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潮水愈来愈高,而且意外地帮了我。我一跛一跛地蹒跚走过阳光炙烤下的沙滩,朝着那道木板突堤接近,而且必须经过一片海水。
海水淹到脚踝时,那种突来的冰冷抚慰了我脚上和心中的疼痛。我站在那里好一会儿,让海水冷却我身上的热度,也让水中的盐分刺痛并清洗我的伤口。
于是我脑子清醒了些,来到突堤码头,抓住栏杆走向库马利等待的地方。她已经把那艘小艇掉了头停好,引擎正在空转中。我没告诉她——我们其实什么都没谈过——但她的旅程就到此为止了。我要独自出航,而且我知道前方的路非常艰险,尤其以我现在的状况,但我急着要上路。
此时我听到了枪声。
我们转身,看着死亡剧场,我忽然明白自己之前忽略了什么了,我的余生将会不断回想起这个错误。我是故意的吗?
当然,我离开那片废墟时已经筋疲力尽,几乎没办法走路,还得赶紧打电话去华盛顿。而且我当然已经做了各种预防措施,把所有枪的子弹都卸下,也把弹匣都拿走。但这一切都是在我有意识的状态下进行的。而在更深入的潜意识中,我是否知道还有另一把枪?就是我那把装满子弹的贝瑞塔,之前在瓦砾堆旁被那两个阿尔巴尼亚人拿走,扔在我敲烂的手机旁边?我是不是故意忘了这把枪,留给撒拉森用在自己身上——如果真是我故意的,为什么?
但显然地,他没有忘记,我一听到枪声的那一刻,就知道他做了什么:他双手铐在背后,在那条走道上踉跄或爬行,来到那把枪旁边坐下。他双手设法绕到臀部底下,拿起那把枪,把枪夹在大腿间,低下头,脸凑到枪管上,几乎是放进嘴里,然后扣下扳机。他大概也知道那首老歌:
当你受伤,被扔在阿富汗的平原上,
还有一些女人跑来,把你砍得遍体鳞伤,
赶快凑向你的步枪,轰烂你的脑袋,
拿出你的军人样,去见你的上苍。
库马利也跟我同一时间明白了那个枪声的含义,开始要朝废墟跑去。我抓住她,但我太虚弱了,轻易就被她甩开。最后让她暂时停下脚步的,是我急切的口气。
“听我说!”我喊道,“等他们来的时候,就说你什么都不知道。说你最后救了我的命,说你射杀了那个人。告诉他们说你放了我,说你背叛了你哥哥。随便你怎么说!我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但是我不会留在这里。”
她看着我,很困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她问道,“你为什么要为一个陌生女人这么做?”
“我不是为了你!”我回答,“我是为了那个小男孩——他应该要有一个母亲。”
我抓住那艘游艇的船舱顶,拖着身子上船。库马利跑向隧道,但我知道没有希望了。这回他不会失手的。
45
我抓着船长椅,努力跟发烧和疼痛搏斗,慢慢将小船驶离突堤码头,进入开放水域。我转向南边,紧靠着海岸,全速前进。
风转向了,狠狠吹向潮水的反方向,船首划过高涨的海浪,激起一片片汹涌的水花,也使得老旧的引擎隆隆作响。这段旅程可能会害死我,但我逼自己抛开疼痛,用我没受伤的那边肩膀操纵舵轮,保持正确的方向。最后,我终于绕过一个岬角,进入一长段无风的海域,这才放心把舵轮固定住,让船自行往前。
我蹲下身子开始搜寻。在一个前舱橱柜里,我找到了一个旧背包,于是把SIG手枪和口袋里的弹药放进去。背包旁的一个航海袋中,我找到了一块厚厚的防水布裹尸袋,里面已经装了一些铅块。这事情没有逻辑,但我正处在很痛苦的状态,一点也不想跟自己的裹尸布一起航行,于是我打开窗子,把那块布扔出去,看着它漂浮了一会儿,沉入船尾的白色水花中。
在后方的一张座位下头,我找到了我要的东西:船上的急救箱。这个急救箱大概有二十年了,但从来没有打开过,里面的东西出奇地齐全。
