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隔了两年，在上海，那时“三吴大学”已经办成开学，父亲是董事长，聂海帆是校长。有一天，有两个敌伪杀手带了礼品装作给聂海帆送礼，到了“三吴大学”的办公室见到聂海帆后立刻开枪，聂海帆顿时倒在血泊中牺牲了。刺客是日寇和汪伪的极司斐尔路76号派来的。接着，父亲就收到了恐吓信又遭到了绑架。那个阶段，我才从父亲处知道“三吴”并不是苏州、常州、湖州的古称。“三吴”是吴、吴易和吴樾。吴是南宋屡破金兵的名将，吴易是南明起兵抗清的将领，吴樾是近代民主革命的反清烈士。显然，父亲后来同意用“三吴大学”这个校名也是有道理的。
父亲决定要去“孤岛”上海了！他是一个爱国者，去上海当然不是为了苟安于乱世。临行，有一伙友人为他在香港仔摆宴吃海鲜送行。那对我是至今难忘的一个晚上。
去香港仔，路较远，当时那是一个泊着许多渔船，可以看到好多船桅和大海的渔港，比较荒凉，但碧海靓丽。来吃海鲜的人并不太多。我们赴宴在一只固定于海边的大舫船上。它用红红绿绿的油漆刚打扮一新。舫船停泊的岸上，许多玻璃器皿和木制盆具内都养着各色生猛的海鲜。翠海如镜，远处的沙滩上，有槟榔树、绿色的尤加利树。在舫上摆筵席，使我想起战前随父亲在南京秦淮河和到苏州去太湖吃“船菜”的旧事。那晚，吃了些什么记不清了，主要不外是海鲜，但桌上花雕酒的香味至今想起似还存在。朋友们多数都较年轻，敬父亲酒，父亲仍未喝酒，但说了激动的话，大意似是我不去重庆而去“孤岛”会有危险，但我无所畏惧……有人提议：起立唱一个歌为父亲送行，唱的是《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歌声慷慨激昂，使人热血沸腾，那时候是几乎人人都会唱这支歌的。我夹在中间唱歌，不知为什么却流泪了。父亲那晚，为什么那么激动地说那样的话，我当时似乎不懂，只是，他回“孤岛”后，的确遭遇危险，并终于因抗日死在敌人手里！于是，那晚的往事，他那晚魁伟地坐在那里讲话的情景，至今与香港仔的靓丽海景从未湮没在我记忆的深井中！
父亲去沪是为了应邀用他的声望及社会关系在租界上秘密办“三吴大学”，掩护进行抗日活动。那时，从香港到上海只有坐海船来往。最奢华最大的是英国的皇后号邮船，都是数万吨级以上，如“亚洲皇后号”、“日本皇后号”等，其次是美国的“总统号”邮轮，如“柯力芝总统号”等。一般两天两夜至三天可以抵达。再次是荷兰的邮船如“芝沙连加号”等，约一万几千吨至两万吨。最小的是英商太古、怡和公司的海轮，几千吨不足万吨，要航行四五天以上，颠簸得厉害，条件较差，只是比较便宜而已。
父亲同我买了英国的“亚洲皇后号”大邮船的二等船票。这是一艘航行全球的巨型豪华的四万五千吨级的客轮，奶油白色，巨大得像幢巨型建筑物，头等舱在最上层，二等舱在甲板上端，下面是三等舱，已在甲板下方了。舱底则是四等舱。上了船，四通八达，左转右弯，使人迷路。二等舱的客房很豪华，彩色地毯，丝光窗帘，两张铺着洁白单被的钢丝床，另附全套设备的浴室、盥洗室，还有沙发、长桌、壁橱。我还是第一次坐这种豪华巨大海轮，房里许多环球旅游彩色风景画吸引了我。船要夜晚八点钟才起锚放行。我走到前甲板附近的舷梯边上站着，只见船上大菜间和二等舱的旅客们都倚着船栏在向下张望。码头上拥挤着许许多多送客的人群，也有许多码头工人在搬运大包、扛着大箱或行李在来往装卸。
船下海面上有一幕奇怪的景象，一个广东人在我身旁叫一个穿红衣黑裙的少女：“快来睇水鬼！”
原来邮船旁的海面上有三条小舢板，还有两条大木盆船。每条舢板或木盆船上都只有两个人：一个划桨，一个光着身体只穿一条三角裤的就是被叫作“水鬼”的人了。海风已凉，“水鬼”都颤抖着伛偻着身子蹲在船头仰面向上朝着邮船上的乘客做乞讨的手势呼号。谁将亮晶晶的毫角扔下海去，“水鬼”就扑通跃身下海，在海水中将钱币捞上来，举手向船上的乘客亮出钱币致谢。
