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家住的是窑洞，邻居是一个河州人，大家叫他老河州，也有人私下称河州鬼。记得，我常常喜欢到河州人家的窑洞里去坐坐，说说话。他看到我经常写写画画，就说：“你把我也写一下。”
我当时已经发表了一些东西，但对于写作，总是觉得在探索。就说：“你说吧，我把你讲的先记到本子上再说。”
他答应了，我就把他讲的记在了一位老先生送我的蓝色笔记本子上。
但是，河州人的故事我一直没有写，却写了另外的一些东西。转眼便十多年过去了。最近，我在整理旧书的时候，突然翻了翻过去的笔记本，发现记下河州人的文字比我以前的许多所谓的作品都有意思。下面我就给大家把河州人的事情讲一讲。
河州人的名字叫玛玛子。他说，我是1936年出生的。1942年的时候，我六岁，六岁上母亲，完（去世）了。我大名字叫赫比如。母亲一共养下我们两个娃娃，我妹妹名字叫索福艳。我奶奶那时间还在世上，但我爷爷已经完了，我和妹妹索福艳两个都没有见过爷爷。有一天，带着我和妹妹的奶奶，把我们两个用一根燃烧着的香哄下，跟上一个叫老勺子的脚户（做买卖的）跑了。
我问他，老勺子跑到哪达去了？
不知道！他说，我大没有办法了就把妹妹寄放到一个亲戚跟前，领上我到一个叫曼斯的庄子的马海城家扛活。马海城的小名子叫三娃子。不久，我大就把我给曼斯的穆中山家招了亲。但是，我依旧在三娃子家扛活。过了一向，我的姑奶奶从北里黄河边逃难上来，带着自己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姑姨。姑奶奶不久就饿死了，姑姨就和我经常在一起玩。后来有一天她得了病，恰好从河南上来一个当客子（跑江湖的郎中一类），从姑姨的肚子里取出来了三条蛇虫子，但是病却没有好转，姑姨就去世了。我当时可伤心了。
我听了也有些难过。
他继续说，后来，父亲把我寄放到曼斯庄子里的油大师（对榨食用油的人的称呼）家，自己就跑到刚刚成立的西吉县县城里，给人打杂、看店房。有一天，我大在街上撞见孙县长，孙县长老家是南里人，就同情我大，给我大在县城指定划了一院子地方。我大非常高兴，就飞着跑回到曼斯的油大师那里把我带到了县城的家里，家里只有一孔窑洞。白天父亲去到别人家开的店房里打杂，留我一个在家里。那时候，我一个人在窑洞里，感觉咋那么害怕。过了一年后，我大把我送到县城的袁先生（穿一长袍，头戴毡帽）那里念了两三个月的书。后来因为穷，交不起学费，就再没有去。我被我大继续放在窑洞里，但是我大给人家打杂，忙得很，家里没人做饭。没办法，我大就把我寄放在一个熟人那里吃削饭（趁着某种机会，不付代价而得到好处，白吃人家的）。当时，我穿着一条老白布裤子，上面疙疙瘩瘩的，鞋子都是别人惜可怜给送的。
我对河州人说，你讲的这些，跟古经（故事）一样。后来呢？我问他。
他继续说，后来，我大打问到我奶奶的下落了，就把我领到深岔岔里的我奶奶家——也就是我后爷爷——老勺子贝素孺的家里。我给我后爷爷家放牛。
河州人伸出三个指头，意思是给放牧的是三头牛。
他没有停，继续说，我大就丢下我，彻底到县城里去打杂去了。我大就隔三岔五地到后爷爷这里来看我一趟。
放牛是很不错的吧？我问。
