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讲原则，做事讲方法。对人，要宽一度，再宽一度；做事，要进一步，再进一步。
企业家的道德水准、思想水准决定了企业最后的凝聚力。
无论前面是万丈深渊，还是荆棘丛生，我都会奋不顾身，前进，前进，再前进！既然前脚踏上这条征途，后脚就不准备退出。我生要战斗在这条征途上，死也要死在这条奋斗的道路上！
一 机遇偏爱有心人
我深爱《宋史·岳飞传》里的一句话：“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是大将之风。做市场，做任何事，能否成功，甚至反败为胜，关键在于心思的巧妙。只有深刻地洞察，缜密地分析，果敢地决断，坚决地行动，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才能先于别人成功。
1990年，我在通化市交警大队任职，并已经升任为设施大队大队长、三级警监，收入稳定，职位体面。许多人都羡慕我拥有稳定的工作和幸福的家庭，我也由衷地感到欣慰，但时不时还是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
就在那年，创业和下海热潮席卷全国。直觉告诉我，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已经势不可当。“超越自我、实现自我”的创业激情燃烧着我，内心涌动着万丈豪情，我要去做时代的创业英雄。
1991年，我迈出了创业的第一步。当时我就想到了医药行业，因为母亲那种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信念从小就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中。虽然未能传承母亲的医术，但是做药不同样也是治病救人吗？不也是延续母亲的理想吗？
为了医治双亲的病痛，我对中药进行了长达10年的探索，对于医药行业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我虽然把目光定在了制药行业，但在当时，制药行业是受国家严格控制的，没有机会进入，所以，我先选择了房地产行业。选择做房地产行业也是因为曾经跟着父亲学过多年的建筑，有经验，加上自己也有兴趣。于是我南下进了珠海一家房地产企业（三家国有企业组成的联营企业）当包工头儿，负责建筑工程。在企业做事和在支队一样，我没有半分懈怠，当年工程项目结算时，总共赢利2700多万元，比预算高出了近1000万元。老板一高兴，就兑现了答应给我们的20%的提成。
这次小试牛刀按说很成功，并且也很赚钱。但是刚有了一点成绩，就有很多有背景的人争着要坐我这个位置，我的很多经营思路莫名其妙地被否决，我根本放不开手脚。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在珠海只做了1年，就又回到了通化车辆管理所。
从珠海回来不到半年，也就是1993年春天，我又第二次下海。这次是在通化本地开了一家“台湾饭店”。经过大半年的努力，饭店开始赢利了。开饭店对我来说得心应手，但我逐渐感到这个平台和我期望的那种在商海搏杀的理想相去甚远。所以，在饭店平稳运营之后，我就将它交给妻子来经营，自己又回到交警队上班去了。直到我接手药厂，妻子艳华才把这家饭店转让出去，过来帮我。
下了两次海后，我已渐习商海水性，我喜欢商海中不断制造财富的感觉，在那片充满挑战和未知的广阔天地里，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潜能，那是每时每刻都要调动脑细胞的探索。那里永远有欣喜和挑战，却永远没有终点，胜负的关键在于你如何运筹帷幄。这不正好符合我的性格吗？一颗激情奔放的心、一颗总想做出成就的心、一颗总想寻找人生价值的心，不正好可以在那风云变幻的天地里尽情翱翔吗？我欲乘风起，风浪奈我何？
在等待机会的日子里，我一直在汲取国学的智慧、中医学的精华。我相信机会永远青睐有准备的人。
1995年，通化市进行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制药企业打破了国家控制的单一经营模式，可以承包给个人了。我一直苦等的机会终于来了！
4月底的一个周末，我到通化市的长征路一带办事，在一家小饭店吃饭，碰巧遇到通化市医药局的张局长和省医药局的刘局长，他们刚好到通化来检查工作。因为与张局长有过几面之缘，我就主动走过去和他们坐到了一起。
席间，我对张局长说：“我想做药厂，不知有没有机会？”
张局长马上说：“现在正好有一家药厂想对外承包。”
我一听大喜过望，真是天赐良机啊，就细问起那厂子的情况。
张局长沉思了一下，说道：“下周一上午来找我吧，到时候再具体说情况。”
当时张局长瞬间沉思的表情给我的感觉就是希望不大，因此也没太往心里去。周一上午，我仍然忙着画道线、安设备。上午9点多钟的时候，队里来人告诉我，张局长打电话要我去一趟。
到了医药局，局党委几个人都已经坐在那儿了，张真没想到他们会这么重视这件事。
张局长跟我说：“听说你在交警支队管盖大楼，吃住都在工地，精打细算，给公家节省下来200多万元。那工程我看了，质量是一流的。”
张局长用几句话评价了我近20年的工作和为人情况。
接着，他告诉我通化医药研究所制药厂要对外承包。这是全通化市唯一一个由高级工程师管理过的工厂，干好了前途无量。
我问起厂子的具体情况，有多少资金？
张局长说：“资金没有，就是一个工厂，有设备、工人，还有一个研究所，也一块给你了。”
谈话的整个过程让我感觉情况并不乐观。张局长叹气说：“正常运转的厂子用得着你吗？”
我意识到这个厂可能是个烫手的山芋，虽然自己很想从商做药，但也不能贸然打无把握之仗，不能太草率。于是推脱没干过管理，对医药也不太懂，这个担子怕挑不起来。连高级工程师都管理不好的厂子，一个交通警察能管理好吗？
张局长笑道：“没干过管理？你主持建造的大楼给国家省的那200多万元是怎么省的啊？对医药不懂？你不是从老人一生病就开始研究中草药了吗？”
张局长说的这番话让我感到惊讶，这说明他注意我已经不止一日了。
张局长郑重地说：“选定你去做这个厂长，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觉得你能行。”
我说：“那也行，但我有四个条件：一是我不当一把手，只管经营；二是得帮助我贷款5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三是允许给企业改名；四是允许办一个医药公司。”
