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了！也许不会也不可能再来；我也许在以后的日子里，常会在寂寂的夜暝中依然对这故居和它的历史魂牵梦绕！我也许会在创作和怀念的时节依然会冲动地享受到那种消逝了的壮美的情怀。但这一切仅仅不过从属于我个人，是我生活浪花中曾激发的小小的涟漪。在整个人民生活的潮汐中算得了什么呢！一幢实实在在的新的大厦总比这残破衰败了的旧屋好得多！这代表着我们的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前进！……
“拍点照片作纪念吧！”起凤提醒、催促我。
我突然发现那块“洞庭路十号”的已经锈损了的蓝底白字的门牌仍高悬在砖砌的门柱上。它当然快将与这旧屋一同毁灭。我迈步上前，高高举起了臂膀，轻轻用手将门牌摘取在手，像面对一件“文物”，珍贵地将它用手帕包起放入口袋。这对别人已经无用的废物，对我却有意义。我将把它带回到四川成都，放在我卧室里的那只玻璃橱内。
拍了照片，离开洞庭路时，我带着寻梦后的怅惘，也怀着斐然诗意，有离绪悠悠，也有豪情满怀。
（本文刊于1990年《文学报》）
永不忘却的血色回忆
岁月水也似的流过去了，记忆已经遥远。那是一种游荡在我的血管之中，熨遍我的全身，刺激我的心灵，似乎永远不会改变的特殊感受。
置身于古老而又现代化的南京，看着龙盘虎踞的“白下”形胜，这种锥心泣血的感受总是随着血淋淋的记忆，不断强烈侵袭着我。我不能不想起1937年12月日军攻占南京时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场大屠杀的高潮在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昼夜不停地持续了六周之久。当时全市被烧毁的房屋约三分之一，无辜同胞惨遭杀害达三十万人以上。只要想起这些，我心情总是变得非常压抑、非常愤激。旅游的欢愉兴致也就受到了创伤。于是，从我下榻的金都大酒店九楼的窗口，外眺南京四下里云霞斑斓、茫茫无边的景色时，我常默默凝思，怅然不悦，沉浸在苦涩复杂的心情中。
到南京第三天晚上，民革南京市委主任委员夏瑛同志，请我和起凤到家里吃饭。夏老安排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孙芷莉同志，利用吃饭前的时间来采访我。纪念馆的同志们，为搜集、考证资料，做了大量宝贵而有意义的工作，在国际上也颇有影响。由于我在1946-1948年间常在南京，有意识地搜集过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又参加采访过当时在励志社礼堂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目睹过在中华门外兵工厂后面小山上和南京城北一带死于日军屠刀下的同胞尸骨的发掘，纪念馆的同志希望我谈谈当年的情况。于是，回忆的帷幕打开了，我的心走进了寒冬，那种特殊的感受顿时变得格外浓烈。
我在1947年间访问过一批在大屠杀中幸免于难的见证人，可惜厚厚的几本笔记连同一些照片早已毁于“文化大革命”。那时，我曾用“王公亮”的笔名在1947年的上海《大公报》、上海《时事新报》和重庆《时事新报》发表过关于南京大屠杀和审判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的纪实散文和特写，但这些文章早已失落。不过，印象深刻的事总是难忘，现在还牢牢记得的并不少。
1946年2月，当时中国成立了“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日本乙级和丙级战犯达两千多人。我在南京小营“国防部战犯拘留所”，访问了三个南京大屠杀中的受害者：梁廷芳、陈福宝和李秀英。
1947年2月，开始审讯谷寿夫。这个身材短小容貌猥琐光着头的日本军人率领的第六师团是最早由中华门攻入南京的日寇部队，杀人最多，暴行最烈。4月26日上午，我在中华门外刑场目击他被枪决，当时，在东京的远东国际法庭，正审讯恶名昭彰的松井石根大将。他是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官，对大屠杀负有直接的最高责任。他的罪行需要证人，梁廷芳、陈福宝、李秀英三人本来都应当而且愿意去做证控诉，但当时的蒋介石政府不给他们解决来回的旅费。后来仅梁廷芳一人成行，去到东京做了证人，当庭陈述了他所亲身经历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屠杀。
