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命队长
满十七岁，我高中毕业了。我们是“文革”后期“复课闹革命”的第一批高中生。我对未来的生活与斗争充满了朦胧的期待，希冀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锻炼和考验自己。那时我十分崇拜英雄，是英雄的脚步引领着我的生命旅程。在我逼仄的视野里，英雄像婆罗克努山（天山支脉）一样巍峨，像苍鹰一样高翔在蓝天。我记得英雄的名字和事迹。欧阳海、王杰、金训华、杜洪亮和张德新——一个本校比我低一级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他潜心学习的笔记就记满九本，我很仰慕他。张德新不认识我，我认识他。他的事迹常常被工宣队列举。他是我身边的英雄。三十年后我居然与张德新同在上海财大研究生院短训了三个月，我挺失望，不仅没找到曾经的熠亮，那絮絮叨叨也让我对英雄另眼审视。
初秋的天山北坡弥漫着一层轻薄如纱的霭气，青山迤逦，繁茂的枝叶影影绰绰地爬满露珠。这是一个极为罕见的日子。许多个世纪来，干渴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不停地用燥热侵袭着温润的天山，以至于天山北坡缓地极少会出现这种奇特景观。我记住了这个奇异的日子。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我们二十九个知青带着行李和洗漱用具挤上一辆解放牌卡车，向正北的沙漠进发了。陌生的戈壁、荒野、沙丘，虬髯一样古怪的梭梭、红柳，似一组可怖的鬼魅镜头冲击着我的心灵，使我战栗，渺小，孤独无助。天黑了，我们终于被卸到一个土坯大食堂门口。期待很久之后，有人拿着钥匙来分配房间。男生两个屋，七八个人上下铺。女生全部住一间土坯垒砌的大屋，中间有两根木桩支撑着，屋顶很低，被熏黑的芦苇把横叠着延伸了很远，有一些蜘蛛网类的东西挂在墙角和低凹处。因为个子高，我伸手就能摸到屋顶的苇把子。
这一天，我在日记中写下到：今天我踏上了新的征途。我要把自己炼成永不生锈的能为无产阶级的理想——实现共产主义而英勇奋斗的钢铁战士！今天是我走向人生的第一步，应该走好这一步。
那是一本漫溢着稚嫩气息的日记，它镌刻着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显然我带有未涉世青年的天真和文革的浮夸。我学会了不少概念混沌的大话和空话。但我认为我正接近着理想。
那时候我正走火入魔地学着绘画，我为自己描绘着前程似锦的画家未来。我喜欢的画家是陈玉先、董辰生和范曾。他们常常在报刊上露面。《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常有陈玉先、董辰生的插图和速写，一种活页宣传连环画有范曾的“批林批孔”线描画。我临摹范曾的一组法家人物白描，如商鞅、王充和揭竿而起的柳下跖可以乱真。同学们说，这个家伙画得就是像。“家伙”在这里是褒义词。
我们接受再教育的农场是新农场，叫农业二队，离我们一百多公里的另一个农场是老农场，叫农业一队。队长黄义质，副队长杨继智。一个是江苏人，一个是山东人。他们都是脸色黝黑，手掌老茧很厚，风尘仆仆，忙忙碌碌的基层干部，他们常常在暴晒的阳光下带领大家翻地，浇水，拉粪，搅拌房泥。黄义质矮小，杨继智高大。黄义质的门牙外凸，仿佛永远关不住嘴唇，门牙龇着。杨继智具体管我们知青，但他并不怎么负责，开会也不怎么说话，说话时喉音很重，与他精瘦的外表很不谐调。黄义质重点抓全面和管理种地的家属们。那些唧唧喳喳的家属娘们，都是职工老婆，但不是正式职工，就成立了家属农业队。农业二队的主力就是一百多位家属阿姨。