对于我提出的这四个条件，张局长说：“你不当一把手绝对不行，副厂长我都不任命；局里用下属企业担保，帮助你贷50万元启动资金；关于企业改名的事先缓一缓再说；可以办一个下属医药公司。”
我听得出来，局里也是先看看，能不能成功还在两可之间，一上来就改企业的名字为时过早。
接着，张局长表情凝重地说：“要你去做厂长，不是要立刻做出多大的成绩，只要这个厂能恢复生产，能收支平衡，就算打了翻身仗。”
我低头陷入了沉思。张局长说得对，就是因为不能正常运转，才有了我的机会，而我不就是冲着挑战、想干一番大事业才来的吗？这恰恰是我的一次机遇，没准儿这厂子就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也许不久的将来它就能让我开拓出一片天地。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我在张局长的认可中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东北汉子的豪爽劲上来了，那就干！
现在回想起来，人生的机遇确实偏爱有心之人，如果我不是一直坚持着做药的梦想，如果我不是一直研究中草药，如果我不是主动地去寻找机会，那么我很有可能就与医药行业失之交臂了。
二 40岁了，还要不要去冒险？
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种对责任、道义的执着，是支持我的精神力量，越是艰难的时候，越是强劲。
1995年5月9日，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日子，我一生的轨迹从这一天开始转折。
我穿着警服，踌躇地走进通化医药研究所制药厂的大门。站在院子里，我先望了望这个传说中曾经辉煌一时的厂子。
这一片厂房是20世纪50年代建造的，刚过人高的院墙，低矮的平房，两扇破烂的大门，经过几十年的风雨冲刷，已是一派斑驳。院子内杂草丛生，看样子好久没有人锄过了。墙角的旮旯里堆满了陈年的垃圾，挨着墙边堆放着层层的纸箱，上面盖着破毡布，不用问就知道，那准是积压的产品。
车间的门关得挺严，我走到车间的窗前向里面望了望，机器设备凌乱地堆在那里，一些原材料和半成品散放在地上，上面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空中结着蜘蛛网，一股潮湿的霉味钻进我的鼻子。看样子，这里面至少有几个月没有人走进去了。
只是看了几眼，我的心里就觉得发凉。这一切远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我不敢相信这里曾经是个药厂，如果说是废品收购站我会相信。
几个干部和工人来到我的身后，我回过身来面对他们。很多人都认识我，因为他们上下班不是要经过转盘街，就是要经过玉皇山脚，对于我这个在那一带站了10多年大岗的“活塑像”，恐怕没有人没有见过。
有人问：“听说医药局要给我们派来一位新厂长，不是你吧？”我的点头似乎令他们很不屑，外行领导内行总会让人感到无奈和不解。
何玉源是这家药厂负责生产的副厂长，当时在那儿负责看守。我向他问起厂子的具体情况，他说：“工厂已经放假1年多了，没有活儿干，7个月没有发一分钱工资了。”
我说：“我想把它承包下来，但我对这个行业不太懂，何厂长你就继续在这儿干吧。”他不冷不热地说：“用我就干，不用我就拉倒呗！”我跟他当时也不太熟，也不好说太多。他是挺实在的一个人，挺直爽，说的是实话。
然后，我问他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有没有贷款？他说有。这个厂是1989年成立的，1992年开始投产，一直在亏损，欠银行170多万元的贷款。
最后，我把财务人员找来，一核实，厂的固定资产是24.5万元，还没有算折旧，其中光是锅炉就占了十几万元，而拖欠的外债却已高达425万元。房子也是租用的，门口还贴着封条，已经欠了1年的房租。
其实，在来之前我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但是眼前这幅景象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可怕得多。我意识到，说这个厂陷入瘫痪状态，那是一个误诊。因为瘫痪的厂至少还有生命迹象，只要对症施药，也还有康复的可能。而事实上，这个小药厂已经死亡了。
回到家里，我把当天的事儿讲给妻子艳华听。我的理想，她比任何人都了解，她也一向很理解并支持我的决定。
她一边听我说，一边凝视着我，直到我讲完了，她也没有表示支持或者反对，只是对我说：“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都支持你。”
我当时想，国家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要顺时而动、顺势发展。那时候，我已经40出头了。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想真正去做点事儿，体现一下自身的价值。人生最大的失败就是害怕失败，就是战胜不了自己。
悬壶济世一直是我的梦想，而梦想只有转化为现实行动才有价值，不然就是痴人说梦，只能留给自己无限的遗憾。我不能轻言放弃。
但我也明白，这种为了追逐梦想采取的现实行动必须要具有可行性。我仔细地思索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中药材基地，药源产量占全世界90%以上，而长白山是中国五大药库之一，生长着千百种药材，药物资源得天独厚。守着这样一个大宝库，何愁开发不出好的产品来呢？
尤其是工人们那一双双麻木中透着希望、怀疑中带着期盼的眼神，一直在我脑海中闪现。
我噌地站了起来，拿起电话打给张局长。张局长一听是我，马上就开门见山地说道：“这个企业什么也没有，外债400多万元，固定资产20来万元，只不过有这么个牌子，产品也没有，你看怎么样？你是知难而退，还是试试？”我说：“我答应的事儿，就干呗。我就当一把手，我不当一把手，还体现不了我的价值呢。”
然后，我郑重地对他承诺：“我一定会把这个厂子经营好，不仅要让工人有工资，还要让这个厂成为通化市最好的制药企业。”
我那时就想，做企业必须先有个立意，而且立意要高远。开始的时候就要设想到位，规划要有前瞻性。企业要做到什么程度，做到多大，都要大胆构思，敢于想象。目标决定你的方向，立意决定你的高度。
换作现在，我可能不会做出那样的承诺了。真君子应该“讷于言而敏于行”。表面上可能是木讷的，内心却是无比坚定的。要等把事情做成功了，目标达到了，再娓娓道来。那时候的我还达不到这个层次。