唉，快别提了。他头摇得拨浪鼓似的说。有一天，我头戴一只破草帽，在山上放牛，听过路的人说我大在萧何城（传说宋朝时辽国在这里修建过城池）赶集，我心急得很，就哭着、喊着，大呀、大呀！我一面哭喊，一面把牛赶到距离萧何城不远的一个叫谷子湾的山梁拐角上。突然暴风雨来临，雨大得了不得，一时间电闪雷鸣，吓得我不知所措——不知道哭，不知道喊。我吓得蹲伏在一个草丛里，只顾一个劲儿抱紧身子，紧紧地缩脖子。
出了一口气，他继续说，我的后爷爷——老勺子追来了。老勺子是我后爷爷的外号。他大声地喊我：玛玛子、玛玛子！
老勺子追到我跟前，一面用皮鞭子狠狠地抽打我，一面质问我：你为啥把牛不往回赶？下这么大的暴雨，洪水把牛吹走了咋办哩？嗯？后爷爷用鞭子把我打呀打，疯狂地打。我先是没命地跑，可是后来我跑不动了，就跌倒了。后爷爷嫌鞭子打不美，就用鞭子把打。我奶奶听到消息，也追来了，她连哭带喊：谷子湾的人呀，快把那贝素孺（后爷爷的名字）拉住呀、拉住！把娃娃打死了呀、打死了！
我奶奶追到跟前才拉开了我后爷爷。我后爷爷老勺子这才撇下我们，趁着雨把牛吆回了家。
他继续说，雨越下越大，狂风怒吼，过雨的水漫过了深沟、峡谷。情急下，我奶奶连泥泥把我背到了附近的一个亲戚家里。晚上，我奶奶把我的衣裳扒下来，血淋淋的，把我的裤子都粘住了。我只是呻吟，我和奶奶的眼泪就流不尽。第二天，奶奶把我又背上，我们奶奶孙子两个人，一路上哭着回了深岔岔。我那时是小娃娃，皮肉嫩，不上一个月，伤势就好了。
我大来了，奶奶说，赫比如，你把玛玛子领着去，看来把娃娃打着也不成了！
我大就难受，蹲在地上，手抱了头哭了一阵。最后我大站起来，背上我起身了。我大把我背上一段，又领我走上一段，就又来到了县上。到县上，我大把我寄放在一家卖麻花的老奶奶家。晚上，我就和老奶奶的媳妇子搡磨。那媳妇子的手粗得像白杨椽子一样。我做活做不动，主要是给媳妇子作伴，夜里的磨道道很吓人；白天我给老奶奶帮着卖麻花、炸油饼、荞面油圈圈。
在这里过了一年，有一天我大灰暗了脸孔来对我说，咱家的地方叫人敲诈走了。那时节，穷人家有个啥东西都守不住。我看见我大特别伤心、特别无奈。恰好我舅舅娶女人，我大就把我从县上背上，沿着斜路洼一带翻山越岭，抄近路，一路上我大把我背一段、抱一段，又到了曼斯村庄。到了曼斯参加了我舅舅的婚礼，后来我舅舅带上女人上新疆了。我因为曾招亲在穆家，我大就把我领到穆家。穆家要让我改名换姓，给他们顶门立户。这样，我就姓了穆，以前的姓就再也不能叫了。那时候我也就是九岁多十岁左右，冬夏身上穿着别人惜可怜送的破烂山羊皮袄，腿上穿着一条破烂棉裤，光着脚片子，就去给村庄的马江富家拉长工。因为穆家特别穷，靠欠债来维持生计，穆家有弟兄四个，三个也常年在外拉长工，维持生计。早上鸡还没叫，我就被掌柜的喊起来耕地，天气太冷了，我的光脚丫子冻得快破烂了，疼得受不了，就盼着牛拉牛粪，拉上一泡，就赶紧把脚片子塞到刚刚拉下来的牛粪里取暖。
我的心猛然颤抖了一下，听着他长叹一声，继续说，1948年那年我在马江富家里拉了一年长工。1949年8月份，国民党的队伍从曼斯过去了——红军把国民党马鸿逵的八十一师部队从南追到东沙沟一带，当时这些部队大约有一个团。他们从东沙沟开过来，进入曼斯，他们一来，团部就设在马江富家里，其余的部队都驻扎在曼斯村子。当时正是上午，下了点雨。我和马江富的大儿子德尔在北山上拔粮食，听见枪声，就爬到麦子的码码上看，便看见部队一片黄，从东沙沟的赵家沟里开过来了。
