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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天夜里，我躺在旅馆房间好几个小时都没睡，思索着如果有了机会，我该怎么审讯扎卡里亚·纳苏里。
我判定，自己唯一的机会就是连珠炮似地持续问一大堆问题，绝对不给他机会猜测哪些问题我知道答案、哪些我不知道。我得把知道和不知道的混合得不露痕迹，让他完全不敢冒险撒谎，而且我必须问得很快，让他没有时间思考或犹豫。
几个小时前，我就知道这个办法很困难了，而现在身体和脑子都饱受伤害之下，我更没把握自己能够进行。只要犯一个错，只要被他成功骗了一次，一切努力就全都白费了。
“如果你撒谎，有一个问题答得不对，”我告诉他，“我就会射杀你，然后把手机挂掉。你也知道，博德鲁姆那个人已经接到指示，知道该怎么对付你儿子了。我讲得够清楚了吗？”
我没等他回答。“帕特罗·尼可莱德是谁找来的？”我说，很担心自己受伤的喉咙发不出声音。
第一个问题就让他猝不及防。没人提起过那个老希腊人的名字，我看得出撒拉森很惊讶我怎么会知道。他已经开始防备了。
“我妹妹。”他回答，想表现得好像无动于衷。
“她十二岁的时候，拿过一个作文比赛冠军，是什么样的作文？”
“英文——英文写作能力。”他一定心想，他们去哪里问出来的，谁会晓得这种细节？他母亲——？
“你被炮弹碎片击中脊椎时，是在哪个医院治疗的？”
“加沙医院。”
我的问题范围遍及全世界，在几十年间跳来跳去——
“你妹妹会水肺潜水吗？”
“我父亲教过她——在她小时候。”这大概是正确答案——他们的父亲曾服务于红海海洋生物学研究局。
“你击落过几架雌鹿武装直升机？”
我检查一下手机的麦克风，很希望布瑞德利在记录——以我的状况，我不确定自己能记得这些答案。
撒拉森很震惊——现在问题跳到阿富汗了。“三架，有些人说四架。”他回答。从他脸上看得出，他在想我到底是何方神圣。
“在跟苏联的战役结束后，你去哪里买到死亡证明的？”
“在圭达，巴基斯坦的圭达。”
“跟谁买的？”
“我怎么知道？！那是在市集里。”
“谁给你新身份的？”我直盯着他的眼睛。
“阿布都·穆罕默德·可汗。”他回答的声音稍稍轻了一点，我猜想是因为他出卖了这个人。很好。
“大声一点，”我说，“你小时候在吉达那个家的地址。”
“你知道的——你都看过照片了。”
“我还去过，那照片就是我拍的。”我回答，“你在阿富汗作战时，基地在哪里？”
“兴都库什山，一个小村名叫——”
我又开口，声音压过他，让他以为我已经晓得答案了。我发问速度一直很快，毫不松懈。“你新身份的国籍是哪一国？”
“黎巴嫩。”
我得到第一个真正想知道的答案了：他的国籍。有了这个，必要时我们就可以追查他。范围逐渐缩小了。
在博德鲁姆的那栋房子里，布瑞德利手机紧贴着耳朵——设法要听清一切，面前的工作台上摊着一堆纸，同时拼命写着字，因为我问的速度太快了。
他后来说，当时听着我的声音，他几乎确定我随时都会暴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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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舀了一掌水泼在脸上，只求能让自己撑下去、能舒缓疼痛，减低似乎已经开始的发烧状况。“谁是扎伊尔德·宾·阿布都拉·宾·马布鲁克·比希？”我问道。
“国家行刑官。”撒拉森回答。
“哪个国家？”
“沙特阿拉伯。”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他暂停一下，于是我明白这么多年后，那个伤痛还是记忆犹新。
“他杀了我父亲。”
“快一点！”我警告他，“你的生日是哪一天？”
他才刚开口讲了一点，我就又问了下一个问题。“你是什么血型？”
他才讲了一半，我就又问了下一个问题。我得让他一直忙不过来——
“Amphiprionocellaris的俗名是什么？”
“小丑鱼。”
“你是在哪里拿到医学学位的？”
“贝鲁特大学。”
“学费谁付的？”
“奖学金——美国国务院的。”我没反应，不过——没错，很合理。
“你小时候在巴林，到了哪个清真寺？”
我记不得名字，但撒拉森的回答听起来正确。“这清真寺属于哪个团体？”我又问。
“兄弟会。”
“你工作的最后一所医院叫什么名字？”
“艾尔米纳区医院。”