一天晚上，全部知青被集中在女生宿舍选举。女生宿舍大，而且是大通铺，还有一块现成的黑板。黄队长先组织学习了邓小平主持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精神，那个会议提出了整顿问题。黄说，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也是整顿。然后就说选举知青队长。黄强调，虽然有杨队长负责管理你们，但还必须有你们自己的负责人，这个负责人要负责你们的日常起居。你们是一支有高文化的队伍（那时高中生很少，周边农场都是初中毕业生），你们一定能自己管理自己。我有些不解，想，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怎么变成了自己与自己较劲呢？但我没有说。
黄队长让知青推举候选人。开始大家都很沉默，黄队长急了，说：你们都在一起几年了，很了解，怎么不发言。还犹豫着，有人率先提了我，于是附和的声音此起彼伏，当然也有推荐另外两人的。黄队长高兴了，龇着牙说，投票开始。选举的结果没有悬念，我高票当选。当时，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就极力推辞。我是真心推辞，没有一点想当队长的意思。那时我心中只有绘画，我的目标是色彩斑斓的高远的画家之梦。我骨子里很蔑视那个知青队长。
黄队长笑眯眯地当众宣布结果。昏暗的白炽灯下，他的门牙异常突出和白皙。黄说，我们已经了解过了，赵同志在学校是班干部，长期担任团支部委员，学习委员，学习成绩好，人也本分，群众威信高，你们的选举与我们的研究非常一致，厂党委很快就下发任命文件，任命小赵同志为知青队长。说完，黄让我讲话，我推辞着，心脏突突快跳，不知该说什么。推不掉时，我只得说，服从组织安排。
黄队长笑着说，哈哈，我很欣赏一个中央领导说的“摸屁股”理论。希望小赵队长也大胆管理，大胆摸老虎屁股。中央领导说得好啊：六十岁的老虎屁股和二十岁的老虎屁股都要摸。我很蹊跷和惊讶，黄队长居然把中央领导的理论运用得如此精到。
说心里话，我不愿意当队长的另一个想法是，感觉压力太大。我们这帮同学大多娇生惯养，调皮捣蛋，由于家庭背景较好（全是干部子女），真正能干农田苦力活的为数不多。
当天夜里我分析了知青现状，就划分了两个班组，分别安排了班长副班长。我像一个土著头领，开始了在草屋里筹划劳动进度的蹩脚计划。黄队长又单独给我说，小赵你要敢于摸老虎屁股，由我做你的后盾，你就放心。我心里很甜润。我把知青梳理了一遍，认为有三人是老虎——当然是纸老虎。他们睡懒觉，不愿出工，平时欺负老实同学（知青），比如总让个头矮小的高小强打饭、倒洗脚水等等。我下决心要摸一摸这些老虎屁股，让他们好好接受改造。
可我还没有开始“摸屁股”呢，却被借调走了，黄队长很恼火，但他也没有办法。一天，刚吃完早饭，一个戴眼镜的干部在黄队长的陪同下，来到我们宿舍，让我到厂政工组报到。我求救般地看着黄队长，黄队长很无奈地说，厂机关让帮忙，就去吧，过两天就回来。
我充满信心的知青队长整顿计划只好搁浅了。
新任务是参加一个忆苦思甜展览的筹备。我惊讶于上级对我的摸底程度，也忐忑不安地对自己的工作能力怀疑。但我暗下了决心，我要竭尽全力。
跟一位跛腿蒋主任乘坐老式吉普车，一路颠簸到了一个叫705的工地。那是这个厂的一个基层单位，因事迹突出，要在工地做忆苦思甜展览开现场会。蒋主任把我交给一个正伏在展板写魏碑毛笔字的人，介绍说，他是小程，工程的程，你就跟他。我怯惧地点头，看着小程。小程面部没有表情，比较严肃，约摸二十七八岁。他并不说话，只是交给我一堆广告色、排笔、毛笔、排刷和一个调色板，然后又给我一张有沾满花花绿绿广告色的宣传画，说：你把它画在展板上。说完又自顾自地写展板上的魏碑了，不再理我。他的字写得很不错，工整拙朴，方圆疾缓适中，是那种标准的展览魏碑。
我的头懵了，嗡嗡直响。那是两块高两米四、宽一米六的大展板，是一幅多大的宣传画啊？！我一个刚出校门的中学生，从未见这种阵势，更别说画这么大的画了。我愣怔着好一会儿，觉得有一种窒息感令我惊悚。同在一室还有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他在用铅笔尺子打小方格，忙自己的，并不看我。
忽然，我心内升起了火苗。哼，他们肯定是想考验我，也肯定是在将我的军。火苗开始燃烧了，那是一个十七岁少年的酷烈火苗。
我走到小程身边说：小程，给我一支铅笔吧，我需要打底稿。