要想成功，就得有一种冒险精神，就得敢想敢干、敢于放弃。所谓先“舍”才能后“得”。而这次舍“皇粮”而下海，可以说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舍得”之举。
我当时已经40出头了，不惑之年毅然决然地脱下警服走进了并不“在行”的医药行业，不仅仅是为了淘金和证明自身价值，还为了实现我由来已久的理想。我坚信靠自己的智慧和执着，一定会有所收获。
第二天早上起来，天灰蒙蒙的，接着便淅淅沥沥地下起了细雨，但这样的天气并未影响我的心情。
前一整夜，我清醒地将一个个问题在脑中阅兵似地过了一遍：所欠的债务虽然巨大，但还不需要立刻全部偿还，还有一段时间的回旋余地。其实，我是承包经营，以前的债务和我没有关系，完全可以不还，但我从心里就没有那样想过，人家把厂子都交给我了，我不还谁来还呢？
我把药厂要走的路在心里预演了一下，每一步怎么走，达到什么程度，都设计得清清楚楚。尽管那些纸上谈兵的想法还不一定成熟，但是所有的问题我都想过了，感觉成功的把握还是很大，再加上我这个人生来就爱挑硬骨头啃，越是有挑战性的事儿越能激发我的斗志。于是我陡然多了几分信心，准备大干一场。
选择放弃是创业者需要跨过的第一道坎儿。想重新开始就必须先选择放弃过去，选择放弃实际就是选择了从头再来，必须退回到一无所有的境地。放弃是智者面对生活的明智选择。舍得、舍得，不舍不得，大舍大得。只有懂得大舍的人才能有大得。适时的放弃，会将你推向下一个辉煌。
我毅然离开了工作20多年的岗位，踏上了前途未卜的创业之路。
当我和医药局的领导来到工厂时，已经是上午10点多钟了。厂办公室里坐了一圈人，手上哗哗啦啦，嘴里吵吵嚷嚷，正在打麻将。几个人见到我这个新厂长来都愣住了，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有机灵一点的马上起身相让，请我坐上来玩几圈。我没有多说什么，只说了一句话：“把麻将收起来，通知所有的人，马上召开全厂大会。”
一直到了下午，人才陆陆续续地到齐了。
整个工厂总共五六十人，干部将近40人。因为它是医药研究所下设的药厂，所以很多人都是市里、局里一些官员的亲属。7个多月工资没有发了，全厂职工就如同一盘散沙。有能耐的自个找事儿做，没能耐的就在家里待着。
面对这五六十双既疑虑又期待的眼睛，我开始讲话：“大家都在这个厂子干了很长的时间，对这个厂从兴到衰的过程比我清楚。我知道大家有7个月没拿到工资了，厂子还欠外债400多万元，而这个厂的资产只有20多万元，是一个资不抵债的企业。医药局的领导很关心大家，希望这个厂能够尽快扭亏为盈，让大家有工资发、有饭吃。”
这五六十人都静静地望着我。
“领导派我来，就是要我完成这个任务。我是外行，但大家都是内行。我来就是要依靠大家，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们这个厂子就一定能搞好。我在会上跟大家交交底，别看我是承包，既然来了，我就是要和大家一起干到底了。”
尽管我说得很慷慨激昂，却没有换来预期的反响。工人们只是静静地望着我，没有掌声，也没人喝彩。
这种近乎麻木的反应，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但也在我的承受范围内。估计他们都在想：“就你一个交通警察能有什么本事？局领导估计是病急乱投医。”
我理解他们的心思，他们觉得我一个小警察不可能扭转乾坤。然而什么叫不可能呢，“不可能”3个字只出现在不自信的人的字典里，我要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他们，一切都有可能。所以，当时的情况反倒激起了我更多的斗志。
我接着对大伙说：“你们要是能够离开这个地方，早就走了。既然走不了，就在这里好好干。我们不找市长，而找市场，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企业，大家拧成一股绳，准能行！我死也要死在这条奋斗的路上，我肯定跟大家一起干到底。要想让企业产生效益，光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我有一点要求，要是我的决策是正确的，希望大家听我的，谁要是不听，也是不行的。”
接着我宣布了几条纪律，厂部、车间工作时间一律不允许打麻将，每个人上岗都要签到，无故旷工、迟到、早退，要给纪律处分。
不论与会的人对这一席话有多少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有一种感觉是相同的，那就是惊愕和震撼，也许是我的决心震撼了大家。
当时的我就如同大石头下拱出的小苗，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也涌动着无穷的战斗力。
一番言语稳定了人心，想共同把企业救活的人们留了下来，开始了艰难创业的日子。
今天看来，我的体会就是：痛苦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在突如其来的困境和挫折面前不知所措。一家企业，看似困难重重，其实机会无穷。我们可以从低处做起，只要不违背规律，只要全力以赴，就一定能干成。
三 领导就要当前锋
“夫为将之道，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军食未熟，将不言饥；军火未然，将不言寒；军幕未施，将不言困；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众同也。”我一直把诸葛亮在《将苑》里说的这段话作为带队伍、搞管理的重要思想。带队伍带的是人心，做市场经营的是人心。人心在哪边，胜利就在哪边。人心定，大局定；大局定，天下定。
有一则哲理故事是这样说的：
一位父亲和他7岁大的儿子在整理花园，他们遇到了一块埋在土中的大石头。父亲要孩子将大石头移开。
孩子推了半天，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小脸憋得通红，石头仍然不动。孩子告诉父亲他办不到，父亲在一旁看得很清楚，但冷冷地说：“你要调动你所能调动的一切力量。”
孩子在大石头旁边挖了个洞，找来一根木头插进洞中，把另一块小石头垫在底下，使劲地往上撬，但大石头仍然纹丝不动。显而易见，以他的力气是不能够搬动大石头的。孩子喘着气，颓然坐下。
父亲和蔼地走到他身边，问道：“你确定你真的用尽所有力量了吗？”孩子说：“当然了。”
