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二〇〇九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我决定将这部描写节振国的传记性的传奇小说继续献给读者，献给我们的祖国。
说“继续”，是因为这部小说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版后，曾引起广泛反响，有人誉之为“影响过整整一代人的优秀作品”。
作品于一九五六年在北京面向全国的《中国工人》杂志上连载，深受广大读者欢迎，次年经我修订后即由工人出版社将连载稿用《赤胆忠心——红色游击队长节振国》的书名出了单行本，并且不断再版，累计印了几十万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时连播了这部小说，紧接着又先后被改编为话剧、评书（袁阔成播讲）、京剧（参加过一九六四年全国京剧会演）、连环画小人书，并拍成电影。一九六一年更被译成外文发行国外，书名即叫《游击队英雄节振国》（Chieh Chen-kuo，Guerrilla Hero）。正因它这样受到读者的欢迎和重视，“文革”后，我决定将它补充、修订、加工得更好。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八年间，我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深入唐山、冀东各县和河北其他一些地方进行采访，在掌握了大量素材，熟悉了冀东、唐山一带的民风民俗及抗战时期游击队抗日反“扫荡”的生活后，写成了如今这部稿子，由花山文艺出版社于一九八二年出版，用的是《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的书名，两年间又印行了十多万册。当时，这书曾被部队作为给战士的推荐读物，也被河北省及共青团组织作为优秀图书向学生及青少年推荐。我也应邀在一些大学和中学做过相关报告。一九八三年中国作家协会和全国煤矿基金会授予本书长篇小说“乌金奖”，并向全国工人推荐，不久，又被改编为电视剧。这本书在节振国当年劳动和战斗过的唐山及冀东各地影响极大，我在那里结识了不少朋友，有的至今未断联系。节振国和有些战友的墓安葬在唐山的烈士陵园里，年年都受到民众的祭扫。节振国的高大塑像也威武地竖立在唐山，至今犹有当年读过我这本书的读者给我来信致意，表示对这本书的热爱，还邀请我再到唐山去看看。
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今，倏忽快三十年了！这部书未曾再出版过。主要原因是我收回版权后一直未再将这部书交给出版社出版。虽然，我一再发现许多年岁超过五十的人都熟知我写的节振国这本书，目之为“红色经典”，有的还建议我将这本有生命力的书重新出版，让这三十年来成长起来的人可以有读到的机会。但我忙于写作新的作品，无暇这么做。这两年来，我看到了不少以抗战为题材的作品，主要是电视剧，我又重读了我写的节振国的这本书，发现我写的抗日战争、我写的游击战，不但真实，而且鲜活动人，读时会十分震撼。当年冀东的游击战是那样的残酷，日本侵略者的“扫荡”是那样血腥。我阅读自己的这部作品时，节振国刀劈日本宪兵，到燕春楼上舞台发表抗日讲话，大义灭亲杀死叛徒夏连凤，深情脉脉慰问战友家属固然令我激动，但别的游击队员的崇高精神也令我感叹。例如读到年迈的老游击队战士关清风被日寇用刀劈死举行“慰灵祭”（第三十五章“铁石犹存死后心”）和勇敢的游击队战士田树森同日寇作战不幸牺牲的情景（第二十八章血淋淋的冬天）时，我竟忍不住流下泪来，回想当年采写这部书稿时我也是常心痛得含着泪的。我忽然觉得有责任把这部书继续献给读者，我也深感如果这部书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它决不会一般化、程式化、模式化、老一套，因为它来自当年的真实生活，它是超出今天人们的想象，有血有火又有泪的！
我们共和国的建立，离不开先烈的流血牺牲。在共和国六十周年吉庆的日子里，我郑重地献出这本书，怀念先烈，缅怀往日。我认为阅读会使我们得到纯洁心灵的洗礼，那会是对那段艰难历史的深刻认识，会是激励，也是感恩。书名做了改动[1]，因为这是最后改定本，也是因为更切合内容。
