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我搭乘一架全速飞行的私人喷气机，花了大约两小时从吉达飞到加沙走廊。这一小片凄惨的土地介于以色列和埃及之间，住了一百五十万名无国籍的阿拉伯人，还有至少二十个被美国国务院确认为恐怖组织的团体。
贝鲁特工作站已经安排了一架中央情报局的里尔喷气机，取代之前军火商那架庸俗的红色湾流喷气机。机内的装潢是三种深浅不同的米色，至少不会害我偏头痛。尽管这可能是优点，但缺点则是飞机上没有床。我只好坐着，而由于窗外只有一片无尽的油井，于是唯一陪伴我的，就是脑中的思绪。
我必须说，这些思绪真是糟糕的同伴。我不认为自己虚荣，但我的职业荣誉感的确很强。飞行在三万英尺的高空上，无处可以躲藏，尤其是不能回避事实。我和扎卡里亚·纳苏里正面对决过，而他击败了我。
或许我从来就没有机会——他太厉害、太聪明、领先太多了，根本不可能抓到他。这个人带着生石灰进入兴都库什山脉。让驮马背着生石灰走了五百里，走过的某些地方是世上最险恶的地带！他计划好每一步、每个细节。
一个有办法做出这种事的人，也一定预料到会有我这一行的人想要找到他。就像一个逃亡者走过刚落下的新雪，他一面走一面回头把足迹扫干净。他14年前就买了一份死亡证明，接着又弄到一本伪造的护照。就像我之前说过的，或许他领先太多了，根本就抓不到。
照我看来，我们一路所做的都没有错，重来一次也没有什么要改变的。在知道这个秘密的十个人中，有八个政府官员不光是守住了秘密，还以令人惊叹的速度行动。不是我自夸，另外两个人——“低语死神”和我——则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好手，还有全世界最强国家的所有资源和科技当靠山。我们是最顶尖的掠食者，而且就像所有掠食者一样，我们有与生俱来的出猎本能……
我停下来纠正自己——并不是每个顶尖掠食者都会出猎的。我可以想出至少一个不是。鲨鱼会出猎，但鳄鱼则是静静趴在芦苇丛里，等着猎物自投罗网。
那一刻，我明白我们错在哪里了——我们一直在追猎他，但其实我们该做的，是布置陷阱等他来。如果只是直线式跟在后面追，他领先太多了。但如果是用陷阱，他领先再多也没差。
我们还有时间吗？或许我们还有一张牌可打，还可以再掷一次骰子，手枪里还剩最后一轮子弹。无论如何，我们得把他引出阴影，逼他来到水池里。
我凝视窗外好久，感觉上好像看了一辈子，但是我没看到云或是油井。最后我相信，我们还有一丝机会。我的根据只有一个，那是多年前我在日内瓦一个银行家的办公室里学到的一课：爱并不软弱，爱很强大。
我解开安全带，挣扎着站了起来。之前我都没发现晴空乱流正在摇晃这架飞机，害飞机上下左右乱晃，但我没有时间担心了。我走向机舱前方，飞机忽然往下降，害我差点撞到机顶。我赶紧抓住一张椅背，然后半爬半冲地来到一个小房间，里头是中央情报局的保密电话。
我抓起听筒，打了个电话。
11
“低语死神”几乎立刻就接了起来，他的声音虽然比平常更轻，却沙哑得听起来像是强酸流过碎石地。太多的压力、太少的睡眠，又有太多的失望，实在是常人难以负荷的。
我告诉他我们试图追逐撒拉森所犯的错误，然后解释我想试的——没讲细节，只是个大概。幸好，他的经验太丰富了，不必仔细跟他解说。
我说我们暂时不能引渡库马利，还要说服总统延后他的全国演说。“我需要时间准备，大卫。”我说。
他干笑一声。“你想要的，我偏偏没有，”他说，我再度听到他声音里的苍老，“我们没办法延后，我二十分钟前跟他谈过——不可能的。”
我为自己的方法辩驳，不断恳求他。最后没有办法，我生气地告诉他最好听我的话，因为我是我们这一辈最棒的情报员，而且，操他的，我告诉他我们还有机会。他沉默片刻，我知道，刚刚这种露骨的自傲实在太不像我的个性，于是吓到他了。他叫我等一下。
于是我继续在乱流中横冲直撞——既是实际，也是比喻——等着他用另一线电话打给总统。几分钟之后，我听到他的脚步声走过他家书房里的木头地板。
“我刚刚跟葛洛弗纳谈过，”他说，“他不觉得行得通，他不相信——”
“耶稣啊！”我打断他，“你有跟他解释我们犯的错吗？”
“当然有，”“低语死神”简短地说，“我说我们像一帮杂牌军到处乱闯，但其实我们应该要像亡命之徒等着火车过来。这样讲够清楚了吧？”
“他还是不接受吗？”
“你没听我讲完。他说他对这个做法没信心——但他对你有信心。你有36小时。”
我松了口大气。又一个得救的机会，又一个赎罪的机会。“谢了。”我难为情地说。