这时父亲温柔地拉起孩子的小手说：“不，儿子，你没有。我就在你旁边，可你没有向我求援。”
是的，孤胆英雄只有电视剧里才会出现，要搬动挡在路上的巨石就要选择与别人齐心协力。
要想让企业产生效益，光有宏图大志是不行的，光靠一个人忙也是不行的，要发动所有的人一起使劲才有希望。
一切伟大的行动和思想，都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我要求工人们从第二天起按时上班，和他们一起动手清理车间、调试机器、准备开工生产。
无论是治国，还是做企业，“上行”的力量是巨大的，只有“上行”了，才会有“下效”。
我第一个拿起了扫把，工人们见我动手了，也待不住了，纷纷拿起工具，清理垃圾。虽然在他们心里对我的许诺还不敢相信，但是在行动上毕竟不再落后。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接下来的事就好办了。
厂里的房子都是几十年前的老旧平房，房顶被风雨打得坑坑洼洼的，一下雨就从瓦缝里往下漏雨。每到这个时候，工人就先用盆子接，准备天晴了再修理。可是天一晴，漏雨的事就被忘到脑后了。这已经是厂里工人们的惯性思维了。
这种惰性是我无法容忍的。它一旦根深蒂固，人们就会得过且过、不思进取，更别谈创新了。那样，企业也就根本不会有明天。企业要想告别过去、迎得新生，就得让每一个人都摒弃这种惰性。
我绝不能让这种惰性再继续下去。
就在车间里的人忙着接雨的时候，我已经带着人冒雨上了房顶，揭开房瓦，铺上油毡纸，再把房瓦铺好，足足忙活了半个多小时，下来的时候已成了“落汤鸡”。
不管厂子大小，好歹是个“一把手”，我有权力下个命令，让别人上房。可我没有这样做，而是自己先上去了。这件事在工人们心里无疑产生了震撼，也让不少干部感到汗颜。
厂里的垃圾、废弃物拉出满满10多车。车来了，我和工人们一起装车；车走了，我和工人们一起清扫；我身上流的汗、滚的泥，一点不比工人们少。
我进厂后的一举一动，工人们都看在眼里，谁不盼着企业活起来，自己好有碗饭吃？看到新来的厂长这样卖力气，谁还有脸再混下去？
几天之后，院子干净了，车间干净了；再几天之后，机器的转动声响起来了，工人们开始工作了。
领导好当，也不好当。领导就是吃苦的人，凡事要带头去做，身先士卒，才能领导他人。用我们今天修正推崇的理念来说就是，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
通过几天的观察，我对工厂有了大体的了解，摆在眼前的主要是这些问题——
厂里干部太多，一定要砍，但是砍多少？如何取舍？
从银行可以贷款50万元，是全贷还是只贷一部分？贷来的钱干什么用？
启动生产之后，具体该怎么做？选择生产什么产品？
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像钉子一样刺痛我的大脑，又像千万个小兵在我脑子里踢正步。
勇气和决心我有，但我也曾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是不是真的有胆子来接这个烂摊子？要是一无所获怎么办？要是得不偿失怎么办？要是彻底毁了这个企业怎么办？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五六十人生存的大事。一旦那样的话，我该怎么面对我的工人？怎么面对我的亲人朋友？怎么面对交警队？
其实按当时的环境来说，这些顾虑都是多余的。那时干部下海都有一定的保障。即使呛一两口水，也不用担心回不到岸上来。到企业工作的机关干部，在原单位中的级别、编制、工资、职称评聘等方面都不会因为下海而受到任何影响。实在干不好，还可以借着“3年内保留级别与待遇”的优惠政策，重返机关。
在机关待了那么多年，我当然深知这其中的潜规则，我也可以和那些人一样，捞一把就走，即使捞不到什么也不会损失什么，大不了回支队当交警去。但是我不想那样做，那样做对不起我自己的良心，对不起药厂的那几十名工人，更对不起国家和社会。那样的话我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尽管心中闪过种种失败的可能，但也构思着种种成功的可能。在一次次失眠中，理出了一条条思路——
用现有的资源生产能和市场对得上号的产品，用成本价销售积压的库存。
经过反复核算，重新启动生产30万元已经足够，那就减少20万元贷款。
原厂长王怀玉仍有干劲，就是思路较少，我觉得他毕竟做了多年的厂长，在某些方面的经验比我足，我肯定有需要他指导的地方。还有主管技术的副厂长老何，他也不能走。厂里的行政人员过多，但是按照当时的机制，他们都是事业编制，不能随便开掉，那就得想出办法让适合的留下来，让不适合的自己走人。
我选择了让他们走进市场去销售产品和清欠账款的办法。全厂40多名干部，除了领导班子5人、化验室3人、财务3人以及兼司机、保卫和人力于一身的1人以外，其他人全都出去清欠账款。我给所有外出清欠账款的人开了1个月的工资，买了单程车票。收回欠款来，他们就可以用回款买票回来，我还给他们提成——本市提成为20%，省内提成为30%，省外提成为50%；收不回欠款来，返程车票就得他们自己掏腰包；收不回欠款又没有合适说法的，视为自动离职。我给他们开了个会，把政策讲透，做好会议记录，并形成文件存档。
一家正常的企业不但需要人性化的管理，还要有制度的约束。这是荀子在几千年前就提出的“礼法并用”的思想，先贤的思想穿越时空仍放射出智慧的光芒。
事实上，当时很多人领了工资后压根就没出去清欠，而是自动离职、另谋出路了。最终，只有两个人回来了：一个没有要回来钱，拿着对方付款凭证的复印件回来了，因为对方根本不欠钱，而是药厂当年的销售人员并没有把收到的钱交给药厂；另一个人要回了8000元，我兑现诺言，给他的提成就有4000元。
我把这两个人留了下来，班子成员基本上还是原来那几个人。一直到1997年，包括财务在内的班子都是原来的。我相信只要我真诚地对待他们，他们就能以努力来回报我。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在现今的修正企业文化里，有一条理念就是：做事要深一步、再深一步；对人要宽一度、再宽一度。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对人，我选择宽容，有容人之量才能容天下，容人亦被人容，这样才能做到人和而不断扩大，才能形成核心力量而不断扩展，事业才能长久兴旺。
我们东北人从来就不缺干劲，缺的只是观念变革。我在那段时间里重点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要他们转变思维，主动进取。