咋那么多的队伍下来了？德尔惊讶地说，这咋了？咋那么多的队伍？怎么到村子里了？咋不走了啊？
那天中午，我和德尔溜回庄子里想看个究竟。刚走进庄子，就见几个大兵屁股蛋子上挂的盒子炮；巷道里有背长枪巡逻的、站岗的。我和德尔要进他们家里去，站岗的大兵不让进去。
德尔解释说，我们就是这家里的人，放我们进去吧！
便有人进去传话，经马江富解释，一会儿就有大兵出来给门口站岗的说了一声，放我们进去了。德尔进去后，就去了自己的西房里休息去了。我被马江富支使给团部里的人，用两个大油桶挑水。几个大水缸挑满之后，就又叫我烧茶。我在一个大铁锅里倒上水，在锅里撒上砖块子茶叶，用硬木柴烧火。
马江富为了巴结人家，就宰了两只羊，叫做好给团部里的人吃。
饭吃完后，时间不长。突然，号吹响了，号响不久，一群屁股蛋子上挂盒子炮的——听说是连长、副连长们，团长要给他们召开紧急会议。排了三列队。田团长用河州话说，向右看齐，向前看，立正，稍息！
我和德尔几个娃娃在房门口观望。
田团长站在砖头台子上的高处训话：尕娃们，我们是军人呀，我们又不是土匪，你们把老百姓的毛驴都拉来了，我还把你们给带不住了。你们是军人啊，知道吗？田团长操一口正宗的河州口音——当时马鸿逵、马步芳等手下带兵的，大多是河州一带的人。
不料，队伍里有人的嘴里嘟哝了一句什么，大约是不服。
田团长掏出手枪，说，这个我还给带不住了，让我一枪打了算了！
我和德尔吓得浑身发抖。
马江富吓得面如土色，赶忙跑上前给拉住，劝说。因在吃饭的时候，马江富套近乎说他以前当过保长，还说曾在民团里当过连长，并且拿出自己穿军装时照的相片夸耀。此时，田团长见马江富解劝，就顺坡下驴，说，你们的面子有了，把你们的羊肉吃了、长长的白面饭吃了。那就饶了他的命，给我压倒打！
立即从队伍里面冲出来几个人来，上前将那个嘟囔的人按倒一顿棍棒。直打得哭大大叫妈妈。
队伍临走，田团长给马江富捎话，让给传给海原的田大队长，就说本家的田瓜子（接近于傻子的意思）已经当了团长了。还把两头在路上拣拾的毛驴送给了马江富。他说，这两头毛驴给你留下，我给你写个条子，你养着去吧！
一会儿，号响了，队伍集合从须弥山下出去走了。
那天晚上，天特别黑，能感觉到整个村庄的人都十分不安，看样子都在秘密地说着什么。马江富是曼斯一带的富汉，院墙修得在上面能拉架子车。我怎么也睡不着，就走出去爬上宽阔的墙头，站在上面看。这时候，听见墙下面路道上赶夜路的脚户，喊着说，红军来了，红军来了！
村庄里的人就像起了漫水一样往山上逃跑。
我刚也要跟上德尔几个跑掉。
可是，马江富喊住我，玛玛子、玛玛子，你不要跑，你留下咱爷两个招待、伺候队伍。
我心里有些不暖和：你把自己的儿子和家里人都打发逃了，却单单不让我逃。
我看着头戴礼帽，身着挂里子的青衣服，留着八字须，眉毛刀子一样吓人的马江富，哪里敢反抗，就哭着照马江富的吩咐，从面缸里挖了一案板白面。
我一面干活，一面哭泣——因为当时国民党的队伍传言说，红军是一群土匪，杀人放火，见了漂亮的妇人、女子就追上日，一日完就打死。所以，我的心里意见很大：你的儿子怕死，却把我留下，心为啥那么黑？