“打电话给我们，不管是好是坏。如果状况开始恶化，他希望立刻知道。他已经准备好对全国演讲的稿子了。他说不要有错误的期待，不要让渴望压倒理性。要是结果是一堆屎，就不要想擦亮它。”
“好。”我回答。
“你有我的电话号码。我再给你另一个号码，以防万一出了状况。是葛洛弗纳的。”
尽管我的记忆力很好，但我不想冒险，于是我拿出手机，把号码输入，设定速拨代码是“911”。我还没设定完，“低语死神”就要开始进行了。
“好吧，我们有三十六小时，也有大致的计划。现在我们来讨论吧。第一步是什么？”
“一通电话，”我回答，“不能由我们自己打——必须搞得很逼真。我们在土耳其情报部门内部，最高层的线人是什么职位？”
由于土耳其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我知道中央情报局就像每个主要情报部门一样，一定花了很多年，在土耳其情报局内部经营了叛国的线人。
“低语死神”没吭声——我问的事情属于全国最高机密。
“大卫？”我催他。
“有个人我们可以用。”他不情愿地说。
“谁？”
“土耳其情报局有两个副局长，”他最后终于说，“其中一个从小是逛沃尔玛大卖场的，但是他比较喜欢名牌古驰，懂了吧？”
“简直了……副局长？”我说，非常震惊。尽管在“空降师”待了几年，我还是很惊讶间谍世界内部的背叛层级之高。“这件事情他不会喜欢做的。”我说。
“他非做不可——他怕我们会跟土耳其政府供出他来。或许现在土耳其还会吊死叛国者。细节是什么？”我听到他翻找出一支笔，打算要记下来。
我讲完之后，他把要点跟我回报一次。结果他不光是记录而已，还在记录的过程中改进、加强，再一度，我感谢上帝有一个这么棒的项目调度官。
“那现在怎么办？”他问，“打电话给他，叫他去做？”
“没错，要赶快，不然我们就没机会了。”
我挂断了电话，然后，趁“低语死神”去跟那个土耳其情报局副局长丢炸弹的同时，我用力敲了驾驶舱的门。然后听到里头那位前美国空军的驾驶员的声音从对讲机传来。
“什么事？”
“改变计划。放弃加沙，我们要去博德鲁姆。”
门打开来。“博德鲁姆在哪里？”
我吼着告诉他答案，同时转身走向那个电话间。我还有另一通紧急电话要打。
12
手机响起时，布瑞德利正在下东城的一家酒吧。不是那种时髦人士群集、有tapas小菜和“品尝菜单”的地方，而是墙壁被香烟熏黄、供应的酒烈得你脚趾都要卷曲起来的那种。这是旧日纽约的最后遗迹，换句话说，就是警察爱的酒吧。
班是去参加一个老警察的退休欢送会，由于那个警察的人缘太好，那家酒吧又太拥挤，因而他唯一能逃离人群和噪音的地方，就是店外的街上。于是，当他被征召加入间谍世界的第一线时，正拿着一瓶长颈啤酒站在细雨中。
“你在哪里？”他问。
“在一架中央情报局的飞机上，正经过约旦上空。”我说。眼前没有必要隐瞒，我就是要他震惊，要他听到召唤。
“一等你挂掉电话，”我说，“就打电话给你之前一直帮忙传话过去的那个人。他的名字是大卫·麦金利，是国家情报总监。”
我听到布瑞德利猛吸一口气。“什么，我还以为——”
“别管你怎么以为了。这件事很重大，跟大卫说我急需要一个帮手。他会派直升机去接你到机场，然后让你搭公务专机。”
“我要去哪里？”他问。
“博德鲁姆。麦金利会安排相关文件——你是纽约市警局的警探，要来调查英格丽·柯尔的谋杀案。”
“谁是英格丽·柯尔？”
“就是你们在东城旅店发现的那个死者。”
“你怎么——”
“稍后再谈。”我说，一边感谢上天安排卡梅隆和那位冒牌英格丽：她们所犯的罪，让我有名义来到土耳其，而且至少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我会去机场接你，”我说，“还有，务必带着你的佩枪。”
在六英里的高空上，飞机转向博德鲁姆，气流终于减弱了。要是一切都按照计划，我想布瑞德利应该用不到那把枪。不过事情从来就不会完全按照计划来的。
13
我跟“低语死神”讲完电话二十分钟后，尽管那个土耳其情报局的副局长非常抗拒，但他还是打了那个电话。打给蕾拉·库马利。
当然，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对话，但一段时间后，我看到了通话译成英文的文字稿。即使这份稿子缺乏所有的语气和情绪，也还是看得出那个副局长是这一行的高手。他请一个助理先打电话给库马利，约了时间请库马利打给他。她拿到的电话号码是土耳其情报局的总机，于是转接了好几个助理，等到最后跟那位副局长通上话，她就很清楚，对方是非常有权势的人。