我们厂的干部和工人本身就欠缺商品经济意识和科学管理理念。要想救活这个厂子，就得大跨度构想、深层次挖掘、超常规运作。但我知道一定要有度。
我提出一个口号：要不断地启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总开关。把它制作成条幅悬挂在厂子最明显之处。那段时间我们一周开一次会，就是不断洗脑，树立商品经济意识。
很快，生产恢复了正常，厂里人全都忙了起来。
我把所有机关干部（包括我自己）的工资调到了200元，工资向一线工人倾斜。产品是由工人生产的，工资的倾斜就是为了激励一线工人，使他们有更大的积极性，生产出更好的产品。工人的工资提高了，看似增加了成本，但他们的积极性上来了，工作效率大幅提高，残次品减少了，实际成本却降低了。并且我承诺，从我接手起，无论如何也要按时给大家发工资。到了快发工资的日子，还没有卖出过一件产品，用什么给工人发工资呢？我把希望寄托在了银行贷款上。
银行本来同意贷款50万元，我自己缩减到30万元，本以为这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可是，到了要取钱的时候，银行又变了卦，说我根本不懂医药行业，贷了款肯定还不上，银行不能冒这个险。要贷款必须要有担保，而原先医药局允诺的用下属企业担保的事儿也是东推西推，成了泡影。
这是一次信任危机，也是我有生之年受到的最大一次打击。
子曰“主忠信”，做人就是应讲求“忠信”两字，无信则不立。这件事无疑会让全厂工人都知道一个事实——银行不信任我修涞贵。贷不出款，直接影响了我在工人心目中的信任度，那就是我说的话不一定能兑现。如果连按时发工资的承诺都兑现不了，还谈什么复兴整个工厂？
银行的“撤兵”让我又急又气，却又无计可施。人家说得也有道理，我确实不懂制药，不贷给我，理由很充足。这件事不光会影响我在工人心目中的信任度，还打碎了我复兴工厂的全盘计划。这件事实实在在变成了横在我面前的一道坎儿。
在这种时候，人是最容易动摇的，如果我的意志再薄弱一点，可能真就双手一摊，借这个台阶走人了。可如果这样，我又和银行的“言而无信”有何区别呢？
人生在世，成功都是有理由的，失败都是有原因的。敢于面对才敢于挑战，敢于挑战才可能有所收获。
我在心里下定决心：贷款不要也罢，我靠我自己。
下定了这个决心，我就回家和妻子商量拿钱，前两次的下海从商使我有了一定的积蓄。但在那个年代，在我们那儿还没有谁从家里掏钱给工人发工资的事。妻子还是什么都没有说，默默地把钱递给了我。
我把5万元钱交给会计，给大家开了支。我没有拿第一个月的工资。这件事在干部和工人中间产生了不小的反响。有人说我太“傻帽”了，大家都知道，厂里没卖出一件货，不开支工资也在情理之中，何必自掏腰包。说我傻的有，但更多的人还是从这件事情里看到了我的为人。
“他不是搂钱来了，要不，为什么自掏腰包给大伙开支工资？”
“就是嘛，搞不好，一拍屁股就可以走，何必这么认真？”
“看来，这个新厂长的心眼儿还挺正，说话算数。”
“心眼儿正”是一个极为朴素的评价，有了这个评价，也就有了威信和声望，也就说明我已经赢得了职工的信任，我的话开始有了分量和力度。
一潭沉寂的死水被搅活了，随之沸腾起来，席卷到工厂的各个角落，车间的每台机器都转动起来了。那机器的叫声尖锐刺耳，又蕴涵着无限的生机和希望。
这个坎儿就这样过去了，厂子全面运转起来。
后来，有许多人问我：1995年，接手的是一个负债累累的药厂，最初的资金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其实刚开始需要的资金并不是太多，我本着这么一个原则——低投入，高产出，滚动式发展。当时另外一家银行看到我们运转起来了，看到了希望，就主动找上门来，给了50万元的贷款额度。我反复测算了一下，最后贷了35万元。虽然当时工厂还不赚钱，但我仍然坚信自己的判断，于是开始投入自己的钱，除了那次工资开支的5万元，后来一共又拿了三次：第一次10万元，第二次50万元，第三次100万元。就这样，厂子逐渐滚动了起来。
“诚信经营，有诺必践”，这是我从一开始做企业就坚持的理念，我要求企业各级员工在经营活动中，必须诚信经营。在日常生活、工作中，要保持良好的形象，注重自身的修养，不得对外乱承诺，一经发现，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我们倡导“良心药、放心药、管用的药”的理念，于内而言是对我们自己的严格要求，于外而言是对患者的庄严承诺。
四 逆袭在原点
《诗经·大雅》中说：“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这是对舍与得非常到位的辩证认识。所谓“投桃”，就是给别人以利益。所谓“报李”，就是自己也得利益。办企业是要“得”的，要得到利益、得到信誉、得到发展、得到强大。但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得”和“舍”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有“舍”才能有“得”。大舍大得，小舍小得，不舍不得。
1995年，那一年国家紧缩银根，经济急速滑坡，卖方市场大于买方市场，许多大型企业纷纷倒闭，下岗工人剧增。残酷的市场状况让厂里许多人失去了信心。
尽管如此，但我认为，只想着眼前困难的人多是不自信的人，自信的人想的更多的是以后的发展。眼前有困难的不止我们一家，就看谁能坚持住，这坚持已不单单关乎我的梦想，更关乎那么多人的生存、那么多工人的信任。为了这个厂，为了让工人们能吃上饭，我决定全力一搏。努力地过好今天，明天才会更美。我那时树立了“生存第一，发展第二”的经营理念。
生产恢复了，可是单靠过去的治疗头疼脑热的老品种过日子，就算卖得出去，也挣不了几个钱，弄不好连本钱都赚不回来，大伙还得饿肚子。
企业要想有活路，就得占有一定程度的市场份额。要想占得市场份额，就得靠品牌说话。而打造出知名的品牌，至少要有两个武器：第一个是新产品的开发，第二个是营销策略。
开发新品种，周期很长，又需要很多资金。当时厂子根本没有这份资金，远水解不了近渴。我们当时最迫切的就是活下来，尽快扭亏为盈。
重新开始生产的医工所制药厂一共有6个品种，都是普药。经过几次研究，大家一致认定，只有天麻丸可以启动生产。天麻丸是我们小药厂生产多年的老品种，疗效确切，工艺简单，属于销量比较大的产品。
通过对市场的调研，成本2元左右的天麻丸，在市场上的价格只卖到1.7～1.8元。有人告诉我，现在市场上卖的天麻丸里面都没有天麻，因为天麻太贵了，放了就亏本，低价的天麻丸都是偷工减料做出来的。我买回一些其他厂生产的天麻丸一化验，果然如此。