天色正由光亮转向昏暗，“水鬼”在海水里的动作透明透亮，看得清清楚楚，但看的人多，扔钱的人少。一个吸雪茄的华侨模样的人将一小把银毫币一起扔下去，一下子五个“水鬼”一起投入水中，抢捞得真是紧张。逗得一些观众笑着议论：扔钱的人少，丢下去的钱币恐怕还不够几个人在海边排档摊子上吃一顿咖喱饭或鱼生粥。我心里产生怜悯，我特别怜悯一个白发老婆婆划着木盆船上的一个幼小的“水鬼”，我掏出手帕，将袋里用剩的一些银角加上分币包好瞄准了那一老一小的盆船扔去，可是偏偏手巾包被风吹晃到离他们有四五米远的海水处，反倒被一个强壮的在舢板上蹲着的“水鬼”一个猛子蹿到海里，水中捞月似的捞走了。我心里很失望，没人知道我的心意。可惜我身边没有毫角了……
就是在这种心情下，船开动了！
船进入大海之中，夜晚四面漆黑，大海看不到边，海真大呀，黑水洋似的真吓人，一望无际，浪花激溅，跳跃喧哗。
我带着不好的心情离开甲板回到舱房。
不堪回首的尾声
1938年秋天回上海后，我们住在租界后母汪淑晴家。地址是汉口路（即三马路）同安里21号。后母的父亲已去世，遗嘱女儿和两个儿子同等待遇也分遗产的三分之一。汪淑晴在家是得宠的。父亲又是有声望地位的人，因此他们家将三层楼洋房的二楼让出给父亲和后母及我居住。款待得较好。我插班进了上海东吴大学附属中学。每天在汉口路口子上的慕尔堂教堂里上中学。这时聂海帆做校长的“三吴大学”已经开学，招生等事情多已办妥。父亲是董事长，在上海聘了一批董事，开过会，详情我不了解，但父亲极少到学校去，聂海帆在我记忆中由于忙及怕引起注意等原因，也特意不到同安里父亲住处来。这时，父亲来往的仅有较好的朋友。如上海的江苏高等法院刑庭庭长郁华常到同安里看望父亲并长谈。郁老伯也是日本留学生，在早稻田大学上过学。他比爸爸的年岁大，但父亲说他为人耿直，所以“得罪人多一直做不了大官”。他爱国，同父亲一样反对亲日派。1938年年底，汪精卫突然逃到安南（即今之越南）河内，公开叛国，郁老伯为这特地又到同安里看望父亲并愤慨地同父亲一起痛骂汪精卫。但汪精卫大约半年后就投敌到了上海，1939年底，郁老伯就在他住所门口遭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凶手开枪杀害。而也就在这件事后不久，聂海帆也在“三吴大学”的校长办公室里遭敌伪的刺客杀害。聂海帆遭暗杀后，父亲就受到监视并收到恐吓信两次要他到极司斐尔路76号去谈话，接着，就在住处遭到绑架被囚禁在敌伪魔窟里。后来哥哥宏济和我也被作为人质同父亲一起软禁在76号里。
1940年农历初一，在我的堂兄洪治与外界地下工作者葛覃和吴开先部下的安排下，父亲与哥哥及我拂晓时逃出了76号，在静安寺坐上预先停在那里的汽车，再转到新关码头一家亲戚处换衣服化装，坐小火轮到浦东蓝烟囱码头，登上荷兰邮船“芝沙连加号”驶往香港。父亲决定带我们兄弟到香港后就去大后方重庆。邮船在出吴淞口时，日本宪兵上来对乘客进行搜查。为了安全，父亲和我们坐的四等舱，日本宪兵搜查后，船出了吴淞口，父亲一人补票到三等舱去（因只有一张三等舱票）。谁知第二天清晨，父亲就失踪了！他床上有一张潦草的纸条，说是他跳海了！他是自杀还是被杀？没有确切答案。因为日本和汉奸广播新闻时说父亲“破坏和运”，“已被逮捕”。
在“芝沙连加号”船上，我突然看到了吴经熊老伯，他是宁波人，是留学美国的法学博士，是立法委员。战前在南京时，父亲同他有交往，我到他家去过。我哭着叫了一声：“吴老伯！”他问清情况后，马上将我和哥哥带到二等舱他和夫人的房里，说：“在我这里安全些！”他又说：“到香港后，我带你们去见杜月笙！”
“芝沙连加号”抵港后，有汽车接吴经熊，他和夫人带我和哥哥上了车直驶高罗士打行。这时杜月笙仍住九龙，但每天到香港高罗士打行八楼办公。这一层楼成了他专门的办公场所。
父亲同杜月笙有过交往我是知道的，但他从来没有带我去过杜月笙住所。我只知道杜月笙是上海滩上的“大亨”。这次吴老伯带我们去见杜月笙我却有些意外：想不到一到高罗士打行杜月笙办公的那宽敞的八层楼时，我立刻看见了杨老伯。杨天骥模样未变，仍穿的是咖啡色长袍，手里夹着雪茄。见到我，他马上说：“啊呀！洪溥……”我哭了起来。吴经熊就把父亲的事说给他听。他很同情地点头用手挽着我安慰我，说：“见见杜老伯吧，这事他会管的！你们的安全最重要。”
