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秋季的一天，跟几位文化界朋友一起走进北京大学校园，祝贺学界泰斗季羡林教授90大寿。在勺园宾馆吃过饭，我没有搭伴一起回城，独自在校园里走了走。尽管燕园湖水塔影书声依旧，但是许多地方已经物异人非，我只能凭借几十年前记忆，寻觅那段让我心动的日子。其实，我没有福分成为这里的学子，只是因为在这里旁听过一些课程，这里又有我的一些少年朋友，50年前才得以有机会出出进进，并且开始作起到北大读书的梦。
这天走在北大校园的路上，本想好好看看这里的景致，心神却一直无法安定，那个无法摆脱的噩梦般的往事，又开始狠狠地搅动着我的心，让我顿时重新陷入痛苦中。
20世纪50年代，我在中央某部当职员，年轻气盛，心存理想，而且喜欢文学写作，并且发表了一些习作。这时，唯一想的事情就是希望到北大读书，圆自己多年祈盼的大学梦。这时候正好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希望有条件的年轻干部以调干的方式报考各类大学，对于这个正中下怀的机会，我当然不会轻易地放过。1955年，经单位领导批准，同意我报考北京大学读书，就离职跟几位同事一起准备。终于拿到梦寐以求的准考证那天，在感觉上好像是走到校门前了，我心里的高兴和欣慰就别提了。岂知就在走进考场的头一天，一场突然袭来的政治灾难，像沙尘暴似的猛扑在我身上，我的大学梦从此被彻底埋藏。
这时正在搞“反胡风”政治运动，只因为我喜欢文学写作，听过一些“胡风集团”作家的课，还有两位跟胡风沾边儿的诗人朋友，这下在整人者的眼中就不得了啦，以为我也是这个集团的分子，便不问青红皂白地把我扣下，让我交待跟“胡风集团”的关系。又是审查又是批判地折腾了好长时间，最后证明我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罪恶”，下了个“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严重”的结论，就算是对我饶恕和宽待了。我报考大学却因错过考试时间泡了汤。从此，失去受系统教育的机会，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儿，就越感到这世态的险恶，因无法摆脱心中的郁闷，好不容易痊愈的肺结核病，由这莫须有的事引起复发。医生让边治疗边休息，再次过起病号的生活。
病情稍有好转，应该上班了。如何跟整人者正常相处，又成了我惧怕的事情。正在我为此事伤脑筋和犯愁时，领导决定调我到一家报社工作，这才把我从尴尬的境遇中解脱。
我在这家报社当副刊编辑，干的是自己喜欢的事情，渐渐地就淡忘了运动对我的伤害，一心一意想认真地做好工作。谁知1957年又刮起“反右派”的风，有过一次上当吃亏的教训，这次我本不想再说话，可是轻信的毛病和经不住的劝说，最后还是上了诱骗的钩。在一次大鸣大放的座谈会上，说到“反胡风”时对自己的审查，使我失去到大学读书的机会，只要一想起来就心里不痛快，等等，无非是借机宣泄心中的郁闷，不成想这下更惹下通天大祸，被认为是向党找后账，反对政治运动，结果给戴了顶“右派分子”帽子，把我赶出北京，下放到北大荒劳改。摘掉“右派”帽子又下放内蒙古，在最底层过着无望的贫民生活，整天想的只是如何活的像个人，早年的大学梦也就烟消灰灭。前前后后这一折腾，就是20多年，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光——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就在厄运中被毁弃了。伤心吗？祈求吗？哀叹吗？诅咒吗？这时通通都没有用。这是个人的不幸，更是时代的悲剧。在社会生活不正常的年月，许多年轻有为的鲜活生命，就是这样无辜地枯萎了，什么理想抱负和天分才干，都被无情的时光一点点蚕食。对于我个人来说，那是一段难挨的日子，白天没有想望，夜晚没有美梦，精神上的压抑，就像一座大山，怎么也无法攀越。读书的生活从此跟我绝缘。
政治身份正常以后，重新回到北京已是人到中年，虽说又重操报刊编辑旧业，总的生活工作情况都很不错，但是一想到失去的读书机会，总觉得是个终生的最大遗憾，这时心就像被挖似的隐隐疼痛。有次跟两位青年时代的朋友、北京联合大学翟胜健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吴重阳教授谈起当年未能到大学读书的事情，这两位北大毕业的我考学的见证者，出于对于我的安慰和鼓励，说：“你就是上了大学又如何，最多还不是像我们这样教书？你现在情况不是比我们还好吗？”我知道他们说的我的“好”是什么含义。
