳妇星期六回来住。
国外朋友听说我住在名胜古迹中，来信问我德国专家是哪位名人。小洋房年久失修，透风漏雨，已经破烂不堪。我在《新陋室铭》中写实：“卧室就是厨室，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单位建造“新简易楼”，这是北京建造住宅的开始。我分得两大两小四居室。我和老伴住一大间（15平方米）；已经大学毕业的孙女住一大间（14平方米）；保姆住一小间（8平方米），附带放厨房用品；还有一小间（9平方米）做我的书房兼客室。我的书桌很小，只有90厘米长，55厘米宽，一半放稿纸，一半放电子打字机。拿开电子打字机，可以写字。
我的书桌既小又破。一次，我玩扑克牌，忽然一张不见了，找了半天，原来从桌面裂缝漏到下面抽屉里去了。我请木匠来整修桌面，同时把一个邮票大的破洞也补好了，焕然一新。一位副部长来访，他奇怪我的书桌为什么这样小。我说，大了就无法放小沙发和大书橱。书桌虽小，足够我写文章了。
上海老同事来北京，告诉我“反右”运动中自杀和劳改二十年的多位老同事的故事。大家羡慕我“命大”，躲开了“反右”运动，“在劫不在数”，有自由做研究工作。他们说：宁可无斋而有自由，不要有斋而无自由。我说：心宽室自大，室小心乃宽。
人事多变。孙女儿出国了。我的老伴去世了。我家的空间忽然扩大了。可是，我的心境反而空荡荡得无处安置了。
2003年3月9日 时年9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