蹊跷地是小程并没有抬头，似乎愣了一下，然后就仍然埋头写展版文字。
我不知所措了，尴尬地定在那里。
那位戴眼镜者走了过来，递给我一支铅笔，悄悄说：你不好叫小程的，你应该叫程师傅，你以后就是他的徒弟。
我倏地脸红了，啊，原来这样，我太不懂事了。这时，我才明白学校与社会是不同的。别人可以叫小程，因为别人都比小程年纪大，我叫就不行。我无地自容了，脸发烧得厉害。那即将燃烧的酷烈火苗迅速被淋灭了，如泄了气的皮球。
我知道错了。
我垂头丧气地走回展板前。我有些腕弱笔疲，意违势屈。拿着铅笔，我的手瑟瑟颤抖，很久都不能平复。没法，我只得琢磨怎么把那张小宣传画变到大展板上。许久许久我才稍稍定过神来。那是一张工农兵一同手指几个渺小变型人物的彩色宣传画，红黑色块居多，人物形象高大英武，气魄刚劲有力，而变形小人物则干瘪，卑琐，肮脏，污浊不堪。我喜欢这张画，但知道我的功力不够。我胆怯地看了看小程——程师傅。
程师傅大约用眼角余光看了看我，然后走过来说：你把这三个工农兵都改成穿工作服的工人，颜色要鲜艳一些。下面再写一行美术字——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现在有人要搞复辟，你不知道吗？
我认真地听着，不敢再三心二意。程师傅说一口四川普通话，就是四川话不浓，普通话也不标准的那种口音。谁要搞复辟？我很惊讶。我不懂，但我不敢问。我想，大约是工厂有人要复辟。“复辟”就是让我们回到解放前，吃糠咽菜，我也不答应。我又想，工农兵代表广大正义人民，跳梁小丑代表企图复辟者。
咬咬牙，我开始在展板上打起了底稿。我两天两夜没合眼，在偌大的画屋里，只有灼亮的白炽灯伴随着我，我显得孤独无援。有时那个戴眼镜的师傅（后来我才知道他姓李，是“文革”前的大学生）过来看我画，给我鼓励和信心。第三天，我完成了那幅硕大的宣传画。几乎所有人都说，不错，画得不错，这个小伙子不错，但，只有程师傅没说话，他不评价。
我其实很想让他说话，哪怕只是一丁点儿评价。我知道，只有他一个人是懂画的“专家”。如今，我依旧能回忆起那幅画的幼稚样子，线条破败，色彩晦暗，人物形象丑陋不堪。
应该说，我的第一次攀登是有效的。没有评价的程师傅把那张画安排在了展览的最醒目处，然后又给我部署了新任务。我开始进入一种无师自通又自我摸索的新境界。我在迟疑、怯懦、审慎中不停地攀援着一个又一个绘画山峰。
二○○八年十月，在离开这个我人生起步的单位二十三年之后，作为嘉宾被邀请参加庆典活动。当年的程师傅变魔法一样端着酒杯出现在我眼前，话语很多也很杂乱无章。他刚退休，已办完手续，为了这次厂庆，他被特别留用，负责宣传推介工作。我们举杯对喝，都有些醉眼蒙。我看出他的眼眶积满了湿润的液体，仿佛一碰就要溢出来。他老了，顶秃了，皱褶密集地散落在脸上，像一个陌生的老人。他说，你是从我身边走出去的最有出息的人，当年我就看出来了，如今你衣锦还乡，很风光，我经常拿你教育年轻人。他还是那种古怪的四川普通话。
我有些受宠若惊，感动地说，当年没有你手把手的指点和提携，没有那些昼夜苦熬就没有今天呵。于是，我们不停地碰杯，碰得杯子砰砰乱叫。后来，程师傅还说了什么？我就想不起来了。总之，他变成了一个话多的人。
七○五工地的忆苦思甜展览结束后，我回到了知青队。
黄队长告诉我，你走的这段时间，知青队散漫，疲沓，懈怠，如没人管的马群放荡不羁。他们酗酒、抽烟与不三不四的人来往，还偷鸡摸狗，煮着吃，也不好好干活。杨继智调到山东去了，只能靠你一人抓了，你要好好摸一摸这些老虎屁股，摸屁股是你的职责。有一个叫贺四眼的，最爱闹事，动不动就提要求，你要重点摸他的屁股。我听着，感觉很委屈，似乎有被侮辱的意味，好像厂部抽我是我的错。
盖房子开始了。我们去农田附近盖房子。我们与家属阿姨们每天坐拖拉机上工地。在一块较为平坦的场地上，要盖两幢能做宿舍及办公室的房子。家属阿姨们很能干，她们会和泥，打土块，会使用坎土曼，会当泥瓦工，还会挑双桶上房泥。我对家属妇女们崇拜得五体投地。与她们一同干活谐趣无限。她们时常会与男工们开玩笑，也不避讳我们小知青。一次，一位男工玩笑开过头了，就被五六个家属弄倒后拽住胳膊腿抛起来玩“屁股”游戏，够了，就撂到了泥巴糊里，搞得那男工很狼狈。