这是第二个我真正想知道的：医院里会有雇用记录，也会显示他拿到黎巴嫩护照后所使用的名字。
“院长是谁？哪一年开始？哪一月？”
撒拉森别无选择，只能回答——我丢问题的速度快得毫不留情，但自己也付出了庞大的代价。我所剩不多精力消耗得很快，而且现在我确定后脑的疼痛是发烧的症状——我想有个伤口的感染已经开始影响我全身。快一点，我告诉自己。快一点。
“你儿子的母亲叫什么名字？”
“阿米娜。”
“姓艾巴迪？”
“对。”他回答，对我的所知很震惊。
“她还用过其他几个名字？”
“四个。”
“告诉我阿克萨烈士旅和你儿子那家孤儿院的关系。”
“孤儿院是他们出资成立的。”
“你的妻子是怎么死的？”
“一颗以色列的导弹。”老天，他的声音好悲痛。
“尼可莱德那个死在圣托里尼的儿子叫什么名字？”
“什么？”他反问，困惑又绝望，“又回到希腊人了？！”
他不晓得下一个问题会是什么，这给了我力量。我明白，自己漫长旅程的每个细节都算数，每一条线我现在都用上了。就这一次，我终于可以补上漏掉的每一个针脚。没有一件事是白费工夫。全部都算数。
“那个儿子的名字？”我再问一遍。
他试图回忆，或许甚至不确定自己听过。“我不……我不……”他慌了起来。“克里斯多福，”他说，但他不确定。“不，不——”
“克里斯托。”我说，让他过关。
“你到博德鲁姆的前一天在哪里？”
“德国。”
我想这是实话——一定是个附近的国家。
“你在那里待了多久？”
“两个月。”
“你参加的清真寺在哪条街上？”
“威廉街。”
“哪个城市？”
“卡尔斯鲁厄。”
“你在兴都库什山杀掉的那三个外国人叫什么名字？”
“我不……我不记得了——”
“名就好！他们彼此间怎么称呼的？”
“珍妮卡——”
我没等他讲完。我自己也不记得那些名字。“你利用一个网络留言板跟你妹妹联系吗？”
“对。”
“谁是小丑鱼？”
“我的昵称。”
“你在兴都库什山的时候，你儿子生了什么病？”
他瞪着我——见鬼了，我怎么会知道他儿子生病了？
“感……”
绝望之际，他想撒谎，测试我，但我盯着他，他又觉得最好不要。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太慢了。不准再这样。卡尔斯鲁厄最大的饭店叫什么名字？”
“德意志国王。”他说。
“你在那边工作过吗？”
“那个饭店？”
“卡尔斯鲁厄！”
“是的。”
“哪里？”
“凯隆。”
这个名字对我毫无意义，我甚至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听错。“全名。”
“是个美国公司，那是——”
“全名！”
撒拉森满头大汗，大概正在设法回想公司前门的招牌，但是脑袋一片空白。我拿起电话要跟班说话——就好像我要威胁那个男孩似的。他想到了——
“凯隆制药有限公司。”
“你小时候去的那个清真寺叫什么名字。”
我其实不在乎——我看到撒拉森放松了，只是下巴周围肌肉略微松弛，于是我知道卡尔斯鲁厄和那家制药公司是热区里最烫手的信息。
“你在艾尔米纳工作时的地址？”
撒拉森几乎跟不上我的速度，但他还是告诉了我。他没讲完，我就又发问——“给我三个名字，让我能确认这个地址。”
他讲了，但我其实也不在乎艾尔米纳，虽然我猜那里就是他合成病毒的地方。
“你在凯隆是做什么工作？”我又回到我真正想问的地方——热区。我从他的脸看得出他对这个范围并不热衷。
“运输职员。”
“上司的名字？”
“赛达——”
“你值哪个班？”
“大夜班。”
“凯隆的主要业务是什么？”
“制药。”
“哪一类药？”
“疫苗。”
我赌了。大概是我毕生最大的豪赌，但一个医生去药厂的运输部门上大夜班，可不会毫无目的。
“那些病毒是什么时候离开卡尔斯鲁厄的？”
他稍微暂停一下，我把电话拿到耳边，准备要引爆了。他瞪着我又等了一下。
“昨天。”他轻声说。
我觉得秘密的巨大石塔轰然倒塌，一阵解脱感好强烈，让我一时之间忘了疼痛。我现在知道了：在过去二十四个小时，一批被天花病毒污染的疫苗已经离开了德国一家叫凯隆制药的公司。
这些病毒已经运到美国了，或者快到了，我最急迫的想法是：多大？这个攻击的规模是多少？
“有多少剂？”我说。
“一百……”
他话中有小小的音调转折，语尾稍微降低，好像试图摆脱什么，让我警觉起来。我的手机还贴在耳边，那把SIG枪在另一只手上，于是我用枪管指着他的脸——
“我只会再问你一次。多少？”
他似乎垮了。“一万剂。”他说。
我花了好大的自制力才没有反应。一万剂？！这个数字一定是实话，因为太惊人了，不可能是撒谎。那一刻，我把拼图的最后一块放进去了。以这个攻击的规模和现在这个季节，这批病毒只可能放在一个地方。我很确定我知道是哪里，也知道他的计划是什么。经过了感觉上好像是半辈子的时间，我终于没有任何问题了。
