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那男人走进我的视线，是那个行李员。他浑然不知有人在观察他，把一个信封从门底下推进来。
我等到他离开后，才放下手枪，拿起信封。我心跳加速，思绪在希望和坚忍之间摆荡着，打开信封，拿出里面那张纸。
我阅读了，感觉到心中那道焦虑之墙垮下，惊奇地摇摇头。
“那是什么？”班问。
“我真是蠢，”我回答，“根本不会有讯息让梯队系统听到。库马利不必去那个公用电话亭——她哥哥已经在这里了。”
“在博德鲁姆？你怎么知道？”
我指着那封信。“她说明天上午11点会来接我——她邀请我跟她儿子一起去野餐。”
“不，你错了。”班说，“如果那小男孩在场，什么事都不可能发生的。”
我大笑。“他不会在场的。”我说，“她会编个理由。不然她忽然找我去野餐，还能有什么理由？她根本受不了我。不，她哥哥就在这里。明天我就会见到他了。”
看到我这么确定，布瑞德利的怀疑消失了，我看到他脸上的表情——看得出来，他很担心自己接下来必须扮演的角色。老实说，我对自己的角色也并不期待。
我帮他开了门。“赶快打电话给‘低语死神’。只要告诉他：老哥，我们还活着。”
25
我来土耳其是为了担任探路人，但最后却要扮演诱饵。因此，我出发之前没有把自己的事务安排妥当，现在我发现，自己得赶紧处理一下。
一等布瑞德利离开我房间去打电话给“低语死神”，我就坐在小书桌前，拿出一张纸，尽管此时很晚了，但我还是开始写我的遗嘱。在正常状况下，我只有政府退休金、格蕾丝给我的年金，还有几张油画收藏，那就不必费这个事了。
但后来状况变得比较复杂。之前班和玛西破解了我的掩护身份，逼我离开巴黎时，我少数扔进随身行李袋内的东西，就是纽约一名处理比尔和格蕾丝后事的律师所寄来的两封信。
那位老律师名叫芬拔·汉若亨，父母是一文不名的爱尔兰移民，他非常正直，凭着一己之力为律师建立起难得的好名声。早在比尔娶格蕾丝之前，他就一直是比尔的律师，过去多年来，我也见过他几次。
我带着那两封信回到纽约，跟他约了时间。于是，在一个傍晚，我来到他气派的办公室里。他从办公桌后站起身，热诚地迎接我，带我来到角落的沙发，窗子的视野直通中央公园。然后他介绍两名在场的男子，其中一个我认出是前商务部长。芬拔说他们两人都是律师，不过都跟他们事务所无关。
“他们阅读过一些文件，我要求他们来这里，担任公正无私的观察员。他们的任务是确保我做的一切都照章行事，而且以后不会被误解或质疑。我希望这件事能处理得一丝不苟。”
感觉上好奇怪，但我姑且不多问，猜想芬拔自有盘算。“你在信里说，有一件关于比尔遗产的小事必须完成，”我说，“我们现在就在处理这件事吗？”
“是的，”他说，“不过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先解决。”他看着那两位具有仲裁人身份的男子，他们点点头，似乎是在说，我们就开始吧。
“有件事你可能不知道，”芬拔说，“不过比尔很关心你。不只关心，他还相信你在某些方面很特别——他认为你注定是会做些大事的。”
我咧嘴笑了。“是啊，格蕾丝的一个朋友也这么跟我说。显然，他后来糊涂了。”
芬拔微笑。“没有糊涂，才不是。但是他的确愈来愈担心你。尤其是你离开哈佛，搬到欧洲去住之后。坦白说，他根本不相信你在做艺术生意。”
这个消息并不让我惊讶——比尔不但聪明，而且直觉很准。我没回答，只是面无表情看着芬拔。
“比尔不晓得你是怎么赚钱的，”他继续说，“他很担心你会卷入非法或不道德的行业。”
他等着我响应，但我只是点点头，不发一语。
“他说有几回，他想跟你谈这方面的事情，但你都很不合作。”
我还是点点头而已。
“所以，斯科特，我现在要问你的是：你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现在没有，”我说，“我才刚回纽约，想看看有什么让我感兴趣的事情。”我现在其实是在寻找掩护、想逃离自己的过去，但我不认为跟他说这些是聪明之举。
“好，但是之前呢？”
我先停顿了一下才说：“我是帮政府工作。”
“唔，好像有半个国家的人都是在帮政府工作。不过我所谓‘工作’的定义很宽松。”老芬拔有一种讽刺的幽默感，“你到底在帮政府做什么事？”
“对不起，”我说，“照规定是不能说的。”我看到那两位仲裁人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他们显然不相信我的说法。
“照谁的规定？”芬拔问，没理会他们。我觉得好对不起他——他显然是很希望计划能行得通。
“照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
那位前任商务部长抬起双眉，显然忍不住了。“你在欧洲工作，但白宫不准你谈论自己的工作，是这样吗？”