我长期在四川工作，理所当然地应将本书在四川出版，感谢愿意接受这本书的四川文艺出版社和有远见卓识的出版社领导及编辑同志。
王火
二〇〇九年三月于成都
注释：
[1]当时，节振国率领的工人游击队，名叫工人特务大队，其任务是打鬼子、锄汉奸、平土匪。
【第一章】前夜
初春的时候，在河北唐山开滦赵各庄矿一带，很少能看到令人悦目的绿色。除了零零落落的常青树外，别的树木都光秃着枝干在冷风中颤动。苍黄的田野、丘陵间，常有成群的老鸹“呀呀”叫着在觅食。天，铁青着脸压在头顶上，使人心情沉重。矿区的道路、房屋、空场，到处被煤炭染成了黑色。面带饥寒之色的矿工，穿的是又脏又破的窑衣，戴的是积聚着黑垢的柳条帽，有的下井去干活，有的踯躅在街头……
这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中旬的一天清晨。赵各庄矿上的气氛显得非常紧张。保安第三署那些穿着黑制服、戴着大盖帽的保安队和穿黑制服腰系皮带的矿警列队在街上巡逻，工人们东一伙西一伙地聚在一起谈话议论……矿工正在酝酿罢工，原因是要求增加工资；加上这一向矿方设立了井下牌子房，防止工人在井上拿了牌子不下井或提前上井。实行这种“井下记工制”的办法后，工人领牌、交牌要排好几个钟点的队，而且不能打连班——一班接着一班地干。工人收入少，不打连班家里老幼多的就无法糊口。赵各庄矿的工人对这种无理的制度感到十分愤怒。昨天夜里，有一伙工人自发地将井下牌子房砸了。今天一早，矿司陈祥善就派了矿警去抓昨夜带头砸牌子房的工人。风声传到工人耳里，工人情绪当然更加激荡。
这时，在东大街上，有一个方圆脸盘、长得十分英俊壮实的矿工经过。他个儿不高，只不过五尺刚出头，两条浓眉下有一双机智深邃的大眼。他的名字叫节振国，是个运木工，今年三十岁。他正要下井去干活，没想到斜刺里跑来了一个长腿的年轻矿工，喘着粗气大声叫道：“老节！矿警抓了小佟！快去救他！”
这长腿的矿工是节振国的结拜二弟，名叫纪振生。节振国历来是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一听矿警抓了小佟，说：“走！”马上跟着纪振生向前奔跑。
四个如狼似虎的矿警正押着年轻瘦弱的矿工佟树安迎面走来，后边跟着许多愤愤不平的工人。小佟已被矿警打得满脸是血。
节振国和纪振生大步上前。节振国伸出两臂横着一拦，说：“停下！”
那几个矿警认识节振国，知道这是个武艺高强、在工人中有威信的矿工，不好惹，都停下了步，后边跟着的矿工们马上围成了一个圈子。带头的一个矿警吆喝地说：“节振国，你想干什么？”
节振国两眼盯着问话的矿警，字字沉着地说：“把小佟放了！”
纪振生和一伙矿工也高嚷：“把小佟放了！”
那矿警说：“我们是奉命捉拿砸牌子房的凶犯！”
节振国怒气腾腾，指着满面是血的小佟说：“你们将他打成这样！你们才是凶犯！要是不放他，小心我们不客气！”
另一个矿警说：“不放你敢怎样？……”
节振国看见路边有根住户拴绳晒衣用的木柱，有碗口粗，指着那结实的木柱对围着的众人说：“闪开！”
大家刚一闪开，节振国走上前去，推出一掌，只听“咔嚓”一声，木柱折断，被打得远远飞到一边去了！矿警瞠目结舌，围成一圈的矿工欢呼喝彩。
节振国对矿警怒目而视，指着断了的木柱说：“是它硬还是你们的脑袋硬？！”
四个矿警面面相觑。节振国用命令的语气高吼：“放了小佟！”
矿警们正难以下台，忽然人丛里急急忙忙钻出一个长头发、黑脸的高个儿，肩上背着些布匹，一看是个布贩子。他像个半路里杀出来的程咬金似的冲着矿警说：“长官和弟兄们！有两个人拿着钢斧抢走了我几匹布和钱钞，劳驾快帮着去追一追！追到了我重重酬谢！”
这里节振国和纪振生已经将小佟被反绑着的双手解开，四个矿警顺坡下驴，匆匆跟着布贩子跑了。一场看来难以解决的纠纷顺利解决了。围着的矿工们又是一阵欢呼。
节振国指指小佟嘱咐纪振生：“老二，快带小佟去歇歇。等会儿再找根木柱给埋上！”见纪振生扶小佟走了，他紧一紧系在窑衣外的腰带，打算去上班。一转身刚迈步，发现黑瘦瘦的胡志发已在他身边跟他并肩在走，不禁“咦”了一声，说：“老胡，你也在这儿？”
胡志发是井下的挖煤工，比节振国大五六岁年纪，看上去老成持重，其实聪明干练，有人叫他“智多星”。节振国一直将他当大哥待。这时他笑笑点头说：“老节，下了班到我住处来一下！”
节振国刚想问“什么事？”老胡没停留，已经转身走了。节振国心里纳闷，不禁转起磨来。