我非常气愤，这还是制药吗？这是欺骗，是谋财害命。
想起父母得病时，我到处找药的那份急切心情，那是我一生中最痛苦、最无力的时刻。推己及人，我发誓一生不制假药，决不违背自己的良心。
母亲常说：“良心不好的人，不能当医生。心术不端的人，不能卖药。”如今母亲一定在天上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
良心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标准，没有了良心的人与禽兽何异？药是用来治病救命的，若是没有了质量来支撑，就是毒药。
利聚以时，德聚以世。万事德为先，做事先做人，品德才是最好的品牌。企业只要生产出消费者需要的货真价实、可以治病的药品，就不怕找不到市场！
于是，在全厂职工大会上，我郑重地告诉大家：我们要生产天麻丸，但不能生产没有天麻的天麻丸，必须真材实料。
工人们听了先是一愣，接着纷纷提出意见。有人算了一笔账：天麻，市场上有三种价，分别是每公斤70元、80元、110元。天麻丸只能卖到1.7～1.8元。如果加进80元/公斤的天麻，每盒至少得卖到2.5元，那就没人买了。我们加了天麻，要是还卖1.7元或1.8元的话，就得赔钱。
我明白工人们的心意，他们也不是不想做好药，关键是怕产品价格提上去，消费者不认同。但我仍坚持我的意见：“我不担心，市场上不是缺钱，而是缺好药。只要我们的产品质量绝对过硬，就不愁卖不出去，就不愁提不起价钱。”我果断地进了110元/公斤的天麻。
为了和这些伪劣产品竞争，同时创出自己的品牌，我们坚决保证药品质量，同时运用价格策略占领市场。
经销商看重的是价钱，而老百姓需要的却是疗效。药品最终是要通过渠道（经销商）才能到达患者手中的，为了和同类产品竞争，争取天麻丸的上架机会，我们一开始以低于市场0.05元的价格供货，这样天麻丸很快占领了市场。又因为极佳的药效得到了患者的全面认可，医工所的天麻丸很快在广大用户中声名鹊起。
思路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最终导致解决问题会有截然不同的出路。对领导者来说，他的思路不仅决定着自己一个人的前程，更决定着组织的出路和存亡。一旦他认为自己不可能做到，那么他心底便已列出成千上万条做不到的理由。可是只要相信自己确有这种能力，由心底发出坚定的信念，那么这种信念便会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
我们的第一批货很快销售一空，接着第二批、第三批货相继出库。
在卖到近1000件时，凭借天麻丸货真价实的良好口碑，我们厂所生产的红盒天麻丸开始供不应求。
经销商的车子开始在厂里排起了长队，以前我们的门槛几乎被要债的人踏破，现在是被订货的、等货的人堵得水泄不通。要求发货的订单一份接着一份，工人们每天都忙得陀螺似地高速运转。我觉得提价的时机成熟了。药品和其他商品不一样，消费者看中的是疗效，企业只要生产出消费者需要的货真价实的产品，就不怕找不到市场。要先舍而后得，不舍就没有得。先用低价占领了市场份额，成为市场的领导者，之后自然而然就有了话语权，就可以调整市场价格，找到利润空间。
天麻丸的价格一路攀升，1.85元、1.9元、2元……卖到2万件的时候，我就提到2.8元了，那是当年天麻丸在全国的最高价格。但是并没有降低人们购买的欲望，产品依然常常脱销，因为我们的天麻丸是市场上最有疗效的。我们昼夜不停，三班倒，可还是供应不上。没办法，就找别的药厂委托加工。这样一来，我们按时完成了任务，兄弟厂也能分到一部分利益，增加了效益。
在我的意识里，时间已经不是时针、分针的转动或太阳的起落，而是一些其他的信号——早晨工厂大门拉开的声音，车间里机器开动起来的声音，办公室订货商的电话铃声，发货车辆来去的鸣笛声，夜晚加班时透出的明亮灯光……它们像大地上跳动的音符，伴随着我们的生命，谱奏着我们的梦想。
很快，飘落的秋叶变成飞舞的白雪，转眼到了1995年底。
经过核算，财务亏损已经全部填平，425万元的外债全部还清，还补齐了从前拖欠的全部工资，除去纳税，纯利润竟有100多万元。
这个结果一宣布，工人们瞬间就欢呼起来，进而喜极而泣。在这半年的时间里，奄奄一息的药厂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活了过来，彻底翻身了！
企业是个经济组织，首先得赚钱。赚钱的企业不一定是好企业，但不赚钱的企业一定不是好企业。
实际上，我不是用计谋卖出不好的产品，而是用智慧卖出好的产品。由亏损到赚钱是我们企业创业成长路上的第一个突破，是企业起死回生的关键。
在天麻丸的质量和价格之间存在着这样一道藩篱，是被藩篱困死，还是冲破藩篱，虽然只是一念之间，却影响着一个企业的命运。当时我悟出一个道理，一家企业看似困难重重，其实机会无穷，只要能不断修正，就一定能成功。
经营一个企业，需要资金，需要人力，需要产品，需要市场，需要很多很多，但是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最关键的就是：有没有抓住机遇，有没有选对方向，有没有把梦想变成现实的魄力。
一个社会学家说，在我们的周围有三种人，80%的人活在过去，他们懂过去，做过去，我们称他们为“古董”；有15%的人活在现在，他们知现在，做现在，在搞竞争；有5%的人活在未来，他们知未来，做趋势，是富翁！我要做的就是趋势。
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有三座大山压在他们头上，那就是脑袋的贫穷、观念的陈旧、不良的习惯。
其实，想成功很简单，就是要敢于抛弃旧的观念，及时更新旧的思维，改变普通人常有的生活习惯，抓住眼前一闪而过的机遇。
20多年前，当人们对上班族投以羡慕和嫉妒的眼光的时候，有一个声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于是出现了地摊经济，又叫个体户经济。他们成了万元户，他们赢了。
当人们羡慕和嫉妒万元户的时候，又有一个声音说“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他们走进了股票市场，他们成了百万富翁，又赢了。
随后，再有一个声音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些人在完成了资本积累之后，走进了房地产开发的巨大市场，很快成了千万富翁，又赢了。