上房梁是盖房子中最耗体力的活。那房梁不是普通的圆木房梁，而是钢筋水泥浇筑的水泥檩条，每根檩条约有二百公斤重。两幢土坯房的墙砌完成后，就是上檩条。我们被分割成两个小组，分别从房屋的两头干起。人站在墙体上，一根接一根用绳子拴住檩条后，一点一点地向上拽，几个人齐心协力，使出很大的力气才能将水泥檩条拖到墙顶，然后再一点一点移放到事先预留的檩条槽内。
我们知青都是第一次见盖房子，哪里见过这阵势，都有些惶恐不安，阵脚错乱。其中有三个男知青始终没敢上山墙，说是头晕想吐或双腿无力。
的确，这些知青平时在家娇生惯养，根本吃不了那种苦。第一天上檩条，我带一组六位知青使出了吃奶力气，呼哧呼哧地大汗淋漓，一上午才上了六根檩条。午饭时，大家都闷头吃，没有一个人说话。
不过我实现了我作为一名知青队长的承诺，我时时处处冲锋在前，承担了最累最危险也最耗体力的活。虽然我是知青队年龄最小的，但我知道我必须人模狗样地像领军人物一样全力以赴。
把檩条从地面一点一点拽到墙体上，是体力与胆识的测量和较量，因墙体很窄，只能一边两人一组提拽檩条。而那二百公斤重的水泥檩条，死沉死沉的，只能一点一点往上拽。也因两人一头操作不便，劲使不到一块，刚开始时我们频繁出事故，甚至把水泥檩条摔断到地面上，摔成了数截。黄义质气呼呼地大声训斥着，发了火，嗓子喊得像公鸡打鸣一般。如果连人带檩条都从墙上掉下来，那危险就更大啦。
其实，檩条从地面拽到墙上还不是最危险的活，因为上拽的过程一头有两人共四人操作，而从墙体上抬运到每个预先留下的檩条洞里，才是最危险的工作，因为只能一头一人操作。没有臂力，没有勇气，没有胆量，是没有人敢冒险的。
活终于摆到了那里，檩条静静地躺着，如一堆沉重而令人恐惧的炸弹。短暂的静谧中，隐匿着残忍，逃逸，哀怨，懦弱，也隐匿着穿越，英武，意志，骁勇。一瞬间，我狂吼一声跳了起来，说，来，谁来和我一起干，谁来，谁就是我大哥！（这是什么样的带队伍方法！其实我已经黔驴技穷了。）贺四眼忽然站了出来。如一只猛虎，剽悍而狂放。他往手上吐了口唾沫，说：我来，我就不信，我斗不了它。我感动了，心存感激地望着他，为这只老虎的慷慨和仗义，也为这震撼人心的一幕。
于是我和贺四眼两人一头一个站在了山墙顶上，如两只展翅的雄鹰。我们勇敢地扛起了这个既繁重又危险的力气活。那是一件得有膂力又要小心翼翼搬运的力气活。二百公斤重的水泥檩条四人抬都很困难，现在仅两人在墙头操作，难度就可想而知了。我和四眼变成了两个人的竞技表演。
黄队长看得热泪盈眶。
我实现了自己勇于争先的诺言。我也实现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勇于肩挑重担的责任。在和平的枪林弹雨的战斗中，我成长了，我的心底通透而明亮。
贺四眼成了我哥。他的老虎屁股被我拿下了。他大我两岁，成了我知青抑或以后岁月中无话不说的知己。新农场的半年，他对我支持最大。有时我为了压住另外两只老虎的嚣张气焰，时常会采取打击贺四眼的办法来抑制他们。我甚至专门用上勾拳去打击贺四眼的脸，因为我胳膊长，我总能占上风。我占上风的一切就被另外两只老虎看到了。我其实是做给那两只老虎看的。这果然很见效，另外两只老虎也开始敬畏我了。我用这种方法摸了三只老虎的屁股。多年过去，我依然会怀恋那充满幼稚、纯真，充满爱憎的集体生活。
上水泥檩条之后，我的威信大增。那威信是我用一个男子汉的力量和尊严证实与威慑出来的。那些老虎屁股我摸过了。我认为是纸老虎。在这之前我的威信是有的，但我明白，它仅仅来自我优秀的学习成绩和绘画能力。但是站在那个山墙之巅，我看到了曾经小瞧我的“老虎”们愕然复杂的目光。我亢奋和自恋了很久。
二○○八年九月，从台湾高雄参加完一个文艺交流活动，回大陆在深圳小住一日，我给在深圳拼打多年的贺四眼打了电话。他兴奋地请我去一个海边村寨吃海鲜。那海鲜大宴既鲜嫩又便宜，让我这个久居沙漠戈壁的土包子，着实开了一次“海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贺四眼就心急如焚地去深圳闯荡了，如今有华贵的房子和风格另类的越野车。交谈中，我依稀还能分辨出当年的老虎气味。我说，你小子什么也没变。他说，老了，头发都没了。