结果又是马鸿逵的另一股部队，依旧从沙沟那里开了下来，约一个团，走得很紧张。逃跑到山上的人，就都回来了。德尔和他大叫我们把大门上上，不要开。我们爬上墙头看队伍行走。只见队伍里喊着、传着番号。
突然，来了一把子部队打门，叫把门开开。
马江富先是使眼色不叫开。
可是，那些喊门的声音抬高了，还用木头杠子撞门，大门发出快要破裂的声音。
马江富只好去开了大门。
队伍一下子猛冲进来，径直冲进牲口圈，把前面田团长留下的两头毛驴赶跑了。
马江富像一条狗一样跟在后面，向人家讨要，一直追到下川里的羊圈拐子，不断地说，驴还给我吧，还给我吧。你们看，这是田团长给我的毛驴，你们看，这里还有他留下的条子呢！说着给那几个大兵递过条子去看。
那几个兵不看。其中一个兵娃娃，用土洋结合的话骂道，日你妈，这个狗日下的你来，你来，活得不耐烦了，我一枪打了算了。
一个兵说着，就拉响枪栓。
吓得马江富折过头来又往回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差点跑不回来了。
一路上，马江富看见到处都是拄棍棒的、骑驴的国民党队伍，慌慌张张地逃跑。
那天夜里，枪炮声从东大山那边传来，一直响个不停。
我睡了，可是被马江富家的德尔叫起来，见满院子的人，都是马江富家的。
我不理他们，独自跑上墙头听远处的枪炮声。
马江富对家门里的人说，你们听，这是和红军打着哩。接着，他喊我下来，叫到他的东面的大上房，给我给了些羊肉、鸡肉，叫我好好吃去。因为当时回民刚开了斋，家里好吃的东西很丰富。
我第一次吃肉，狼和狗都没有我吃得猛。
马江富见我吃得响，就笑着抚摸我的头，关切地说，好好吃，今年下来，我给你缝一身衣裳，希望你一直在我们家里给我们当娃娃，我其实把你就像我家的德尔一样心疼。
我只管吃东西，吃完东西，不管他，就爬上墙头听枪炮的声音。
鸡叫的时候，从下川里上来了几个脚户，唱着花儿：
紫红的犍牛套一对，要犁个荒草的山哩；
睡着的尕妹妹叫醒来，要说个心上的话哩。
白牡丹开在房檐上，红牡丹开在檩上；
我这一回去了看地方，再来了把你给引上。
玛玛子说，我听见另一个脚户接上前面的人唱的花儿，唱道：
白杨树高（者）顶不住天，山高（者）遮不住太阳；
尕妹妹好着再不能言，戥称上没你的分量。
玛玛子说，我听见他们像在赛着唱。
清水的河里拉骆驼，带走（者）喝一口水来；
我俩我尕妹炕沿上坐，转过来心疼个嘴来。
玛玛子说，其中有一个脚户，似乎不大好意思抬高声音，唱了一句：嫁汉的婊子叫驴日了，空名声背给我了！
旁边的脚户，大约是叫刚才那个人唱的荤花儿惹笑了，听着像在打趣人家。同时，几个人就放声浪笑起来。
马江富在墙头上喊着问过路的脚户，你们打哪里来？枪炮声咋那么响？你们听见了吗？
脚户答道，哎，红军快到三营里了（距离曼斯大约四十华里左右）。红军把国民党的队伍打了几炮，国民党的队伍就分不清谁是谁，互相打开了，把国民党的队伍给赶跑了。
跟前的一个脚户接口道，人家全国都解放了，你们还在井里活着哩！
第三个脚户拉长吼了一声：红军来了！
玛玛子说，我一直在墙头上看着，这时，天先是猛然一黑，随之就一点一点地变亮。最后，东大山那边的天上出现一丝血红，渐渐红彤彤一片。