我把急救箱拿回驾驶室,用棉花棒清洁我被敲烂的脚,然后用一把剪刀剪掉肩膀上子弹烧出的焦黑皮肉。我打开一瓶过期十八年的消毒药水,倒在伤口上。还是有效——混蛋,真有效——我痛得号叫起来,残存的意识还庆幸周围没有人会听到。
所以就这样,我伤口绑着发黄的绷带,散发着消毒水的气味,腋下撑着一根船桨权充的拐杖,在白昼的尾声中,往南航行了一长段距离,终于看到了自己正在寻找的那片海岸。一场风暴正在逐渐逼近,我旋转舵轮,穿过一片散乱的岩石,来到一个孤立的渔村。此时第一阵暴雨降下,突堤码头上一片空荡,于是我把船停在码头边时没有人看见。
我把船首朝外靠上突堤,引擎没关,然后把船缆系在一根柱子上。我又拿了另一根船桨卡住舵轮,接着把背包和那根临时的撑拐扔到突堤码头上。引擎转动着要把船带回大海,船缆被拉得很紧,我就利用缆绳当支撑,爬上了码头。然后我拿出在船上找到的一把刀,砍断了缆绳,看着船驶向那片散乱岩石间的黑暗中。即使船能通过那片岩石,周围的海岸也太崎岖了,我知道天亮之前,船就会撞上海岸而摔成碎片。
我把背包背到一边肩膀上,撑着那根拐杖往前走,看起来就像个从远方战争归来的战士。我走过两家窗帘紧闭的小餐馆,进入狭小的街巷,置身在这个我几乎已经完全遗忘的小村中。
46
那些脏乱的房子都窗帘紧闭,街灯稀少且相隔遥远。在暮色深浓时分,我沿着一条窄街而行,正当我担心自己转错弯时,看到了一个公共喷水池。
那个旧水桶还是绑在绳子上,周围环绕的花朵还是枯萎依旧。我几乎精疲力竭,跛行着走过喷水池,来到那栋小屋,黄铜名牌上的字母现在模糊得几乎难以辨认了。我用力敲门,过了仿佛几十年,门开了,我看到悉尼医生站在门口。满脸胡茬,当年松垮的短裤换成了一条磨旧的斜纹棉布长裤,上身穿了一件1992年德国啤酒节的旧T恤——除此之外,这几年他没什么改变。
尽管喝酒大概持续危害其他器官,但他的脑子和记忆力还是保持得非常好。他依稀认得我的脸,我看着他努力回忆,试图想起我的名字。“雅各布,对吧?”他说。
“很接近了。”我回答。
我看他注意到我绑了绷带的肩膀和脚,还有我破烂的衣服和疲倦的神色。“你气色很好,雅各布。”他不动声色地说。
我点点头。“你也是,医生。你打扮得很不错,跟往常一样。”
他大笑起来。“进来吧。我们可以继续彼此撒谎,同时让我看看能不能救回你那只脚。”
他带着我进屋,我忽然发现记忆真是奇妙:比起我扛着麦克那一夜所走过的同样路径,屋里的房间感觉上小了好多,距离也短了许多。到了厨房,悉尼医生把三盏灯放好位置,让我躺在厨房的料理台上,拆开绷带,看了一下我的脚。他用静脉注射给了我一份大剂量的抗生素,接着是剂量更大的止痛药。幸好,碰到药物的事情,细致可不是他的长处。
他判定,尽管伤口肿胀又瘀青,但我的肋骨和膝盖骨都没断。或许有裂伤,不过缺了X光机,也没办法确定。
“你想开车去米拉斯的医院吗?”他问。
他看到我脸上的表情,露出微笑。“我也这么想。”然后他告诉我,他会帮我上夹板,尽量把伤口包扎好。
然后他帮我做了局部麻醉,清理并缝合了我肩膀的枪伤,说我很幸运。
“我可不这么觉得。”我说。
“只要差个半英寸,你就不必去医院,连小诊所都不必去。直接就送到停尸间了。”
其他伤口都处理好之后,他把注意力转向我的脚。他当过小儿外科医生,有处理车祸伤员的丰富经验,所以当他告诉我那些瘀青和肿胀最后都会自行痊愈,我就相信他了。
“至于那些小骨头,没有扫描、X光和手术室,我能做的实在不多。”他微笑地说,“不过呢,一只稳定的手也还是可以派上点用场。”
他决定把那些骨头一个个调到最好的位置,然后固定好,用绷带包扎起来,希望所有骨头都能回到原有的位置。
“你得做很多复健运动,保持脚踝的活动力,同时防止小腿的肌肉萎缩。或许这样就能奏效。”
我点点头,于是他调整一下灯的角度,准备开始。“这会很痛。”