干完上檩条、装苇把、上房泥、抹房顶等一系列工序，冬天就来了。乌拉尔山刮过的冷风呼呼地吹黄了不再泛绿的大地，沙土裹着细碎的石子拍打、吞噬着孤寂的知青点，让人情绪缭乱和浮躁。
我又一次被厂里调去搞一个反击“右倾翻案风”新展览。我没有一点快乐，只有缭乱和沮丧。知青队刚刚有起色，却又要群龙无首了。它似乎也在扼杀我日益膨胀的当官欲望。主管知青队的黄队长忽然被换成一个姓冷的负责人，他天天组织知青反击“右倾翻案风”——那是一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
临行前，贺四眼在宿舍里为我摆了酒肉。他弄来两瓶五五大曲。那是一种当时很有知名度的新疆烈性白酒。
我作了一首狂妄的歪诗，其中有一句至今令我后怕。那歪诗说：到那时，看两杰，脚踩汗山九空炸，响彻云天。所谓两杰是指我和贺四眼。汗山就是我们背后的成吉思汗山。
冷风不住的侵袭着我们，刺骨透寒。我们裹上了皮帽子和膻味浓烈的老羊皮袄。一天我正低头走路，忽然有人拽住了我的大衣，回头一看竟是黄义质队长。数日不见，他竟然消瘦了一圈。黄队长沮丧而伤感地说：你走后，知青队就一盘散沙了……有人批判我宣扬“摸老虎屁股”理论，说我是搞“翻案”搞“复辟”的邓某某的孝子贤孙。黄义质说着，还不由自主地看看四周，样子很猥琐，然后叹口气，走了。我发现他的门牙显得更龇也更凸了。
倒抽了一口凉气，懵懂中，我想，阶级斗争就是复杂，我真该在大风大浪里锻炼。那天夜里我在日记中写道：革命是非常不易的。我应该拿出一个革命者的气魄，不怕风吹雨打，勇敢地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锻炼……我要向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勇猛地冲去！
在那页纸的右下角，我还画了插图——一个昂头迎风奔跑的青年。那青年的头发被风吹得变了形——那青年就是我。
时间不长，一个重大决定就来了——新农场知青队解散，二十九名知青全部安插到一百公里外的老农场。那是一个有二百多名知青的大农场，那里才是广阔天地。我短命的“摸屁股”知青队长生涯到此结束。
至今，我仍然不知道我的档案袋里有没有任命我的文件。
圆月之夜，我被捉住了
我在老农场的再教育生活悠闲而自在。由于和厂政工组的特殊关系，我似乎变成了农场场部的工作人员。没有下过大田，没有种过菜，也没有夜里伴着蚊虫叮咬浇地（那时用漫灌的方法浇地），只是在收麦子、收冬白菜时，才与场部干部和知青们一起去夏收秋收。平时我很安逸，我的真实身份是：卖菜的。二百多人的知青队伍，只有我一人很特别，很吃香。那时我穿一件四口袋绿军装上衣，勤勤恳恳地在菜棚里晃动，没少让知青们羡慕和妒忌。
我灵魂深处有点沾沾自喜。
老农场离厂部较远，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地带，菜地、玉米地、麦子地与沙丘时常交错着，起伏着，干活干累了的人们，常常会往沙丘的细沙堆上一躺，放松筋骨，有一种幸福而宁馨的感觉。如若再往东往南走，就都是浩渺的沙漠了。
我的特殊待遇，许多年后总有知青们聚会提及，口吻依然是羡慕和妒忌。女知青说，就你一个人没有被太阳晒过。男知青说，你小子在老农场没吃过苦。我知道，没有把我分到各知青班的真实原因，是我没准什么时间会被上级调去搞临时性展览。
我没有流露出沾沾自喜的浅薄，但我的心里很傲慢，有点小人得志的样子。不过，那时我确实很刻苦，很有坚忍不拔的毅力，虽然我的工作显得超脱闲逸，但我不自满。没了新农场知青队长和团支部书记的职位，无官一身轻，我的绘画水平也飞跃了。在老农场的七个月当中，我的身影时常在农场与厂部之间交替变幻着，它使我的再教育生活像栖息在美丽小岛上一样，迥异而慵懒。
跟随一位叫曹培恒的农场领导——农业一队副队长卖菜，是我的工作。这个曹培恒是湖南人，口音难懂，脸膛黑红，约摸四十五六岁的样子，很能吃苦，也极其敬业。他一手拿一杆大秤，另一手拿一根粗木杠，让我拿称菜的大筐。在我知道该怎么做之后，我会主动拿过他手中的木杠，紧跟在他身后走。