他说，1949年8月底，庄子里人都说全国解放了。不久，解放军就真的来了，驻扎在曼斯不远的马莲滩滩子。我听说解放军常常去马莲滩滩子的伪镇长家盘问伪镇长。问他，你过去都干了些啥？你知道吗，现在是人民当家做主了，你们雇的一些农民给你们当奴隶、当牛做马，你们那样的日子不会再长久了。
他说，我还听人说，曼斯到处都建立了人民政府和共产党的各种机构，安插上了工作的人。
我问了一句河州人，是不是觉着好日子要来了？
他说，唉，当时不了解情况，倒是经常提心吊胆的。
他望了我一眼，继续说道，有一天，解放军来转着看，背的是七九杆子的小米步枪（他补充说，有湖北产的、德国产的）、冲锋枪、三把式长枪，还有手枪（他补充说，一律全是日本产的）。你说怪不怪，他说，庄子里的小娃娃以前没听谁给教着唱过歌子，可是有一群娃娃却远远跟在解放军的后面唱：三把枪，揭盖盖（他补充说，因为三把枪上有个盖子，子弹比七九枪的细一点），谁说解放军没太太。
他说，我刚从山上干活回来，看见解放军到马江富的家里转一圈，走了。第二次，我从山上回来，看见解放军在掌柜的家的大房里支着一张门板，门板上铺下个毛毡。他们躺着歇息一阵，就又出去到处转。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干啥哩。有时节，他们五六个人，有时节七八个、四五个。
有一次，一个小个子当官模样的解放军和善地问我：娃娃，你是干啥的？
我说，我们是给人家掌柜的做活的。那人就走了。有几次，解放军来掌柜的家，我们做下的饭，给端着去，人家动也没动。
解放军走了后，掌柜的就叫我到他的房里问我，那些人在你跟前问的啥？
我说，问我是干啥的？是不是这家的人？
你咋说的？
我说我是做活的。
我这样给掌柜的说的时候，隐隐有些不祥和害怕。
掌柜的想了想，说道，你这个娃娃人好、做活计很实受，比我们自己的娃娃还好！今年冬天，我给你好好缝一身棉衣，吃的你和我们一起吃。掌柜的顿顿嘴唇说，说实话，我把你不当外人，当我们的娃娃一样看待。
我点点头。但是心里想，这我咋这么下贱、给人拉长工咋这么下贱。你看我给你说，河州人说，掌柜的家中里里外外的活计都要我干，特别是掌柜的家的儿媳妇没好声气地喊我，去，给我的炕洞里放把火，把炕烧上！他说，我的心里就觉得咋那么下贱！
玛玛子停下不说了。
我也沉默着。
过了一阵，他又说开了。他说，不知道谁给掌柜的挑唆了啥话，传到我的耳朵里，说我给共产党通风报信，讲掌柜的的坏话。要叫掌柜的把我收拾了去。我吓得不知道怎么办。夜里睡觉的时候，把门用一根挑水的扁担顶了顶、顶了顶，生怕半夜里掌柜的带人破门而入，把我的小命来要了。我害怕得很，我那时候还没长大嘛，胆子还不稳、还小嘛。真的，一到夜里，我的心就提到嗓子里，提悬悬了。其实，你知道，我这个人最讨厌背后告状，所以我从没说掌柜的坏话。你想想，说坏话迟早就暴露了，没有几十年不漏的瓦房，总有一天叫人家晓得，咋见人家呢？毕竟吃了人家的嘛。他擦了嘴角的白沫子，继续说，我觉得人要讲良心、良心要紧！
我接上河州人的话说，这一点我也赞成，不要想着害人是对的。
但是，我还是害怕，就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悄悄溜出房，爬上墙头，把个长长的梯子放下墙去，爬下去跑了。