“没错，部长先生。”
“那总该有个人——上司或什么的——可以让我们问一下，就算讲得很概括也可以。”芬拔说。
“我不认为有可能，”我说，“我大概已经说太多了。”何况，‘空降师’以前从没正式存在过，现在也已经消失了。
芬拔叹了口气。“比尔生前表达得很清楚，斯科特。除非我相信你的正派和诚实，否则我们不能往下进行了。你得帮帮我们——”
“没办法，我已经承诺过绝对不谈这份工作的。我签过了文件。”我想他们很惊讶我的口气那么冷酷又斩钉截铁。
“那么恐怕……”芬拔哀伤地看着另外两个人想确认，那两个人点点头，“恐怕我们的会面就到此为止了。”
我站起来，其他人也站起来。我很失望自己永远不会知道比尔的打算了，但是也没有办法。那位前商务部长伸出手要跟我握别，此时我忽然想到一件事。
“我有一封赞美信，或许帮得上忙。那是有关几年前我曾涉入的一个事件。”
“事件？什么样的事件？慈善活动还是什么的吗？”那位前部长问道。
“不是，”我回答，“信里的某些部分必须涂掉，但我想你们可以看。”
“是谁写的？”芬拔急切地问。
“总统写的。写在白宫信纸上。”
那三个人什么话都没说，芬拔一副下巴都掉到地上的模样。那位前部长是第一个回过神来的，还是心存怀疑。
“哪一位总统？”他问。
“你的老上司。”我冷冷地说。我不太喜欢这家伙。
“总之，打电话给他吧，”我继续说，“我很确定你有他的电话号码。请他准许你们看这封信。告诉他是有关一个年轻人和一桩发生在红场的可怕事件——我相信他会记得的。”
那位前部长没说话，芬拔接口了，“我们不该再谈下去了，”他说，“我想我们不小心碰触到有关国家安全的领域——”
“一点也没错。”我说。
芬拔看着其他两位律师，问那位前部长。“吉姆，如果你不介意——能不能稍后打这个电话，只是个形式？”
他点点头。
“那么，我们都同意了吗？”芬拔继续说，“我们都满意他的回答，可以继续下去吗？”
那两个人点点头，但从那位前部长看我的目光，我知道当初总统内阁开会讨论那位“蓝骑士”之死时，他也在场。他大概从来没想到，有一天会亲眼见到杀死他的人。
26
芬拔从一个嵌墙式的保险柜拿出一个档案，其他两位律师脱掉西装外套。从我们所在的高楼上，我望着外头的疾雨呼啸着扫过中央公园，朝我们扑来，还是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
“你也知道，比尔过世时，他庞大的财富是由一些信托代管，于是这些财产全都由格蕾丝继承。”芬拔解释，打开档案。
“不过，他生活中有很小但很特别的一部分，是完全跟其他财产隔绝开来，单独放在另一个组织中。这些东西是多年来累积的，而且老实说，格蕾丝从来都不感兴趣。
“比尔过世之前，就在我的协助下做了安排，要把这部分留给你。我想他是担心，要是格蕾丝活得比他久，她绝对不会在经济上帮你做任何安排。”他微笑，“比尔显然非常有智慧——我们都知道结果是怎么样，对吧？”
我也报以微笑。“她每年给我八万元啊。”
“那还是我坚持的，”他说，“我告诉她，如果她不表示一点意思，你大概会跟她打遗产官司，最后很可能会争到一大笔钱。”
“她听了一定很受不了。”
“那当然。比尔希望这些安排，在格蕾丝死后才能公开——我想他是担心她可能会跟你缠讼，最后让你付不起律师费而放弃。
“现在既然她已经过世，我们也确定你很正派，所以条件都符合了。”他从档案里拿出一包文件，“比尔的安排里头，第一部分是苏荷区的一处房产。你去过吗？”
“从来没听说过。”我回答。
“那是一栋老旧的茶叶仓库，铸铁正面，内部空间很大。有几个人说那里可以改装成很棒的住宅。我真搞不懂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说。”
芬拔是鳏夫，没有子女，他住在公园大道一栋有高档门房服务的战前合作公寓，里头有十四个房间，所以他认为改装的仓库只比大型垃圾箱好一点，我并不惊讶。
“比尔加强了门窗的气密性，增加了一套恒温、恒湿、防火功能的系统。这栋建筑物和里头的所有东西，是他要留给你的。”
他把那包文件和一沓其他文件交给两位仲裁人，他们开始签名作证。
“里头有什么东西？”我问。
芬拔微笑。“比尔是个非常有条理、极度理性的人，但他生活中有一个部分，是从来不会丢掉的——”
“艺术！”我插嘴，震惊又好奇。
“没错，”芬拔说，“你可能知道，那些默默无闻的艺术家，他很少不买下作品以表支持过，有时甚至还买下整个展览的作品。”
“有回他跟我说，”我说，“大部分人行善是捐钱给联合劝募协会，而他则是支持挨饿的艺术家。”
“那栋房子里的作品，就是这样来的——一年又一年，支票一张接一张开。但他的眼光好，斯科特，这点真的很了不起，而且他买的作品全都留着。”
“放在那栋茶叶仓库里？”