清晨，我们行走在菜地和西瓜地的田埂上，两个黑色的剪影显得古怪而滑稽——曹队长在前，矮小敦实，我在后，细长干瘦，颇像某个童话里的一对人物。踏着曹队长的脚印走，我的腿会迈不开，伸展得不舒服，有点像样板戏中杨子荣的小碎步，让我着实着急。偶尔，我还会踩上曹队长的条绒布鞋，鞋子掉了，他就穿袜子走几步，袜子上有洞，土和沙子进去了，他也不计较，拿回鞋子边走边穿，也不回头看我。我不好意思了，就拉开一些距离。
卖菜点主要是自销，偶尔也会把产量高的菜、瓜和鸡蛋，卖给慕名而来的过路客。那时，我们农场的西瓜声名显赫，产量也高，来买的人就开解放牌汽车进来，一车一车往外拉。我于是就站在卡车顶上，用大杆秤称装满麻袋的西瓜，样子很风光。有时太忙我就估算一下重量，买者不信就与我计较，待过秤时，几乎都是我估算得对，客人于是就伸出拇指赞叹，目光露出服气的神情。
曹队长喜欢自己动手干，并不指挥我。他说，小赵，你有文化，你负责收钱记账，登记本你管。我诚惶诚恐。那时我年轻，希望自己在大风大浪里锻炼，就是用体力战胜私心杂念的锻炼，而不是用账本。但我知道，与私心杂念斗争是长期的。
我学会了装车，卸车，分堆，过秤，打算盘，记账，收钱。熟练精确是我的标准——看一眼菜堆便能估计出重量，提一捆韭菜就知道有几斤，装几个西红柿或称几个鸡蛋，就知道有多重，基本不用再过秤。有挑剔的知青跟我急，一过秤，他就傻眼。我的眼力不再有人怀疑。
我卖菜很讲职业道德，也严格要求自己和别人。曹培恒说，偷吃一根黄瓜就是偷了两分钱，很可耻。我很同意曹队长的观点，十分敬佩他，再渴再累也未想过要吃东西，曹队长也不吃。曹队长家就住在农场，他从不往家里拿蔬菜，他家吃菜也是孩子来菜棚子排队买。我过意不去，有时会偷偷挑好的给小毛和尾毛。小毛是他的大儿子，尾毛是他的小儿子。现在，我依然能记起尾毛虎头虎脑又脏兮兮的样子。
一次，刚卸下几筐西红柿，曹队长和我正往菜棚子搬运，来了两个女知青。她们俩与曹队长熟识地打招呼，然后就大方地让我给她们称体重。那时，我使用秤的技能已十分熟稔，小杆秤、大杆秤、小台秤、落地台秤样样得心应手。开口说话的女知青，眼睛黑亮，性格开朗，头上扎着两个小辫，脸上洋溢着甜甜的笑意，给人一种丰润纯美的感觉。我知道她，她是农场一位副队长的女儿，姓王，家在农场。另一位没说话的女知青，姓邱，比较腼腆，是一般不敢正视别人眼神的那种羞涩女孩，家也在农场。她俩住知青宿舍，但在家吃饭，不吃食堂。她们是农场仅有的两位不吃食堂的知青。
我给她们分别称了体重。下农场之前，我上学的中学男女生之间挺封建，男女同学是不说话的。除非公务活动必须说时才说，而且简洁洗练，现在想来，十几岁的孩子，很不正常。本应顺应自然，可男女之间愈授受不亲，就愈显得神秘。但到了老农场之后，我发现农场的知青很融洽，男女知青一起下地，一同聊天，甚至也有互相嬉闹开玩笑的，就很羡慕这边的知青，有一种青春勃发的激情和冲动。不过，让我吃惊的是，那些我们一块儿从农二队来的知青，居然突飞猛进地与这边女知青迅猛地建立了亲密关系，胆大者公开说某某某是他的小妹。那时小妹不可以随便说的，只有关系不一般才可以这么叫。
活力四射、靓丽朝气的黑眼睛女孩小王的体重是五十四公斤，而邱姓的女孩是五十二公斤。我如实地报着她们的重量，却没敢抬头。我觉得她们落落大方，有一种纯真明快的清新之气。我似乎想接近她们，尤其是王姓女孩，令人心跳，令人迷眩，有一股穿透性极强地诱惑力。我心脏突突快跳着。这快跳又让我感觉自己的灵魂很龌龊很肮脏。由于男女生之间不说话，我对女孩始终有一种朦胧而陌生的怯惧。那是一种渴望交往又忐忑不安的怯惧。
黑眼睛小王和腼腆小邱互相议论着自己的体重，说又重了，太让人烦了。我就笑，心想，才五十四公斤就烦躁了，将来再重怎么办？虽然这样想，但我却没有评说。我只是觉得心脏怦怦地快跳着，血液在脸颊上的潮涌。
这时，她们提出了一个非分的要求——要西红柿。
她们异口同声地说：给我们几个西红柿吃吧？！
我被突如其来的要求弄懵了，不知所措。我求助地看了看曹队长，却发现他不知什么时候不在了。
我于是结巴着说：不，不行的，有规定不让给。
黑眼睛小王忽然就红了脸，也没了笑容，旋即转身就走，明显是不高兴了，而腼腆小邱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嘴里还说着给两个西红柿，又犯不了错误之类的话。王女孩就一把将她拽走了。
