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成家之后，父母很少来杭州了。父亲要打理田地里的事，母亲则养了一大批家畜，俩人整天忙得脱不开身。父母没空来杭州，只得我回老家去。而我每次来回，总带着一只罐。那是一只糖果罐，透明的塑料制成的，外观呈现八棱形状，直径和高均在一尺许。
这只糖果罐，是母亲从大姐店里要来，专门用来装鸡蛋的。母亲在我结婚后，特地养了一群母鸡，大概有七八只吧。母亲养这些母鸡，是用来生鸡蛋的。而生下来的鸡蛋，全部供给我的小家庭。她认为城里卖的那些蛋，都是饲料喂的鸡鸭生的，没有什么营养可言。
土生土养的笨鸡蛋，不要说在城市里了，就是在农村也极为稀缺。那些有产妇的家庭，听说我家养了一群母鸡，纷至沓来前往购买，但母亲总以“我养的鸡生的蛋，是给我孙子吃的。”婉拒那些慕名而来的购买者，使他们无不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当然，偶尔也有那么一二个人，他们是我老家的邻居，缠着我母亲好说歹说的，母亲实在磨不开情面了，只得勉强答应下来，但数量不会超过十只。事后，她总会不无惋惜地对我说：“就是那个，说了半天，只好卖给了她几只，要不还会多一些。”
儿子卢聪出生后，我比以前忙了不少，不再频繁地回老家。每次回去那么一趟，母亲已积了不少鸡蛋。于是，如何在那只糖果罐里，装上尽可能多的鸡蛋，成了母亲最为头痛的事情。母亲也曾建议装上两罐，但我每次要拿的实在太多，她只得放弃了那个念头。
两罐拿不下，只能装一罐。母亲就在一罐里下功夫。每次我返杭州之前，她就早早烧好午饭，蹲在杂物间里装鸡蛋。她一只只小心放进去，一层又一层地叠上来，叠到已经叠不下了，发现跟罐口还有距离，便二话不说把放好的蛋，重新取出来再叠过，要么将蛋由横放改为竖放，要么由竖放改为横放，甚至于竖横交错叠放。反正都要蛋层离罐口，间隙小得实在不能再小，她才会满意地站起身。
好几次，我跟父亲饭都吃好了，她竟然还在装鸡蛋。有一次，我跟父亲实在看不过去了，对母亲的做法提出了异议。结果就是那一次，母亲发脾气了，冲着我们嚷：“我还不想多装几只！这些鸡蛋不装进去，时间放长了，还怎么吃？”她压根儿没想到，自己和父亲也可以吃。
母亲舍不得吃鸡蛋，总要千方百计装进那只罐，让我拿到杭州给我们吃。但我每次从罐里取鸡蛋时，总免不了要搞破三四只。不是我出手重不小心，而是那些蛋挤得太实，你若不用一点劲儿，根本无法取出来。然而，我从未告诉过母亲。我怕母亲听了，以为不领她的情，徒使她伤心。
妻子是城里长大的，饮食习惯跟我不同。开始的时候，凡挤破的鸡蛋，她都随手扔掉，就连蛋黄散的，也作为废蛋处理。我劝说过好几回，她都充耳不闻。终于，有一年春节，我们回老家过完年，在临返杭州的中午，她目睹了母亲装蛋的过程。这以后，她不再轻易扔掉一只蛋，除非破得只剩下蛋壳的。
在我没有结婚时，父母曾多次说过，等你以后结婚了，在杭州买了房，我们也不住农村了，一起到杭州去，一家人住在一起。可等我买了房结了婚，特地为他们备好房间后，他们却动摇了起初的念想，依然留在了农村老家，为了儿子一家生活得更好，继续忙碌和辛苦着。
他们奉献给我们的，不光光是笨鸡蛋，还有土鸡土鸭，蔬菜大米，鱼肉水果……所有的农产品。他们偶尔来趟杭州，总是肩挑手提的，恨不得把老家的一切，都搬来给我们享用。而当我们咀嚼着那些土产时，他们的脸上漾着欢快的笑容，似乎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
然而，每当那个时刻，我的内心总是满怀愧疚，并会油然想起那只鸡蛋罐。我觉得自己对于父母，好像那只鸡蛋罐带回老家时，里面总是空空如也；而父母对于我，则像它刚被我从老家带出来时，里面装得满满实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