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丝——钱学森传》这本书讲述的是钱学森的故事。他已经近50年未履美国一步，在美国，只有极少数已经垂垂老矣的科学家还记得他。然而，他对于中国航天技术的发展却居功甚伟，在中国，报纸上将他尊称为“火箭之父”，而在科幻小说作家阿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的小说《2010：奥德赛Ⅱ》（2010：OdysseyⅡ）中，他的名字也用来为一艘中国飞船命名。
钱学森的一生是冷战的一个绝佳反讽。他是中国第一代核导弹与卫星的缔造者，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用以与美军抗衡的“春蚕”（silkworm）反舰导弹便是在他的主持下研制成功的。但他却在美国接受教育并成长，留美经历长达15年。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因中国的介入而使美国掀起反共浪潮，被“指控”为共产党员的钱学森才被强制遣返回中国。
钱学森何许人也？出生于1911年的他是教育部一名小官员的独生子。1935年，作为庚子赔款奖学金获得者，钱学森首次来到美国。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杰出空气动力学家西奥多·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门下受教，帮助创建了喷气推进实验室。在“二战”期间和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尽管身为中国公民，钱学森却获准参与美国的机密政府项目。钱学森在流体力学、结构屈伸和工程控制论等方面的工作为美国先人一步进入太空时代而作出卓越贡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然而，美国此时正在进入冷战的歇斯底里状态。许多科学家均身陷其中。
钱学森便是其中之一。1950年夏天，就在钱学森重返加州理工学院、就任罗伯特·高达德（Robert Goddard）喷气推进讲座教授一年后，他被“指控”为共产党员——对此他坚决否认。然而，这一“指控”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导致钱学森被收监关押了两个星期。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后，美国移民局召开了旨在将钱学森遣返中国的听证会——尽管根本没有充分证据表明钱学森真的是一名共产党员。
尽管钱学森和他多年来的同事都力证他的“清白”，但他还是被认定为有罪。在接下来的5年中，钱学森的家一直处在联邦调查局的严密监视下。这是一个机密冷却期。最后，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回到中国。
在钱学森遭美国驱逐回国后，中国的空间研究开始高速发展。威廉·莱恩（William Ryan）和苏墨林（Sam Summerlin）合著的《中国的蘑菇云》（The China Cloud）一书中这样写道：“从一开始起，1956年就是一个极度活跃之年。”斯坦福大学教授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和薛理泰则写道：“中国的战略导弹项目……从1956年初开始初具雏形。”西德尼·德雷尔（Sidney Drell）在为二人撰写的《造导弹的中国》（China Builds the Bomb）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一个工业和科学资源都极其有限的贫穷国家，居然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技术和军事成就，而且是在‘大跃进'所带来的激烈政治动荡之中，简直令人惊叹。”导弹专家P.S.克拉克（P.S.Clark）则表示：“钱学森是最重要的归国学者……他结合了苏联和美国尽管有些过时的知识体系，中国人因此便有能力开展自己的太空项目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电子工程学教授葛守仁指出：“钱学森革新了中国的导弹科学，也因之革新了军事科学。他是这个国家的首席科学家和工程师。”曾担任钱学森助手、现任中国科技协会副会长的庄逢甘说道：“钱学森从无到有地开创了中国的火箭事业。”他指出，如果没有钱学森，中国在技术上至少要落后20年。“中国的太空产业不会有今日的成就。他是最顶尖的科学家，最权威的人物。”
钱学森的故事犹如史诗，包含了本世纪最惊心动魄的技术革命和政治冲突。这其中，有清王朝的土崩瓦解，日本对上海的疯狂轰炸，在南加州干枯河谷中进行的美国秘密导弹试验，诞生于德国集中营工厂里的V-2火箭，曾关押了钱学森的小岛，以及他列席的那些中苏最高级别会议。
这也是一个关于美国政府如何在可耻的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代犯下最愚蠢错误的故事。对共产党人的搜捕和迫害摧毁了美国许多最优秀的科学家的事业。
这还是一个讲述钱学森科学成就和领导才能的故事。在他的帮助下，美国和中国先后进入了太空时代。就在他的有生之年，钱学森将一个“黄包车之国”变成了拥有火箭的军事强国。即使在数十年的内部政治斗争中，中国依然奇迹般地造出了原子弹，拥有了太空项目。
最后，这亦是一个羞涩、内向、天资卓越的科学家的个人传奇，他毕生都渴望在和平环境中工作，但却不断卷入全球政治的旋涡中。
撰写这本书并非出自我的想法，而是源自哈泼·柯林斯出版社（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资深编辑苏珊·拉宾娜（Susan Rabiner）的主意。1990年，在西雅图举行的一次科学史会议上，拉宾娜从加州理工大学档案管理员和历史系兼职教授朱迪思·古德斯坦（Judith Goodstein）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科学史教授劳伦斯·巴达斯（Lawrence Badash）那里第一次听到了钱学森的故事。这个故事的讽刺意味使得苏珊开始积极寻找撰写钱学森传记的作者。1991年，拉宾娜将这个项目介绍给了只有22岁、仍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研究生写作课程的我。尽管我对钱学森的生平一无所知，我却和苏珊一样为他的故事所深深吸引。我决定接手这本书的写作。
难度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首先，钱学森是航空工程学领域的专家，而我对此一窍不通。作为一位全才，钱学森撰写的论文跨越多个领域，我访问的专家中没有一个熟知他的全部工作，即使是钱学森最有成就的学生也一样。其次，关于钱学森生平的许多材料都是中文，尽管我能说流利的汉语，但中文阅读能力却相当初级。再次，钱学森毕生与政治和军事机密打交道，由于牵涉国家安全问题，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获取相关文件都很困难。最后，钱学森自己不接受采访，尽管一次面谈就可能永远地澄清围绕着他生平的众多阴影。回到中国后，钱学森从未接受过美国记者或学者的采访，并拒绝了无数中国传记作家为他作传的请求。他只允许自己的秘书在他去世后为他撰写传记。20世纪50年代，钱学森曾对一名加州理工学院学生说道：“一个人不到临终最好不要写书，免得活着后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