我顿时后悔起来。不就是几个西红柿吗？望着她们青春的背影，我很沮丧，但我没有喊她们回来。
我呆立着，像被遗弃的孤鸟。
那是我一生中最坚持原则也最窝火的一次。多年后我分析自己当时的心态，觉得自己可能处于一刹那的淳朴正直与显摆交织所致。我存下了那个心结。那是我一生都将自责的心结。
西瓜熟透的时候，也是农场最甜美甜蜜的时候。老农场的西瓜沙甜，爽脆，口感极佳。那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绿洲奇特的气候条件和阳光日照哺育的结果。大家都垂涎三尺地盯着那些甜润的西瓜。
上高中时，从河北唐山转来一个同学，个头矮小，肤色黝黑，乡村气味很浓，姓施，于是同学们就叫他小虱。有双重的贬义。在新农场，小虱积极向我靠拢，要学习绘画，力图有所建树。自然我很欢迎，就倾心相教——我这个自不量力的半瓶子醋。我自小喜欢有志向的人，不愿意与好吃懒做或欺负人的同学打交道。小虱属于受欺压的那一类。
在新农场时，六个男知青一个宿舍。小虱与我同住，属于我这个知青队长的亲信之一。他有时会为忙碌中的我打饭（从食堂买回宿舍），有时也会乘我不注意倒洗脚水或叫我师傅。我很亢奋也很内疚。
到老农场后，我与小虱就不住一起了。我属于场部的自由人，被安排与后勤放羊的两个知青住一块。那时我经常能喝到两位羊倌带回来的羊奶，我喝羊奶时吱吱有声。二十年后，农场知青聚会，两位羊倌居然还能说出如何偷带羊奶的细节，他们说，为了带羊奶，遭了不少罪，有次刮大风，他们一边赶羊群，一边保护盛装羊奶的饭盒，从黄沙梁回到宿舍天已经黑透了。我听着，如听天书一般。我说，有这种事？我怎么不记得。他们异口同声，你那时只管喝，根本不问我们如何受罪。我万分内疚。
在老农场小虱依然经常到我宿舍来玩。但小虱不学画了，我看他没灵气，也没有持之以恒的毅力，就不再要求他。
在西瓜摘二茬的一个初秋之夜，天气凉爽宜人，小虱来我宿舍，一顿神侃之后，提出一个棘手问题。小虱说，我们去你的菜棚子拿西瓜吧，口渴得要命。我说，不行，半夜三更去菜棚子拿瓜，属于偷窃行为。
小虱说，那怎么算偷，是主人，又有钥匙，拿两个西瓜不算偷，况且这么晚了谁看得见，走吧，师傅。小虱很久都没叫我师傅了，那次叫，让我有种麻酥酥的感觉。
我是一个重感情的人，看小虱那样蜜语软磨，就心软了。想，拿一次瓜也算不了什么，小虱毕竟给我打过洗脚水呢？！
情感战胜了制度。好在菜棚子离宿舍挺远，黑灯瞎火没什么游人，况且那年秋天来得早，夜晚有些微微寒意。
我们一高一矮向菜棚子走去。浑圆的月亮发着杏黄杏黄的柔光，从沙丘上悄悄地升了起来，如一个硕大的月饼。我说，月亮很美。小虱说，再过几天就是八月十五了。
夜深人静，阒无一人。菜棚子是两扇大铁门，开锁后，拉门就发出很大的吱呀声。那一瞬间，我的心像被碾压一般，也发出了那种奇怪的尖叫。屏息静气，我听到了自己胸腔里咚咚的声。门开了一半，小虱就机敏地钻了进去，很快摸出一个大西瓜。
我强压着恐惧，也进去摸了一个大西瓜，那西瓜居然在我手上滑脱了两次，好像一个活物，抓起来，滑掉，再抓，再滑……就在我终于抓紧它，双手环抱着转身出来，正准备搁下时，出事了。
一道手电光柱，直射在我们身上，准确说是照在了我和小虱的脸上、手上，接着，就是一声严厉的吆喝如从天庭传来一般：干什么的？！
被突如其来的吼声震呆了，我失控地定格了，同时，头嗡的一下鸣叫起来。——我被“捉贼”了。
“捉贼”者是农场的另一个副队长，叫何生财，也是湖南人，有一口浓浊的湖南口音，平时少言寡语，不苟言笑，表情漠然，并有些阴郁。他讲话，知青们时常要琢磨半天才能揣摩出大意。其实何生财是分管工业的副队长，在我的视野里，他是被忽略的领导。
待我分辨出是何生财的声音后，双腿瘫软，不由自主地蹲了下去。
手电光的强烈照射，使我肮脏虚伪的灵魂被展示得体无完肤，我有一种“光天化日之下”被裸体展示的羞耻与狼狈，感觉就像电影里多次被民兵当场抓获的国民党特务一般。
巨大的恐惧和耻辱湮没了我。
我和小虱卑琐地蹲在墙角里（那个墙角时常会有人解大手或小手，升腾着一股骚臭混合气味），如同两个罪犯。许多年之后，我脑海里依然会回闪那个耻辱的丢人细节。那一刻，十八岁的我萌生了一种前途渺茫、生命黯淡的感觉。
我悔恨万分。
