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根冷漠僵直的钢轨，从北京延伸至苍茫的大西北，列车终止在包头的一段，铁路部门称为京包线。总有10多年的时间，我每年都要来往在京包线上，享受一年一度仅有十几天的探亲假，跟家人作长期分离后的短暂团聚。什么叫思念，什么叫惦记，什么叫团圆，什么叫离别，比起许多生活平顺的人来，我有着更为切肤铭心的理解。而帮助我深刻理解的，就是这条千里京包线。
这京包线上运行的旅客列车，那时大多是在夜间行驶，陌生的旅客很难分出方位。我毕竟多年在这条线路上来往，即便在黑得不见五指的暗夜，仅从疏密明暗的闪烁灯光里，我也可以毫不费劲地分出哪里是城镇，哪里是农村，哪里是繁华的内地，哪里是萧索的边疆，它们在我心中激起的情绪，自然也就不尽相同，或兴奋，或惆怅，情绪明显有着变化。那时我有着流放人的身份，政治上的重负，命运上的难测，常常地使我陷入苦闷之中，这条京包线上的两根冰冷的钢轨，在我看来无异于两行流不尽的眼泪，凝固在我青春抑郁的脸庞上。青年时代的美好愿望，个人本该享有的家庭幸福，全都被这隆隆的车轮，无情地碾碎在长长的京包线上，没有半点怜悯和侧隐之情。
我一直想忘掉这条京包线，确切地说，是想忘掉那段痛苦的流放岁月。然而却又总是不能完全的忘掉，有些零零散散的记忆，只要被什么事情偶然触动，就如同从门缝里透进来的风，总是让你觉得有点儿身心不适，这时就不能不想起相关的往事。这条京包线是我那段生活的见证。
我头次踏上这京包线，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初期。结束了北大荒三年的劳役生活，我们几个曾在北京工作的“荒友”，被通知到内蒙古重新分配工作。这几位“荒友”都有家室儿女，好不容易有了久别重聚的机会，谁不想在家中叙叙亲情呢？但是他们又想早日了解工作安排情况，几个人的心情一时都很矛盾，谁也不好启口让别人先走。我当时是个无牵无挂的单身汉，虽说也想跟父母多呆几天，暖暖这颗被放逐多时的冷却的心。可是当他们把祈盼的目光投向我，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拿起提包，比他们先一步，踏上了当时比较冷清的京包线。
记得是个春节刚过不久的傍晚，背着跟心情一样沉重的行李，我走进西去列车的一节车厢。这节灯光幽暗的车厢里，旅客稀少，氛围压抑，可能是春节刚过的缘故，旅客多有恋家的缱绻之情，不然车上不会这样凄清。出于对眼前这种环境的陌生，再加之思虑未卜的前程，一种影影绰绰的莫名的恐惧感，顿时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这一路上都久久挥之不去。
在我当时的想象中，内蒙古该是个荒僻的地方，西北部边地更是像《走西口》歌中唱的情景，我此去将跟那里的牛羊相伴，说不定要在那里了此一生。想到这里，心绪越发不宁起来。越这样想，越睡不着觉，越睡不着觉，越这样想。听着车轮单调乏味的滚动声，看着窗外夜色笼罩的四野，我的神经绷得紧紧的，情不自禁地流出了滚烫的热泪。这时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扑在母亲的怀中喊声“妈妈”，然后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可是现在我正在京包线上，越来越离父母远了，越来越距内蒙古近了，我已经没有办法改变眼前的事实。我真后悔自己早几天离开家，在这时候能跟父母家人多呆几天，毕竟是人间最大的快乐，何必非要了解什么情况呢？再说自己的命运又何时被自己掌握过。一场突然袭来的政治运动，险些毁掉自己的一生，这会儿还这么想，实在天真，实在无知，我不禁怨恨起自己来。
列车到达呼和浩特正是早晨。我从车站出站口走出来。这个叫做站口的地方，其实只是个木板栅栏。守在栅栏口的人，穿着散发膻气的白茬老皮袄，头戴长毛狗皮帽子遮严脸颊，伸着冻僵的手一张张地收票，让旅客一下车就有种寒冷的感觉。走出车站站口一看，眼前尽是低矮的房屋，灰蒙蒙的、一片一片的，没有一点儿城市的模样。卖吃食的小贩，在寒风凛冽的早晨，扯着嗓子不停地吆喝，却很少有人走近食摊，越发衬出城市的凄清冷落。我找了一辆三轮车，装上行李，坐在上边，悠悠地走在风沙飞旋的街道上。没过多久就到了自治区政府，这里倒是一栋6层楼房，而且很气派。我在这里报完到，就逛大街去了。从此，我就成了内蒙古人，这一呆就是18年，除了“文革”期间动乱的几年，每年都要回家探亲，奔波在这条京包线上。
倘若不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调回北京，谁知这条京包线还要消耗我多少宝贵时光。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时的中国，城乡百姓都在忍受着饥饿的折磨，像我这样长年远走外地的人，在吃穿上就格外让父母惦记。只要是有机会回家，总要吃得肚子发胀，走的时候还要大包小包地带上，这样父母才好放心，好像不带上这些吃的就要挨饿，家里人怎么能不惦记呢？所以，那时候一说要回内蒙古，母亲总是抹着眼泪为我准备，买的买，做的做，吃的诸如大米、油盐，用的诸如火柴、肥皂，一样不落地给我一一带上，以供我的单身生活之需。这条迢迢千里京包线，无形中成了我的生命线，拴着我对亲人的无尽思念。
有一年休完探亲假回去，母亲给我装了一提包吃食，我从天津扛到北京火车站，在北京站等待换车的时候，枕着提包在长椅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睡着睡着觉得头越来越低，醒来一看，枕在头下的提包被人划了个大口子，从这里掏走了我近一半的吃食。母亲和全家人从嘴里抠出的吃食，本想让我这远方游子饥饿时果腹，却不料被哪位聪明人给“借”走了，让我不禁想哭又笑起来了。我找出随身携带的一根绳子，把提包重新牢牢地捆了捆，抱在怀中上了火车，这一宿连眼都不敢眨，警觉地守护着剩下的吃食。事后同别人说起这件事，有人说，你也该知足了，要是你里边放着酒，小偷是个酒鬼的话，说不定割下你的耳朵佐酒。这件发生在饥饿年代的事情，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这会儿有时去北京站，我还时不时地想起这件事情来。真想为那个近乎滑稽的年代哭泣。
调回北京以后，这几十年里，我又到内蒙古去过几次，重新领略京包线上的风光，那已经是今非昔比了。尽管客车依然在夜间行驶，但凭灯光已经无法分辨出方位，更难以断然分辨出哪里是城市哪里是乡村，哪里是内地，哪里是边疆，绵延几千里的京包线两旁，楼房多了，灯光多了，自然也就没有了过去的沉寂荒败的情景。我曾经居住过的呼和浩特和集宁，这几年的变化特别大，光靠记忆实在难以寻找往日熟悉的地方。这些年在京包线上来来往往的人，同样也没有了当年的恐惧感，许多人怀着对大草原的深情向往，愉快地到内蒙古去旅游观光。
坐在这京包线飞奔的列车上，我在想，谁能说在这些南来北往的旅客中，没有当年“借”我食品的那位聪明人呢？不知他还记不记得这件事情。不过我想，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现在生活得怎样。但愿他这会儿的生活比我好。我也相信他一定比我生活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