我靠着水槽，身上痛苦不堪，早就筋疲力尽，而且发烧愈来愈严重，汗水也开始流下脸颊。
我抬起目光，看到纳苏里还是瞪着我。他知道为什么审讯停止了，因为我已经查到自己需要的一切信息，也毁掉了他这么多年来辛苦工作、给予他生命意义与重量的唯一事物。他正要说什么，大概是要以上天之名诅咒我吧，但他没有机会。我们看到库马利奋力跑向我们。
“他们来了。”她喊道，踉跄着停下。
“一起？”我问，很快甩开疲倦，“有谁落在后头吗？”
“不，三个人一起。”
这给了我机会——如果他们分批回来，后头的人听到枪声就会警觉，而我们要对付的是拿冲锋枪的混蛋。如果出其不意，而且三个一起解决，会是最有胜算的。
我听到布瑞德利在电话那头大喊，显然担心出了什么事情，不明白为什么询问停止了。我赶紧举高电话。
“有麻烦，”我说，“你先别挂，三分钟——”
我把手机塞进口袋，开始伸展我发肿的手指，想判断我能不能扣扳机。有件事很确定——因为我的一只脚毁掉了，没办法站着，甚至蹲着都不行。所以我需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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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把贝瑞塔手枪飞过空中。是从我口袋里拿出来，赶紧丢给库马利的。她接住后看着我，很惊讶。
“要是我发生了什么事，”我说，“博德鲁姆的那个男人可不会接受任何借口。他会射杀那个保姆。所以你最好保住我的命。懂了吗？”
她正要点头，但她哥哥插嘴：“这种事不能交给她，她是女人。把枪给我。”
我不敢置信地瞪着他，但忍住了没多说——以他的背景和信仰，我早该料到他会有这样的反应。“不，”我说。
“你知道我以前杀过人，”他又继续争辩，“而且我的准头比较好。给我吧。”
“不，”我断然说，“我不信任你——而且，反正你要当诱饵。”
他想问——诱饵？但是我没时间解释了，只是转向库马利。“你杀过人吗？”
“从来没有。”她看起来好像也并不喜欢这个主意。
“那只要记住一件事——你不是在射杀别人，而是在救你侄子。”
我叫她赶紧到一堆落石后头，那里不但有掩护，也可以清楚看到那三个人。“你的目标是那个老头，”我说。“他会比较慢，而且他只有手枪。我会设法对付那两个拿冲锋枪的。
“我会坐着。诱饵会站着，假装他还在问我话。你一看到我侧身着地，就开火。
“瞄准尼可莱德的胸部，他倒下，还是继续开枪，知道吗？噪音总是有帮助的。”
我抓起那个光滑的冷冻柜钢盖，靠着一根倒下的柱子放好。然后自己放低身子，靠在水槽上，半背对着走近的敌人。
当他们看到我垮坐在那边，没有面向他们，就不会怀疑有什么不对劲，也不会看到我大腿上的SIG手枪。那块光滑的冷冻柜钢盖不是什么好镜子，不过还是管用：可以让我看清战场和三个敌人走过来的确切位置。
我听到库马利低声说：“他们来了！”
我把SIG手枪的保险打开，希望库马利在焦虑的状况下也能记得做同样的事情，撒拉森站在我旁边低头看着我，我们一起等待着。我呼吸沉重，目不转睛瞪着那块光滑的冷冻柜钢盖。
尼可莱德和另外两个人走近来时，我看到他们映在镜中的身影，逼自己等到狙击手所谓“最大杀敌距离”的那一刻。四秒钟……三秒钟……
太阳微微移动，一道直射的光柱穿透破烂的屋顶，照在冷冻柜盖子上，刺眼的亮光立刻吸引了那三个人的注意力。
尼可莱德不笨——他发现那个钢盖换了位置。他眯紧眼睛，看到我在观察他们，便大喊着警告那两个阿尔巴尼亚人，冲向旁边拔出枪。
我肩膀着地，开始翻身成射击姿势。库马利的贝瑞塔开枪了，但没射中任何东西，更别说那个冲刺的老希腊人了。
我在泥土地上翻滚，被打烂的脚和伤口痛得我大喊起来，然后我瞄准肌肉男。他正拿着冲锋枪扫射，打算把那个水槽和周围的一切轰烂，包括我。
没有武器的撒拉森飞跳起来，想爬到碎石堆后方寻找掩护。
我仰天躺着，手指放在扳机上，但是手指肿得太严重了，几乎什么感觉都没有。绝望之际，我朝肌肉男连开三枪，努力让三枪分散位置。正常状况下，我开的第一枪都至少会命中目标，但这回一点都不正常，于是前两枪都没射中。
第三枪射中他的腹股沟，并不致命，但因为距离太近，子弹的冲力把他往后撂倒。他的蝎式冲锋枪落地，双手抓着胯下残存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