何生财关灭了手电，叽叽喳喳地厉声说了起来。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别人用如此恶毒的语言攻击自己，那些危言耸听的话只有在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时听到过。那些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字字千钧，句句真理。它让我心惊肉跳又毛骨悚然。
何生财滔滔不绝地说——你们是老鼠，是隐藏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的盗贼，是挖社会主义墙角的蛀虫，是屎壳郎……你（指我）是一个权力很大的知青，你带头偷窃，你装腔作势，你损人利己，你无法无天，你个臭狗屎……
我完了。
说了很久，何生财收住嘴，大概说累了。他开始命令我们把西瓜吃掉。——吃掉它！吃掉它！他用那种艰涩的湖南口音说。那是一种节奏与韵律都比较滑稽的音调。如若是平时，我会笑出声来，然而，那时我觉得它像一个魔鬼发出的命令，充斥着残酷、灼痛和沦陷。
我们狼吞虎咽地吞噬起来。——是那种被称为饕餮的吞噬。那是两个很大的西瓜，每个都有十公斤以上。我们怎么吃得完？！
夜深了，圆月由昏黄变得惨白，像一片冷艳的剪纸，平贴在凄冷的墨黑天空。一阵寒意袭来，我忽然浑身失控地抖动起来。我企图控制住自己的抖动，但是徒劳。我觉得极度寒冷，不仅双腿抖动，吃着西瓜的牙齿也上下磕碰着发出咔咔嗒嗒的声响。
发抖——我发抖了。这就是我曾经无数次听说过的、批判大会上人们常用的话——“让他们发抖去吧！”此时，在我吃西瓜的时候品尝到了。我品尝到了发抖的滋味。我颤抖着，哆嗦着，恐惧着，没法自控。
多年之后，我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身体哆嗦的样子。那一刻我寒冷无比。那也是我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发抖。
不知是怎样将那个大西瓜一口一口吃完的，我只是觉得肚子奇胀，浑身瑟缩成一团，颤动和奇寒覆盖了我。其实，那个圆月之夜，气候温润，清爽，初秋的沙漠些微醉人，舒适惬意。可我却异常寒冷。
吃完瓜已经很晚了，何生财让我们把瓜皮收拾干净，然后，才命令让我们撒尿、回宿舍，等待处理。
那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夜晚，也是一个让我终生受益的夜晚。从那个夜晚开始，我常常会思想一些古怪的问题：什么是权力？什么是纪律？什么是感情？什么是欺骗？这些问题当下看来很幼稚，但它对于十八岁的我却是一次摧枯拉朽的冲击，也是一次前途命运的挑战。
我失眠了，连续几夜忐忑不安，头脑胀痛，双手战栗。我期待着那个处理决定的到来。我没有食欲，寡言少语，也不再愿意与人交流。眼前还时常会浮现刺目的阳光下自己被反剪了双手五花大绑的画面。
奇怪的是，几天过去了，并没有人过问此事。带领我的曹队长依然风风火火地喊我上菜地，依然放心地让我管菜棚子钥匙。我蹊跷着挥汗如雨地苦干，希冀用汗水冲刷自己污浊不堪的灵魂和羞耻的过失。
多年后的一次会议上，我偶然与何生财碰面，他显得异常苍老，两鬓已布满白发。我想起了那个发抖的圆月之夜。我难以启齿地说起当年的过错。何生财想了一会儿，才猛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慈祥地说：哈哈，那天把我也冻得够呛，我真怕你们有个三长两短。他的湖南口音依然很重，样子变得生动而可爱。
七个月的卖菜生涯很快过去了，它像一颗流星闪烁了一下就消隐了，掩埋在了繁缛的世俗之中。多年后的今天它让我有所顿悟，有所思考。那是一个有纯洁、有背叛、有诱惑、有警醒的圆月之夜。我思念它。
那个曾经向我索要西红柿并被我拒绝了的黑眼睛女孩，后来成了我的妻子。她和那个腼腆的小邱多年后还常常会提起那次尴尬的境遇，她们认为我的执行力很虚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