当时，这些人摆地摊只用了几百元的资本，买股票只投入了几千元的本钱，开发房地产只用了几万元的投资，就成了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支中坚力量，并逐步改变着中国的经济结构。而在今天，你还想用几百元、几千元、几万元达到那种效果是绝对不可能了。为什么？那是因为机遇有两个特性——时限性和唯一性，正所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我看准了眼前的机遇，就要把握住眼前的机遇，把这个机遇看作自己的一个梦想、一个自信、一个起点、一个奋进、一个超越。正因为我跟上了时代的脉动，领会了古圣先贤的智慧，才给了企业生存的理由、发展的希望。
五 奇迹始终与坚持为友
“云飞月走天不动，浪打船摇道不移。”成就大事业，必须有大的格局、坚定的方向。这个格局、方向一旦确定，就要无怨无悔地去坚持、去追求。我极度钟情于理想的追求，怀抱的信念是“一息尚存，别无所好”。因为，奇迹始终与坚持为友！
尽管心中有梦想千篇、豪情万丈，但我没有被初战告捷冲昏头脑。我知道企业要发展，产品要畅销，必须夯实科研的基石，打造出一条有着自身特色的产业链。安全、有效、稳定、可控，才是现代企业应具备的金指标，具备了这个条件，才能在发展的大道上加速度奔跑。
我们的企业是靠天麻丸翻身的，天麻丸那时已经火遍全中国。但是天麻丸只是“应急丸”，不是“长生丸”。天麻丸的利润太低，就算每盒能挣1元钱，每个月最多的赢利也就几十万元，靠天麻丸只能维持生存，不能帮助企业实现做大做强的目标。
经营之道，必须破旧立新。一种产品的产生，一个行业的形成，一个潮流的兴起，往往都是由标新立异而起。而标新立异者就是这个潮流的先锋，往往会以绝对的优势在这个潮流中获胜。我们要引进新的专利技术，给企业生产输进新的血液。但这就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和实力去竞争，我们的小药厂在这一点上还没有足够大的优势。在药厂进入良性发展之后，我把所有的事项安排好，就踏上远行的征程。根据已掌握的信息，我和几个销售员全国各地跑，推销我们的产品，并寻求新药方。坐火车的时候，我们以买硬座票为主，实在路程太远或者有年纪大的人，才买卧铺票。
每到一地，我们都选择最便宜的旅馆，虽然企业已经从破产边缘走了回来，但还远远没有资格搞奢侈，即使有条件了，也绝对不能奢侈。为了节省一个床位钱，我要求自己打地铺，业务员见了，坚决不同意，于是我们几个人轮流，每晚都有一个人打地铺。
有一次下了火车，天已经黑了，我们只好先找一个地方住下来。进了一家小旅馆一问，住宿费结算是从零点开始，如果那时就住进去，到天亮得算两天的房钱。为了省下这一宿的住宿费，我们几个就在火车站熬过了前半夜。
为了节约开支而又多接触业务单位，我常常天刚亮就出发，跑完一个地方，又赶着去另外一个地方。早餐有时要挨到下午两三点钟吃，返回住地时，常常已是深夜。
天道酬勤，经过努力，我们终于发展了几个大的业务单位，这让我们觉得之前所受的那些苦都值了。
艰苦的推销工作不但提高了我的工作能力，更磨炼了我的意志，我对人生价值开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更高的追求。在我前40年的人生里，经历过许多的风雨坎坷，但是在任厂长这1年多的时间里，我感悟到的东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最重要的两点就是：第一，不论你从什么时候开始，重要的是开始之后就不要停止；第二，不要害怕失败，还没有哪种失败比失去自我信念更惨。所以，如果一个人想在一个领域取得成就，千万不要只做空想家，遇到困难就放弃。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行的，只要坚持到底，胜利永远等待着你。
在那个漫长的过程中，我的面前涌现过许多的困难，后浪推前浪。但无论是小浪还是大浪，都没能浇灭我对未来的愿景，反而激发了我征服一切的斗志。
一种新药的开发，要经过复杂的审批和多年的临床实验。同时，每年也都有一些等待进入市场的新品种。一个新品种一旦审批合格，就会有几家甚至十几家乃至上百家制药厂去抢，你出几十万元，他出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这种竞争是极为残酷的。
我多想争取到一个新药配方投入生产，可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当时我们药厂的经济实力根本不具备这个竞争能力，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看中的几个新药配方被别人以高价抢走。
如此几次，但我没有放弃。我觉得钱并不是全部的砝码，有些专家、教授研究和发明某种配方，并不只是为了钱，多数人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体现自身价值、造福人类。
这是远胜于金钱的高风亮节，也是用多少金钱也无法买到的。我理解知识分子的这种品格，他们最崇尚的是人的诚与信，金钱固然是一个砝码，但不是第一位的。看透了这一点，我决定调整战术，就以我的“诚”和“信”作为竞争资本。
肝炎是我国的高发病症，死亡率居高不下，而中药在防治乙肝方面优势明显。中药不仅能够治疗肝炎，还能保肝护肝，但是国内还没有疗效非常显著的治疗肝炎的中药品种。这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于是我将重点转移到寻找肝药新方上。
1996年初，我听说北京有一位专门钻研肝药的资深专家，用毕生精力研究出了一种治肝良药。于是，我立即去北京登门拜访，希望老专家能够与我的药厂合作，共同开发这种新药。
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那位老专家，我迫切地告诉他，自己刚接手一个小制药厂，刚还完几百万元的外债。我急需开发一种新药投放市场，让这个濒临倒闭的药厂走出危机。我没有钱，不能像某些大企业那样用几十万元、几百万元来买一个配方，能掏出来的钱也许不够补偿研究经费。我唯一能够保证的就是能够按照配方，选用最好的原料来制造这些新药，从而保证研究成果得到百分之百的兑现。
老专家倒是认真地把我的话听完了，默默不语，只是礼貌地将我送出门。
我没有放弃，再一次登门，对方仍不同意合作。
我铁了心每天去拜访，与他谈医论药。每一次空手而归时，我总是在心中不断地提醒自己，今天没白来，又学到了许多医药知识，别灰心，明天一定能行。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月后，老专家拍着我的肩膀，感慨地说：“你可真有韧劲啊，看来你是真有大志向，就凭你的这份执着，我跟你去药厂。”