副局长非常礼貌地说，有一件很机密的事情需要她的协助，是有关一名外国访客的。老天，当她明白他不是要调查她时，一定松了口大气。
“你对布洛迪·大卫·威尔森有多了解？”他问。
文字稿写着她顿了一下——库马利应该是很惊讶——但副局长鼓励她。
“讲印象就好，这不是要你作证。”他笑着说。老天，他真行。
他静静听着她叙述我，偶尔插句话，让她觉得他很关心这件事。
“谢谢你，非常好，”等她说完之后，他说，“你有没有想过，或许他不是联邦调查局的人？”他问，开始铺路。
“不……没有，”库马利说，但接着她想得更仔细，就犹豫起来了，“有件事情：他很聪明——我的意思是，工作上非常厉害。我还记得自己想过，是不是所有联邦调查局的探员都这么行。”
“没错，那就说得通了……他的确是非常优秀。”副局长莫名其妙地说，“那么，他在你面前打电话，是不是曾让你觉得讲话内容很可疑或很困惑的？”
“没有……不过他有个奇怪的习惯——我没注意到，但是我的秘书发现了。他打完电话时，总是把手机里的电池拿出来。”
“为什么他要把电池拿出来？”那位副局长问。
“我不晓得。”
“那么我告诉你吧。如果有人把手机放在口袋里，那我们就可以遥控把手机电源打开，不让他们知道。
“一旦电源打开，就可以启动手机内置的麦克风。窃听这部手机的人就可以听到房间里的所有一切。如果电池拿出来，那就不会被窃听了。”
“我都不晓得。”库马利回答。
“所以你没发现那个情报人员老是这么做？”
“情报人员？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按照“低语死神”的指示，那位副局长就是希望库马利问这个问题。他执行得完美无缺，的确是专家。
“你是宣誓过的执法人员，而且受到高度的评价。这件事一定要保密。”
“那当然。”
“我们在保加利亚的边境有摄影机，录下所有进出境的人车。我们也知道布洛迪·威尔森租的车牌号码。多亏我们使用的一种计算机软件，我们知道他去了保加利亚。你知道为什么吗？”
有关那个车牌号码的辨识系统是吹牛——这种软件当然存在，但土耳其根本没使用，差得远了。而库马利当然无从得知。
“不知道。”她说。
“我们两名在边境工作的人员查到他去了一个叫斯维伦城的小镇，买了一部便宜的手机、一张电话卡，打了一通电话。你听他提过那个小镇吗？”
“从来没听过。”
“因为这件事，我们就对威尔森探员非常感兴趣。原因我不能说，我们现在相信，那可能不是他的真正身份。我们认为他真正的名字是麦克·约翰·史毕兹。你对这个名字有任何印象吗？”
“完全没有。”库马利回答。
“史毕兹属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精英单位，”那位副局长继续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你认为他是个很厉害的探员。他们的职责是追捕恐怖分子。”
我可以想象，库马利顿时害怕起来，她坐在旧港口刷了石灰水的自家房子里，忽然震惊地想到自己录音剪辑过的那两通电话。
他们的职责是追捕恐怖分子。
她一定心想，中央情报局要来追捕谁？她？她哥哥？她知道他被通缉，但他到底把她拖进了什么样的状况里？
“我们相信，那个凶杀案调查只是个幌子，”那位副局长说，“他来到博德鲁姆另有任务。你知道他可能是要调查什么吗？”
“不知道，”她撒谎。那份文字稿记下她说得“强而有力”。
“总之，谢谢你，你帮了很大的忙。”那位副局长说，“眼前，我们还不打算做什么。我们会先监听史毕兹的电话，等着看状况。不过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是我的专线。如果你听说了什么，就立刻打电话给我，明白吗？”他说，然后把号码告诉库马利之后，便结束了通话。
“低语死神”和我打破了所有的规则：我们安排让目标知道这趟任务的真相。但这么一来，我们就布置了一个陷阱。库马利是警探，我赌上一切的目的，就是预料她的直觉会促使她去调查，她会想要知道更多，因为她很害怕。而我相信，她唯一会查的只有一个地方：我的旅馆房间。
她不会亲自去做，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她一定认识很多歹徒可以帮她动手。现在我的任务，就是要确定他们来查的时候，一切都准备好了。