你咋不从门里跑？墙上逃跑太费事了嘛。我疑惑地说。
你知道个屁爪子，掌柜的家的大门又厚实、又笨重，一拉，就发出咯吱吱的响声，把人惊动了，不但跑不脱，弄不好就出了事情。
噢！我点点头，问，你跑到哪里去了？
我跑啊跑，跑到接近赵家沟山上的一个山洞里。天快亮了，我就在山洞里藏着不敢出来。说来也真的可怜得很，在洞里差点叫毒蛇咬死了，因为我逃跑的时候光着脚丫子，在山洞踩在毒蛇身上，叫毒蛇正好就咬在脚上了。日他娘，把人疼死了。我知道是叫毒蛇咬了，因为小时候，我听我大讲过，被毒蛇咬了，你一定要把毒蛇追上抓住，把毒蛇咬一口，你就死不了了。我大说，这是因为人食万物，什么辣子、蒜等等的，见啥吃啥，牙齿上的毒气比毒蛇还毒，你把它追上抓住咬了的话，它就死了，你就能活了。这叫以毒攻毒。我就记着我大的话，不敢多想，就把破烂衣裳脱下来追赶那条浑身乌黑的毒蛇。那毒蛇身子却不特别长，就是特别粗，一跑到青草上速度就快得很。但是，它再快，我的步子大，加上我要顾我的命，就拼命价追赶，就追上了。刚要接近它，它竟然跳起来，两只眼睛让人的心里发寒呢。我的脚开始刀子割一样疼。我再也不考虑啥了，毒蛇刚从空中落到地上，我就扑上去，拿衣裳一把压住。我一狠心，就隔着衣裳一口一口地用牙齿咬毒蛇的身子，我感觉给咬破了，血肉模糊。但是，那狗日的身子依旧胡乱扭动。我一边咬，一边把嘴里吐干净了。
玛玛子说，毒蛇叫我咬死了。
他说，可是我的脚迅速肿起来了，变成了黑青色的。我豁出来了，用一把不知道名字的绿草拧了个绳子，把脚的上面扎住。接着，又找了一块薄薄的石头片子，把脚上发黑的地方刺了几下子刺破，把里面的血挤出来，还用嘴吸毒——那时候，我是个娃娃，身子也软和，嘴能够得上脚丫子，搁到现在老了就不行了。我还用那流淌汁液的不知名字的绿草擦洗，过了几天，慢慢地竟然好了。说白了，还是我命大不该死。
在山洞那些天，你咋生活着呢？我问他。
我白天偷偷溜出洞，看看没有人，就在洞门口一带寻着挖辣辣根、红根子。玛玛子添上说，红根子味道有点甜滋滋的。
我对玛玛子说，你这个人命大！
命大个啥？我这是苦命！他说，我给你讲，我活下来，就是为受罪呢。我给你讲，那个掌柜的其实也不怎么坏，他把我找了又找，找着了，知道我每天吃的辣辣根、吃红根子，差一点饿死了，老汉就哭了说，玛玛子啊，玛玛子，你这个狗日的娃娃，咋做这活计呢？你把人要害死吗？我把你狗日的没亏下吧？你要是饿死了，叫我给你先人咋交代呢？叫大家说去，是我把你狗日的害死的！走，赶紧走回！
掌柜的把我领上往回走，走着走着，我虚弱得走不动了，德尔就把我背上回家。我在他家休养的那几天，掌柜的一家人密密地商量着什么，似乎是在安排收拾、转移家里的值钱东西，什么布匹啦、白圆啦，等等。听掌柜的说共产党要共产和抢他家的东西呢，说给穷鬼们要分他家的东西。所以，掌柜的一家人提心吊胆的，手里捏着一把汗。掌柜的大约害怕我在共产党那里检举揭发他，说他的坏话，就把一些东西给有些穷人散了，嘴里祈求祷告不休。不久，我的身体就好了。听说我在山洞里那段时间，解放军还打问我呢，把掌柜的叫去问了几次。我身体恢复之后，掌柜的怕再出现差错，也就没心要我了，我也不想干了，就算了工钱走了。
玛玛子说到此，缓了口气。
你离开马江富家又去了哪里？