专家看中了我的“诚”和“信”，将他付出多年辛苦研制出来的、已经得到批准的新药“太和圣肝”，无偿地转让给了我，希望我用这个处方生产出他想要的药，以此来造福苍生。
“身不正，不足以服；言不诚，不足以动。”行为不正的人，不被人信服；言语不诚的人，不必与他共事。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诚信品质尤为珍贵。
我捧着这个凝结着老专家多年心血和智慧的配方，内心的感激无以言表，激动得有些哽咽，我真诚地说：“大恩不言谢，我用你的药方去救病人、救工厂，将来一定报答您。”老人摇头笑了。是啊，一个胸怀宽广的智者需要的岂是这些！
“诚”和“信”是我最大的本钱，也是我的企业能够翻身的最大本钱。
几个月后，“太和圣肝”胶囊终于批量生产了。手里捧着那一个个小药丸，我的心如熊熊的篝火，如奔腾的江水，承诺的话语回荡在耳边。
“太和圣肝”胶囊一推出，当年就实现产值3700万元。1997年，销售额突破了1亿元。
雨果曾经说过，信心只是第二动力，意志才是第一动力。
我的心得是，有了机会要上，没有机会，制造机会也要上；有了条件要去竞争，没有条件，寻找条件也要去竞争。
六 人和更重要
中国文化的关键词之一就是“和”，“和”既是动词，表达了相处的美好愿望；也是名词，表述了相处的最佳状态。《论语·子路》上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靠什么“和”？靠的是共同认可的道德、责任、操守。和则合，合则利，利则无坚不摧、无难不克。成大事，要靠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就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凡是通化的制药企业，没有哪一家不是沐浴在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中，从土地使用到银行贷款，从缴纳税收到政策支持，一应俱全。生而逢时不是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我是幸运的。
地利，就是我所处的长白山这个中药材的大宝库。长白山是我国三大野生动植物资源宝库之一，地域辽阔，资源丰富。野生名贵药材有人参、党参、细辛、木通、贝母、黄芪、五味子、天麻、瑞香、杜香、东北刺人参、草丛蓉等670余种。在通化的土地上，长得最旺的植物是人参，长得最壮的动物是梅花鹿。关东人家的三件宝——人参、貂皮和鹿茸角，都产自这里。
我之所以敢于向医药专家们承诺做疗效最好的药品，就是依托长白山上的千百种药材。有了这些本地资源，就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保证产品质量，满足患者需求。这是这一片灵山秀水给予通化所有制药企业的恩赐。
天时、地利都有了，剩下的法宝就是人和。我们都熟悉中国的那句古话，“得民心者得天下”。
第一批“太和圣肝”出厂了，我跟着送药的车一块去销售。我和业务员把药一件件装到车上，到了药店，我再和业务员一起把药卸下来。只要我不张口说话，没有人知道我是领导，只要他们不叫我厂长，没有人我是一把手。
有一次在长春，我骑着“倒骑驴”（东北独有的一种交通工具）给一个药店送药。走到半路的时候，好好的天忽然下起雨来。我没有带伞，也没有带雨衣，我以最快的速度冲进一家商店，买了一块塑料布盖在药品箱上。到了药店，我狼狈得像只从水里捞出来的鸭子，几箱药却完好无损。药店老板见了，直夸我敬业，是个好业务员，说明天见了我的老板一定要好好表扬我一番。
过了几年，当他知道当年常常骑个“倒骑驴”挨家送药的大个子就是修正董事长的时候，他非常愕然，逢人便说：“我卖了十几年的药，进过百十个厂家的药，连供销科长都没见到几个，更不用说厂长、经理了，可修涞贵当厂长还亲自蹬车送药。就冲这一点，人家修正发展这么大，是有道理的。”
一个深冬的夜晚，我坐着运货车给销售商送药，车走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得厉害，车上的药散了，撒落在地上。我和司机一起把药卸下来，足足忙了大半夜才把药重新装好。
司机已经累得体力不支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也不行了，浑身酸软，只要精神稍微一松懈下来，站也站不起来了。我咬紧牙，让司机坐到后边去，由我开车，翻过崎岖的山路，把药品及时地送到了客户手中。
企业是一个集体，是一个有自己发展战略的经营实体。作为这个团体的领队人，任何老板都希望公司各部门、各个人能够协调一致，共同向前。就像很多马拉着一辆车，如果这些马谁也不服谁，各朝各的方向，结果马车哪儿也去不了。
所以，我要求人和心、马和套。在厂子里，新老领导共同主大事。众所周知，新老领导在一个单位里是不好处的，弄不好就成了两驾马车，甚至三驾马车。在工作、生活中，难免有因分歧而产生的鸡毛蒜皮，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我的工厂里，这些不良现象是不存在的。
原领导以为我来了，一朝天子一朝臣，可是我没有踢开他们，还对他们敬重有加，有事总是和他们商量。对此，原厂长王怀玉也颇感意外，总是对外人说：“我们的厂子今时不同往日了，这都是修涞贵的功劳。工人们发自内心地佩服他，我更佩服他，我佩服他不仅是因为他救活了厂子，还感激他对我们两个老家伙的态度。我以为他来了，一切都得重新开始，我们两个就得回家抱孙子了，可是他没有踢开我们，还对我们敬重有加，有事总忘不了跟我们商量。现在，老何管生产、管质量，我管行政、管原料，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可是心里高兴、痛快。”老何的话更是干脆，拍着我的肩膀说：“跟着你干，再累也乐意，只要你不撵我走，我跟定你了。”
这就是办企业最需要的“人和”。新老领导要这样，新老人才也要这样，工人和干部要拧成一股绳。
人心总是相通的。人与人之间互相宽容，就会形成一个团结的集体。企业领导者与员工之间的沟通，是形成信赖关系的关键，也是维持员工和睦的关键，这些都将主宰企业在市场中的命运。
“和”就是和谐、和睦、和平、和顺、人和、谦和、家和、和气生财、和衷共济。在修正，“和”就是团结，就是希望，就是力量，就是胜利。只有内和，才有外顺；只有内和，才有外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