老胡同节振国交情深厚，他虽没在节振国面前承认过自己是共产党员，可是从接触中节振国断定他一定是共产党。从酝酿罢工以来，老胡经常同工人们一块儿商量问题，矿工们都要求节振国带头罢工。节振国从小当矿工，最知道矿工的痛苦，最恨英国毛子对工人的剥削压迫。冀东成立了“防共自治政府”[1]后，工人头上又踩着日本鬼子的铁蹄，生活当然更痛苦了！对于工人的罢工要求，节振国是从心眼儿里拥护的。老胡约他晚上去，节振国推测一定同罢工的事儿有关。
傍晚从井下上来，因为活儿很重，节振国累得脊背酸痛。春寒料峭，小北风轻轻刮来，冷得透骨，他脸上和手上都沾满黑色的煤粉，也没吃饭，就急急向胡志发的住处跑去。
天空里的灰云混浊郁积，路边杆子上的电线在冷风中嗡嗡怪叫。天，快暗将下来了。街上卖炒饼的小饭馆里散发出葱油香味和锅勺响声来，测字摊前围着人，赌场里响着吆五喝六声和“哗哗”的骨牌声，到处有衣衫褴褛的矿工此来彼往……墙上刷着醒目的白底蓝字标语：“冀东是防共的前卫！”“铲共和平一致奋起！”“日华实现真正亲善！”……路边墙上有新刷的“仁丹”、“中将汤”的日本广告。那“仁丹”广告上的一个翘胡子、穿日本海军大将服的半身头像示威地看着节振国，脸上的表情仿佛是说：“支那人！亡国奴的滋味儿怎么样？”两个醉酒的日本浪人，一个穿和服一个穿西装，从街边一家小酒店里出来，歪歪斜斜地走着，嘻嘻哈哈地笑着，咿咿呀呀地唱着，钻进对面一家窑子里去了。节振国“呸”的对着日本浪人的背影仇恨地吐了口唾沫，脚下的步子噔噔地迈得更快了。
胡志发是河北曲阳人，光杆一条，在靠近天主教堂的地方租了一间简陋的小屋居住。通向胡志发住处的那个小胡同口外，有一块三尺来高的青石碑。老工人都知道，胡志发住的那地方原先是个煤矿工人夜校，碑是早年一个到夜校上课的年轻教书先生请人刻了竖在那儿做指路标的。后来工人夜校的屋子倾塌了，石碑仍旧竖立着。石碑上刻的是一首《咏煤炭》的诗：
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
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
鼎彝原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那位不到三十岁的教书先生，被英国毛子和国民党指控为“乱党”，八年前被抓走了。正因为对这位留长发穿长衫的教书先生有感情，矿工们经过这儿常好看一看石碑，用手摸一摸。天长日久，石碑已经被摸得光溜溜的了，字迹却仍清楚。节振国从小跟着哥哥在矿上识字上学，对这首诗虽不全懂，经人一讲也能领会大意了。他老觉得胡志发在这工人夜校旧址上新盖起的小屋里住，是有深意的。每当他到老胡这儿来时，看到石碑，也总要有些感触地看看碑上的诗句。这会儿，也是这样。他停步又看一看碑上的诗句，才继续迈步又走。
一会儿，他到了胡志发的住处，这是一间石基土坯垒成的小屋。节振国推门掀开脏黑的旧棉帘走了进去。
屋里黄烟味浓重，点着一盏棉子油的小油灯，一颗豆大的灯火放出昏黄的光亮。老胡盘腿坐在炕上；炕上还有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正同老胡在细声低语。节振国一看，就怔住了：这不是早上那个节外生枝拽矿警去帮他抓人的布贩子吗？！他怎么也在这儿呢？
布贩子两眼看起人来尖刀似的锐利。他穿一套半旧的黑平纹布中式棉衣，吧嗒吧嗒地抽一个小烟袋。胡志发见节振国来了，沉着而高兴地点点头，说：“老节，你来了，上炕坐。”说着，他用烟袋杆指着介绍说：“老周，这就是节振国。”
老周挺深沉，一举一动不慌不忙，态度虽有些严肃，却平易近人。他微笑着，跟节振国打招呼，亲切地在热炕上让出地方给节振国坐，说：“哈哈，早上见过面了！我的布并没被人抢走。我那么一来，就把矿警带走了！”
胡志发和节振国也不禁哈哈笑了起来。
谈话中，节振国了解到老周名叫周文彬，是从唐山来的。周文彬和节振国一见如故，他们很快就热烈地谈起了当前的形势。
老周大口大口抽着烟。云雾似的浓烟，袅袅地从他那沉思的目光中飘过。他说：“抗日战争进行已经八个月了。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进入主要地位。共产党和八路军决心坚持华北的游击战争，来捍卫全国，钳制日寇的进攻。八个月来，国民党丢失大片国土，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无法动员全国人民来抗战。我们在鬼子铁蹄下生活，当然痛苦，但共产党是民族的救星。我们跟着共产党干，一定能为国雪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