玛玛子长叹一声道，1950年，我回到了我原来招亲的穆家，给他家放牛、耕地，干了一年。那时节，我冬夏都穿一件山羊皮裹肚子（皮面袄）——都是人惜可怜送的——上面密密麻麻地锁了虱子和虮子，手伸进去往下一捋，虱子和虮子就纷纷翻疙瘩一样滚落到地上，它们惊惶失措，在阳光下四处奔跑。我一顿脚后跟蛋子，全研磨死了，发出叭叭的响声。我心里说，我能有多少血，连我都不放过！有时候，我身上被虱子咬得浑身发痒，受不了，我就停下耕地的牛，背靠到田地的埂子上，过来过去抗。我在我丈人家经常吃不饱。
你当时见你媳妇了没有？我觉得玛玛子一直像回避这些话题，就好奇地问。
见了，一脸麻子，又瘦又碎，经常偷着看我。我看见她蹑手蹑脚地爬在树上看我，我就讨厌。加上，我一天肚子饿得慌，还成天想我大想得很么，所以见了她我就躲。
玛玛子说，不说她了吧！
我笑着点点头，让他说别的。
他说，到1951年秋天，穆家让我到曼斯的何文山家做帮工。何文山一家在曼斯庄子里属于二三流的富人家庭，比较开明进步。何文山是何家掌柜的的大儿子，乳名叫油布子，被共产党叫到海原县上学习土地改革去了。油布子的弟弟叫何文海，是个没心眼的娃娃，成天傻乐和，大家都说他是个半脑子（傻子）。其实他不是半脑子，就是老实而已。何文海有一次和妈妈到海原县城看了油布子回来，喜气洋洋的，跑来对我说，我妈妈还以为我大哥又被抓兵的抓去当兵去了，去的时候一路上哭得死去活来，去了才知道又是扭秧歌，又是锣鼓喧天唱歌子。
你给我们唱一个咱们听一下唦。玛玛子摇着何文海的膀子，央告说。
何文海拗不过，就唱起来，唱的是：1951年，是咱们胜利年，全中国的老百姓把身翻，调了过，哧不楞噔咣，唱起歌儿，哩格啷格哩，锣鼓喧天，和往年不一般……何文海身穿蓝裤子、青色的上衣，嘴比较大，双眼皮、大眼睛，腿子特别长。他多少会写几个字，后来成了土改积极分子。我和何文海经常形影不离。一清早，我们就去耕地、干农活，有时节在山上的田地里唱一唱歌子。我们玩得比较开心。那也算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吧！1952年，我大他终于来看我了。我那时候已经在我大跟前哭不出来了，我就躲开他哭。我大对我说，他这些年没命干活，靠给人割苞谷、打零工，在火石寨的王家嘴头的山上买了十五亩土地。
我大说，娃娃，咱们终于有了土地了！
我大一下子拉住我的手，眼泪静静地一股子一股子流着。玛玛子说，他也忍不住流下泪水，他说他当时只是说不清为啥那么伤心。
走，我大说，走娃娃，咱们到王家嘴头过活走！玛玛子说，我对我大点着头。第二天，我们去另一个村庄的一个远亲戚家里寻我妹妹一起走，去了才知道妹妹已经得病完了。我和我大又美美哭了一场。我们返回到曼斯，就给穆家把情况说了，我丈人也同意我大把我领走——夜里我大还担心人家不同意呢。但是，我丈人当时因为刚刚生得了一个男孩子，就取消了当初让我给他们家顶门立户的打算，答应等我大把我领到王家嘴头安顿好了，再和我媳妇成亲。向曼斯的一些熟人道了别，我大就带上我起身了。上路之后，感觉咋那么伤心。不一样的是，我大以前背上我走路，这次我终于自己能走路了。我们翻山越岭，走呀走，走了很远很远，就到王家嘴头了。玛玛子说，那山大得还了得！到了之后，我和我大两个住在王家嘴头山上的沟沟里的一个我大挖的土窑窑里。