这一点他没说错。午夜12点过后的某个时间,他完成了工作,终于停了下来——中间我曾断续失去意识又醒来,我想他也怀疑我没法再承受更多了。他从腋下撑起我,把我扶下工作台,出了厨房,进入客厅,然后走向楼梯,打算送我到二楼一个没人住的客房。
走到一半,我听到客厅角落传来的声音,再度看到了那台老电视,刚好转到了CNN频道。此时正在播晚间新闻,美国华盛顿特派员报道说,从清晨开始,政府就努力动员,终于找到并查扣了一万剂感冒疫苗,因为这些疫苗意外遭到污染,可能含有致命的机油。
我不希望悉尼医生发现我对这件事有兴趣,便告诉他我得休息一下。然后自己扶着一张椅背,看着电视屏幕。
“总统在清晨6点的一场记者会中宣布这个警讯。”那个特派员说。
“同时,联邦调查局和全国各地警方都开始寻找并封存这批流感疫苗。这批疫苗是来自德国的卡尔斯鲁厄,由凯隆化学药厂所生产。
“总统十分嘉许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位人员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在清晨4点紧急致电白宫——”
“可以走了吗?”医生问,我点点头,让他帮着我爬上楼梯。对于华盛顿的说法我并不惊讶。有句话是谁说的?在战争中,第一个牺牲的就是真相。
我来到床边,放低身子躺下去。我的头落到枕头上,医生关了灯,我就逐渐失去意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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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天几夜,我一直发着高烧,医生几乎都守在我那个小房间里。后来他告诉我,他坐在我的床边,一杯接一杯喝着杰克·丹尼威士忌,同时听着我在一片奇怪的梦境中漫游。
他听到我说有个男人被绑在一块木板上,淹没在无尽的海洋中;一个父亲在炙热的太阳下被斩首;一个城市充斥着感染致命病毒而流血致死的人群;一个有唐氏综合征的小孩被悬吊着脖子。他微笑说,头脑真是个奇怪的东西——一个人在高烧侵袭和大量药物的影响之下,居然能设想出这些可怕的幻梦。
还好他不知道实情。
他担心那些恐怖的噩梦会更加恶化,又以为都是药物的负面影响造成的,于是决定减低药量。或许真的是因为药量调整的关系,也或许一切都是自然的发展,但我的高烧逐渐退去,梦魇般的回忆也减少了。当我最后终于能吃固体食物时,他决定冒险离开我,到村子里采购杂货和其他设备。我猜想他大概也是要去为他的威士忌补货。
他回来时很心烦,跟我说有一男一女来到村子里,宣称是开车旅游的观光客,跑到村里的两家小餐馆里貌似不经意地打听,问最近是不是有什么美国人经过这个村子。
我一直知道“低语死神”和他的手下会找到我,因为大家总是会议论,梯队系统会窃听,有人会去档案库找出多年前麦克殉职的记录。不过我不担心那对陌生人,我知道他们是奉派看我是否需要帮忙的,但是我并不打算见他们。我身心残破,但我已经完成自己的任务,没有人能再多要求什么。至于我怎么拖着病体度过这段日子,那就完全是我自己的事情了。
我完全不跟医生谈那对闯入者的事情,但我注意到天快黑的时候,他就愈来愈担心那对男女会找上门来。那一夜,我头一次缓缓下楼到厨房,发现他很会做菜。他正在为自己的拿手好菜——百里香和大蒜腌小羊肉——调味时,问我是不是还会唱那首《午夜逃亡》。
“你的意思是,我是不是还会想起麦克?”我回答,“次数多到我无法想象。”
“我也是,”他说,“那一夜真可怕。你一离开,我就听到有直升机飞过来。他们载走了他的尸体,对吧?”