我访问梁廷芳时，这个饱经风霜的壮实中年汉子，为人朴实，脸色庄严，叙事清楚。他本来参加了保卫南京城的战斗，是担架队的一个班长，城破后，逃入了当时外国人组织的国际委员会设立的难民区（也称国际安全区），地址南自新街口起，经过中山北路、中山东路、汉中路，直到汉中门、挹江门等地，包括山西路、宁海路一带在内。日军来搜查，发现梁廷芳手上有老茧就拉出来反绑双手架走。在南京陷落的第四天，梁廷芳同华侨招待所的男女难民五千多人一起，排列成行，由大批日本兵用刺刀押解到江边中山码头。日军架起机枪开始集体大屠杀，死人遍地成堆，血流成河，尸首随波漂流。梁廷芳中弹负伤，在滔滔江水中拼死游到对江登岸，才逃得命。我在《月落乌啼霜满天》的续集《山在虚无缥缈间》的第五卷写到尹二在中山码头脱险的一段经历，原型就是来自梁廷芳。记得参加当年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讯松井的梅汝法官，在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上发表过一篇《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文章，曾谈到当时有个证人在东京做证，他记不清是谁了，其实就是梁廷芳。我问芷莉知不知道梁廷芳的下落，她说：“人已经不在了！”我的心一动，不禁唏嘘。南京大屠杀已五十四年，梁廷芳活着该有九十岁左右了吧？人不是都能活得那么长的！
陈福宝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南京城陷时，他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被日军逮住，与其他几十个人一同用绳索捆绑着，带到五台山下屠杀、活埋。日军勒令其中一些人用铁锨把活埋的洞穴加大。他力气小，挖时使不上劲。一个会柔道的日本兵把他拎起举在背上，猛摔在地昏厥过去他像死了一样，日军将其他人刺杀和活埋后扔下他走了。他苏醒后，天已黑，悄悄爬起潜逃。几个月后，平靖了，他有亲戚在新街口开照相馆，有日军拿了胶卷来冲洗，拍的全是烧杀奸淫的“纪念照”。他亲戚是有心人，特地加洗了一套照片密藏，准备将来抗战胜利了拿出来作罪证。我在1947年2月见到陈福宝时，他穿着西装，已是一个高个儿的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了，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他将一套几十张照片送给了军事法庭。我从检察官陈光虞那里看到了这些照片，看时汗毛悚然，心在战栗，热血沸腾。照片上的日军砍中国人的头，刺中国人的心脏，轮奸裸露的中国妇女，奸后剖腹杀死……我那天曾随陈福宝到五台山下，他指给我看日军活埋中国人的地点。军事法庭取证时，曾按他提供的地点挖出过不少骷髅和骨骼。审讯谷寿夫时，各处挖来的大批骷髅骨骼作为罪证都摆在谷寿夫面前。陈福宝提供的照片也使妄图狡赖的屠夫谷寿夫哑口无言，因为照片上烧杀奸淫的日军佩戴着第六师团的番号。我问小孙陈福宝的下落，她说：“知道有这么一个提供照片的人，但未曾找到。”是呀，悠悠数十年，青年早已成了老年，他也许早已病故，也许浪迹天涯离开了南京，哪里去找呢？
我同小孙谈起李秀英，想不到星换斗移，这位了不起女同胞，至今还在南京，该是七十好几的老人了吧？她家住南京玄武区鱼市街卫巷，当年南京城破之日，她怀孕已七个月，丈夫到乡下躲避去了，她随父亲躲藏在五台山一所小学的地下室里。大屠杀期间，来了几个日本兵要强奸她。为了不被侮辱，她宁死不屈，一头撞在墙上，头破血流昏倒在地。头一批日军走后，不久又来了第二批。三个日本兵要奸污她。一个日本兵来解她的钮扣，她见日本兵腰间有刀，就夺日军的刀，用牙咬日本兵拼命。日军用刺刀将她刺砍了三十几刀，以为她死了，这才扬长而去。日军走后，父亲见她死了，十分伤心，但她苏醒过来哼了一声，才知道她还活着，但腹中的胎儿流产了。我在《月落乌啼霜满天》中写的庄嫂那种宁死不屈的精神，也就是用了她作原型。知道她仍健在，我真高兴。我还能记得当年，她长长的脸型和严肃、冷峻及庄重、愤怒的表情，还有她脸上的伤疤。小孙告诉我：她采访李秀英老人时，老人告诉她：“当年有一个年轻的记者访问过我，并且写了文章。可惜我忘了名字。”我想，那该就是我吧？我当时确是访问了她和她的丈夫，也写了文章的。我真想去看望她，叙叙旧。可惜因为匆匆离宁急于去上海治病，未能如愿，成了一件憾事。