这时，我看到广阔的大厅堂中间，有好几只大沙发成重叠的品字形。中间的那只沙发上坐着一个高个儿瘦削的男人，穿的灰长袍，剃的平顶头。白天，灯都开着，整个大厅里，有好几处都各有一些人坐着在谈话，在商量事情。我已经猜到中间的那只沙发上坐的就是杜月笙！他两只耳朵有点招风，眼光有点锐利，脸色有点苍白，正在听边上两个人同他说话。
吴经熊和杨天骥把我和哥哥带过去。吴经熊同站起身迎接他的杜月笙握了手又拱拱手，坐下来简单说了些情况。杨天骥攥着我的手说：“这是洪溥，前年他跟父亲在香港时我们常见面的。”杜月笙点头，客气地叫我们坐。吴经熊急着要走，说：“把他们带到你这里我就放心了！我太太还在下面车子里！我那就走了！一切拜托！”他向杜月笙拱手作揖，杜月笙也起身拱手作揖。杨天骥就带着我和哥哥都在杜月笙面前的沙发上坐下来。
当时我看样子，觉得杨天骥很像杜月笙的秘书，但后来明白了：杜月笙很尊重文人雅士，与这些人交往也请这些人出谋划策或给他做些文字上的事。杜月笙自从在上海发迹后，听父亲说过：他从青帮头子进入政界，学会了玩政治，他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学得温文尔雅，话不多，总很和气的样子。他同一些文人雅士或官场人物交往，暗中总在学习这些人的言谈举止。杨天骥这时的确常在他身边盘桓，但是他的顾问。杜月笙的秘书名叫胡叙五，光头、戴眼镜，中等个儿，说上海话，勤勤恳恳做事，认真负责。直到上海解放后，后来，杜月笙到了香港不回上海，胡叙五才离开杜月笙最后回了上海。
我和哥哥坐在沙发上，杨天骥又说：“杜先生（他是这样叫他的），高宗武、陶希圣的事刚过去，又来了王开疆先生的事。不过高、陶本来是汪一伙的，王开疆是坚贞不屈主张抗日的！这件事要通知新闻界！洪溥他们兄弟俩的安全也要注意安排！”
杜月笙点头，说：“对！马上通知新闻界，安全的事也让他们安排！”接着，又问了我和哥哥的名字怎么写。问完，说：“你们两兄弟准备怎么办？”
哥哥说：“我们都要到重庆去！”我也说：“对！我们去重庆！”
但，杜月笙摇头说：“宏济可以去重庆！洪溥你太小，还是以后再去。我的意思是你们两人都先回一趟上海，看望安慰一下母亲！然后，宏济去重庆，洪溥就在母亲身边等以后再去！好不好？”
他说得十分在理，又想得这么周到，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被他的话感动了。
杜月笙又说：“令尊同我也是老熟人老朋友了！他爱国！我们都知道！东洋人和汪精卫他们干起坏事来说不清的！现在，先给你们找地方住下。我会叫人注意你们的安全的。我也会给你们订船票回上海去的。你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要求都提出来！令尊这件事对敌人的打击是很大的！我能为你们做点事是应该的！”
他说这些话后，有个中年人拿了一只托盘上边放着药和水来给他服药。只见杜月笙拿起托盘中的一支玻璃管，里边是白色的药粉，端起开水杯，将白药粉倒进嘴里，玻璃管敲得牙齿“托托”响，然后喝了几口水将药吃了下去。事后我听杨老伯说：杜月笙上一年十一月坐飞机去重庆时遇到日本飞机用机枪扫射追赶，险些儿出事，但高空空气稀薄，他得了气喘病，身体不好……
总之，这次见到杜月笙，他给我的印象如上。又有客人来找他了。杨天骥带我们离开杜月笙，他很讲义气似的对我们说：“你们以后有事可以找我！”杨天骥安排人用车把我们兄弟送去旅馆住。后来，听说杜月笙在香港确是做上海和江南方面的情报工作，他还有个“上海党政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次日，中央社、《大公报》等记者均来采访发了消息、照片及评论，重庆《新华日报》也发了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