玛玛子说，在那里住下后，每天早上公鸡刚打鸣，我和我大两个就爬起来到板石窑一带的大山上打柴，打上柴之后背回家，第二天又早早起来担到六十华里远的穆家营集市上去卖。后来我大忍饥挨饿，狠了狠劲又买了十亩地。就这样一天一天勉强够吃，经常只能吃个莜麦面、洋芋疙瘩。
玛玛子说，都是山地，比较薄。有时候，我和我大两个做上一罗锅，我大吃了，我没有了；我吃了，我大又没有了，我大就挨着。一到黑了，我们两个人盖着一个破烂皮袄，就这样维持生活，有时候连生活都维持不住。
第二年，玛玛子说，我丈人捎话要让我结婚了。
我和我大两个一听人家催了，我大说时间太紧张了。但他说，娃娃你结婚了，大的一杈子心就放下了，责任就尽到了。
于是，我们父子两个就抢时间挖窑洞。我大说，你结婚了，大给你们两个一定要挖一个好窑洞。
我和我大鸡叫起来就开始挖窑洞。挖了一孔，由于土质不好，挖到半途，突然塌方了。那次，差点把我们两个都打到窑里了。我和我大在我们住的那个窑洞的附近又选了一个地方，又开始挖。挖进去之后，到处是风化石，镢头挖下去，和石头碰撞在一起，溅起好高的火星，把人的虎口都震得发麻了。我和我大两个一边挖，一边把挖下的石头和土用背篼、筐子或背或提倒到窑洞前面，垫了一条道路。
挖了一孔窑洞之后。我大说，再挖两个，一个当作灶房，另一个圈牲口干个啥的。
我和我大就继续干，有时候月亮如果亮的话，就在月亮地里干。有一天，我就看见我大突然吐出一口血。玛玛子说，那一刻我第一次看见我大那么瘦、那么小，他老人家因为我挣得吐血。我就对我大伤心地说，大，咱们不挖了、不挖了，挖那么多窑洞干啥呢？能凑合着住就行了。
他老人家瞪了我一眼，什么话也没说，却继续干。
最后，玛玛子说，他老人家临完的时候说，娃娃，大这一辈子没有本事，给你啥都没挣下，把我娃娃亏欠下了，大要走了，大给你啥都没有留下，就只给你留下了两个土窑窑！
玛玛子似乎再也难过得说不成了，嗓子哽咽着。
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玛玛子才擦干了眼泪，继续说，不久，我用一头毛驴把那个小时候经常偷着看我的女孩子驮来了。我们结婚之后，似乎一点也不投缘。有些迷信的人就说，是你们两个人见得早了的缘故。我们两个经常骂架，一个说，我日你妈，另一个就接上反驳，我日你妈！玛玛子说，我问她，你拿什么日呢？人家立即就说，你去日，你去日你妈！就这样我们凑合着过日子。后来，我奶奶打问到我，在我们的窑里看了我们一回，发现我们两口子不合，经常骂架，她就心上过意不去，加上我大不在了，她心上更加难过，就费心跑到一个老人那里写了些辟邪的东西，偷偷缝在我们两个的衣裳里。我觉得似乎好了一点。玛玛子说，后来生了一个男孩子。但是，他说，我们还是没办法过下去了，就离婚了。她走了，娃娃留在我跟前，我就跟当年我大背我一样背着我的娃娃为生活奔波。
那一年，恰好是初级社过渡高级社，我大给我们买的那点土地，也被打乱分了。玛玛子说，那一年大约是1952年的春天。
1994年6月写于西海固
2006年7月2日修订于银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