1991年6月，在美国发现了一部由已故美国牧师、当时南京国际红十字会委员长约翰·玛吉等拍摄的实录影片，能放映三十分钟，证明了日寇当时在南京的种种灭绝人性的残酷暴行。接着，日本《每日新闻》10月5日报道说：“记录片中‘有一位被刺刀刺伤横躺在床上的年轻姑娘’。记录片放映后不久，一位《每日新闻》记者发现这位姑娘的脸形和经历与他在南京市见过的李秀英极为相似。接到这一消息，《每日新闻》采访组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有关人员协助下，找到了李秀英，最终判定为同一人。”我读着这段报道，心潮起伏，衷心祝愿这位有民族气节、经历过大劫难而如今沐浴在社会主义阳光中的老人健康长寿。对我来说，仅仅只是在四十四年前采访过她，但她绝不是匆匆相识又可以匆匆忘却的人。我希望她能看到我写的这篇文章，也希望以后到南京时能再同她见面。
那晚，菜肴丰盛。吃饭时，我们谈南京的美好变化，谈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谈今天中国再不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摆布的自豪……但一直到宴罢回到住处，我心中总因那种由于南京大屠杀引起的压抑和愤激感到难受。我望着夜深仍华灯灿烂的南京，仿佛仍听到金戈铁马声。半个世纪过去了！欣欣向荣的南京城已难寻觅早年沦陷时凄风苦雨的容颜。但当年南京遭受敌人铁蹄蹂躏的百姓的哀号声，仍在我灵魂深处回荡。夜更深，天上有一泓朦朦月光，我关了电灯，让月光进房，仍不想睡，在疲惫的兴奋中默默思忖。起凤同我站在月光中，并肩临窗眺望。她了解我，我也了解她的心情，她的小叔凌淦，是一个誓死抗日的爱国军人，军校十期的，保卫南京时守中华门，勇敢战死在南京城内。我在《月落乌啼霜满天》中写的童军威，身上就有他的影子。头一天，我们经过中华门，看见了城墙上当年激战时留下的大大小小的弹洞。当时，带着凭吊的心情，谈起她小叔凌淦的死，我倏然发现她的脸色变得那么苍白了！
两年前，我见到报载日本教育当局竟然企图涂改历史，将侵略中国和东南亚的战争罪行从教科书中抹去，将“侵略”一词改为“进入”。前年，我读过日本一个所谓评论家田中正明写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卑劣得竟把南京大屠杀的事实说成是无中生有。去年，我也读过日本众议院议员石原慎太郎胡说什么“南京大屠杀事件”是“中国人捏造的谎言”的文章。这些事，这些“书”和“文章”，在国内外都引起公愤，也遭到了日本有识之士的驳斥。
其实，铁一样的事实摆在世界人民眼前是怎么样也否认不了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是中日两国人民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就说过：“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前事已是历史，但是不能遗忘，更不能否认、歪曲。这些年来，日本人民进行了六次“悼念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植树访华团”的活动。这项活动由日中友好人士菊池善隆先生创始。他曾五次带队到南京，在珍珠泉公园种下两万多株树苗。他去世后，日中协会常务理事林右一又率一个三十人的访华团第六次到南京，团里有八十多岁的老人，也有八岁的孩子，他们怀着对大屠杀中受害者的悼念，怀着对中日人民友好的热忱愿望，又在南京珍珠泉公园种下了一千二百株象征日中世代友好的树苗。
南京之行，我的情感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对南京大屠杀的血色记忆，永不忘却，是因为我们愿同日本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共同阻止日本****复活，不许历史悲剧重演；永不忘却，是因为中国人民应当牢记中国过去受侵略的血染历史和灾难，从而懂得我们应当怎样坚定地跟着中国共产党继续走振兴中华之路！
（本文刊于1990年《文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