“没错。”
“他葬在哪里?”他装出一副不经意的语气,但这个问题很奇怪,所以我知道他是刻意问的。
“阿灵顿。”我回答,那是国家公墓。
“他是军人?”
“是啊——他正巧参加了一场从来没宣战过的战争。”
医生放下他手上的香料,转过身子——他计划好要跟我正面对质了。“你也是吗,雅各布?你也是军人?”
“你担心吗,医生?”
“我当然担心!从你来的那一夜,我就开始担心了。那天你一睡着,我就打开你的背包。里头有一把SIG手枪,上头沾满了开火后的火药残余,还有多得可以提供给一个非洲小国的弹药。现在有两个人出现在村子里打听你,害我成天担心,不晓得枪战什么时候会开始。”
他是好人,又很尽心照顾我,他该得到一个诚实的回答。“没错,我也是军人。”
“是职业军人还是佣兵?”
我微笑。“是为了这个任务而特别征召的。”
“是中央情报局,还是更糟糕的?”
“我想是更好的吧,不过你的标准可能不一样。”
“那两个来村子里的人呢?”
“那是我们的人,只是来确认我是否平安的。”
“你确定?”
“他们不是杀手,医生。如果他们是的话,我们老早就死了。没什么好担心的,我跟你保证。”
看得出来他因此安心了,我也很高兴自己把话说开。几天后,才刚天黑,就有人来敲门。我有点担心——敲门的声音很响,前头的栅门完全没先发出咿呀声,而且是在这个时间。
我朝医生点了个头,示意他去应门,然后自己跛着腿尽快进入老旧的卧室,窗上有个窄缝可以很清楚看到前门。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站在那儿,穿得像个观光客,不过他太强壮、太肌肉发达了,那身衣服实在瞒不过任何仔细多看一眼的人。
医生打开门,那个观光客说,他想跟几天前来到这里的那名男子讲话。医生说唯一来过的只有他弟弟,是来探望他的,而且两天前已经回澳大利亚了。
那个探员只是点点头。我猜想他被吩咐要沉着应变。“好吧,如果你弟弟又回来,”他说,“你刚好又发现他是美国人,肩膀上有颗子弹,那么就麻烦把这个交给他,好吗?”
他递过来一个封起的包裹,然后走掉了。几分钟后,我们站在厨房里,医生看着我打开那个包裹,里头有几封信。第一个信封上凸印着美国总统的徽记,他不禁睁大双眼。
让他更惊讶的是,我没理会那封信,而是去看其他的。我认得手写的那封,是“低语死神”写的,于是摆到总统那封旁边。
剩下来还有两封。一封是用纽约市警局的信封装着,上头有布瑞德利的单位名称;另一封是奇怪的手写笔迹,寄到了椭圆办公室,上头写着“请交给一位有时使用裘得·盖瑞特之名的人”,我知道那是谁写的。
我拿起这两封信,跛着腿走出厨房,上楼回我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