诚然，我的“右派”问题解决后，不仅有了高级职称和较高级别，而且出版20多本书被称为作家，在同辈人中确实应该知足了。如果人的价值和追求从这些身外之物考虑，岂止是小小的知足啊，而是我连做梦都未曾想到。不过，人活着不能光是只追求结果，而失去对过程的享受和体验，不管结果多么显赫辉煌，依我看总不能算美好人生，人生是否精彩，还是要看过程。愿意追求生命美好的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我以为有两点不要轻言放弃：一是接受好的系统教育，一是挑战新的事物，这都是人生难得的机遇，哪怕在追求的过程中失败了，都会是一生最美好最精彩的闪光点。谁在青年时期拥有这两样，谁就会活得快乐、充实，起码不会像年轻时的我，这两样东西均无机会得到，留下遗憾而终生耿耿于怀。
当然，获取知识的途径并非只有到学校，自学成才者大有人在。不过那也得有些起码条件，比如，充裕的时间和稳定的环境，都是认真读书的基本保障。可是在我后来的生活，已经完全没有这个可能。结束了在北大荒3年劳改，再次下放到内蒙古草原，当了正儿八经的长途电信工人，长年累月地野外奔波劳动，一天下来累个半死只想休息，哪还有心思认真地读书？再说在野外住的是帐篷，睡的是行军床一张挨一张，夜晚连点灯照明都不方便，偶尔读点闲书只能在休息日。劳动结束后好不容易生活安定下来，读书成罪的“文革”运动又来了，12亿人只让读一本毛泽东语录的“红宝书”，其余的书再好也通通被查禁，这时唯恐再给自己招致政治麻烦，身边仅存的一些书也被我偷偷销毁，以此显示跟知识彻底地“划清界线”。到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月，“读书无用”论在全国风行，我不只是接受这一论调，而且真的任何书都不再读，最多就是看看应时的报纸，目的是为了写检查交待材料时，不至于抄得荒腔走板找倒霉。因为没有了自己的思想，说话做事全国都一个样，就跟单身汉在集体食堂吃饭，做饭的师傅做什么就吃什么，这时，我的头脑和身体反而觉得都很轻松自在了。就这样随大流地过活多年。
生疮长疖子都有化脓时，这政治运动也有出头日。“清理阶级队伍”完成后，确认我是“右派”死老虎，没有现行反革命行为，就跟别的干部一起进入“五七干校”继续劳动。每天干完活儿实在无聊，侃大山怕再祸从口出，就又想到了看书解闷儿，只是这时没有好读的书了，抓到什么、碰到什么就读什么，说白了，无非是数字儿消磨时光而已。不过，对我来说也有个好处，除了缓解心中积存的苦闷，无形之中唤起读书热情，干校劳动结束分配工作，我到《乌兰察布日报》当编辑，这时对读书就又有了兴趣。尽管这时可以读的书并不多，供一般读者选择的书依然可怜，但是对于做文化新闻编辑的我，还是可以买到一些内部书的，只是那个“读书无用”的影子还隐隐约约地存在于我的脑海，我还是不想在读书上下功夫，结果又失去了一次获取知识的机会，给自己留下了另一个遗憾。如果说失去前次到大学读书的机会，那完全是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这次放弃的可以读书的机会，就完全是出于自己的短视了。这又能埋怨谁呢？
现在平心静气地想想，我前半生的两次劫难，固然是个人的大不幸，这实在没有办法抗争。但是在逆境中争取读点书，这还是可以悄悄为之的，有的像我一样遭遇的人，或者比我更倒霉的一些人，他们正是利用这个时机，认真踏实地读书学习的，结果成就了后来的事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生中有的遗憾，还是能够预见到，问题是要敢于挑战。有的人好说生活的强者，那么请问，谁是真正的强者呢？我以为，并不是做了大官成了富人，或者名声显赫的什么人，而是那些沉不躁浮不飘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言放弃者，踏踏实实地、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他们才是真正的生活强者。这样的生命极为顽强和精彩。我不是个生活的强者，更不是个知识拥有者，因此当现在谈论往事，未系统读书固然是个遗憾，年轻时没有赶上好年月更是遗憾，不然也可以像现在年轻人，在生活中好好地闯荡一番，自知这点勇气我还是有的。唯一让我感到庆幸和宽慰的是，我的儿子总算赶上好年月，他不仅系统地受到良好教育，而且在取得硕士学位后，现在又在读博士学位，这大概也算是老天对我的补偿吧！
我非常羡慕今天的年轻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学校读书，可以自由自在地选择职业，拥有如此宽广的生存空间，这是多么宝贵和难得啊？这时想想自己的过去，难免感叹：唉，生不逢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