“所以他才要整修——当成杂物贮藏室。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贾斯培·琼斯（Jasper Johns）、罗伯特·劳森博格（Robert Rauschenberg）……名单长得说不完。这里是清单。”
他把一份打印稿推过来给我，我翻阅着——每一页都遍布着如今已经是家喻户晓的艺术家名字。
“那格蕾丝呢？比尔过世之后，她从来没问起过这些收藏？”
“就像我刚刚说过的，她没兴趣。我想他生前一定跟她说，这些收藏都卖掉了，而收入则交给了他的某个信托。”
他把另一沓厚厚的文件推过来。“当然了，这些作品我必须找保险公司投保，这表示每隔几年就要重新估价一次。这是最近一次的信息。”
我接过那份列表，看到每件作品后头的估价。最后一页是加总后的金额。我看着那个数字，发现我成了非常富有的人——也许不像卡梅隆那么有钱，但也有她财产的一半以上了。
眼前三个人看着我站起来，走到窗前。外头下着大雨，我无法分辨模糊视线的是雨水，还是我眼中的泪水。即使到了生命的尽头，比尔对自己的角色有所怀疑，但他还是设法照顾我。我还能要求更多吗？他是个了不起的人，而且再一度，我明白自己该对他好一点的。
我转身看着芬拔，他递给我所有数据——签了名、盖了章，交到我手上。
“恭喜，”他说，“你现在成为全世界当代艺术最佳收藏之一的主人了。”
27
我独自坐在博德鲁姆一条小街的平价旅馆内，写下我临终的遗嘱。遗嘱中必须决定一批宝贵画作的去处——这批收藏品，会是大部分美术馆馆长愿意舍命以求的。
整批收藏至今仍原封不动。虽然我已经在那个安静的茶叶仓库里度过许多时光——流连在一架架高耸的画作间，拉出那些数十年没人见过的杰作欣赏——但我从来没有卖掉任何一件。这些作品是比尔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对它们以及其中所代表的财富，我的感觉还不够真实，实在还没办法应付。
但是，很奇怪的是，现在我要在临死前处理这批收藏，却并不为难。我想，答案在我心底已经酝酿了好几个小时，甚至更久了。
我在遗嘱中写道，我希望让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挑选一百幅画作，条件是要放在常态展示区。我还交代，多年前我和比尔到斯特拉斯堡所取得的那沓罗森博格的早期素描，也要捐给现代艺术博物馆。然后我描述在纳茨维勒死亡集中营所看到的那张照片：一名农妇带着子女走向毒气室——这张照片多年来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同时请求博物馆去取得这张照片的复制品。
我在遗嘱里说，剩下的画作，以及储藏的仓库，就全部卖掉，收入捐赠给专门收容罗姆人（或一般通称吉普赛人）孤儿的“威廉·莫道克之家”。
接下来是最困难的一部分。在遗嘱的结尾，我说，在陈列那一百件画作的展览厅入口，我希望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做一个小展示，展示内容包括罗森博格的那批素描，死亡集中营的那张照片，以及这段致敬辞：“献给纽约人民，以纪念比尔……”
我呆坐不动了好久，然后放下笔。接下来我不确定还要说什么，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字句向比尔的回忆致敬。我想到多年前我们开车驶过佛日山脉的松树林，想起毒气室里潜伏的邪恶，我再度感觉到自己主动牵住他的手时，所感受到的他的力量，我看到他低下头望着我时双眼中的快乐，忽然间，我知道说什么对他意义最为重大了：“献给纽约人民，以纪念比尔·莫道克——他钟爱的儿子斯科特遗赠。”
最后我指定公园大道的律师芬拔·汉若亨，以及美国总统詹姆斯·鲍瑟哲·葛洛弗纳担任我的遗嘱执行人。我想，如果我要为我的国家而死，那么至少总统可以帮我做到这件事。
我打电话给楼下柜台，听到那个年轻的当班经理睡意蒙胧的声音，然后我请他来我的房间。我没让他看到文件的内容，只让他见证我签字，然后我把遗嘱装进信封里封好，在上头写了芬拔的地址。
我把这个信封又装进另一个信封，在上头写上班的名字，外加一小段话：“如果我死了，等你回到纽约时，请将里面这封信亲手送到。”
我把这封信塞进布瑞德利黑暗房间的门底下，回到我自己房间。我锁上门，脱掉鞋子，和衣躺在床上。在黑夜的静默中，一首老诗中的两句忽然浮现脑海，虽然诗名和作者我都不记得了：
我睡觉时，梦到人生一片美满，
我醒来时，发现人生尽是承担。
人生是承担。就像要去作战的军人，我想到自己即将面对的战斗。老实说，我并不指望成功或荣耀，只期盼自己能表现得高尚而勇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